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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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把黄河拉进人的心里。现实中的黄河，又黄又干，气息奄奄。真正的黄河汹涌澎湃在梦里，在那些热爱它的人的歌声中。

二十世纪末，“野孩子”的创始人张佺、小索，从兰州西固区出发，扛着吉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北京。据张玮玮后来回忆，他刚见他们时，以为是俩搞重金属的：一身皮衣，长发蓬然，操着一口兰州话，跟他们这个组合的名字“野孩子”正相配。

张佺、小索初到北京，没有马上开始混圈子、泡妞、高谈阔论艺术理念。他们租了个地下室，每日早起，打开节拍器排练，一直到天黑，才出去吃饭。为了锻炼肺活量，还要跳绳跑步。北京虽然云集了上千个地下乐队，狼多粥少，但台上的真功夫决定一切。“野孩子”一上台，就很叫座，在各个地下酒吧红了起来。

记得我第一次听他们现场，在五道口的“嚎叫”酒吧。门口买票的人排着长队。我和几个搞乐队的看完全场演出，大家都惊了，两把木吉他，铿铿锵锵挟着西北的黄沙，滚滚而来，两个人的和声，像天上高飞的雁阵，不由分说地把你带到远方。

2001年，张佺和小索在三里屯开了一个“河”酒吧。这里类似地下音乐人的俱乐部，出没在那里的有小河、万晓利、马木尔等。你在台上演出，要格外一丝不苟，因为台下坐的都是歌手和乐手。“河”酒吧也成了中国当代即兴音乐的摇篮，比方说你刚有个音乐动机，但还没有想好，你就可以到“河”酒吧，借着几分酒意，抽着“都宝”，在台上把它完成，这可能比你在家苦思冥想的效果还要好。

据酒吧的创始人之一封杰西回忆，那时候，大家通宵地唱歌、喝酒，累了就坐在门外，然后天忽然就亮了。“废墟”乐队的主唱周云山回忆，说“河”酒吧好啊，那里有的是好姑娘。我认为，就像鸟儿为求偶歌唱，台下都是好姑娘，歌手当然会施展全身解数，拿出百分之百的劲头唱歌。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因为经营不善，“河”酒吧于2003年倒闭。“野孩子”乐队也达到他们辉煌的高峰，2003年，他们参加了香港艺术节。据张玮玮回忆，演出快开始时，他透过幕布缝隙向外一看，吓他一跳：五百多人的场地座无虚席，观众都屏息以待。原本背了两百张专辑，想卖不了再拿回去。可由于演出现场太精彩，上半场刚结束，就全部卖光。几个人后悔啊，怎么没多带点儿。

这是内地新民谣乐队第一次到香港演出，大获成功。2004年，乌云飘来，主唱小索因得胃癌，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很多歌手、乐手在他弥留之际守在医院。据民谣歌手冬子回忆，小索有一阵清醒，拉着冬子的手说：一定少喝酒，别吃那么多方便面。尤其酒醉第二天，不要空腹喝可乐。言之凿凿，仿佛一个中了埋伏的战士告诫后来的战友。

小索去世了，朋友为他举行纪念音乐会。当初在“河”酒吧演出的以及看演出的都聚在一起，从八点一直唱到半夜两点。“野孩子”乐队也宣告解散。

有人坐在河边总是说/回来吧回来/可是北风抽打在身体和心上/远行吧远行

这是张佺后来写的歌，歌名叫《远行》。他只身去了云南，从昆明到大理到丽江，在那边娶妻生子。很多丽江的游客都曾在束河的大石桥看到他弹着冬不拉唱当年“野孩子”的歌。他的生活变得更简单，开始吃素，而且很少饮酒，乐器从六根弦的吉他简化为两根弦的冬不拉。张佺自己录制唱片，自己装帧印刷，自己卖。背上乐器行李，去北方南方巡演，像一个音乐货郎。这可能更接近于他儿时的梦想——边走边唱。

另一成员，张玮玮，立志要做一个忧伤的手风琴手。他先加入了小河的“美好药店”乐队，还曾经给左小祖咒、马木尔伴奏，用在哪儿都会发光，号称民谣界的“万能乐手”。他自己后来创作了很多歌，著名的《米店》都快成了丽江的市歌。

蒲公英各自飘，但总有机缘重聚。2011年，张佺、张玮玮、郭龙，三个“野孩子”当年的股肱成员重新走到一起，各自带了自己这么多年的生活经历和音乐体验，汇合成新的《黄河谣》。在2011年的西湖音乐节上，“野孩子”乐队重生。站在台上，遍插茱萸少一人，然而死者和生者都在音乐里。他们的音乐，不再年轻，但更有力量，更浑厚，充满底气。

冬天来了，他们住在大理的院子里，每天下午排练。三个老炮，准时准点，一丝不苟地排到太阳落山。郭龙打错了，张佺温和地看他一眼，他马上自我检讨：这个地方忘了。2012年他们会伙同周云蓬、万晓利、小河、吴吞再次参加香港艺术节。九年的光阴，淬炼出的音乐，日久弥新。

遥远的黄河还未干枯，唱歌的人继续向前。时光不会虚度，有音乐为证。

评头论足乐评人

歌手要跟乐评人搞好关系，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所以我们有很多做乐评人的好朋友，伟大的友情来自相互吹捧。其实中国的大多数乐评人都不会乐器，甚至很多人五线谱也不认识。但他们都是乐痴，每个乐评人都是一屋子的打口唱片。广州资深乐评人邱大立，初出江湖，就是一个卖打口带的。现在跟他漫步广州街头，他还经常指指点点：这个天桥，是当初“五条人”卖碟的地盘。邱大立用这种“非法传销”的方式，把“地下丝绒”、“平克·弗洛伊德”送到了千家万户。

我在树村住的时候，某天，邮递员送来两个大纸箱，拆开来一看，全是一套一套的打口经典。那些东西对于搞音乐的来说，犹如练武术的得到《九阴真经》。那就是邱大立从遥远的广州寄给我的。那时我们还没见过。后来几次去广州演出，都住在邱大立的店铺里。他那儿是很多音乐人的流动驿站，管吃管睡。

另一个，号称“乐霸”的乐评人，现今《时尚先生》的主笔张晓舟，他本来是一个体育记者，靠足球评论赚了些稿费，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据他的同事反映，张晓舟吃饭从来不爱买单。省下那么多钱干吗呢？都用来请地下摇滚人吃饭了。当年在树村，张晓舟进村了，大家会奔走相告，“张大善人来了，晚上有大餐了。”听说张晓舟的工作单位能报销打车费，某次，左小祖咒从裤兜里掏出八百多元的出租车发票，说：“晓舟，帮报一下。”其实都是晓舟自掏腰包。

张晓舟对音乐人有一种母性的慈祥，而且是那种拉着袖子苦口婆心的保姆式的呵护。有一次小河在广州演出，半夜喝多，打个车要去东莞继续喝。张晓舟一路电话追踪，后来竟然打给出租车司机，强令他把小河拉回广州。

上海的乐评人孙孟晋，也是我的好朋友，曾经一起去德国参加“绳索道音乐节”，他由于对西方乐队非常熟悉，所以成为我们的音乐节活指南。老孙有个不像上海男人的暴脾气。某次他在微博上批评我的专辑《牛羊下山》，跟张晓舟吵了起来。吵得两个人多少年的老交情都要断了。老孙后来近似撒娇地宣布：“我的葬礼不准你来。”后来在左小祖咒的斡旋下，两个人又喝到一块儿了。

还有一个兰州乐评人颜峻。好多年前，还是在“河”酒吧的年代，某次酒后我们俩大吵一架，为了啥都忘了。从此我俩结下了梁子。后来颜峻写了一篇评价我唱片的乐评，恶评满纸。我看了，心里更堵得慌了。其实乐评人就应该有褒有贬，这是很正常的。多年后，他突然来了个电话，声称台湾的诗人夏宇想跟我建立联系，合作一些作品。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谈公事的电话，但接完以后，我觉得彼此间也尽释前嫌了。再后来，读到韩松落的《怒河春醒》，一篇几万字长文，记述颜峻在兰州组织地下摇滚演出，带他看文艺电影。读到此处，我发现他和我一样都是真心爱音乐的人，有这点共性，别的就都不算什么了。

这几个乐评人各霸一方，仿佛《射雕英雄传》里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他们有各自的领域，而且，每个乐评人都长期罩着某个歌手，像狗啃骨头一样护食。张晓舟就是言必左小祖咒，而最近由于左小和陈升合作频繁，他的骨头里又多了陈升。邱大立是整个一个台湾控，顶礼膜拜胡德夫，捎带着罗思荣、林生祥、巴奈、陈建年等台湾少数民族歌手，大立某次曾深情地回忆，跟胡老师在一起，就像过节一样。孙孟晋更直接，把上海本土的“顶楼的马戏团”的吉他手梅二庇护在自己的麾下。有时梅二出门演出，想到单位里有老孙罩着，就很踏实。

这些乐评人不像他们吹捧的资产阶级歌手，本身生活作风都很正派。邱大立长年单身，周围也有很多女粉丝，¨wén　rén　shū　wū¨但就是不找女朋友。生活里的娱乐就是养流浪猫、参加马拉松长跑比赛。所有挣来的钱，都用在去香港、台湾看演出的门票和飞机票上。前几天刚从主编的位置上辞职下野，因为工作里老需要写软文。

张晓舟，作为一本时尚大刊的主笔，身边美女如云，可是从来没携女友出席过酒局。他的身边坐的都是那些张牙舞爪的吉他手、贝司手。某次去成都，朋友想帮他撮合一下，将他带到一个酒吧，晓舟一进去眼睛都花了：成都姑娘真漂亮啊。等到人家过来搭讪时，他却缩在角落里，装模作样地看书。

有人问我，中国为啥没有女乐评人。经三思得到答案：姑娘一爱音乐，就被乐手收编为女朋友兼企宣了。光为一个乐队唱赞歌，也就成不了乐评人。

现在，网上人人都可以发言，指点江山，乐评人这个物种也渐渐趋于没落和消亡。老的有个性的就剩下这么不多的几个，希望大家像爱护大熊猫一样爱护他们，组织也应该多关心他们的个人问题。他们是精彩的音乐解说者，其实他们自身的生活也需要解说。他们的生活和音乐一样复杂、奇特、多彩。

一个人过春节

一年到头每天要跟各种人打交道，到春节就想来点特殊的，一个人过。

处理完北京的工作，马上坐飞机进昆明，回到大理的苍山下。感觉春晚在后面追着，好在大理的房子里没有电视，没有多余的应酬。朋友送了一大块腊肉，这就是我唯一的年货。

除夕下午，独自在天台上晒太阳，在北京阳光成了一种奢侈品，而云南的阳光简直是通货膨胀。泡上茶，身上暖暖的，闻着邻居家的肉香，抚今追昔，又好像什么也没想。

去年春节，是在北京过的。跟一帮朋友去酒吧喝酒，以为会有什么艳遇呢，结果是大家坐在那儿看春晚。一帮无家可归的老外在耳旁聒噪，比春晚还热闹。坐到后半夜实在无聊，回家，结果找不到钥匙。蹲在沉重的防盗门外发愁，想着这是什么春节，难道要流浪街头吗？后来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经过盘问，验明正身，确定这个房子的主人是我，接下来就是叮叮咣咣地撬门，快凌晨了才进屋。这也就罢了，更郁闷的是，进去才发现，钥匙鬼使神差地在另一个口袋里，还花了好几百块的撬锁费。

所以这次在大理过年，下决心绝不出门。

除夕之夜，一锅白米饭，腊肉已经炖烂了，一瓶红酒，两瓶德国黑啤酒。有酒有肉，还有音乐。自己弹琴，唱给自己听。

风从苍山上刮下来，如海浪拍窗。酒意上涌，唱《乌兰巴托的夜》：“穿过旷野的风啊，你慢些走……”这是我自己的春晚。

发短信问朋友他那边的春晚演到哪儿了。说王菲已经上台了，好像有点跑调。紧接着，手机开始噼里啪啦地接收无数个祝福短信。其实我更喜欢有主语的、有趣的拜年话。可能现在人都朋友太多了，往往接到的短信都是群发的从网上下载的幸福的小段子。我想了一个好的，赶快卖弄地发给朋友：新年如醉如痴，旧梦不离不弃。

午夜到了，上天台，摇响屋檐下的三个大牛铃，叮叮咚咚地，感觉自己也放鞭炮了。

第二天酒醒，拉开窗帘，大理的太阳向我拜年。盛情难却呀，重新躺回床。龙年的第一天，像一张白纸。不想写什么废话，就享受了这种无事可做的、白痴一样的时光。

初一、初二、初三，一块腊肉堪堪吃完。这个年过得是又简单又安静。左手跟右手碰杯，把自己灌醉了好几回。

初五了，要破五。这天张佺——“野孩子”乐队的主唱，在大理的“九月”吧做专场，我是暖场嘉宾。一进古城，吓一跳，满街都是游客。演出是九点开始，第一个观众下午六点就到了。她解释说，要来先占个座位。我心里暗暗好笑，大过年的谁会来看演出啊。

结果出乎意料，人是越来越多。我被迫让出好位置，坐在吧台旁。过一会儿吧台旁也坐不到了，把我安排到门后的角落里。耳闻卖票的人解释：“里面只有小板凳可以坐了。”过一会儿，小板凳也没有了，只能站着了。再过一会儿，站也站不下，差一点要卖挂票了。

演出气氛非常好。观众很多都是从五湖四海奔向大理度假的文艺青年。三个小时的现场，静悄悄地专注地聆听。我们在舞台上，唱得也很陶醉。好的现场是对自己音乐的加持。如饮美酒，如对良人。

春节也不是只吃吃喝喝。虽然没有电视，却看了一场更跌宕起伏的连续剧，那就是韩寒大战方舟子。

先是麦田质疑韩寒作品有人代笔，紧接着道歉，方舟子等人又冲了上来，感觉就像是那种二战大片——《敦刻尔克大撤退》、《莫斯科保卫战》……方称自己挖了个大坑，支持韩寒的人都会被陷在里面。我趴在坑沿一看，下面有罗永浩、慕容雪村等好多认识的人。越看越心痒，结果自己一不小心也跳了下去。某日发微博如下：“这场混战，首先放下武器者有智慧，你死我活只是一厢情愿的虚幻。韩寒电话里声音很好听，用你文章，先电话感谢，杂志出来后，亲自写信致谢，这样有情商的做书人不多。他还爱听《不会说话的爱情》，我个人相信他的审美判断力和做人的基本礼节。”结果被转发了四百次。有一条回复很可爱，“爱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孩子都是好孩子。”真希望明年春节，谁和谁再吵上一架，照这样下去，电视台就要倒闭了。

年过完了，一大堆平凡的日子拥挤在未来。抓紧订机票，北京像一个大磁石，你不喜欢，但总有一些不可抗拒的理由把你拉回去。国贸的地铁、三环的堵车，以及一个个人山人海的饭局，不怀好意地召唤你。

虽是末世之年，个人的生活还是要煞有介事地继续下去。小车不倒向前推，有个词叫“飞龙在天”，然而我们只是大地上，蝼蚁一样忙碌的龙的传人。

“龙年吉祥。”对自己说，也祝福全中国。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不是那谁谁，不然，我会大吼一声，报出他的名字，保准把厄运吓得一溜跟头地跑到别人那里去。

在铁西区小五路的某间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头哭，我妈妈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儿，他说，去你妈妈那儿，我爬到妈妈那儿，她说，到你爸爸那儿去。这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大概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生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他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我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眼睛的视力终于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地谈话，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时，他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艺术什么的。

他爱养花，我们家门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候了好多花花草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一家邻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整个向阳大院的孩子们都炸了窝，每日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接着，排着队帮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来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队》。这时我爸爸闪亮登场了。他骑上自行车，到沈阳的大西门电子零件市场买线路板、图纸，埋头钻研，终于有一天，“咣”的一声，我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极管、二极管，乱七八糟的线路，亮出了雪花飞舞的画面，穿西装的念新闻的主持人在雪花里扭来扭去，我们家有电视了，九寸的，是我爸爸装的，太骄傲了。

在工厂里，他也是把好手，车钳洗刨各种工种全能拿得起。后来，他被评定为八级工，大概相当于高级技术工人的职称了。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爸爸，以及工厂的噪声、冶炼厂的黑烟。那时，我开始读泰戈尔了，什么“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我们家门口，有一个下水道，再向前是个臭垃圾箱，紧接着还是个下水道。爸爸每晚都要会见他的同事，讲车床、钢管，抽烟，喝酒，妈妈在外屋地（东北方言，对门厅兼厨房的称呼）炒花生米，我们要等着他们吃完才能上桌。而且，像所有工人阶级的爸爸一样，让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比方我们在唱歌，这时他回来了，吆喝一声，全家都灰溜溜的，屁都不敢放一个。

所以，每个人的叛逆，都是从反抗爸爸们开始的。

我很记恨他打过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一下子把盖帘上的刚包好的饺子踢翻了，我爸爸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就为了一点饺子而被打。爸爸也很反对我读书，有一回，妈妈带我去书店，买了将近二十元的世界名著，回家后，爸爸很不高兴，说花了这么多钱，这个月，你的伙食费可快没了。有时候，我会偷偷地设想，如果只有妈妈，生活里没有爸爸，那该多么愉快。

不满的情绪和身量一样在长大。战争终究无可回避地爆发了。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上桌喝酒了。一次，亲戚来家，带了一瓶西凤酒，我喝得多了，躺在火炕上，内火、外火交相辉映，和爸爸一言不合，吵了起来，他也有点醉了，拿起拖鞋，照我脑门上一顿痛打，用鞋底子打儿子，那是很有仪式感的老理儿呀。

我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加上酒劲儿，冲到外屋地，抄起菜刀，就往回冲，好几个人拦着，把我拖出门。据当事人跟我讲，我一路喊着“要杀了你”，嗷嗷的，街坊邻居都听见了，真是大逆不道。后来，我爸爸问我妈：“儿子怎么这样恨我，到底为了啥？”

跟爸爸的战争让我成熟了，明白人长大了就应该离开家，到世界里去讨生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去了天津、长春，一年回家一两次，爸爸劝我努力当个按摩大夫，很保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设计的，我偏不干这行。这时，爸爸也达到了他一生的顶点，由于技术出众，当了一个小工厂的副厂长，好像还承包了个项目，不过不久就下来了。他经常唏嘘，那时有人送红包，不敢要，拿工厂的事当自己的事情去做，结果也没落下好。

1994年，我大学毕业，爸爸去沈阳火车站接我。从浪漫的校园里，从光辉的名著里，从对姑娘们的暗恋里，我又回到了破败的铁西区，回到几口人拥挤在一起的小平房。爸爸抱怨我当初不听他的话，学文学，结果工作也找不到。于是，他带着我去给校长送礼。这时，我看到他卑微的一面，见了宛若知识分子的校长，点头哈腰，大气也不敢喘，把装了一千元的信封和酒强塞入人家手里，拉起我，诚惶诚恐地走了。回到家还念叨着，人家是辽大毕业的。后来，中间人告诉我们，没戏。我爸爸毕竟是工人阶级，有觉悟，一听不好使，就去校长家，把钱要了回来。

对家乡的失望，让我们越走越远，然而，父母老了，他们只能在身后，踉跄着唠叨些盼望和祝福。BB机出来了，手机出来了，电脑出来了，他们无视这一切，还专注地天天看着电视，用座机给远方的儿子打长途电话，害怕电话费昂贵，又匆匆地挂断。有一年，我在异乡接到了爸爸的一封来信，他很当真地告诉我，他知道我在写文章，想提供给我一个故事。说我们老家的山上本来有一大片果园，最近果树都被人砍了。故事完了，他问我，这件事能写成一篇好文章吗？

还有一次，爸爸来电话，说身体不好，让我赶快回家一趟。等我回家一看，他啥事也没有。他神秘地告诉我，他给我找了个媳妇，马上要见面。原来，我家出租了一间房给一个在澡堂里工作的姑娘，不久前，她妹妹从老家来了，也想进澡堂上班。我爸就动了心，偏要撮合一下我和她妹妹，那姑娘碍于住在我家，不好推辞，就说先见见面。这下，我爸当真了，千里迢迢，把我召回。

我说，我没兴趣。他就瞪眼了，那你还想找个大学生呀？怕他生气，我只能答应见见。小姑娘刚从澡堂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