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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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云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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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绿皮火车》是民谣诗人周云蓬2011年至2012年年初的歌游记合集。包括“一路”“二歌”“三人”三个部分。这其中有不少文字出自他在《南方都市报》开的“首如飞蓬”的专栏。周云蓬天南海北地游唱自己的歌，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把自己天涯海角的“行路，歌唱，遇人”经历写成文字，为自己过去的岁月作个见证。他关心很多事情，关心很多人，这位盲人歌者内心广阔的世界，会令“正常人”倍感羞愧。

编辑推荐

《绿皮火车》是民谣诗人周云蓬2011年至2102年年初游记合集。无论是他的歌还是文字，都会给人一种“清淡去火、回味无穷”的感受。喜欢民谣的话应该听听周云蓬，既喜欢民谣又喜欢游记的话，应该看看《绿皮火车》。

名人推荐

这本书里大多是他到处乱跑的记录：翻跟头的手风琴者，大熊一样的胡德夫的手，一玻璃杯黄金一样的阳光，香港的两只牛蛙像老头一样咳嗽着聊天，海南每棵植物下各自“噼噼啪啪”的雨，一个人的春节——腊肉白米饭老熟的陈香。

——柴静

周云蓬一直活得自在、自然、自得，不仅弹唱、行游、衣食无忧，而且还写诗、上微博、和我比赛背《诗经》、泡皮肤和性情都极好的绿妖姑娘和其他姑娘，我曾经高度怀疑他是不是装着看不见，以此回避世间真正的黑暗，以此不事生产追随本心，以此用触觉和听觉而不是视觉来感知妇女，直到我仔细看他的杂文。周云蓬的杂文里有常人笔下没有的细节、笔法和宽容，周云蓬是明眼人。

——冯唐

周云蓬的散杂文比他的音乐要好，周云蓬的心智比我健康，他幽默、乐呵的人生今天仍不为人们所知，他的《中国孩子》顶过中国一箩筐的摇滚乐，这个爱姑娘、爱在路上逛荡、爱吹牛还算数的瞎子比现今中国所谓的很多公知靠谱多了。

——左小祖咒

我也想学别人喊他一声“老周”，虽然还没见过面。素来欣赏以命撞墙的秉性，他又是这群中最不退避的一个，这撞击让他透了亮，有了痛感，于是有文字，有诗歌，有旋律，有新书，有洞见。

——王小妮

柴静的序

1

我去采访周云蓬的时候，要进绍兴一个公园拍点外景，公园管理处的人看见我们的摄像机，连票都不卖了。穿蓝制服的大姐说：“公园今天维修。”我们说：“拍鸟，不拍人。”“那也不行。”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要么上火，要么低声下气求一下，老周站在边上，蔫蔫地问：“鸟也修吗？”大姐被逼得只好说：“也修。”

我们手忙脚乱拿了介绍信，请示她的上级，当他们确认了我们只是拍摄“一个盲人歌手在绍兴的文化生活”后，放我们进去了，后面还有三五位很客气地跟着。

进了公园，周云蓬说：“领导是怕鸟有怨，一进门，孔雀跪一地。”

后边跟着的人短促地笑了两声。

绿妖乐得眼睛弯弯，我问过她为什么跟云蓬在一起，她说：“王小波小说里写，一个母亲对女儿说，一辈子很长，要跟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就为了这个吗？”

“有趣多难啊。”她说。

2

绍兴小街光净，桥上的青石头被磨得锃亮水滑，他和绿妖夹着手臂，不用盲杖，走得比谁都快。走过木店，他闻着刨花香，停下脚，让我们买几个新鲜的木陀螺。绍兴雨多，开着电暖气，围着暗红的光搓手哈气，桌上几个橘子，剥皮后又凉又沉又香。雨真冷，我说：“你一个北方人，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他觉得北京像汤，是水和火的结合体，老在加热，在锅里，咕噜噜，老汤，一百年，很浓，“能解饿，但就是不新鲜”。熬到后来，除了金刚一样的人，很多人都被煮成汤料了。

他说：“我老爱在半生不熟的时候蹦出来溜达。”

他说这是他的命，“人的一生往往围着一个动机转。音乐，也是第一句重要，有一个旋律动机的时候，这首歌的命运就注定了。”这个动机从他幼年开始，他妈带着他看眼睛，坐绿皮火车到处跑。“绝望是没有出路，一望一堵墙。不安是不知道看见什么，还有百分之五十。”

在去富阳的火车上，我们聊天，有人觉得盲人到这么多地方也看不到什么，他一笑：“现在过钱塘江了吧。”

边上的人都不知觉，“你怎么知道？”

“过桥的声音，比较空洞。”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人要被困住了，就想去新鲜的地方，每个地方的味儿都不一样，连鸡叫声都不一样，河南的鸡叫声就比西藏的暴躁些。”

这本书里大多是他到处乱跑的记录：翻跟头的手风琴者，大熊一样的胡德夫的手，一玻璃杯黄金一样的阳光，香港的两只牛蛙像老头一样咳嗽着聊天，海南每棵植物下各自“噼噼啪啪”的雨，一个人的春节——腊肉白米饭老熟的陈香。

就这么出出进进，停停走走，怕自己被砌在一种水泥模式里，“不管是自强不息式的意义，还是流浪在路上的意义，要是被绑架了，其实都是在表演，哪怕这个词多好听。”

“人嘛，害怕没拐杖。”我说。

“那也是一种绑架，我后来争取尽量不依赖某一个人或者某个地方。关键要看是不是诚实，如果内心的声音不是那样的，就别那样。”

3

他这种自我警觉性总是很强，用他的话说，“自由就是有权利不断地怀疑，或者有怀疑的可能性，怀疑就是自我更新。”

很多写诗唱歌的人不问俗事，老周关心世俗，他写崔健与罗大佑，也是写自己，“不愿意总被群体意愿附体……关键是谁也无法指认哪里才是自我的边界，并且……他们心很软，不会先锋到把时代远远地甩开。”

我们在绍兴的小店里吃芋艿，二十五块钱要了四个菜、三碗黄酒，白米饭随便加，他说：“这要是在北京，饭店不是自己房子，租金贵，老板肯定说，这还了得，为什么不用地沟油？”

他写的都是这类的感受，没有以世界名著爱好者和业余思想家自居，面对公共性问题也是从个人出发，“有人伤害了你的朋友，或者伤害了你关心的人，你也觉得很疼痛，疼痛和幸福都扩大了。”

不过他一边写社会新闻，一边自我责问，觉得这种限时的紧张要求不从容，每周一期的专栏，有的时评写的时候看得出有点急，有锻字炼句的痕迹，一觉得勉强，他就把专栏又停了。

绍兴他家的房后，有条河，寒绿色，他坐在河边的石台上抱着吉他随手拨弄：“生活和弹琴一样，不能只紧，也不能只松，得这么松松紧紧地沤出来。”

这本书里，我最喜欢他写父亲的那一篇，是一件事在心里沤了多少年，悲酸欢慨，滚热过，又放凉了，凝结在心，又从心里顶出来的。

老周讲过一个故事，也许可以用来说一下文字的标准。他住圆明园时，一个艺术青年掉进了河里，一开始文质彬彬，冒出一个头，对岸上人招手：“能不能救一下？”

沉下去再浮上来的时候喊：“救一下。”

再浮上来的时候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救命啊！”

写文章得写到这个份儿上——不吐不快，没有苦吟，也不用琢磨，连修辞都是一种烦琐，诚实道出就是。

4

老周在这本书里写的多是别人，但从别人身上倒映出了自己。

当年老罗要给曾轶可录专辑，很多朋友都不赞成，老罗说他找了周云蓬来配乐，还租了最好的录音棚。大家笑“把他俩拉在一起……”，老罗一路说，边上的人一路哈哈哈，等他说到最后曾轶可不肯来，他们摆了一张空椅子在中间，照了张没有歌手的乐队大合影的时候，边上的人已经乐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有个哥们儿连喘带笑地说了一句“我早就告诉你……”老罗把小杯子往桌上一顿一推，拔腿走了，边上的人拽袖子没拽住，差点把碗筷都带到地上了。再怎么叫也不回来了。

后来谁也不提这事了。过了两年多，我才听老罗说：“那天我没回来，可不是因为生气。”

我看了他半天：“你……不会吧……”

“就是啊，眼睛通红，回来没法看。”他说，“跟好朋友说说委屈还不行吗？”

我这次看了老周在书里写这个事儿的过程，费了那么大劲，一句埋怨讥诮没有，到最后是老周建议大家照这张合影作为纪念的，“我们一起碰杯，感觉这个事没白做。在老罗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习他那种一腔血性，虽千万人吾往矣，敢于把自己置身于荒诞中，不怕丢失中年人最宝贵的面子的良好品德。”

我一边看一边自惭，看看人家老周。

那之后不久，有个导演想采访老周，我和老罗作陪。席间谈起中医，老周挺中医，老罗反中医，两人越谈声音越大，老周扶案而起，气得有点哆嗦，一股子黑沉沉的摧城拔寨的气。老罗也站起来了，也是一团黑，两人两只大动物一样咻咻地对峙着，堵得满肚子话说不出来。我们一边笑一边往开拉。绿妖推着老周先走了，老罗发了半天牢骚才算。

到了春节，老罗见了我，按捺不住：“我想给他发个短信……”又摸出手机给我看，“结果他先发了一个，‘可春节不好过，我们吵过架……’”——是老周自己唱过的歌词改的。

呵呵，男人这种动物，脸上能有这种扭捏的心潮澎湃，一个是跟姑娘说话的时候，一个是跟兄弟言归于好的时候。

几个月后两人见面，老罗正感着冒，带了一袋中药，对着老周装可爱：“为了你，我连中药都吃了。”老周说：“我先发那条短信，就是怕被你抢了先机。”

老周写“被老罗喜欢的人是比较有福的”，被老周喜欢的人也是。

5

我看老周在书里写尧十三，就找来听，他用贵州织金话唱《雨霖铃》——

我要说走嘞，之千里嘞烟雾波浪嘞/啊黑拔拔的天，好大哦……拉们讲，是之样子嘞，离别是最难在嘞/更球不要讲，现在是秋天嘞/我一哈酒醒来，我在哪点/杨柳嘞岸边，风吹一个小月亮嘞……

想起我在台湾采访过一个1949年离家的老兵，问他：“你家里没房了，没人了，你为什么还这么想回去？”

他说：“人总是要有个窝的，小狗也一样，这个窝是个烂棉花也行，有它从小闻的味儿。”

中国人现在不管在哪儿，总像老周说的，有那种“身在外地”的感觉，是一种焦虑。像地下河一样，日夜都不停，焦虑都不自知。

民谣里头有这个千百年来的味儿，张佺、玮玮、小河、李志、马木尔……唱的都是自己的窝，人要没有这几根沾土的草茎连着，活着活着就干枯了。

“啊，黑拔拔的天，好大哦”，就这几个字，这么一个调，从古到今的苦乐哀愁在里头，但人听了能有一个宽解，就是老周说的“人不是完全活在当下，你有很多延伸在古代里面，也伸在未来，是一个纵深的、完整的人”。

人活着，情动于衷，嗟叹不足，歌之咏之，只要槐花还开，杨柳还摆，风还吹着小月亮，民谣就还在，它会自己长，带着腥味儿从硬土里拱出来，白天黑夜，种子被鸟带走，被风吹来，带着青湿之气，它自己要找出路，绳子捆不住，石头压不了，把水泥地淹了，钻过篱笆，在水边暗暗会合，蔓得千枝万枝。

它不与什么对抗，它就是要按它的一股子天性自在地长。

在绍兴他写字的窗子底下，周云蓬指给我看过，小木窄门里头那个老太太用电子琴伴奏唱革命歌，气壮山河，日夜不息。他写：“我起初放雷鬼、死亡金属，加以对抗，都不管用。后来想起邓丽君，找了一张邓丽君全集。”

一腔自顾自的柔情，把火红焦亮的东西都渗透了，浇得没声了。

6

有天我在《收获》上看了史铁生写给王朔的信，觉得写得实在好，非跟谁分享一下不可，就突兀地发给周云蓬让他看。

史铁生和王朔谈的是信仰，这种事最难谈，人人各有经验，我非要说我天眼开了，你也否认不了我的经验。这种个人看法旁人很难置喙。但史铁生的信写得又平实，又幽默，又痛快，他说自己很多事也没想明白，但人和人谈话，不是比高低。他反对绝对武断，“行嘞，听我的，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因为让人不明白的事儿最容易抓人，承诺你一个真理、一个终点，挺容易让人入迷，跟着就走了，可却不能多问，“听我的不得了，老这么问东问西的，咱这事可就瞎了。”

他说：“这里头最容易孕育一种霸道。”

史铁生觉得“但凡全能的或者宣称全能的，我都听着邪乎”，他觉得没有一条路是有终点的，只能是这么走，碰到什么拆解什么。

我是觉得周云蓬在这点上和史铁生挺像——诚实。我想了想，诚实是什么？诚实就是精神上的一贯性，不相信什么突变和顿悟，对别人手拿把攥的东西，总要有一点疑问。他跟我说过：“要像划船一样，自己有个舵，不要逆流而上，那也是一种做作。但是允许个人把舵左偏偏，右偏偏，船为什么要有这么个东西，因为个人有一方向，人要有一点调整。”

所以他在“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之后加了那句“永远不听话”。不相信谁定的方向，只愿意见招拆招，这样才不会被什么绑架，包括自我。

我们采访结束告别的时候，很多人一起吃饭，大家忍不住夸一下“老周是一个精神强大的人”，“他比我们明眼人看得还清楚”。

周云蓬听了一会儿，朗诵了一句“请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吧”。

众人哄笑而散。

绿皮火车

绿皮火车

火车轮子转动的声音，就像雷鬼乐，让人身心放松，所以火车有可能治愈人的失眠症和抑郁症。我们小时候看的《铁道游击队》、《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卡桑德拉大桥》都是有关火车的故事。男孩们把钉子放在铁轨上，等火车开过，你就有了自己的小李飞刀。姑娘们期盼火车把自己送到遥远的地方，绝不嫁给邻居家的小二黑。我们敬畏这么个大铁盒子，能够如此凶猛、如此持久地奔跑下去。

1

我家在铁西区，铁西区是沈阳的工业中心。“铁西”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有个铁路桥在我们的东边。每次坐公共汽车路过那里，我都要踮起脚向桥上看，那里时常会有火车经过，那种力量和速度，以及它要去的远方，令一个孩子兴奋和恐惧。

后来，我患上青光眼，妈妈带我去南方看病，那时从沈阳到上海需要两天一夜，感觉真是出远门。很多邻居都到我家来，让妈妈帮忙带上海的时髦衣服、泡泡糖、奶油饼干，很多小朋友甚至羡慕我说，他们也想有眼病，那样就可以去上海了。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

在火车上，孩子的兴奋也就那么一会儿，接下来是疲惫、困倦，妈妈把她的座位空出来，这样我就有了小床，睡得昏天黑地的。那时不懂事，不知道妈妈这一夜是怎么熬过去的。快到长江的时候，妈妈把我叫起来，说前方就是南京长江大桥，在无数宣传画上看过，就是两毛钱人民币上那个雄伟的大家伙，我就要亲眼看到了。

在夜里，过桥的时候黑咕隆咚，只看见一个个桥灯刷刷地闪向后方，想象着下面是又深又宽的江水，火车的声音空空洞洞，变得不那么霸道了。大概持续了十几分钟，当时想这桥该多长啊，一定是世界上最长的桥，就像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沈阳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当然除了北京。

2

我十六岁了，是个失明七年的盲人，确切地说，我是个像张海迪一样残而不废的好少年。我可以拄着棍子满大街地走，能躲汽车过马路，进商店买东西。

一天，我告诉妈妈我要去同学家住几天，然后偷偷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那时我已经知道，沈阳只是个落后的工人村，远方还有成都、武汉、天津、北京。

我乘坐的是从佳木斯开来的火车，因为是过路车，没座位。我坐在车厢连接的地方，想象着将要面临的大城市。我终于一个人面对世界了，拿出事先买好的啤酒和煮鸡蛋，喝上两口，于是世界就成我哥们儿了，和我在一起。

坐在我旁边的是个老头，他咽着口水，说：“小伙子，能给我一口吗？”我把自己喝剩下的半瓶啤酒给了他。他说我看上去就不是个凡人，将来一定前程远大。我一高兴，又给了他两个煮鸡蛋。

到天津，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一天两块钱。在街上走，听了满耳朵的天津话。接下来，坐了两小时的火车，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那时我是那么崇拜文化，一下火车就去了王府井书店，还没拆的那个。傍晚，去了陶然亭，因我刚听过收音机里播的《石评梅传》，想去拜祭一下这位遥远的才女。

3

爸爸说，你要想唱歌，就得向毛宁学习，争取上中央电视台，人家就是沈阳出来的。这时我已经在北京卖了一年的唱，攒了一书包的毛票，那是卖唱赚来的。我要去云南，确切地说是去大理。从北京到昆明，五十个小时的硬座……

头十个小时，是对云南的憧憬，想象着那些地名，仿佛摩挲着口袋里一块块温润的玉石。

十个小时后，这玉石也有点混浊了，怎么熬时间呢？我开始留意周围人的谈话。

斜对面座位上在聊原子弹藏在哪里，还有三十八军、林彪。我听了一会儿，换个台，后面隔一排在现场传销，讲金钱、成功、人生的境界。再换一个，远处有个姑娘说着她即将见面的男朋友，好像在昆明教书，她买了一水桶的玫瑰花去看他。姑娘说得正陶醉呢，不想水桶漏了，淌了一车厢的水。

二十个小时后，周围的声音都变远了，有点像喝醉酒的感觉，开始＇文＇回忆＇人＇自己＇书＇看过＇屋＇的某本小说，或者考自己，如前年的今天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然后加大难度，五年前，六年前，七年前……有时候，感觉自己某段时间消失了，怎么也想不起来那段日子活了些什么内容。于是，精神头来了，慢慢地找线索，迂回着手挖脚刨，朝记忆的盲区匍匐前进。

三十个小时后到贵州，困得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放下矜持，躺在车厢过道上，歪着头蜷着腿，那真是安忍如大地。可是，推小车卖东西的人来了马上要爬起来，走了再躺下，还有上厕所的人从你身上跨来跨去……那时，我的头发已经留长，活了半辈子，没想到头发也可以被人踩。

昆明的梅子酒太好喝了，小饭店太便宜了，我一放纵，几百块钱就花光了。接着到处找酒吧唱歌，未遂，再不走，真得要饭了。恰巧长沙有个朋友愿意收留我，我就买了一张到怀化的票。还有大半程的时候我只能逃票了。平生第一次犯法，非常紧张。

车过怀化，票已经失效，怕来查票，可偏偏不来，就那么在想象中吓唬着你。后来，我想到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就主动找到列车员，询问天气情况，问他几点了，问湖南有啥好玩的，问他喜欢啥音乐，问得列车员不耐烦，躲了我好几回，我终于活学活用“孙子兵法”逃到长沙。

过了不久，我在另一次旅程中又撞上了法律。话说，我和一个朋友去泰安，我那朋友是个世界名著狂兼摇滚音乐迷。

一路上，他和我讨论马尔克斯、鲍勃·迪伦（Bob　Dylan）、荒诞派、存在主义，引得旁边的人侧目而视。我们下车的时候，突然有个便衣拦住我的朋友，说要搜查，不允许他下车。他们在车厢门口争执起来，我那朋友往站台上冲，警察往车厢上拉，后来又来了几个乘警，终于把他拉上了车。这时开车时间已经延误了半个多小时，最后火车把他拉走了。

我被留在站台上，火车站的警察把我带到候车室。在我的行李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满是旋钮的陌生仪器，激动得声音都变了，问这是什么。我说这是吉他用的效果器，他们不信，于是我给他们现场讲解哪个钮是干什么的，还插上吉他来了一段，他们才不怀疑了。

过了一会儿，火车上的乘警来电话，说调查过了，车厢里没人丢东西。问了问周围的乘客，我们在车上说了些什么，大家说，他们说的都是外国人的名字，没听懂。于是警察教育我：“尽管排除了你们是小偷的嫌疑，但是在公共场所高谈阔论胡说八道也是不对的，看你们态度挺好，这次就算了。”我那个朋友交了五十元罚款，到下一站才被赶下车。

4

北京是一个“大锅”，煮着众多外地来的艺术爱好者，煮得久了，就想跳出去凉快凉快。但“锅”外面荒凉贫瘠，没有稀奇古怪的同类交流，那就再跳回来。

2001年，我被煮得快窒息了，就去了火车售票处，我问了很多地方都没票了，问到银川的时候窗口说有，就买了一张。大概是43次，北京开往嘉峪关的，够远够荒凉。上车后，发现人很少，到最后，可以躺在座位上睡觉。我在银川的光明广场上卖唱，赚得盘缠，继续向西，到兰州，在西北师大卖唱，遇到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小伙子，他主动帮我订房间，花钱请路边的孩子为我擦皮鞋，请我吃菠萝炒饭，后发现我非同道中人，又突然消失了。

坐火车来到西宁。半夜了，西宁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