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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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在广州乘出租车，司机认出我，主动攀谈，原来不是因为我的歌手身份，他说，他经常看我在“南都”上的专栏。2011年年底，蒙牛牛奶再现质量危机，好多媒体为其辩解，重新镀金。听说“南都”毅然回绝了蒙牛的广告，为这个报纸写了一年专栏的我为此深觉荣耀，并庆幸有这样的良心媒体曾经陪伴自己一路同行。

末日之年，歧路虽多，然有爱者，终会殊途同归，神州很小，有心者定能再聚。

《春天责备》台湾版自序

我的书比我幸福，它就要去台湾了，还要在那儿长久地定居。它会被某个台大女生捧在木棉树下，或者在台南夜雨敲窗的小屋里，摆在一个东北老兵的案头。它会瞌睡着想起东北的沈阳、中街的“老边饺子”、大帅府。要不然就尘封在某个小书店的书架上，左边靠着痖弦，右边依着夏宇——此女飘忽不定，这下可无处逃遁了。我的书会一页一页地追问她，为啥不给我写序。

这本小书，前半部分是我当年居住在香山时写的短诗。那时我有小屋一间，前面几棵枯树，后面两座荒坟。夜阑人静，和猫头鹰与刺猬为伴，思考人类，玄想诗歌。后边是我下山后写的随笔，落在现实里了，举手投足都是大中国里的小人物的鸡毛琐事。最后是绿妖写的一篇有关我的小传，采访完她成为了我的女友，所以这篇报道写得既客观又有情。

我的书在大陆出版，已经发行了几万册。这次它远行台湾，临上路时，我还要千叮咛万嘱咐：我的文字到那儿可要谦虚谨慎。我的文字有北方老白干的粗洌，但台湾也有金门高粱酒。我的诗有会稽加饭的后劲，但台湾也有绍兴老酒。所以，一定要做一本低调的书。实在不行就自我打折。

最后握握手，再鼓励一下：莫愁前路无知己，海峡那边朋友多。

注：1．我有幸于2011年9月去台湾参加“流浪之歌音乐节”，顺便给我的书做了一些推广活动，第一天在台北的“一代佳人”海鲜大排档吃饭，那儿是台北文化人食堂，因为那里可以随便抽烟，并且把烟灰掸在地上是一种时尚。隔壁桌上就是朱天心和她丈夫唐诺。真巧，我在飞机上还跟绿妖说：“也许你在台北会看见朱天心、朱天文。”临走那天，我们跟出版社编辑聊台湾文学，张大春算一代，现在的骆以军也很红。结果，在去“一代佳人”的路上，编辑老师突然指着路边说：“看，那就是骆以军，带着孩子在过马路。他们叫他‘骆胖’。”

2．到诚品书店一看，自己的书旁边挨的不是痖弦，也不是夏宇，而是胡兰成。我的书中曾有篇文章讥刺他的文字是花拳绣腿，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3．本人曾与台湾著名诗人夏宇在北京有两面之缘，据夏宇说，她当年失恋，曾徒步走了一千六百公里，创伤还未痊愈，回台湾听了一天的《不会说话的爱情》，最终痊愈。当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时，我想托她代为写序。夏宇回信说，她看书都要把序撕掉再看，所以也从不给人写序。

三个不普通的台湾声音

陈明章，一个闽南语歌手，在台北诚品书店敦化店，我有幸看到他的现场。他刚推出一张新专辑《青春》。距他1986年为侯孝贤的电影《恋恋风尘》配乐，已经二十五年。他弹着自己改造的月琴，嗓音依然纯真如赤子。演出完，我和他握手，他的手宽厚温暖，不拒绝所有的合影要求。

临了，我们互赠唱片，回到北京，仔细阅读他的歌词，感觉淡水呀，花莲呀，那些好地方被我带回家了。歌词页里，他说：“在阿美族中，‘Ho　Hi　Ya’与‘naluwanna’是最亲切的招呼语。从台东到花莲，花东海岸七月的丰年祭，不断地传来‘Ho　Hi　Ya’与‘naluwanna’的歌声。”

陈明章的好友林生祥，是一位客家歌手。我们曾搭乘高铁，转长途车，到了南方的美浓。这是林生祥的家乡。到美浓车站，向一位司机打听，他很了解林生祥，因多年前他在高雄开过书局，还帮林生祥卖过他的唱片。林生祥开车把我们接到他的家中，一个宽阔敞亮的客家式三合院。九十多岁的祖母在院里晒太阳。他三岁的小女儿午睡醒来下楼，全家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林生祥的妈妈曾是养猪专业户，养了一千多头猪。现在虽然洗手不干了，但对于买什么样的猪肉，依然是绝对的权威。她给我们做的猪肉甜甜的，散发着某种植物的香气。

饭毕，我们上楼，我弹他自制的三弦月琴，他拿起吉他箱盒。一段好饭之后的即兴音乐。这是音乐人交流的最好方式，手谈，胜过滔滔雄辩。

美浓还有位精神领袖，文学家钟理和。他的《原乡人》影响深远。钟理和晚年贫病交加，坐在轮椅上，以一个小木板为书桌，在户外写作，林生祥为他创作了唱片《大地书房》，唱他的文字和传奇。

我们去了钟理和纪念馆，展馆清雅朴素，如其人其文。

罗思容是位客家女歌手，回到台北，我们去她家做客，听她即将出版的新唱片。她住在新店竹林路，住宅周围果然都是竹子。她家里没有空调、电视、手机，房间里凉风习习，阳台上生长着各种植物。她揪了片叶子给我尝，嚼起来甜甜的。罗思容的新唱片叫《揽花去》，一首一首地听下去，你仿佛穿行在一个大花房中，玻璃墙外的天地都是蓝色布鲁斯。罗思容音乐的根在客家的土壤里，但形式接近于欧美的老蓝调，在那些开阔的五声音阶里，偶尔峰回路转地出现黯淡的半音，呈现一颗树影斑驳的女子的心。

她每周还要去西南海岸，教那里的客家老人学画画。她在那些老伯伯身上学到了很多，她为烈日下的晒盐人写歌，为受家暴的客家妇女写歌，她还很中肯地评价我的音乐，说我的歌在批判的同时还有疗伤的作用，说得如此精确，让我小小地骄傲了好几天。

海水巨钟胡德夫

初见胡德夫，握手，粗壮有力，宛若熊掌。捎带着一摸，他还有个装满了火焰烈酒的大肚子。

我刚从他家乡台东回来，跟他说，听太平洋涛声轰隆隆地从地心深处喷发而出，站在海滩上，仿佛千万座装了轮子的大山迎头撞来。他笑答，那是他的胎教之地，母亲在太平洋边怀上了他。他的血管里流淌着海水，太平洋是他的启蒙老师。

第二个老师，是他九岁失明的哥哥。哥哥热爱《圣经》，苦于目盲不能阅读，每日抓童年的胡德夫代读。趁哥哥苦思冥想之际，胡德夫会偷偷地翻几页儿童漫画。《圣经》博大精深，有不认识的字，就要马上查字典，这本世界之书，竟然成了胡德夫的识字教材。

年复一年地诵读，《圣经》里的句子他都能背诵如流了。后来，中学考试，仅凭胸中一本《圣经》，他在几百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淡水中学。现在回想起来，他真心感激哥哥的一片苦心，他说，哥哥失明了，但是他看得远。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自己还有个弟弟，也是九岁失明，我心里嘀咕，您家也太不幸了，然后听他说：“弟弟就是你。”吓得我连忙起立，这份荣耀实在不敢当。

那时的淡水，文艺精英风云聚会，胡老师在酒吧夜店里弹钢琴唱歌，唱的大多是西洋老歌。我问他钢琴是咋学的，他说就是摸索着边唱歌边学习，很多都是即兴弹奏。这个我能领会，自己学吉他也是这个路子。所以到如今歌虽相同，可在不同的现场，会有不同的变化，仿佛海浪千万年周而复始，而每一个具体的海浪涌起、破碎，都是一场新的生命。

话说胡老师英文歌正唱得起劲呢，踢场子的人来了。一个年轻人问：“你是从少数民族部落来的，那你会唱你家乡的歌吗？”这个质问者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双泽。我问胡老师真实的李双泽是个怎样的人。他说，外表看像个农夫，其实他又画画又写歌，且做社会运动。他影响了很多人，属于那种先知型的艺术思想家。就是这个农夫一样的年轻人，推动了台湾民歌运动的轮子。当轮子承载很多人的心加速向前时，他却因为救人溺水而亡。朋友们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遗作《老鼓手》。这支歌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大放光芒。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只是一粒麦子；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粒麦子来。”李双泽启动了胡德夫新的生活，最初的启蒙老师太平洋召唤他，故乡的土地等待他重新扎根。“最早的一件衣裳，最早的一片呼唤/最早的一个故乡，最早的一件往事/是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胡德夫离开淡水，十年时间走了三百多个部落，听过多少山歌，有多少荒山之恋，他没讲。

胡德夫仿佛被历史遮蔽了，又从另一个时间的路口突围而出。某年，龙应台想做一台演出，想起了消失已久的胡德夫，好不容易托人联系到他，胡德夫出现了，穿着短裤，脚蹬木屐，一身山野气，然而他这时唱的不再是西洋歌，而是《牛背上的小孩》，是《美丽的稻穗》。他背着山，揣着海，成了一个真正的民歌手。

谈话间，胡老师的妻子坐在旁边。朋友告诉我，胡老师的妻子很像圣母玛利亚，然而胡老师自己觉得她更像蒙娜丽莎。胡老师说，她是他在走部落的路上邂逅的，他求爱的方式就是对她掏心掏肺地唱歌，唱了几天几夜，终于赢得美人心。

我询问胡老师的酒量，他声称发挥好了能喝四瓶金门高粱酒，一旁的“蒙娜丽莎”马上善意地阻拦并解释，那是年轻时候的事。我们见面的地方是一个有钢琴有歌手驻唱的咖啡馆，谈高兴了，胡老师要现场为我们唱几首歌，这时，灯火已阑珊，音响已关闭，胡老师说不用话筒，就是钢琴人声。我端一杯威士忌站在钢琴旁，这可是VIP待遇。

琴声如海水，歌声如巨钟。第一首歌是《太平洋的风》，我手按住钢琴的侧板想，自己即使不靠耳朵，光凭触觉，也能感觉到他汹涌如海洋的音乐律动。紧接着是《大武山美丽的妈妈》，这是台湾日据时代流传在部落里的民歌，后来被胡老师重新填词：你是带不走的姑娘，是山里的小姑娘。

因为有好多山里的女孩被骗到城市做雏妓，此歌用来抗议这桩罪恶，唤醒人们麻木的良知。

胡老师2011年要在大陆发行他的新唱片《大武山蓝调》，他在文案中这样写：“我是大武山天空的一只老鹰/我从我的皇宫出发，飞过了/广大的森林，飞过了美丽的小米田/飞过会唱歌的溪流/我一直飞，飞到了壮阔的太平洋上……”他也将飞到大陆，做一系列的演出和讲座，我极力游说他来绍兴，夸那里的黄酒、老街多么好，当初我就是这么被鼓动去的。结果还是有效，胡老师欣然答应，绍兴歌迷有福了，我这个文化大使不辱使命，回头绍兴人民要奖励我几坛花雕的。

空谷有佳人

从台北坐地铁到淡水，搭乘长途汽车到金山，再换乘出租车，上金宝山公墓的筠园，我青春期时代的知心大姐姐邓丽君长眠于此。一下车就听到她在唱《小城故事》，然后是《小村之恋》。

她的墓像香喷喷的化妆盒，墓石光滑，上面雕刻了一圈白色玫瑰花。触摸之下，恍惚觉得里面装的是糖果，而不是死亡。墓前有一排黑白钢琴键盘，踩上去还会叮叮当当地响。已经石化了的她，坐在自己的墓碑上，后面是一丛竹子，她的名字里有竹，墓碑上是她的原名，邓丽筠。

筠园今天播放的邓丽君的歌全是日语版本，同来的乐评人邱大立执拗地想等她唱一首国语歌再离去，哪怕是《美酒加咖啡》也行。结果是一个又一个的“瓦达西瓦”。开始下雨了，我只好劝他：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他终于一步三回头地被我们拖走。临别，我在心中默默祝祷，邓姐姐保佑我能常来台湾，我由衷地喜欢这片土地。

下山后，我们去镇上的金包里老街，两边是五花八门的台湾小吃、红花百草膏，还有很多竹编的灯笼罩、储蓄罐，又便宜又好吃又好玩。窄窄的街上人挤人，从头走到尾，我们那位邓丽君迷，不无感叹地说：“我觉得是邓丽君给这里带来了繁荣。”我们提醒他：这是条老街，很多店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那时小邓还没出生呢。

回台北的车上，路旁是荒凉的大海。据说对面就是大陆。她曾是云林县上的邻家小妹，后来成了会唱歌的小鸟。但对于我，对于成长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很多中国人，她是一颗那么温柔的子弹，把我们坚硬如铁石的心炸出血来。

邓姐姐真是个办实事的人，不到半年，我有幸再来台湾，并且带了浩浩荡荡的大陆民谣团，要在宝岛做短暂的巡演。刚下飞机，立刻找车直奔筠园。同行的还有女友绿妖，歌手小河、万晓利。上次没有给她带礼物，这次不能空手拜祭了。我们在山下的小镇找了一家花店，我提议买玫瑰花。正值情人节，一支玫瑰贵到六十台币，我们跟老板娘砍价，说是从大陆刚来的，囊中羞涩，老板娘一拍大腿，说，咱也是大陆妹，所以不能还价。无奈咬牙，买了几支，还捎带一瓶金门高粱酒。傍晚的筠园，山岚蒸腾，晚照如画，小河、晓利先蹦上钢琴，手舞足蹈地来了段即兴挽歌，然后，大家排着队，把花小心地插在墓前。我带了自己的唱片，压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希望她也能喜欢我的音乐。她还在一首首地唱着，全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此地听来，仿佛隔着时间回望初恋的女友，小邓，你真好，你让埋你的泥土都流出了奶与蜜。最后，大家倒上高粱酒，先敬她，绿妖很内行地叮嘱，这酒有劲儿，少给她倒点。愿生者常醉，死者有梦，两岸太平，再来看你。

明明如月

黄耀明说，他从小生活在香港的旧城区，旁边有很多工厂、煤气站。这么说来，我感觉那儿像沈阳的铁西区。那时充满传奇色彩的九龙寨还没被拆除，里面生活着很多身怀绝技的江湖奇人。爸爸曾经带他进去过，好像去拜访什么神秘人物。据他描述，里面街道很窄，几乎不见天日。再加上许多可怕的传闻，令幼年时的黄耀明又恐惧又兴奋。讲着讲着，他带我们过马路，拉着我的手，去摸九龙寨残存下来的石头。粗糙、冰凉的感觉，好像在触摸梁山英雄散尽的寨墙。

黄耀明很愿意向朋友谈起旧时的香港。那时候火车站还在尖沙咀码头附近，如今的星光大道，就是昔日的铁轨。穷孩子晚上去九龙城玩，有钱的孩子去旺角、尖沙咀。但他不愿更多谈起辉煌的达明一派时代，我们一起夜访红矗�体育馆，它需要提前两年预定，还不一定被选中。问他还记得初次在红馆演出的心情吗，他平淡地说：都忘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其实我对粤语歌比较懵懂，只是孤陋寡闻地听过他的《石头记》和《四季歌》。

有些人终究要碰面的。一次黄耀明在大陆的记者招待会上语出惊人，说他喜欢一首叫《中国孩子》的歌，看到这个消息，我也是默默地大吃一惊，惊奇于他不按照娱乐常规说话。

2011年8月22日，我去香港参加“暗中作乐”演出。饭桌上第一次见到黄耀明。我送了他一块从新疆赛里木湖边捡的石头。他很喜欢，一再追问我，那湖是什么样的。本来我以为，明哥出现在饭馆，也得前呼后拥，大墨镜大口罩地逆光前行。但他背了个双肩包，随随便便地坐下来，不惊动任何人。饭桌上他很会照顾人，自然地给大家布菜、分酒。

我们一起走进黑暗剧场，观众也在黑暗中。他经常唱的歌是《万水千山总是情》，既不爵士，也不蓝调，绝不抢歌的风头，而是有所克制地抒情，很有老一代粤语歌手的古雅风范。这场演出的主力是“人山人海”，里面有许多明哥扶植的新人，有创作才女卢凯彤，还有嗓音如封坛陈酒的陈浩峰。

第一天演出结束，他带我们去尖沙咀码头走星光大道。他很耐心地一个一个帮我们讲解，这个是粤语歌前辈，那个是武打明星。非常巧，第二天网上出现一个新闻，是CNN报道的世界十大失望景点，香港星光大道赫然在列。明哥看到新闻，还道歉说，太失礼了。

最后一场，我临时改变曲目，唱了《中国孩子》，明哥紧接着我，唱了一首卢凯彤写的温情含蓄的《绝色》。事后，明哥讲，没想到我会唱这首歌，他的情绪有些波动。不过他很开心听到这首歌的现场。我觉得自己有些抢风头，打乱了演出的整体结构。但明哥很包容。

离开香港的前夜，他带我们去吃火锅。他声称只要四分之一瓶的啤酒，就可以把自己灌醉。但他很善于劝酒，非常专业地要求把我带来的甜酒冰一个小时后再喝，听说我爱喝烈酒，还想去旁边的超市买威士忌。

临别，约定再见日期，也许是几个月后，也许是一年半年，可能在上海，也可能在北京。跟他相处，你会变得很淡然。与他话别，仿佛从那首《四季歌》走了出来。明天我们要向北飞，据说台风正逼近香港，“蚂蚁有洞穴，家有一扇门，门外有风呼呼叫”。

新民谣急先锋小河

在2011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一群中国人慕名而去，看写《北京欢迎你》的小柯，到现场一看，根本不是小柯，而是个叫小河的白头发怪物。小河刚唱了一首歌，前排一人就离席而去。这时，台上的小河展露他的独特个性：他一个箭步跳下台，拉住要走的人，说：“我刚开始唱，你干吗要走呢？”那人只好规规矩矩地坐回原位。等小河回到台上，闭着眼睛在音乐中达到高潮时，那人突然站起，大喊一声“再见”，跑了。

小河1975年生于河北邯郸，上面有两个哥哥，父母看着三个大儿子在炕上跑来跑去，发愁将来要盖多少间大瓦房才能给他们都娶上媳妇。小河的音乐之旅起于军营，那时他是个炊事兵，专业是和面蒸馒头。馒头蒸好，开始练琴。他那时的创作风格是军营摇滚，歌词都是“反战”、“可不可以吃饭前不集体唱歌”之类的题材。

他退伍后直接成了北漂，当过保安、琴行的销售员。后来他去了当时的音乐乌托邦“河”酒吧，并且出了他的第一张唱片《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当时唱一场一百块。但他生财有道，自己开始写字，自创一个nuan（上男下女，平声）字，唱完歌，现场拍卖，十块起价，有时卖字收入比演出费都多。有人回忆，在“河”酒吧第一次看到小河：骑一个“二八”的破自行车，耳朵上挂一个存车牌，勾着京剧脸谱。一看就是个邪派高手。

民谣界忧伤的手风琴手、歌手张玮玮如此回忆他和小河的一次商演：话说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天，蓝岛商场门口做了一场开业庆典，玮玮老老实实地唱完了歌，小河上去，背对观众，开始漫长的调音，现场观众一片茫然。之后他忽然回身，好像刚刚看见台下有这么多人一样，说：“这大冷的天，你们站这儿干吗呀？赶紧回家吧。”

2005年，小河在798的“南门空间”策划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新民谣音乐会”，从下午六点开始，到凌晨两点结束。那时这些民谣歌手都还很嫩，参加的有朱芳琼、苏阳、左小祖咒、万晓利、周云蓬、马木尔……那也是第一次，“新民谣”的概念登堂入室。

2010年，在一次演出中，小河表演富士康跳楼事件，在两米高的舞台上，抱着吉他高喊一声“我后悔啦！”一跃而下，结果动作变形，当时就躺地上了，双脚骨折，疼得满头是汗。观众还兴高采烈地评价：演得太像了。过一会儿才觉得不对，赶紧送医院。小河从此开始了他的轮椅生涯。

小河在病床上也闲不住，做了一张病床唱片，里面有一首歌以寻人启事为题材，他说有个网，专门刊登寻人启事。他以那些启事为歌词，写了一首有关失踪者的震撼的歌。他声称自己在病床上终于有时间安安静静地看几天书了，我就送了他一本《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觉得挺适合他的。

有一天，小河开始拄着拐蹒跚地走路了。再过几天，拐扔掉，背着琴，开始在家里楼上楼下做负重练习。终于某日，小河过马路时，一辆车飞驰而来，他拔腿就跑，等到了路对面，小河惊喜地发现，自己会跑了。

今年六月末，众多民谣歌手在北京做了一场“河”酒吧十周年的纪念演出。那天，暴雨如泼，北京成河。但剧场内座无虚席，很多人是游过来的。小河是当天最亮点，他很体谅地停止即兴，唱了他第一张专辑里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而且把现场搞得像个相声晚会，每一首歌都充满了笑声和掌声。我感觉小河身上有一种丑角的气质，在台上很难严肃起来。他让我想起电影《大路》里那个吹小号的小丑。酒局上没有他，人们会觉得很寂寞。舞台上没有他，就像一个充满了正面角色的电影，略显乏味。

“野孩子”大河之上

“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流浪的人不停地走，唱着我的黄河谣……”这是“野孩子”乐队的经典曲目《黄河谣》。每一次他们的现场演出，此歌都是最后压轴歌曲，张佺、张玮玮、郭龙，坐成一条直线，放下乐器，肃穆地清唱，不炫技不讨巧，就那么诚实地一步步地夯实每个音符，仿佛背负着纤绳，把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