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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望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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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历来的印象中，位于北京西南一隅的宣武区是贫穷的，也是最没有文化积淀的一个区域。即所谓“东城富，西城贵、穷宣武、破崇文”。的确，宣武区没有皇宫王府，繁华的商业街也似乎少了些。
但这并不意味着宣武区就没有值得保存的文化。在清朝前期，统治者采取限制汉民的政策，规定汉民不得住入内城。这促成了位于外城的宣南成了各种文化汇聚交流之地。远的不说，仅明清两代，这里就曾经荟萃着大批重臣名士，修建了座座豪华私宅，如张居正、纪晓岚、顾炎武、龚自珍、孔尚任等名人的宅第。宣武区也是明清会馆的聚集之地，曾有400多所大大小小会馆。这些会馆虽不是官办的，但其作用大抵相当于现在各省区市县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接待各省进京的官员商贾和应试的举人。不少会馆曾住过历史名人，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明清时期的会馆相比，现在的各地驻北京办事处建筑，除了新疆驻京办，则几乎没有文化可言。
往事已经如烟，在那些穷街陋巷之中，有许多值得珍视的熠熠发光的瑰宝。
最著名的会馆是康有为住过的南海会馆。会馆原本分四路四进院。康有为住在北跨院中间的一个小院子里，由于屋子像船形，故称汗漫舫。院内有7棵树，所以又叫七树堂。馆内有一条廊子，两侧有玲珑山石，廊壁上嵌着苏东坡海棠诗的石刻。康有为就在这里起草了《上皇帝书》，开办了“粤学会”，创办了《中外纪闻》，发起了维新变法。谭嗣同的故居浏阳会馆位于菜市口大街西侧的北半截胡同。当年谭嗣同住在后院北套间，书屋取名“莽苍苍斋”，也是他和维新志士开会与被捕之处。现在北半截胡同马路拓宽，这里已被拆除了。粉房琉璃街，是个有许多小会馆的胡同。其中的115号，原是新会会馆。史料记载中梁启超曾在这里北房内结婚，这几间房子梁启超称之为“饮冰室”，他的作品也就称之为《饮冰室文集》，可以看出主人对这几间房屋和这一段生活的珍视。现在，这条胡同的东侧已经开始拆除了。
与谭嗣同故居所在的北半截胡同不远，南半截胡同里有绍兴会馆。鲁迅曾在院内的藤花馆和补树书屋居住。鲁迅先生就在这里写下《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名篇。如今这里早已被翻建房湮没，仅剩下了那棵大槐树。
经过文献考证和考古发掘，正式确认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即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为曹雪芹在北京的故居遗址，是国内唯一有档案可查、有地图可证、有遗迹可寻的曹氏故居，也在最近“拓宽”和兴建广安大街时被彻底拆毁了。
自然，城市文化的割裂并非自今日始。
这些会馆、宅院，几十年来产权几经变动，有许多成了几十户、上百户人家居住的大杂院。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原是座三进深、带东西跨院的宅院，后院还有一座二层小楼，院中有盘曲的古藤和百年古桐，这里也曾满园花明叶浓，沿阶草色映日，浸透着书香的风雅。现在，纪晓岚故居的大门早已无存，它的东院一度成了晋阳饭庄，是饮食男女们出入之处，山西猫耳朵之类面食和过油肉之类绝对正宗。也许是这几年来清代宫庭戏和戏说之类电视剧的兴盛，《四库全书》主编，才子纪晓岚几乎家喻户晓，他的旧居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街道拓宽之际，这座院落侥幸部分得以保存。
这些会馆和著名的宅院如何沦为平常居民房？如何会住进去几十户上百户居民？位于宣武区的黄岩会馆原有两处，都是不小的院落。两年前，我的家乡浙江黄岩地方政府，多次派人到北京，寻找“黄岩会馆”，想收回产权，修缮会馆，甚至愿意提供一些资金，帮助迁出会馆中的住户，可每次都无功而返。——而这些居民与原来的房屋毫不相干。沦落大杂院后，期盼旧屋改造和搬进新居，几乎成为他们一致的呼声。产权的变化经过十分简单，也非常复杂——一句活，大都没有任何合法的程序和手续。
早在1949年8月，《人民日报》就刊登文章，明确说明政府保护私房产。建国初，北京共有私房92万间，除了1951年没收的8。2万间敌逆房产外，其余都给房主分颁发了新的房地产所有权证，以取代解放前的房地契。解放以后，当时同乡会之类团体不再存在。黄岩会馆的房产托付给当时北京大学教务长周炳琳看管，产权就登在他的名下。老先生去世后，这些会馆就下落不明了。几十年来，产权不知怎么，有的成了住户名下的私房，有的成了房管部门的“公房”。连黄岩政府派人查阅原始资料都非常困难——没有人愿意提供方便。不久，其中一处黄岩会馆就在旧城改造中“蒸发”了。
一些历史建筑如何沦落为不堪的大杂院，沦落为一处处危房，如今又成为开发商、当权者眼中觊觎之物？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往往在户主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的土地已被“规划”了。其用途多数绝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土地上盖大楼去赚更多的钱；这些人挥舞着“旧城改造”的旗帜，提出让人无法接受的价格让人搬走，一旦原来的主人不同意，立即“强制”执行。
中国并不缺少相关的法律。而是缺少实施法律的公正的环境，缺少对破坏者的监督，缺少维护居民最基本权利的意识—许多破坏和拆迁的实质，就是对原住民、对私有财产的无偿侵占。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竟相拆除庙宇、牌楼、会所、城墙与城门楼，以至戏台、祠堂等等，除了一些确有需要外，实际上已经打上了“政治化”的色彩，这些老建筑是的封建时代和资产阶级的东西，拆就是“破”，就是革命的象征。而这种破的狂热，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一被演变成为“打砸抢”。
图片2－02，图片2－03，图片2－04
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改善交通，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和条件，这几乎是各地政府在旧城改造中大拆大建的一致说词。——改造与完全拆毁重建是两个概念。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旧城历史文化街区完全推平重建，与改造“危改”毫无共同之处。
北京已经不是原先的北京了，大片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拆除，仅在一些也被分割，被高楼大厦所淹没，被大楼巨大的阴影所笼罩。
古都文化和历史的断代标志正在不断遭到被坏，被岁月湮没。北京的历史进一步向明清故宫退缩。这就是北京旧城改造的代价？
没有胡同的北京，还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吗？
四、城市的大门：老火车站与新建筑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往深圳的考察团和成千上万的游人，不可忽略的景点就是徽缩景观“中国之窗”和“世界之窗”。
建于1989年的“世界之窗”，聚集了世界各国的著名建筑和环境。当时，人们出国还不那么容易，“世界之窗”使国人感到不用出国就可以“走遍天下”，领略西方建筑的风采，一时游人摩肩接踵。中国的建筑师，规划师的信心又发生了动摇，竞相追求时尚。“世界之窗”也成为来势迅猛的国内建筑仿欧之风的肇始。
当代，在中国的城市里，概念不清、断章取义、形式混乱、粗制滥造的“罗马花园”、“欧陆风情”、“巴黎别墅”、“日尔曼家居”不断出炉。
其实，中国近代城市建筑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已有100多年。19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随着近代交通线路和港口的修建，我国城市的格局也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广州、上海、天津、青岛、哈尔滨等新兴城市受欧洲文化的影响较大，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特点的建筑，巴洛克和哥特式建筑，还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建筑和日耳曼建筑、俄罗斯建筑等等，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这些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中外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上海城市的突出特点就是中西交融。广州中西合璧的城市建筑风格，以西关骑楼和沙面租界建筑群为代表，既保留了岭南的传统风格，同时又吸收了欧洲的风格。
可有谁想过，各地在大建仿欧建筑的同时，真正的经典的欧洲文化建筑，却不断在我国遭到无情的毁坏。
北京规划展览馆位于北京前三门大街南侧。周边的建筑，包括巍峨的前门和正阳门箭楼，与展览馆毗邻的，则是北京有着欧洲建筑风格的前门火车站，以及前门和大栅栏老街。
前门街区，留下岁月变迁的沧桑和特征。
100多年前，欧洲建筑师们踏上东方古老国度的土地时，还是小心翼翼的，对东方的建筑充满敬畏之情。而他们也倾其才能和心血，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得以留存。
前门火车站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京奉铁路从马家堡经永定门修到了北京的东侧，同年建成了“京奉铁路正阳门东火车站”。
前门火车站与古城箭楼相望，是典型的欧式风格，由英国铁路工程师设计。我们可以从这些建筑上读出“历史年轮”和演变的规律，倾听砖石讲述的故事。令人惊异的是，这座与中国传统城楼近在咫尺的欧式建筑，竟与周边的环境十分和谐，共存在一座城市、一个街区中。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从前门火车站高度处理与钟楼的设计等，都可以看出英国建筑师的匠心独运，和对中国经典建筑的敬畏之心——前门火车站的整体高度比前门和正阳门城楼要低得多。这几幢建筑，组成了历史延续和时代演绎的生动范例。此后半个多世纪，这座北京最大的火车站，成了流驻时光、延续感情的地方，是许多重大事件和动人故事不变的背景。
此外，前门火车站还与东交民巷那些风格各异的西式楼房，组成了别致的建筑群落。
1958年，当时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新北京站建成，前门不再有汽笛与火车的疾驶。前门火车站成了北京铁路职工俱乐部，近年，又改成了百货和小商品的商场。岁月的淘洗是最无情的。近年，前门火车站进行了修复，恢复了原有的风格。不少有识之士呼呼，建议把具有经典欧洲风格的前门火车站改成博物馆——这可以看出百年老建筑的文化价值和生命力。
五、失败的规划与规划的失败
不会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科学态度、生活状态和知识水准决定一个人的视野，其最能体现的便是城市规划。
2005年初，北京新建成了一座展览馆，即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侧的北京规划展览馆。这座展馆由一整座商厦改建而成，非常现代和气派，玻璃幕墙闪闪发光。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夫人劳拉访华时，专门安排总统夫人去参观北京规划展览馆。
报纸和外电，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次走访：“美国第一夫人劳拉，走在北京的古老与现代之间。”
美国第一夫人参观了北京区县规划、城市模型、奥运场馆规划等展厅。虽然记者用了“兴致勃勃”等词汇，但她更感兴趣的，显然是北京城市的变迁和古迹。如木结构的北京故宫全景模型，高10米、宽9米的《北京旧城》巨幅青铜浮雕等。
北京是当代中国规划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
英国《观察家》发表德扬·苏吉奇在参观规划馆后说：“规划展览馆的主要绘制图设在顶楼。这里奥林匹克游泳池大小的空间展示着北京将展露的容颜。绘图详细得令人叹为观止，但同时会让你明白，未来将消失无踪的不仅仅楼下青铜浮雕显示的那座城市，还有后来毛泽东打造的那个新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幸存下来，但其他一切似乎都不会‘幸免于难’”。
毫无疑问，即使是北京这样一个引以自豪的规划，国内外仍然评价不一，赞美与肯定的并不多。
夏天，我来到了北京规划设计展览馆。上楼，入座，步入影视厅，戴上眼镜看立体宽银幕电影。主人先让我们看两个影片。一是介绍老北京历史的《不朽的城》。另一个则是介绍2008年“新奥运新北京”规划的影片。音响和视觉的效果具有冲击力。两部片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前者纪录了从燕京、金中都、元大都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城规划和建设。北京具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50多年的建都史。时光飞逝，高大的城墙、辉煌的殿宇，画栋雕梁、园林幽胜。还有静静的街道和胡同、古朴的院落、高高低低的屋顶……真是气象万千，大气磅礴，或典逸雄放，或深沉纯净。城的不朽，在于千回万转，血脉生生不息，吸引了无数惊诧的眼神，令人赞叹。古城神奇的气质和血脉，源流、造化和伟力，天地倾斜之中又兀然独立，光芒四射。观毕，天地之势自心中缓缓升腾。
主人的好心安排，实在不敢恭维。犹如大餐过后，给你端上一堆盒饭。介绍新北京规划的片子中，展现的画面凌乱、繁杂，如同潮水涌来时激起的浪花和泡沫。有的甚至可以用的拙劣来形容。几乎完全是大小方块“积木”的堆砌，和万花筒般旋转——这是在任何一部星球大战之类动漫影片都可以见到的景象，凌空盛开的不是鲜花而是立交桥。高楼如林，车流如蚁。眼花缭乱，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连清醒和宁静的瞬间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两部片子是否是同一个摄制编辑组，视觉效果上如此差距，也许是规划部门的领导始料未及的。
用不着敬畏。在北京市规划设计展览馆顶层大厅里玻璃的地面下，有一个上百平方米的城市沙盘模型，据说这是世界最大的。参观者可以走到“城市之上”，以一个“巨人”的傲慢姿态，俯瞰和“脚踩”天安门、长安街，寻找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居所。我突然想到，当前城市建设中许多败笔的出现，正是与虚高的视角与自大有关——在沙盘与模型前审视，中国式的园林显得琐碎，四合院显得低矮单调，亭台楼阁只不过是不值一提的点缀。而大、怪、奇、高很容易夺人眼球。
北京规划展览馆里还有一些北京四合院、城墙等等图片和实物展览——这都是些“样板间”，原来的建筑物或许已经拆毁，荡然无存。凝视玻璃柜中的一砖一木——玻璃柜中还放有北京的城砖——像看植物的标本、老城的标本，使人更有“伤逝”之感。
也许有些问题过于深奥。2008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人文奥运”的支点是什么？北京城市文化的灵魂是什么？以往的艺术与发展创造之间有什么联系？世界上艺术的精华，都是有客观价值标准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民族艺术也都有客观价值标准，任何建筑艺术创造都不能完全脱离以往传统的基础而独立。
有专家提出了“古都特色、中国风格、东方气派”的北京城市形象。除了“营造城市景观和改善环境”外，如何深入、系统地挖掘北京城的历史文化内涵，如何更好地在建设新城的同时，抢救和维护旧都风貌，进而复兴和创造我们时代新的城市规划建筑思想、建筑理论呢？
后望书——3
欧风美雨涤荡下的中国城镇
幅员辽阔的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城镇最多的国家。
也许，中国传统的文化城镇，在爆破和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已经掀向它的“最后一页”。
欧风美雨正扫荡着中国大小城镇。摩天大楼森林一般生长，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正在消失殆尽——
一、追寻中国城市的血脉
中国国家的概念起源于古代城邦——一座城市便是一个国家。传统文化广布在城乡，但主要凝聚和保留在城镇里。这是孕育我们智慧和生命的地方。
“不积圭土，难成高山”。中国城镇延续绵长，历史从未间断，中国的2000多个古城镇，几乎每一城市都可以追溯到久远，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即使遭过战火焚毁、洪水的淹没，古城中仍存在不同时代大量的历史文化古迹，像涝灾过后沃土上生长出蓬蓬的新一茬庄稼一样，城市的修复与重建同样是生命与文化的延续与生长。有人把建筑比作凝固的音乐，那么城市就应该是一部凝固的乐章。
把中国的城市的规划和建筑简单地归结为“农耕时代产物”、走完了历史进程的“木构建筑”，“从自己的娘胎里孕育不出自己的民族建筑”等等，是“博学”的无知与浅薄。
把中国当代城市文化特色的消失，产生不出东方的经典，归之于缺少规划和设计大师，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城市大规模建设的高潮中，中西方文化强烈的碰撞、古老与现代的对接之中产生不出大师？
我们不妨略作回望。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国势衰微，城镇凋蔽，战乱不已。被称为中国近代建筑宗师的吕彦直、梁思成、杨延宝等人，都崛起于那个时代。这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学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科学现象。
他们几乎都有相同的经历，留学海外归来，有深厚的文化功底，既采用现代建造技术，又能创造性地发扬中国传统民族形式。中山陵是我国历史首次向海内外“悬赏”——即招标征集设计方案。方案不是由国民党领导人拍板决定。但事先已经过各界广泛的讨论，发表文章，确定了中山陵“开放式纪念”，和“至大、至德、至善”的指导思想。要求其风格为中国“古式”或“中西合璧”。那时没有业主和业内人士的概念，特聘的四位顾问，即南洋大学校长、土木工程专家凌鸿勋，德国建筑师朴士，中国画家王一亭和雕塑家李金开会评审。交通部南洋大学为交通大学前身，凌鸿勋曾留学美国三年，虽然在美铁路公司工作并在加伦比亚大学学习，但他大抵并没有为学位而是为中国现代化的本领而求学，是继詹天寿之后我国著名的铁路专家，设计的铁路1000公路，勘查过的超过4000公路。当时年仅31岁的建筑师吕彦直也没有什么名气，他在上海报名应征，在40多个设计方案被评为第一。凌鸿勋评价说：“此案全体结构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做钟形，尤具木铎警世之想。祭堂与停柩处布置极佳，光线尚足，祭堂外观甚美……此案建筑费较廉。”李金发评价说：“造成一大钟形，尤为有趣之结构。”王一亭说：“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大家一致认为吕彦直方案“简朴坚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决定采用，并聘吕彦直为陵墓建筑师。
我们看看吕彦直这位设计大师的简历，就可知道他的方案被选中，绝非偶然。吕彦直于1894年出生于天津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自幼喜欢绘画，八岁丧父，九岁随姐姐侨居巴黎，在那里受到法国文化的熏陶。1928年回国读书，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1914年赴美国留学，1918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建筑系。之后，他充任美国名建筑师墨菲的助手，参加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大）和北京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的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与此同时，他还对北京明清故宫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亲手绘制了不少故宫建筑图，从而对我国清代古建筑及欧美建筑风格特点都有了全面直接的认识。到1925年投标中山陵时，他已有了七年建筑设计的实践经验，其中重要的有上海香港路银行公会大楼、南京最高法院、东南大学科学馆等等。这位年轻的天才，在中山陵建设未竣工时，即因辛劳而早逝。
千百年来，中国的城市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形成了一些定式和规律。
先说规划。古代中国城市也许没有单独的规划局、城建局这类的政府机构。但多按严格规划建设的。都城、州府和地区的中心城市、边防重镇，更是如此。都城的设计，更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和审定，府尹与太守之类，是做不了主的。
这些古代城市规划基本上遵循上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无论是商业城市还是行政中心，都有周密的规划，建设的“次序”也十分严格。先做供水和地下排水系统，后做街道和地面建筑；先造钟鼓楼，寺庙学宫等“公共建筑”，形成城内型制宏大的标志性建筑物，再建店铺民宅。我在山东临淄就考察过2000多年前齐国都城规模宏大的下水道遗存。县、州、府和都城中的有寺观、学宫、坛庙——这些都在今天成了名胜古迹。
再说建筑。
建筑风格与艺术价值并不取决于材料，而是格局、建构、造型和细节表达的内涵。中国地域广大，建筑的材料多样，从来没有排斥过“石构建筑”和新的建筑材料——隋代李春的赵州桥，明代寺院广布的无梁殿，圆明园中的西洋楼等等。
“云南地高爽，虽远处南疆，气候四季如春，故其建筑兼有南北之风。……滇西大理、丽江一带，石产便宜，故民居以石建筑者亦多。”——看来，半个多世纪前，梁思成大师已经把大理与丽江古城纳入了视野。（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而我们是在20世纪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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