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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望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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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敫龆嗍兰颓埃核汲纱笫σ丫汛罄碛肜鼋懦悄扇肓耸右啊＃核汲稍凇吨泄ㄖ贰罚┒颐鞘窃�20世纪80年代那场大地震后，才在危房的抢救中，发现了丽江的惊人之美。丽江古城风貌的保存，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缺乏资金，不能大拆大建，不能打扮得花枝招展，才勉强修旧如旧，这终于为后代留下了青春不老的“丽江印象”。
中国传统城镇的凋蔽，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经济的衰落同步。
随之而来的是，在炮火、烟尘和残垣断壁中，在五光十色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城市规划和建筑的自信丧失和迷失。
令人可悲的是——正如梁思成几十年前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所说的，“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满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着，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下完全牺牲……这与战争炮火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30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19世纪末，对传统文化的疑问与否定，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
和北京一样，中国的许多城市建设并不缺规划，有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制订。我不清楚历届政府作过多少次调整、修改和重新制定。据调查，目前中国一些大城市制定城市规划的“寿命”，平均不到12年。
城市规划的“短命”，反映了决策者、制订者的知识、观念和眼光。规划的思想脉络是什么？规划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有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和执行？
规划是人制定的，人既可以制定，当然能够修改调整。但在商品经济中，现在修改或调整规划，充满了其他不确定因素，规划部门成了最有权力的行政机关。几位老乡，准备在城南建一座商城，看中了一家工厂的仓库，双方达成了联合开发的协议。后来到规划部门一看，这片土地在规划图上却画着一个划蓝汪汪的大湖，厂长也不知有此规划。这里根本没有水，只有一条臭水沟从仓库墙外流过，20年了，污染未曾治理。可规划上是水上公园，商城肯定不能建。好在现在有专门办批文的公司，花了100万元委托他们，搞到规划部门批文，允许建临时建筑。而这些钱是如何分配的，流经谁的腰包，就不得而知了。
良田改工业用地，工业厂区改建小区和商品房，预留的绿地变别墅，其前提都要有规划——而这里的潜规则，都需要花钱。
某一省会城市的规划局长空缺，几个地方官员争着到京城活动跑官，请上头的相关领导或秘书“发话”，有的带了几十万“活动”经费，“同伙”的有一个是我的熟人。在宾馆喝茶的时候，我问，这个职位值那么多钱？他说，与市公安局长差不多吧，可能还更实惠一点，一年挣个200万没问题。我不禁哑然。
有的地方换一届领导就出一个规划。城市规划往往交给设计研究单位，只要拿钱就干活，领导要怎样制定规划就怎样制定。贪大求洋，翻来覆去。一纸规划实施起来有多少约束力？能约束的也就是一些小商小贩和居民的违章建筑了。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大学建筑工程设计教育的悲哀——“现在是业主教育设计师的年代”。
同样到具体的建筑物设计也是如此。这是给一些官员组成的出国考察团编的顺口溜：“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参观拍照”。一些单位的官员、公司老板往往拿着出国时拍摄的某个欧式建筑照片，让建筑部门按此模样建造。建设设计单位为了挣到钱，业主单位怎么说，设计人员就怎么画，施工单位当然也就怎么做。
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时尚跟风、弄雅成俗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很难指望业主对建筑文化有多少文化上的理解。还有些专家学者，在洋风劲吹之下，“虽然对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之心理”，他们把这种“鄙弃厌恶”上升和包装成学问，是迟早的事情。
外来的“和尚”念的自然是真经。对外国设计师高报酬，言听计从；对国内建筑师压级压价，颐指气使。在重大工程的招标，国内建筑设计单位与外国建筑设计单位联合，实际上仅为了给他人搭建一个平台，中国建筑师的设计仅作陪衬，他们的创造与创新的机会一次次被无情地剥夺。这无形中加剧了一些国内建筑师随波逐流的心态。
在恶劣无序的建筑市场角逐中，为数不多的建筑精英们无暇集中精力创造出更多的好作品，而是把精力和智慧放在谈判桌内外，放在“开拓”市场上。只有获取足够的订单才能求生存，才能过好日子。他们不像教授学者，而更像游走叫卖的商人小贩。建筑师文化思想和独立精神之流失，是中国当代建筑也是城市的悲哀！
于是，拆、建；拆、建。一座座城市终于把“生米煮成了熟饭”。
二、城市化的提速与负载
争论“破坏性建设”，还是“建设性破坏”本身没有多大意义。
几乎所有的城镇正经历着量的扩张和质的变化。推土机、挖土机、打桩机，混凝土和塔吊的森林、时髦的玻璃幕墙与钢铁的构建，广场喷泉雕塑和绿地……摩天大楼、立交桥，以及城乡间低矮的棚屋、高低不平的土路，老街旧城的废墟，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最常见、最壮丽，也最破败的风景。
现在，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多少？
有人说还很低。只有30％～40％。
其实，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已经达到了百分之70％～80％。北京、上海、天津的绝大数的县已经变成了城区，乡镇变成了街道和社区。广州、南京、杭州、成都、武汉等等大城市，像一个个巨大的磁场，把周围的乡镇都吸为城区，西安市甚至把百里外的临潼都吸入了城区。北京、上海取消了农业户口，浙江即将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
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就有水流、路径和方向的问题。
“亡其国，先亡其史”，这从来都是外来闯入者狠毒的一招。重温历史，不堪回首中的回望——在时间的坐标中，才能找到今天的定位参照。
两千年的时光依稀。100多年，不算太遥远，半个世纪，更能精确地计算与测距。城市的扩大与停滞，大跃进与大跨越，以及随之而来的调整。一再交错进行的变速成了中国发展的钟摆一般的“模式”。
新中国建立后，实际上采用农村与城市两元分隔的模式和管理方法。农村与城市发展，农村、城市的行政组织管理，农副产品与工业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农村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流动，都通过计划安排，用高度集中的行政办法进行协调解决。户籍与粮票——地方粮票与全国粮票——则把没有“粮票”的农民，一年四季固定在乡村与土地上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是领袖与诗人的理想农村田园风光。
上个世纪50年代，经济建设高潮中，我国中西部大批工矿型城市出现了。兴办工矿企业到农村招工；城市无法解决就业问题，靠“上山下乡”缓解失业。止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和粮食产量“放卫星”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城镇首先精简居民，动员来自农村的职工返乡，并对全国城市规模进行了压缩，4年中撤销建制市40多个。对城乡人口流动，特别是大中城市规模的扩大，实行了严格控制和限制。
潮涨潮落的中国经济，在文化革命中更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
在建国后前30年中，我国城镇人口仅增加了约1。3亿。
——2007年夏天，我到英国访问，从伦敦、剑桥、曼切斯特、爱丁堡和工业城市格拉斯哥，在20多天的行程中，我再次想到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当时一个重要的指标是钢铁的产量。而现在则是GDP。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大大超过英国，G D P按照购买力评价实际也已经超过英国。但我们是不是了缺失了什么？——文化、传统，还是城市的历史风貌？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高新技术、服务业与旅游业的兴起，科学、文化与历史显得如此的重要！
1980年后20年间，城市化在中国提速，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减缓的势头。城镇净增人口约2。5亿，这还不包括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
农村劳动力的富裕一直是存在的。在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人均不到一亩耕地，即使是中部许多农村，一家人也只有几亩地。在我的家乡，种地几乎到了绣花般“精致”的程度。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使农村富裕劳动力得到了空前解放——这种“解放”的具体表现是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民在向城镇迁徙转移过程中，长期受到束缚的创造力和智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它与土地资源一样，在一波又一波开发中升值增值，并转化为巨额资本，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有力双翼。
进入本世纪后，城镇化进一步加快。
这是一组数据：从1978年至2003年底，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由17。92％提高到40。53％，提高了23。6个百分点，近几年中国城镇化速度是前31年的3倍多，是世界同期城镇化平均速度的两倍多。目前中国设市城市达到了660多个，建制镇2万多个，城镇总人口达到了5亿多。据预测，在未来15～20年内，我国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将增加一倍，城市化平均水平将达到60％以上。
中国城镇化速度快、范围大、影响广。在连天的大潮涌浪中，人们在没有足够思想准备和制度设计中卷入了。
四五千年的历史、农业革命、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中国大地上多次出现过众多的城镇，灿若群星。
疆域辽阔，气候和地理不同，人口民族众多，风情民俗迥异，注定了中国的传统城镇多姿多彩。江南水乡古镇乌镇、同里、周庄、西塘、南浔，与山西的平遥、祁县、代州各不相同，与陕北的榆林，更不用说云贵高原上的青岩、大理、丽江等等古城古镇，风貌各异，差距极大。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同一性，正是体现在这些差异中。图片3－04
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是由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推动，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发生的。动因和背景的趋同，打破了地理与区域的限制，不说强势文化——强势与文化无关。真正强势的是经济，特别是对“贫穷惯”了的古老中国——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实际也是最直接的别无选择的抉择？
推进“城市化”还是提“城镇化”仍在争论。
在毫无准备、方向莫辨中，中国的城市进入了快速发展和膨胀期。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撤地改市，撤县建市。增加GDP、开发区和工业区、招商引资、通过开发土地筹集资金和扩大财政收入，还有各项经济指标和政绩工程。至于要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人开出的方子就是把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
一再提速，中国的城市实在不堪沉重的负载！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不仅仅是口号和领导的决心，而且不断变成了现实。
现在，全球有几个国际大都市？
令人惊异的是，中国竟有300多座城市的领导提出了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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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手笔”们的挥写
“大手笔”，是不少城市领导对政绩工程的得意之谓。
书法与文章基于汉字，笔法基于笔形。“手笔”源于手执毛笔写汉字三大关纽。凡大家名人的文章、写的字或作的画，气势宏大，才有可能成为“大手笔”。当代书坛某些人手执拖把，蘸几十公斤墨汁，在地上画“巨书”，——其实与大手笔无缘。
大手笔也需师承。
就书法而言，初唐诸家承二王，少师承颜柳，南宫、雪松承晋及初唐，苏、黄亦有承者。即使移地动天，总揽风雨，不变与变，总有轨迹可寻。——今天的“大手笔”，或许真的与作文作画作字无关了，与一个人的学识造诣无关了，只剩下了“办事、用钱的气派”。
到过许多城市，领导们言谈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动词是“打造”。
历史给了一些人登上城市建设舞台的机遇。从上任伊始，就以自己的理念和意志，不遗余力地“打造”城市——仿佛城市只是一块“烧红的铁板”。写到这里，脑海里不禁出现了这样一幅景象，铁匠们呼呼拉动风箱，在烈焰的窜动中，用钳子夹着翻来覆去，挥动铁锤，火花四溅，随意“打造”。这个动词可以与许多名词组合，比如打造新区、打造中心商务区、打造国际会议区、打造城市品位，甚至还可以打造意在推介自己政绩的“城市名片”。
幸运，也是不幸。即使不是全部，但绝大多数政绩工程、腐败现象都与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与拆迁、征地有关。在这些“前腐后继”的故事中，多数人的命运也仅仅是无可奈何听命于天。
无论新的小区新区，还是“拉链式”街道和“地标式”建筑，无论是新的建筑型制还是新的形式新的内涵，城镇总不能长久地烤在“火焰”上，不能忍受“砧与铁锤”无休止的敲打——能打造的只有一个躯壳，而决不是灵魂。
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城镇的风格特色，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和文化范畴。
我们并不比古人高明，也不比后人聪明。当代，在“塑造”几百个中国“现代化”城市的同时，轻视历史，忽视文化传统的倾向十分普遍。
建筑设计既不考虑与周边的文化生活融合，更不考虑与当地的环境气候适应。建筑创新和建筑艺术基本谈不上，建筑理论也不起作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热火朝天的新区建设。有多少历史文化名城、沉淀着深厚历史的文化街区，有很高艺术价值建筑物，遭到了无法挽回的破坏和拆毁。尽管有一些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可往往收效甚微。强者最终还是胜者。
千遍一律的高楼大厦，大同小异的城市着色。城市建筑的趋同化、城市风格和特色的消失……与此同时，仿造移植欧美之风盛行，不化不类的建筑物大量出现。许多地方的酒店直接抄自欧洲城堡。有的小区原封不动地“照搬”国外小镇。这就是品位？
“豪华衙门”风生水起，屡禁不止，难道仅仅是“公仆意识”、“忧患意识”、“节俭意识”的缺失？有的办公楼气派得像宫殿，有的办公楼漂亮得像公园，不少办公楼都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河南郑州市惠济区政府建了个占地530亩状似“白宫”的办公楼；重庆市忠县的黄金镇办公楼形如天安门；连仅有12名在职职工的重庆市万州天成交通局，也建起了两栋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的“欧式”风格建筑。（《治理“豪华衙门”的标本意义》，见2007年7月5日文汇报）在青海省的一偏僻地区，我见到当地的法院竟照搬美国国会大厦的外形，其后面是一片荒滩。
在仍然贫穷的淮北一个县份的旷野上，有一座规模不小的“世界公园”。埃及的金字塔，纽约的世贸大厦，巴黎的凯旋门、雕塑等等，在这里一应俱全。真让人张开嘴巴就合不拢。
1996年秋天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地方上特意把考察淮北水灾后农村重建情况的李鹏总理一行领到这里参观。县委书记口若悬河地介绍自己的杰作。李鹏问，怎么想起建“世界公园”？这位书记说，是县领导到深圳考察世界公园后，决定集资建的。总理指着问，这座凯旋门是怎样修建的？这位书记咧着嘴“憨厚”地笑笑，说，是照一个挂历上的照片式样画出图纸建的。——我在人群中听了，顿感愕然。
李鹏默然无话，撑着伞，慢慢走着。
当时，我作为新华社记者随同采访。【wＷw。ＷＲsＨu。cＯm】
我问一位当地乡干部：“到这里来参观的游客多吗？投资怎么收回？”
他小声说，开始几天人还不少。一些农民听说园里有“光着身子的女人”，想来看个新鲜，就是池边的那几个雕塑。现在呢，没人来了，十元钱一张的门票，掏不起。看了光屁股的，就得饿肚皮了。他停了停说：“不管怎么说，搞开发的老板，低价弄了这么一大片地，今后不管干甚，都发财了！”
浓云低垂，四野寥落，细细密密的雨丝不断从脸上滑落，在乡间的村路上走着，一头雾水，又湿又冷。
城市现代化离不开文化，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如何延承历史的文脉，城市现代化如何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现代文明如何与东方灿烂的文化相衔接，成为我们面前难以破解的课题。不管沿海还是内地，逛了一座城市，等于游历了几百座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严重下降，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创造力和凝聚力。粗陋和荒诞，豪华和铺张，在很多城市，很多建筑群落中集合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中，主要领导以及开发商起主导作用。官员或老板在城市建设中颐指气使，建筑师并没有发言权，更不用说广大城市居民了。不断改变的设计、规划，以及不断出现的败笔和失误，中国的城市已经很少能找到历史文化演进的踪迹了。
四、拆！拆！拆！
其实有些很相似。毁灭以改造的名义出现，破坏以建设的名义出现，商业开发以保护抢救的名义出现。
中国多数城市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大拆大建。
大发展时代，也是大破坏时代？近年来的大拆大建，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除了一些领导的“政绩观”、“权力观”外，更多的与“城市改造”、房地产开发项目中的商业利益、某些领导个人获得的好处，统统搅和在一起，动力不断，以致难以遏止。
大草坪、大花坛，城市变得千篇一律，布局相仿、建筑雷同，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辨中国还是欧美。为什么要拆掉古建筑，为什么不同时期、包括近现代建筑不能和谐地共处在一个城市！？
除了极少数城市和古镇外，已经没有完整的文化风貌。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城市的恢复和建设，是对“破旧”盲目的冲动，而经济条件又不具备，所谓的立也大多是因陋就简。“文化大革命”其实不在革命，而是对文化的蹂躏与割断。有些做法，如破“四旧”，似乎已经终结，可为什么相似的行为还在延续？如果说，过去主要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是“政治”冲动的话；而今天，却主要是官员的“政绩文化”，与开发商商业利益的双轮驱动。
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其文化和历史集中在市中心的三条坊、七条巷。“三坊七巷”是南后街两旁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的7条坊巷的简称。“三坊”是：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七巷”是：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三坊七巷”占地约40公顷，有居民3600多户，1400余人。这里坊巷纵横，屋宇精致，匠艺奇巧，集中体现了闽越古城的民居特色。走在浓荫蔽日，石板铺地的小巷上，穿行在白墙青瓦的老屋间，会使人神情清爽，生出很多遐想。
这里是闽江文化的荟萃之地，明清古建筑错落群集。更有林则徐、邓廷祯、左宗棠、郑孝胥的故居，严复、冰心等也是从这深幽的小巷中走出，走向了全国。这里有43处国家级、地方级的历史文化遗存。1992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教授阮仪三曾为福州做过城市规划，也通过了专家评审，但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正式批准。大概是领导之间意见不同。
规划作出一年后，房地产开发热升温。“三坊七巷”位于福州市中心，寸土寸金，房地产开发商一眼就看出了其升值的潜力。领导要招商引资，要拿出最好的地块。他们请来香港李嘉诚投资开发“三坊七巷”。消息传开，福州的许多居民想不通，专家们更是联名在报纸上呼吁救救“三坊七巷”。《光明日报》以显著的版面作了报道。
香港豪富李嘉诚有钱，有地位，是请来的上宾。旧城“改造开发”工程，是要把整个“三坊七巷”重新“深翻”一遍，方案是在四周盖一圈38层的住宅楼，中间再建一个大商场。这一来，整个城区的环境都将改变。李嘉诚请香港著名的建筑师陈藉刚先生任首席顾问。
陈藉刚先生任得知阮仪三搞过一个规划，又持反对态度，于是便找到阮教授征求意见。阮先生把话说得很重：“别干了，干了，身败名裂！”还送给他一本书《名城鉴赏与保护》。这使陈藉刚先生深受触动，后来他坚决请辞，退出了设计，不再参与“三坊七巷”的改建。箭在弦上，已绝无后退的可能，李嘉诚又找了别人接替陈藉刚。开发工程破土动工，旧房子不断拆毁。众多专家继续奔走呼号，新闻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一时沸沸扬扬，成了“焦点”问题。
房地产开发需要“滚动”，滚动不起来，资金周转就不灵。38层的大楼已盖了8层。李嘉诚只好停手不干。可当地有的领导仍一意孤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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