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望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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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需要“滚动”，滚动不起来，资金周转就不灵。38层的大楼已盖了8层。李嘉诚只好停手不干。可当地有的领导仍一意孤行，准备在全国找几家大的公司，重新包装，接着开发。阮仪三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再次大声疾呼。据说由于一位中央领导看到了电视节目，过问了此事，才峰回路转。

北京建设部。部长亲自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福州“三坊七巷”问题。会上，一致认为福州违反了国务院批准的历史名城保护规划，是知法犯法，建设部要求“三坊七巷”的开发工程全部停止，重新规划，重新审定。终于，在成片的瓦砾面前，日夜工作的推土机和挖掘机停了下来，除一坊两街被毁外，大部分街区终于得到了保存。

10余年过去了。今天，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保存下来的“三坊七巷”的文化和旅游的价值。

福州的“三坊七巷”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在新的一轮大拆大建中，许多文化古城失去了风貌，许多有重要价值的历史建筑被破坏殆尽。

浙江定海古城被拆毁了。

贵州遵义古城风貌也受到严重破坏。除遵义会议旧址那幢楼房外，整条街区的其他房子都被拆光了，重新盖起所谓民国初年式样的房子，还开辟一个大广场以便举行大型活动。……

五、中国城市“文脉”的断裂

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语言、文字、音乐、歌舞，是民俗风俗生活的总和。是一种精神、风格和气质，是思想、审美和价值的取向。既是无形的，又是有形的；既是鲜活的，又是凝固的。

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人与时间、空间的关系，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民的凝聚与认同。是浸透我们祖先和父母血汗的江河、大山、土地所孕育的，是延绵不绝的历史、哲学、文学科学技术教育心理的综合。

有形的城市文化，是可以触摸的。也许是一个群落、一组建筑、若干街区，和一座城市个性的聚合，是色彩和谐与美的展示。因此，文化也是城市的灵魂。

无论是典雅或者现代，在有文化的建筑上我们可以读出时代特征和历史的变迁，无论是北京的皇宫和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还是徽州的民居、客家的承启楼和陕北的窑洞，遗址上即便只有几块砖石，或者“露沾荆剌没铜驼”，我们仍能辨认出其岁月风霜的年轮。

我们从古代的诗人作品中，读出了中国城镇的神韵和气派：有小桥、流水、人家。有烟雨里的高楼层台，有晚霞中的飞阁危亭，有小楼深巷，轩窗锦屏。有“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可处教吹箫”。

首先是城市的色彩——那是中国文化的底色。

与中国人服装的主色调相似，黑、白、灰三色，是历史上我国城市的主色调。它无疑凝聚着东方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宋代诗人陆游在《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中有“涉江亲到锦屏上，却望城郭如丹青”之句。丹青原是指两种颜色，这里是指水墨画。

黑与白在国人的色彩观念里，如同阴阳两极对比，已不是单纯的黑白两种色彩，而是所有色彩的集合，是夜与昼的更替、一年四季轮换的体现。在水墨画中，黑白两种色彩是无所不包的。黑白展示了全部的色彩之美。

中国城市亦有例外。如唐代诗人杜甫《龙门》一诗记录了古都洛阳的光华色泽：“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近”——金色是佛相的定位，是佛国世界的视觉形象。金光灿灿的皇宫与佛寺点染了东都洛阳的辉煌与壮丽。今天，我们在青藏高原，仍然可以看到点染了理想和信仰之光的色彩——只有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等大小寺院、佛堂，才可以有辉煌金子般的色彩。

其次是城镇建筑布局的要素结构——这是中国文化的语言表达。

城廓，屋宇，街道。坊，里，巷和胡同。

在中国古代城市建筑中，均十分强调在城市中居有地标意义的公共文化建筑——寺、观、庙，钟楼、鼓楼和书院等等，除皇城外，官府所在的衙门反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如古代中国的县城和州府所在地，都有孔庙文庙。这些“公共文化”建筑确定之后，才是东西市、商业街区和住宅区。井然有序——这也是一种传统文化思想的指向，民族文化的组合。

我们走进传统文化街区、走过各组古建筑物，来到各个庭院，会感受到几千年来中国建筑文化的激荡、传承和演变。……

北方和南方，平原和水乡，乡土建筑、古迹名胜、传统特色——中国城市之古老与深沉的内容，中国规划和建筑丰满极致的创造，既不是一些人眼中破旧房子的堆聚，也完全不同于一般知识告诉我们的——所谓风貌。当前，强调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多样性，全球城市越来越注重城市文化与生活、经济的融合，使得全球城市日益成为文化在空间上的代表。强调文化在全球城市中的重要的力量，是全球城市向创意城市深化的重要推动力。

我们走过深圳，走过浦东林立的摩天大楼，也走过周庄、乌镇，南浔、同里；走过今日的苏州、无锡；也走过丽江、平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山西晋中常家古城式的大院里，同样深藏着南方私家园林，有湖泊与亭台楼阁，在院内长长的迥廊墙上，嵌着很多书法碑刻。常家几代商人，靠从南方贩运茶叶，经汉水北上，然后运销到外蒙和俄罗斯乃至欧洲发家致富。富可敌国的商人，竟如此高雅，把多方觅得的中国古代名家的墨宝，一一刻在石碑上，珍藏家中，以教育后代要时时研习——据说这户人家的子弟中，只有最优秀的饱学之士，才能继承商业。

文化和知识都需要熏陶。

从北京到拉萨，再到峨嵋山、乐山、重庆；从曲阜、泰山再到武当山、庐山和徽州。2003年，我在进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调查中，在各地领导介绍中，听得最多的也是“打造”两字。打造风景名胜区，打造国际会展中心。甚至在峨眉山风景名胜区中用几个月时间“打造”出一个大广场来，令一些专家痛心疾首。

文化与学历虽然相关，但并不一定成正比。不见得大学毕业，不见得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有高级职称的市长书记、建筑师规划师，就有深厚的文化，就能走进“大匠之门”。

记得30年前，我在某矿山技术科工作时，当时建一幢办公楼或住宅楼，铅笔、圆规、鸭嘴笔、计算尺，还有画图、描图、晒图，几十张图纸，出一套“蓝图”也几十天甚至数月。现在搞设计、画图也方便了，通过电脑建筑设计软件，小小鼠标把一切变得轻而易举，几天便可完成摩天大楼的设计。

急功近利是当代官员的“通病”。

现在是崇尚速度的时代。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施工的速度，甚至没有留下思考和审视的时间。在当代中国，“文化”正在不断萎缩。至少在城市建设中已经快要被彻底抛弃、无情埋没了。

迷失的不仅仅是一群人。

时下地方领导们流行的说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令人不解的是，怎么经济倒成了“上层建筑”，而文化则成了可为经济垫脚的可有可无的台子，成了招徕游客吸引投资，打造所谓城市“名片”或者“明骗”的资源？

有谁认识到，文化是我们的血脉，是哺育我们的乳汁，是我们民族的根！

六、喜新厌旧：难以幸免的“洋房”

火车是在工业革命中诞生的。

火车站是现代城市的门。

火车站建筑是一代又一代建筑大师倾注心血、施展才华的地方。在世界一些城市，即使火车站改扩建，老建筑往往都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如巴黎把老火车站改成了著名的奥赛博物馆。

香港原九广铁路始发站的钟楼。车站因市政建设发展的需要搬到了红勘，钟楼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且与尖沙嘴天星码头的港口建筑融为一体，又成为了维多利亚港轮渡码头的标志。灯塔下面的广场记录了这块前殖民地中曾发生过的许多事情，回归后的今天，每逢节假日市民们仍在这里举行各种活动。

哈尔滨火车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9世纪90年代产生于比利时的新艺术运动，在19世纪末通过法国传入俄罗斯。当时正逢中东铁路建设时期。哈尔滨火车站始建于1903年，1904年底投入使用，建筑形体扁矮、舒展，不完全对称，形体不乏雕塑感，曲线优美动感十足，门窗洞口或呈椭圆形，或扁券，或方额圆角、马蹄形等，边缘饰以流畅的曲线贴脸。整个建筑体态优美，形象活泼，色彩摩登，体现了典型的新艺术运动的建筑特征。不少哈尔滨市民对这座老火车站记忆犹新。

新艺术运动在欧洲芸花一现，作品不丰，无论是规模还是品味，哈尔滨老火车站的新艺术建筑都堪称世界级珍品。可惜这座火车站在1960年3月新建客运站时被全部拆除。

如果说哈尔滨火车站被拆除的年代还有些“遥远”，那么，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由德国著名建筑师赫尔曼·菲舍尔设计的，始建于1908年的济南火车站，却在国内建筑界“仿欧之风”劲吹的1992年，被完全拆除。

我在济南上过4年大学，多次进出济南火车站，其雄伟钟楼和宽敞的大厅深印在脑际。谈到曾引以为骄傲的老火车站被拆除，济南市民无不扼腕叹惜。

济南火车站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座典型的日尔曼风格的建筑。采用不对称的布局，稳定均衡，高低错落有致，主次分明。车站由东西两栋楼组成。西楼为主要站房，供售票、候车、办公使用。东楼始建为德国人开设为邮政局，后改为货运用房。济南火车站站房是一座三层砖石、木屋架房屋。主入口前是宽大的石砌台阶，比例匀称、粗壮有力的石柱廊。候车大厅呈方型，圆形拱顶高达13米，方格式天花上覆陡峭的双坡瓦屋面。南墙和北墙有高大的拱型高窗，镶嵌彩色玻璃，厅内光线明亮，通风良好，毫无压抑逼仄的感觉。厅内墙面、地面全为花岗岩，上有仿木装修的雕刻。东部低矮的绿色球形穹顶下是售票室，西部为三层辅助用房。云状曲线形的阁楼山墙与东部候车大厅的高大拱顶和拱形窗遥相呼应。圆形的四面钟塔楼嵌在候车大厅与辅助用房中间，突兀高耸，高达32。1米。钟塔穹顶绿瓦与东部售票厅的绿色穹顶上下呼应，形成建筑物的构图中心。济南火车站的货房也是由德国建筑师赫尔曼·菲舍尔设计的，分布在广场两侧。虽为两幢独立的建筑物，但其造型、屋顶形式、建筑材料和色彩等等，与火车站主体建筑风格上和谐统一。济南火车站不论是群体组合、还是个体造型，乃至精美的细部，都可称为20世纪初世界上优秀的建筑，是当时中国可与欧洲著名火车站相媲美的“建筑作品”——今天，有几座建筑可以称为“作品”？

而且关于老火车站拆除的过程也有一个传说。

据说接受拆火车站任务的民工队是以回收旧材料作为补偿的，原计划一个月搞完，结果用了半年时间才最后拆净，可见当初德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这个车站有多么坚固，所用材料又是多么好，以至民工们都不忍轻易砸碎。民工们的艰苦劳动从回收材料中得到了补偿，可市民心里历史感的缺失又怎能够得到补偿呢？

1992年7月1日，随着济南火车站钟楼被拆除，车站大四面钟的时针永远停止在了这个时刻，这座著名的建筑从此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而代之以毫无特色的一个火柴盒式的新火车站。

津浦、胶济铁路的修建虽然叠印在中国被侵略历史的底色上，但毕竟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开始。同样在山东省，同一个时间段，在青岛当市长的俞正声就非常注意保护德国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而且附近新建的楼房也要与旧建筑协调，使青岛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城市景观，成为吸引外资、发展旅游的一大有利条件。

我们曾经有过真正欧洲风格建筑，可惜被拆毁，或者搞得面目全非了。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

——建成于1900年的哈尔滨圣·尼古拉教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堪称建筑艺术珍品的这座东正教教堂，是由俄国建筑师包德列夫斯基设计的。这座教堂位于哈尔滨南岗区一外放射性城市圆形广场的中央。无论是从哈尔滨车站南望，或者从南面的中山路北眺，视线的终点都落在圣·尼古拉教堂八角形的尖顶上，其小巧绿色的球形穹顶，会使我们想起莫斯科红场边的教堂。这座教堂的体量并不大，高度和周边的建筑、道路的宽度十分和谐。这座教堂是木结构建筑，全部木构件均用榫接，未用一钉一铁。由于采用木构架井干式结构，内部形成高大的穹顶，其造型则采用俄罗斯木结构帐篷顶形式，堪称稀世文物。这幢建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拆毁，广场也因此变得空荡荡起来——与我们现在各地到处修建的缺少文化的“文化广场”相似。近年，周边的楼群生长起来了，又在教堂的原址上建了一座毫无特色的“阳光大厅”地下商场。

——当《太阳岛上》这首歌唱红全国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在松花江北岸的太阳岛上，也曾有过一座圣·尼古拉教堂。这是1924年由侨居哈尔滨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徒在1924年开始修建的。教堂呈长方形，砖木结构，造型简洁，气势不凡。主入口上方设有方体八角帐篷顶钟楼。顶戴鼓座小洋葱头式穹窿。教堂主体为三角形双坡屋顶，屋脊上饰以六角鼓座顶托大型扁式洋葱头穹窿，而教堂后部圣坛部位脊顶上坐落着一个小鼓座洋葱头式穹窿。三座圆形穹窿大小高低错落有致，金光闪闪，上面耸立着十字架，在夏日的晴空下特别醒目。当时俄国侨民在太阳岛避暑期间，就在这里做礼拜。这座滨江临水的建筑掩映在绿树丛中，环境幽静，曾是太阳岛上最为诱人的景观。可惜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毁。

——1909年建设的山东咨议局办公楼，是一座西洋古典风格建筑。就在这座楼的大厅里，1912年北上的孙中山先生曾做了关于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的长时间讲演。这座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建筑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拆除，在其原址上建了住宅楼。

——天津原意大利租界内的意大利花园及马可·波罗广场，1924年修建，平面圆形，总体布局呈规则式，中心为罗马式凉亭，有喷水池及花坛。在紧邻花园的十字路口，建有一小广场。广场的中心耸立着高达10多米的纪念马可·波罗的科斯林石柱，柱顶有一座铜铸双翼和平女神像。基座雕刻石像，周围有圆形喷水池。——尽管现在中国许多城市都在修建“罗马广场”、“罗马花园”之类，但鲜有如此经典的意大利风格作品。现在，马可·波罗纪念碑早已被拆除了，虽然还保留一部分花园，但被并入了由原球场改建成的“第一工人文化宫”。天津租界内，原来还有法国花园。这个花园内立有法国女英雄贞德一手举剑、一手举旗的雕像。现在，这些花园原有的格局风格也被“改建”，破坏殆尽。

……

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被拆毁的哈尔滨圣母大教堂。

这座教堂是北京俄国东正教使团驻哈尔滨代表所在地，也是哈尔滨最大的教堂之一，可同时供1500人做礼拜。其始建于1903年，建成后几经改建重建，于1941年最后完工，由俄国建筑师屠斯塔诺夫斯基设计。圣母大教堂宏伟壮观，充分体现出古罗马和拜占庭建筑的风格。高大的钟楼、中心拜占庭式帆拱穹窿及卷拱高窗，交相辉映，确为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在这座大教堂被拆除两年后，在原址上哈尔滨市建工局建起了一座“简朴”的办公楼，哈尔滨市建筑设计院也搬进了楼内。

一二百年前，哈尔滨还是一个松花江边小小的光标。今天哈尔滨人仍然以其建筑风格而自豪，而这自豪源于为数不多的历史建筑。我不知道进出于设计院灰头土脸办公楼的工程师们，有没有想过，这里曾有过的设计技艺高超，堪称艺术精品的圣母大教堂，而这种出自前辈建筑师之手建筑，只有在大学的课本中才能见到。

像所有远行的游子一样，我思念故乡。每一次踏上回乡的路途，在眼前浮现出一个个鲜活形象的同时，往往又不禁惶惑起来——我害怕那些应该珍惜的风景，被陌生的突兀“新貌”所代替。我的家乡黄岩只不过是江南滨海水乡一个普通的小县份，而它现在要“打造”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台州，与北京上海相差无几。

旋转不已的古老车轮已经远去，甚至连辙印都难以寻觅。记忆中童年和贫穷的逝去是值得的，但游子心目中的故乡的印记、启示和感激，也正在无可挽回地逐渐失去。

七、故乡古城的神韵的消失

给一个人影响最大的地方是家乡，最让人牵挂的地方也是家乡。

我家乡是东海边上的黄岩县城——现在则称为台州市区，是近年经济高速发展，也是长三角地区变化最快、消费最高的地方之一。

东汉时期的永宁县已不可考，黄岩从唐初建县至今，一直在沿海小平原的澄江南岸、方山西侧这块土地上，1300多年历久不衰。无可否认，古人在城市的环境优选、时空优选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和科学现象。中国古代上至都城，下至州县，其选址与格局多与“风水”学说有关。黄岩显示了中国的一般县城规制和水乡城镇特色的组合。城周五门，街衢方整布局，秩序井然。其中心部位不立钟鼓楼，而建风雨桥及亭台，异曲同工，亦是水乡城市的特色。

黄岩城内有几条大街纵贯南北。与之相应，其城内水系南北干流也呈“川字”形。城内几条较大的河道统称为“五支河”。从里东浦直至小南门，连接永宁江与南官河，其他东西向的支河都由这一干流分出，组成了城中水系。说是五支河，其实大小河道总数决不止5条，而多达七八条。如大寺巷、东禅巷、寺后巷就有3条较短的支河。最初开掘的5条河流，暗合阴阳五行，如流水循环往复，无穷尽也。五支河又与城西的山脉上5座峰峦遥遥对，山水呼应，意象甚明。这是水运，也是地运。所以自宋元以来，历代都把疏浚整修城内河网当作市政建设的大事。

现在，与周庄、乌镇、同里等几个著名的水乡古镇相比，作为县城，黄岩要大得多。城内的街道与河道的分布，有几种变化。一是街与河相依，一边是街，一边是河，如天长街与天长河即是。另一种是街与河并行，屋宇临街面河，店铺林立，前店后河，如大街、仓头街——街与城内水上航运的主干道并行，古代沿河建有粮仓。

内河有舟楫之便，可载客运货。河与街或分或合，桥与桥欲断还连，车与舟启承转换，水埠与码头相望，交通绝无不便之感，达到了古人对水城格局的理想境界。

黄城的房屋宅院布局井然有序。如砚池巷中的砚池，对应于方山峰峦上的文笔双塔，富有美学的内涵。在砚池附近还有“奉常第”，其主人为王彦威，在清朝任过谏议大夫，并在军机处担任过“行走”官职。他是个有心人，在任职期间，曾逐日抄录清末外交奏摺。后来汇编成《清季外交史料》多册，是研究晚清外交的重要史料。其台门的门联是“礼仪之门是称世族，廉让之宅乃曰仁风”，这副门联虽然没有落款，字体潇洒古朴浑厚，疑为清代书画大师吴昌硕所书。

古黄城北门、西门、小南门外都有街巷。北城门外澄江上有浮桥和码头，舻舳云集。城外街虽短，但热闹繁忙，海鲜咸货，应有尽有。城西的西街是条热闹的商业街，出西城门过五洞桥，与城外桥上街相连。庐舍毗连，烟火稠密，格外繁华。小南门外多埠头，是内河航船的停泊地。明清时期是黄岩民居建筑的高峰期，台门风格多种多样，风格迥异。有的有台门屋，有的则明显带有西洋风格。清顺治十一年，即公元1654年，定海镇总兵驻黄岩，3年后在黄岩城头设黄岩镇军事机关，指挥北到镇海，南抵玉环的驻军和水师。仅黄岩城内就驻有水师四营3400人，战哨船几十艘，步兵2500多人。虽然期间防区有所变动，如宁波守城营从黄岩镇划出改隶浙江提督，但黄岩作为浙江的军事重镇毕竟长达百余年，曾留下“靖海堂”等古建筑，和大校场、小校场、镇署巷、火药桥里等地名。古城斑驳逼仄的街巷中，在那些台门和儒雅的楹联间，原来也有堂堂剑气，怒海风涛。

黄岩城内河道的湮没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河道一填，河上的桥就可以拆除，街就变宽。先是填了城内几条主要河道，修了劳动路、青年路。这些街道名与当时发动青年进行义务劳动有关。到70年代末，城内除了一些河道的残迹外，河道已全部被填。90年代后，大拆大建的高潮出现了。

10多年前，我回到故乡时，还有一条比较完整的明清时代的商业街西街。清晨，我曾长久地在这条日渐凋敝的长街和小巷中徘徊，寻找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和庭院，寻找童年的记忆。这条及其相连的长虹般的五洞石桥，写进了我的散文集《淡出九峰》。这时，台州市搬到了原来的黄岩县，原黄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