后望书-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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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库区几千名身强力壮，经审查“政治可靠”，年龄18至25岁的青年农民，经过动员组织，登记造册，纡家毁业，满怀希望，踏上了西行支边的路途。

多数农民从未远离过家门，离开过生养他们的土地，丹江边上的平畴沃土，也很少有水涝灾害。他们不明白家园怎么成了要淹没的库区，更不知道遥远的青海高原是什么模样，只知道这是国家建设的需要。多数人出门时只带了简单的几个包袱，以及菜籽、像去打临工似的一年两载就能回来。政府给支边移民青年每人发大衣一件、棉衣一套，被褥各一条——这就是关怀与补偿的全部！

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发生的村落和社群的迁移，如同历史上的大军远征。与数千青海支边青年农民同行的，还有34名教师、18名医生、14个护士，几百名农业技术员，此外还有理发员、铁匠、窑匠、泥水匠、石匠、竹匠、酿酒师、鞋匠、伙夫等等。——这无需怀疑，与水库移民一同西迁的还有几个农村剧社，130名演员，34个民间乐师伴奏。未来的新生活将多姿多彩，载歌载舞！

在村里集合，按排、连、营编制，一些后生和姑娘直到离开父母时才哭出声来。无需多带行李，只要带一两件锄头、铁锹等小农具，还有每人自带2斤干粮，路上吃就够了。青海那边有白面、蔬菜、鸡、肉等着，一切都准备好了，欢迎你们过去开发创业。青年移民们步行或乘拖拉机到县城，然后搭乘大卡车去火车站。

南阳专署与淅川县在许昌设接待站，当时许昌街头像过节一样热闹，挂上了许多红色标语。等各地移民都到齐后，分成三批上火车。每个移民专列2千多人，由闷罐车和硬坐车组成，其中简易客车供女性乘坐。多数在闷罐车里的人连火车到哪儿了都不清楚，只从门缝的光线变化中，知道是白天还是到了黑夜。移民专列自然没有餐车，除自带干粮外，在陕西潼关站和甘肃陇西站，支起大锅，设立了餐点，青年们可以下车吃饭喝碗热汤，活动一下手脚。专列走走停停，几天后抵达青海。

1959年4月初，高原上春寒料峭。来自河南淅川县的最早一批水库移民被安置在循化撒拉自治县。

循化在青海省东部，与甘肃的积石山、临夏毗邻，安置区在高山下的荒滩上。淅川县3100名移民与信阳汝南县2000人组成文都建设兵团。支边青年到达后，环顾四野，满是沙石，少见绿意，见如此荒凉之地，有的女孩子就落泪了。青年们把行李家具搬进了当地农民腾出简陋的土坯木板房，10几人一间，打好地铺，作为集体宿舍。以连为单位，200多个人一个食堂集体吃饭。食堂备有当地政府给准备的食物，共有面粉、土豆各250公斤，大米100公斤，甜菜两缸。新鲜劲过后，他们立即犯愁了，这些粮食仅够两三天吃的哇。

同年5月，第二批2000多水库移民到达青海。

这批移民先是被安置在龙羊峡附近的贵德县。新家还未收拾停当，荒地开出来，头茬庄稼刚有一点收成。9月天气转凉，秋草开始枯黄。这批开始安顿下的移民，又要再度搬迁，前往更加遥远的大山中的贵南军马场。

第三批水库移民2000多人，与上批移民差不多同时到达青海。他们在西宁换上卡车，直向柴达木盆地的南缘的昆仑山下开去。被安置在西宁与柴达木之间海拔最高的都兰县垦荒。

支边人员均按军事建制建立了农场。

几天后，粮食很快吃完了，食堂几近断炊，怎么办？

据《淅川移民志》记载：“各级领导立即组织青年进行学习，教育青年要顾全大局，要靠决心和双手开荒种地，建设好保卫好边疆。”

学习、教育。顾全大局，在半饥饿中，移民们坚持出工，上山开荒劳动。靠的是年青的体力和生命。

山大沟深，土地不适合机耕。农具不足，牲畜缺少，开荒用锄头，耕种人拉犁、耧。毕竟高原缺氧、空气稀薄，劳累、劲使大了就喘不气来。但最要命的是粮食不够，即使喝稀的也难以维持。播下种子，风调雨顺，要几个月后才有收成。这三个安置地，海拔都在2800米至3600米之间，有些荒滩，海拔太高，只能种点青稞，根本不适合种麦子。

高原反应、劳累和疾病、缺粮和饥馑，像阴云一样，始终笼罩着，挥之不去。即使年轻强壮的体质，也抗不往断粮之苦和极度劳累。思乡，想家，移民们人心开始浮动。这三批移民，都有淅川县级干部领队。为了求得口粮和生活生产必需品，干部们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找当地政府反映实情要粮。当地政府也有难处，拿不出粮食，都已经按规定给了，你怎么能多要？双方争执起来。为移民奔走呼吁的干部，在假话盛行的年代，很容易受到打击。原任淅川县委委员、县检察院检察长、支边移民团“政委”的王海申，原淅川县城关乡党委副书记、一营营长侯富润，因此立即受到政治处分——这起错案，直到1965年才给予平反摘帽。少了当家人的河南移民们，人心更加不稳。

青海省有关方面认为，移民思乡和队伍不稳的原因，是他们的家庭、亲属不曾迁来。

1960年2月，青海省组织“慰问团”到淅川。慰问团还有另一个任务，即继续动员支边青年家属到青海，这次共动员了4709户、14334人去青海安家落户。他们认为，家整个搬来后，移民们就能安心扎根了。至此，淅川水库移民支边青海的总数达到了2。2万多人。这一批移民中有不少老人、妇女和孩子。

秋季，边地风起，百草枯黄，霜冻来得早。

在青海种粮，不了解当地气候环境，可能只差几天就没有收成。粮食减产，有的地方种下后颗粒无收。

连绵淫雨过后，朔风一阵紧似一阵，严寒的冬天就要来临了。恐慌很快火一样蔓延开来。

浮肿，发烧，不断有倒下不起的。移民中“正常死亡”——主要是染病和饿死的人数增多。支边人员开始背上行李出走逃亡，人数不断增多，干部挡都拦不住。成群结队，举家讨饭也要回到河南。雁行过处，青海淅川移民安置地出现了十室九空的情况。

据“1965年青海省对淅川县支边人员抚恤补助表”不完全统计，死亡、下落不明、致残人数达654人，其中在青海死亡的达到386人，下落不明的达98人。

但实际上，死亡等远不止此数，因为统计人数中不包括支边青年的家属。

《抚恤补助表》记载：死亡支边青年，抚恤标准每人为167元，致残补偿标准每人10余元——这就是一个年轻的鲜活生命的代价！

上世纪90年代，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从格尔木采访返回西宁途中，进入昆仑山，采访地质队，夜宿都兰县。由于海拔高，有些缺氧，在县城行走，呼吸粗急。在小招待所昏黄的灯光下，我写了篇记述女地质勘查队员的通讯《昆仑山拒绝眼泪》。女地质队员只有数名。而几十年前的河南水库移民有上万，且有好多人长眠于此，他们的眼泪呢？——用不着触景生情的联想。也许，我们都曾经错过，与长眠在这里的永远年青的生命。在雄浑大山深浓的背影里，在伟大时代的蓝色背影里。能活下去，活着，是多么的好哇。

其实不仅是丹江口水库。开大规模水库移民支边先河的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当年三门峡也有数十万人迁往宁夏等地。这些移民与丹江口水库移民相似，支边后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多数又返回到水库周边地区，无家无土，守望黄河。这造成了长达数十年的移民返迁问题。

三、水来了水来了——退不去的无情水！

丹江口工程的综合效益中，排在第一位是防洪。

淅川在历史上很少有洪水发生，原淅川老县城依水而建，得有航运商旅之便，河两边也多是肥沃的水浇地——否则，丹江小盆地缘何能成为楚文化的发祥之地？

对丹江两岸的百姓来说，灾难不是丹江的洪水。而是水库长期无规律的漫水和蓄水。

1960年，丹江水库动工两年以后，汉江与丹江受到施工影响，水流不畅。9月里，当地并无暴雨，上游也未发洪水。静静的丹江在不动声色中，水位突然暴涨，地里的庄稼来不及收割，水就哗哗地漫上来了，撵着人跑，成熟的庄稼一两天就完全浸泡在水里了，只露出了尖梢。水来了，水来了，水漫进了村子——这是从未见过的大水，人逃出去了，可房屋经不起浸泡，纷纷垮塌。

这次，李官桥、三官殿、下寺52个村庄，2237户农民受灾。淹没秋粮3。1万亩，房屋倒塌4050间，损失农具、衣被等5万余件，粮棉等物资10多万公斤。在那个年代里，即使是人祸，也没地方可说，对灾民来说，只有“抗灾自救”。那个寒冷的冬天，窝棚的檐下挂着条条冰凌，树皮野菜煮着钮扣般大小的洋芋。我不知道数千拖家带口灾民们是怎样熬过来的。——但这仅仅是磨难的开始。从此，丹江库区进入了十年九灾不断洗劫的轮回之中。

——1961年，即丹江大坝围堰壅水。决定库区海拔124米线以下的居民动迁——这批移民被称为老移民。共涉及4个公社，100多个村子，计26725人。（请说明数据出处）

决定来得很突然。对这批移民，水利和施工部门未作任何安排。

淅川县政府与邓县政府商量，把其中4000多人迁往邓县的孟楼、彭桥两地插队安置。其余两万多人均限期轰出家门，投亲靠友，自己找落脚的地方。——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次对农民彻底的“剥夺与窃掠”。

望不断上涨的水啊，望不到边的愁！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有的农民亲戚全在水库区村里，哪有可以投靠的地方？还来不及搬迁，地就淹了，水就进村了，漫进院子了，房屋被淹。为什么不能说，“以水赶人”，“库水猛于虎”？农民拖家带口，挑着锅、背着粮，赶着猪娃，只好先到地势高一点的坡地上，搭起个棚子。接着，便是绵绵不断的秋雨。地没了、家没了，粮也没了。忘情水，忘情水……

1962年，丹江口水库大坝因工程质量问题暂停。

水库修了一半，停了，不少库区边上灾民看看没动静。那么好的地不能撂荒，就返回原来的村镇。此时，已经一贫如洗，到处断墙残壁。他们在老宅院子里清理，搭起炉灶，支起棚子栖身，回到自家原先的田地上耕作。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官方阻拦，没有安民告示——这也是灾民的生产自救啊。

谁知刚刚安稳了一年。1963年5月，大雨倾盆。库区水位暴涨，返回库区的农民，又再次被淹，大家又赶忙逃了出来。

1963年12月，丹江口工程复工。

此时，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丹江水库工程规划。按照规划，水库建设以防洪为主，结合发电，即正常水位145米，移民高程147米。

大规模的移民开始了。

已经迟到了3年。我尽可能详细地抄录以下这些数据，为了不让世人忘却水库移民所作出的牺牲——

1水库移民的补偿，分楼房、瓦房、草房三类。

每一种又有若干档次。其具体标准是：瓦房每间一等125元，二等110元，三等95元；草房每间一等95元，二等85元，三等75元。以后多次进行了登记、调整，到1965年，按当时兑现的发款册，房屋属自己处理的，平均每人增补90～110元，已达到标准者不再解决。房屋归国家处理的平均每人140～155元，已领清者不再解决，不足部分补到规定标准。

（请说明数据来源）

——“发钱到户，自由选点”，听起来非常民主。这些政策规定也颇有些费解。其实非常简单，如果农民把房屋的瓦片、木料拆下扛走的，一间屋只有一百来元钱补偿，拆不走的多三四十元钱。后来，每间屋又增加了一百来元钱。过去是见穷怕，现在是见水怕。大路已经断绝，熟悉风景不再依旧。几经折腾，失地丧家的老移民，吃饭都成了问题，日子过得凄惶，盖得起房屋的很少。

四、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机密特急电令

出动军队安置水库移民，是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即使不是，也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吧！

动用军队，有更“战略”层面上的。20世纪60～70年代，与苏联关系紧张，特别是发生珍宝岛军事冲突后。位于东北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不安全。国家决定在鄂西的大山中建立第二汽车制造厂。丹江口电站关系到十堰的二汽的建设和电力供应。那是战备的需要，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尽管后来风云飘散，二汽主要生产基地已经陆续搬出山沟，迁往襄阳和武汉。那是后话。

丹江口水库建成后，受益主要在湖北省。因此，湖北省接收淅川县移民也较多，安置任务重。1965年4月和9月，鄂、豫两省代表分别在武昌和荆州两市召开丹江口水库淅川淹没区迁往湖北省移民安置联席会议。确定了“河南包迁，湖北包安”的原则精神。即从1966年春至1968年，用3年时间，分别在湖北的荆门、钟祥两县安置。

（请说明数据来源）

移民经费标准：荆门人均418元，其中建房费274元，集体生产费30元，搬运费66。65元，个人损失补助20元。行政管理费7。81元，预备费19。92元——即真正用于移民安置的只有300来元。钟详人均423。08元，也包括建房、搬运、行政管理等费用，个人损失补助也只有20元。当时会上就有人提出，荆门多种水稻，移民们自带的农具可能不适应。此外，还要修一些小型水利项目，和一些配套设施，定下来的补助标准偏低，要报水电部确定后执行。

但是，没等到提高标准的下文。

时不等人，只好根据两省商定的标准办，开始移民。荆门为安置移民建房为土坯墙，木料结构瓦顶；钟祥前后墙结构为芦苇夹壁，山墙为砖。——与多数移民工程一样，都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漏洞，有的人总是想方设法从移民们身上捞一些好处，偷工减料。钟详县建房2460间，上报每间造价409元。湖北省移民指挥部派人对所用物料及工日核算，每间造价仅为271。61元，虚报了138元！

选点时，两个省上来的干部只是走走看看，指指那一些地块，说这一片地是划给移民的，那又是给移民安置用，没有在具体的地块上栽桩标界。协议只是口头上的，没有形成文字。移民送到后，发现与原先说的全然不同。好地变成了差地。

屋倒更逢连夜雨，因突击建房，质量差、险房多，房屋潮湿。移民到达时，还有相当一部分房屋未建好，移民只得搭起临时窝棚栖身。

远迁湖北的第二批移民到达时，荆门县粮食歉收，第一批移民存在的纠纷又开始不断发生。因此，荆门县拒收丹江口水库移民。此时，正值“文化革命”风暴席卷，到处造反有理，地方政府瘫痪。移民闹事问题开始凸显。

国务院、中央军委以机密特急电文的形式，发出了（67）国密字101号电文，电令武汉军区负责，协调两省，尽快解决移民问题，以保证丹江口水利工程的蓄水。于是，武汉军区的孔庆德、韩东山两位副司令员，亲自主持，组成了以武汉军区为主的丹江口水库移民指挥部。军令如山，雷厉风行，调兵派车，用半军事的方式，强行完成了移民的搬迁。

丹江口水利枢纽大坝1967年7月开始拦洪，11月下闸蓄水，1968年10月第一台机组发电。1971年底，淅川县城全部沉入水底。1973年底全部建成。当时《人民日报》等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报道，称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政策跟不上形势，又是后话。

1972年5月8日。国务院在国发（72）34号文《关于提高丹江口水利枢纽蓄水位和移民问题》同意：蓄水位155米，移民水位157米，移民安置分别由湖北、河南两省负责。核定移民经费1870万元，其中河南省960万元（人均400元），湖北省910万元（人均350元），由各省包干解决。

造成水库移民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指导思想和方针，在于重工轻农，也在于工程建设一方。无视农民权益，不按程序，“先斩后奏”，片面突出夸大工程的某一点作用效益，很多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规划与立项中都存在这一现象。——也可以说，中国的当代工业化是在前无古人，毫无准备，“超英赶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起步的。

服从大局，舍小家顾大家，先生产后生活，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规划设计与建设、移民同步进行。

——尽管国务院尚未正式批复，为了“提高丹江口水库防洪能力和适应工业用电的需要”，从1969年起，有关部门已经计划把蓄水水位从147米提高到157米，并开始移民。别小看小小的10米高差，可淹没的良田，要增加数万亩。

1971年，移民规划尚未落实，水库就开始提高蓄水水位了，丹江口水库水位上升到了152米，4万2千多居民仓促迁出。这批移民大多数是按原大队建制就地后靠的。这就不能不留下许多问题。成为水电工程永久的伤痛。

丹江口电站开始发电了。

湖面上波光如镜。许多领导视察丹江口工程时，都要登上乘游艇，山色湖光，落霞归鸟，景致美呀！

移民们则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声音——现在，一些地方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群体性事件，移民为补偿问题上访不断。多数行为都是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益。以历史的眼光看，也是一种进步。

五、后靠——生存与生活空间的无情压缩

1969年春，淅川县152米～157米高程内的2万4千多人开始了搬迁。当时经历了青海支边大返回浪潮，又有外迁湖北两地的重重阻力和困难后，认为“远迁不如近迁，近迁不如就地后靠自安。”因此这些移民，都在县内，基本上是后靠安置。

实际上就地后靠的不止这两三万人。有些库区农民已经在10年间第2次，第3次搬迁了，也有的是从青海省九死一生逃回到老家的。他们像沙子一样，被密密地挤压在水库的周边地区。家越搬东西越少，也越来越穷。许多移民生活此后几十年陷于无望和无助之中。

走遍各篥河流，水库淹没区都是当地最好的土地。

原先河谷平原和川道，城镇密集，道路纵横，交通便利。水库建成后，库区周边村镇被水面阻隔，有的道路不通，有的出门见水，成了闭塞不便的地方，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非常不利。

一些村子虽然不在淹没区，但耕地减少了一半。加上就地后靠的，村子里的人口增加了，土地减少了。到镇上和新县城需要摆渡，或者多绕道几十里，生产生活环境严重恶化。移民有补偿，被后靠移民挤占了土地的要不要补偿？

丹江口水库建成已经几十年了，可淅川县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在这个贫困县中，生活最贫困的，仍然是水库周边的移民。在丹江口水库建成十多年后，由“长办规划处”组织编写的《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遗留问题调查报告》指出：库区移民原来都在丹（江）淅（川）平原，土地肥沃，生产条件较好。移迁前，人均口粮、现金收入都大大高于全县平均水平，而现在均减少了一半多，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移民处于处于贫困和极端贫困状态，难以维持温饱。（《淅川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2005年冬天，我来到老城镇附近的一个村子。

老城，顾名思义，就是原来老县城的一部分。丹江边的老县城已经完全没入了水底，但一部就近后靠的居民在一块地势稍高的地方形成了一个镇子，沿用了县城的旧名。

暮霭苍茫时分，我来到一个破败不堪的村子里，先看了一所移民子弟为主的小学，走访了七八家移民户。真的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移民们仍然居住在不能遮风避雨的低矮破屋里。我心里沉甸甸的，酸楚难禁。床、灶，坑坑洼洼的泥地，屋里挂着块塑料布，可以说家陡四壁。从屋顶的多处漏洞望去，可见灰蒙蒙的天。屋里所有家当加起来也值不了一百元钱。我曾在国务院扶贫办工作过一年，到大凉山、大巴山、云南贵州和南疆多处贫困地区农村调查，像丹江口水库移民这样赤贫的也并不多见。

村长大约喝了点酒，脸红红的，话多。他说，这个村现在人均只有几分地。主要种着水库边的那点滩地。那是在淹没线以下的。不种没法活，种了又不知什么时候水满上来，收割不及就一点收成没有。原来这里可是县城边最富裕的地方啊，全是好地，交通也便。现在我们就等着，不是要南水北调，把丹江口大坝加高吗？我们就等着再次移民，也不知往哪儿搬。听说这次移民补偿标准高，就盼着能把我们丹江就近后靠的老移民问题一次性给解决了。

在县城吃饭时，这个县的领导说，“有人说我们‘县城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今天你看到了吧。”举杯欲饮，惆怅无绪。

不需要再重复那些艰难的故事了。但愿阴影留在昨天，明天会更好。

三峡工程也是如此。按原来计划，百万移民主要是就近后靠。这个方案也描绘了种种美好的图景。如开垦梯田，种植效益好的果树和经济林，每斤桔子的价格与种粮相比，收益可大大增加。试点是一回事，而大规模的后靠移民又是另一回事。

三峡是一个河谷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