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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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到兰州是参加“高墩营艺术节”，高墩营是兰州郊区的一个村子。很多大学都搬到了村子附近（大学农村化，这也似曾相识），所以来看演出的是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挤在台前的是青春荡漾又文艺十足的大学生；当地村民戴着草帽，坐在墙根的一溜树荫下，远远地围观。

据说第一届艺术节，台上搞的是摇滚乐。演出还没有结束，乡亲们就受不了了，要求迅速停止，说农民晒了一天晒坏了，要回家睡觉了。所以2011年主办方调整了方案，组织了一台民谣演出。我坐在台侧的一个小马扎上，准备演出。学生们围了上来，很多不经我允许就开始拍照，感觉自己像个逃出动物园的猴子。一个很文艺的姑娘，向我推荐她的男朋友，声称他很有思想，是个翻版韩寒。过了一会儿，她男朋友坐到我旁边，一个很腼腆、很帅的哈萨克族“韩寒”。谈心得知，他和他的小女友都是被父母篡改了报考志愿而被“发配”到大西北。本来一个爱音乐，一个爱电影，结果一个被迫学管理，一个被迫学金融。

上台演出时，我照例唱了《买房子》，随口说“兰州的房子应该很便宜”，结果引起一片抗议声浪。原来兰州的收入和房价的落差在全国是数得着的。一般的兰州白领，月收入只有三四千元，房价已经一万多元了。

第二天，朋友在黄河边请喝“三炮台”，呼吸一口空气，甜中带酸，有儿时铁西区的味道。兰州在黄河的上游建了众多的工厂，且南北都有山阻隔，污染无法疏散，所以黄河里的鱼当地人都不敢吃。大家喝着茶，听着黄河水声，聊的却是下游有专门捞尸体的行业。

朋友最后送我们去机场，路过西北师大，还是那似曾相识的感叹：“过去这里两侧全是遮天蔽日的大树，还有很多果园，晚上可以去里面偷果子、看星星、谈恋爱。现在两侧都成了开发区。郊区荒山上还有一座死城，是原来的铝厂，后来倒闭，人都走光了。里面商店、影院鳞次栉比，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我想起了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城市都长得越来越像，兰州你可以叫它广州，也可以叫它抚州，还可以叫它郑州。

耳闻阿维尼翁艺术节之一

2011年7月3日，乘飞机从阿姆斯特丹转机到马赛，再坐汽车到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候机时，所有同行的中国伙伴都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电脑上网，这时技术人才就显示出优势，挨个辅导大家怎么上网。而周围的老外都在安静地休息。登上去马赛的飞机后，大家又找到了新的兴奋点，一个脸蛋长得像红苹果的法国男娃娃，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爸爸只好带他在机舱里散步，路过一位中国姑娘，还主动跟姑娘握手，随即把手甩开。整个航程，大家都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魅力胜似微博。经过十四个小时的旅程，终于到达阿维尼翁。此时正是小城的黄昏，西边红霞如海。

阿维尼翁艺术节每年一次，其余日子它是人迹罕至的荒城。我们到的时候，艺术节还没开始，到处都是海报，连垃圾箱、邮筒、路灯上都贴满了。满街的演员、歌手，比当地的居民还要多。我们的演出在一个教会学校的阶梯剧场，这个场地属于中国艺术家，将要上演的剧目有辛欣导演的《生于七月》、黄盈的《黄粱一梦》、王翀的《哈姆雷特机器》、孟京辉的《三个橘子的爱情》、丰江舟的《假象》，还有我和小河的《如果，世界瞎了》，由邵泽辉导演。

这几天还处于排练阶段，正式演出要到7月8日开始。我们的现场只能坐一百人，要是在国内，这个阵容拿出个零头也能票房爆满。可到了这儿，人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都希望更多人来看自己，所以对未来的票房还是有点不踏实。

阿维尼翁是一个曾有多位教皇居住过的城市，所以以教堂闻名世界。我和绿妖第二天就去了宏伟的教皇宫。一进去，见到很多中世纪的塑像。向上依次又游览了教皇的礼拜堂、卧室、书房、小金库。据说有一位教皇登基加冕，请客吃饭，一顿吃了三百头牛、四百多头羊、七千多只小鸡、三万多个鸡蛋、九万多个面包。这也让我感到似曾相识。我国人在大吃大喝方面，也不逊于彼。

走出教堂，正有一两位民间艺人在广场卖唱。一个小伙子，用一把古典吉他弹着“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他们不是来参加艺术节的，而是随着流浪的步伐走到这儿的。他们在户外，而我们在室内，他们比我们更阳光、更放松。

耳闻阿维尼翁艺术节之二

演出已经几天了，我们也进入看演出阶段。大家抱着一大厚本法语演出目录，猜测着选择场次。这时玮玮在街上看到一个姑娘用一个自制的手风琴边拉边唱，正唱着，忽然把手风琴放在地上，她一连六个后空翻，从街上消失了，手风琴还继续奏着音乐。正当人们错愕间，她又从另一个街口一个跟斗云翻了回来。结果当然是她的宣传单被一抢而空。

第二天，玮玮带着我们去看她的演出，起了个大早，拐了好多小巷，到了一个小剧场门口。票并不贵，用工作证买，六欧元一人。进去一看，傻了，满屋坐着的观众多数是小孩，还有一部分是家长。我们才恍然大悟：这是一部儿童剧。

开场后，只见一个演员从观众门惊恐地撞进来，这是一个长得像精灵一样的姑娘，她的语言主要组成部分就是“Blblblb”，孩子们似乎能听懂。舞台上有好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她随手抓过来，一会儿当电话打，一会儿当棒棒糖吃，最后发现都是乐器。她身后有一幅世界地图，演奏完乐器，就贴一个标志到产生这个音乐的国家位置。先是日本，然后是印度。唱印度音乐时，她边唱边跳，眼神妩媚，活脱脱一个宝莱坞舞女。接着是非洲的音乐，在音乐中，她摇晃着身躯，双手在胸前一比，仿佛惊讶地发现自己长出了非洲女人的大胸，然后是屁股。在座的小孩们看得开心，哈哈地笑。到了意大利，她就模仿德高望重的教皇，走向一台钢琴，忽然摇身一变，成了意大利的“郎朗”。比划了无数套路，接着弹了一个音，然后被自己陶醉得如痴如狂。观众大笑。

下面她拿出口琴吹了一段《苏珊娜》，一听就知道这是到了美国。她憋着嗓子来了段政治讲演，接着是说唱，混杂着小甜甜式的搔首弄姿。每种音乐都惟妙惟肖，即使我一点英语也听不懂，也能感受到整个戏剧的幽默、轻盈。

最后，她终于打开包，收东西，准备收场。她先把小的乐器装起来，接着，试图把一台YAMAHA电子琴也装到包里。装不进去，就弹了一段旋律，把飘散在空中的音符，抓了一把塞到包里。她恋恋不舍地站在门口，若有所失地告别，然后跟来的时候一样，突然撞出门去，不见了。正在观众以为演出要结束了时，她又从另一个门冲进来，上场谢幕。看完我们都惊叹：这是法国的儿童剧啊。法国孩子的智商可真高啊。

每晚十二点，教皇宫八千人的大剧场座无虚席。本来不相信，看话剧怎么像看足球赛一样，但今天看到剧场这么多小孩子，答案自解。

这里黎明静悄悄

凌晨四点半，我喝过豆浆、赶过飞机、上过微博，却从来没有看过演出。在阿维尼翁教皇宫的万人露天剧场，将上演一场无伴奏合唱现代舞，光这么一介绍就够吸引人了，演出只有三天，大家饭桌上谈的都是这个话题，看过的都交口称赞，没看过的都在到处找票。等我们注意到这场戏的时候，票早已卖完，第二天就是最后一场。我们的阶级弟兄小河舍命让给我们一场票，我和绿妖就像抽到生死牌一样，彼此推让：“你去吧。”“不，你去对中国更有益。”后来小河建议绿妖作为我的助理，以我不能单独行动的人道主义理由来打动检票者。那好吧，我们抱着“闯关东”的决心，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踏上了去教皇宫的路。

教堂前的大广场上，人山人海。等票的队伍排了一百多人，我们挤进检票处，绿妖结结巴巴地说明我们的情况，但还是没办法，因为要对号入座。正当我们要再次抽生死牌的时候，民谣界的“活雷锋”张玮玮挺身而出，把他仅有的一张票也转给了我们。我顿时觉得压力太大了，咬牙切齿地提醒自己：千万不能睡着啊。

教皇宫内的万人大剧场，壮观犹如古罗马角斗场。舞台上方的镂空雕花大窗户有几层楼高，进场后，只有这扇窗透出微光。演出开始后，灯光熄灭，观众仅凭微弱的天光凝视舞台。我想这个时候，大家跟我在一条起跑线上。音乐响起，没有乐器和话筒，只是人声清唱，依靠教堂自身的回声。合唱里有星群闪烁，围着教堂的金顶，我感觉自己坐在中世纪的黑暗中，舞台上众多艺术家在跳舞，我听到他们从左到右滑动的舞步，像小时候自己在冬天结冰的路上打跐溜滑，又像是无风的海上细碎的波浪。有的时候，很多舞者会从地道下去，留下一个姑娘在舞台上独唱，四千人座无虚席的大剧场鸦雀无声，袅袅女声仿佛是从梦里飘向远方的烟雾。

突然，在教堂的高处，有一声鸟叫。接着是两声、三声，预告着黎明将至。教堂外的风吹过来，让你恍惚间会走神。

最后快结束的时候，远处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时间掐得很准，太阳也即将升起。可是关于钟声和太阳，那是看过上场演出的张玮玮的描述，而这个早上，阿维尼翁阴天，没有钟声和朝霞。这可能就是大自然舞台的莫测之处，太阳并不总会照常升起。演出结束，我们还是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大家起立，热烈鼓掌。那是另一种山呼海啸。离开现场，天上开始下雨，阿维尼翁夏日的清晨，仿佛是中国北方的深秋。我们看了一场好戏，我们曾经和几千人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黎明的到来。

后记：正当那个割肉让票的张玮玮在大剧场门外寂寞徘徊的时候，突然来了个退票的姑娘，玮玮赶快买下，一看还是第二排超豪华座位。“雷锋”帮了人，善有善报最终娶上了一个好媳妇儿。

阿维尼翁的一天

清晨像深秋，日光稀薄，空气寒凉，你会准时地被小城教堂的钟声叫醒。钟声此起彼伏，提醒人们该祈祷了。而我起床，开始熬粥，买的是法国大米，粥总是不容易熬到中国式的黏稠，怎么喝怎么像一种饮料。同行的朋友们带来的老干妈、榨菜，都已被抢光，甚至很思念鸡精、味精的味道。

上午，出门看演出。到处都是教堂，到处都是剧场。演出的目录一水儿法语，所以要蒙着看，有“music”的注释，就有可能是音乐剧。前一阵看一个现场，一进去，满屋都是小孩，等坐下来才发现，这是一个儿童剧。但即使是儿童剧，我们也会看得津津有味，因为语言的隔膜会激发你很多属于自己的想象。

下午要到城里宣传我们中国团的演出了。每天有几千个戏剧上演，你要是不宣传，根本没人来看。宣传方式五花八门，有一路敲着铁皮鼓、唱着歌游街的；有抱着吉他，坐在路边浅吟低唱的；还有几个人一边走，一边喊口号的。而且要穿奇装异服才能吸引别人的眼球。比方说戴着牛头挂上马面，手拿镰刀扮成死神。当然，打扮成小丑最受欢迎，边唱边跳呼啸而过。中国的宣传比较斯文，顶多每个人提一盏灯笼，或者放个风筝，上面写着“China　kisses”。而且我们这种食草动物，气势也比较弱，不如那些从小吃真牛肉喝真牛奶的老外脸皮厚嗓门大。

到了傍晚，有自己的私人时间了，可以去逛逛教堂。我们去了阿维尼翁最盛大的“教皇城堡”，里面有一个万人露天大剧场，就像古罗马人看戏般壮观。教堂的长窗，有几层楼高。彩色的玻璃，在夕阳中仿佛巨大的琉璃。教堂的屋顶上站着一个金光灿灿的圣徒，那是全城的制高点，离很远就能看见。蓝天下的金人仿佛临空御风，它也是我们迷路时的航标。

我和小河作为搭档，这次来到阿维尼翁艺术节，演出主题叫“如果，世界瞎了”，时间是每天晚上九点。观众寥寥，甚至有一天只有两个人买票。不能跟国内比呀，主要还是沟通的障碍。我们每天都即兴，天天不同。在同一个院子，旁边有个马戏团，场场爆满，是那种翻着跟头，甩着长鞭，大呼小叫的。还有一个弗拉门戈的演出，姑娘在上面悲情地讲着故事，男子迅捷如飞地弹着弗拉门戈的节奏，跺起脚来那是地动山摇，就像一个巨大的拖拉机开到你的面前。看完演出，大家总会好奇地去摸摸地板，看看有没有被他们跺个窟窿。

我们虽然观众少，但我们自得其乐。我们相信自己的音乐水准，很多法国老外宁愿花十欧元买一件从动物园批来的中国唐装，上面画条龙，他们觉得很酷。而我万里迢迢地从国内背来的《中国孩子》，他们却犹犹豫豫地不敢“染指”。

演出结束，回到住处，大大小小的酒局就开始了。我们参加演出的一共有六十多人，六个剧组，三五成群，两个一伙，有坐在院子里的，有坐在阳台上的，主要是聊当日的演出。法国的酒好，且便宜，一瓶红酒大概也就两三欧元，很好的黑啤零点几欧元。我们找到了一种十二度的手工自酿啤酒，杀伤力等同于一瓶绍兴加饭酒，且口感清冽，有浓郁的麦子香。在国内我总嘲笑上海男人一瓶啤酒就一醉方休，感觉自己好像酒量很大，等我喝到了这种啤酒，感觉自己真是一瓶就可以醉倒了，两瓶就断片儿，然后在眩晕中憧憬着明天能够看到一场好演出，多来几个观众，多卖两张唱片。

日复一日的法国闷生活

我们在阿维尼翁的生活已经接近尾声，每天生活的节奏都很相似：听到城里的钟声，起床；吃完早餐就坐在台阶上聊天，或者去看演出；晚上就准备自己的演出。由于每天晚上都必须演，所以不能离开这里去其他城市做一个短途旅行。日子久了，再甜蜜再浪漫的无限制的重复也会让人心生倦怠。于是我们白天去城里逛的欲望越来越小。我躺在床上，看《包法利夫人》，那是当年热爱世界名著的时代看过的，现在在法国的南方小城重新读，阅读感完全不同。爱玛那种在黄昏的花园里感觉到的郁闷，生活没有冲突，没有波折，幸福得让人乏味。还有最后夏尔在春天的阳光里，忽然觉得春情萌发，然后就倦怠地死去。感觉来法国，能重新阅读《包法利夫人》并从中得到新的感受，也是巨大的收获。

我发现中国人最爱上网。我们住处的网络流量可能已经被用光，房间已经不能上网，只有楼下两条公共网线，每天抱着电脑、排着队的人络绎不绝。演出剧场外面，有一段楼梯走廊有Wi…Fi（无线传输网络）信号，每天这里都像网吧一样，各种上网本、手机云集。加上现在，国内出了动车追尾事故，人们的话题从对先锋戏剧的探讨，转向对国内公共安全事件的焦虑不安。强大的中国现实，尖锐得可以突破万水千山，让我们感觉自己早晚要回国，要坐动车，坐地铁，那才是属于我们的真正的生活。2011年7月26日，闻言说上海下雪了，大家一阵惊悚。有人戏称是祥瑞，瑞雪兆丰年。旁边有个忧郁的小伙子说：“我问问家里。”因为他家就是上海的。

看我和小河的观众，多是来自法国、意大利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国内的老师或同学曾向他们推荐过我们的音乐。8月2日，我和张玮玮、郭龙将在巴黎举办一个民谣专场，据说来看演出的几乎全是中国人，可以放开了说成语典故，抖包袱，评论时事。8月5日，我们将飞回北京，本来行程是从北京坐动车回绍兴，但最近心里阴影重重，不知何去何从。

为什么一个小城要那么多的教堂

为什么一个小城要那么多的教堂？清晨你会被此起彼伏的晨祷的钟声唤醒，尽管梦里的中国影像依稀。在绍兴你是被隔壁老两口的红歌唤醒的，在北京是乌鸦和喜鹊，在广州没有声音叫醒你，因为那个城市比你醒得还晚。

一个小城要那么多的教堂干什么呢？是用来提醒人们太阳升起来了，该出门了，或者太阳在落山了，该休息了。在阿维尼翁，超市早早地关门，人们不愿意为多赚钱加班加点，即使星期天游客如云，街道旁的店铺依然不识时务地关门上锁。只有教堂的钟声日复一日地在上空敲响，到了戏剧节，它们很知趣地化身为剧场。你可以不信上帝，但你不能拒绝美，剧中人在东奔西走中哭笑怒骂，上帝在墙上看着这一切，很宽容。教堂里有彩绘的长窗，有精美的壁画，天使们吹着喇叭弹着竖琴，在神龛里表演，人神各演各的，互不干扰。

我们曾经见过两个声音艺术家，在教堂里表演实验噪音。利用共振原理，启动了教堂顶端的大管风琴，那种无人操作的巨大的轰鸣，就像千万个火车头鸣响着向你冲过来。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在教皇宫广场上，各国的街头艺术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圈好场地自由表演。我和小河还计划着去那儿唱“嗡嘛尼呗美吽”观音菩萨心咒，大家戏言：“那教堂的尖顶会放出一道神光，把你俩照得现出原形。”

戏剧节结束了，呼啦啦人都走光了，小城空寂无人。你会想，那么多教堂，几乎可以对口到每户一个。也许它就是想空在那儿，即使没人祈祷，没人演戏，也留在那儿一个巨大的空间，让鸟儿鸣叫时有回声，鸽子咕咕叫时有共鸣。

我们乘高铁离开这个比北京天通苑还小的城市，车站很小，没有我们大包小包安检、排队检票的大场面，刚刚紧走几步，就到了站台，火车已经静静地等在旁边。车门口也没有检票员。我们忐忑地猜想，如果恐怖分子来了，可怎么防范？但这个担心是多余的，街上没有城管，警察很少，也没天下大乱。还是那么多教堂，在默默中发挥着不为人知的作用。高铁中人很少，车厢很安静。偶尔也会临时停车，也会让我们惊恐地想到了温州车难。也许这一辈子，每次临时停车，都会想到隧道、高架桥，以及工体几万名球迷举手向天自发的默哀，还有我们度过的这些日子，坐在法国南部的小城的剧场台阶上，捧着笔记本上微博，搜索国内高铁的所有新闻，愤怒地发帖、声讨、追问，感觉中国无处不在。

途穷幕落阿维尼翁

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戏剧艺术节已经结束，在这个艺术节上，我刷新了自己连续演出天数的新纪录，每天一演，共二十二场。最后一场生意惨淡，只有一个法国老太太，看完演出非常高兴，要买唱片，但没有现金，要去提款或者开支票，搞得我们是又高兴又无奈。同行的别的剧团想发洋财，从国内批了桃花扇、绣花鞋、海魂衫，结果纷纷砸在自己手里。外国人买东西是很谨慎的，真正购买力强大的是中国人。由于我们总是去旁边的超市扫货，他们特别为中国人进了“走自己的路”牌方便面，就差卖速冻饺子、油条、煎饼了。

阿维尼翁这个小城除了教堂就是剧场，曲终人散后，一片空寂，满街的海报随风招摇，如落叶满秋山。

最后的日子，人们都开始想念起榨菜、辣酱，甚至地沟油。在国外生活再好，也是无根的生活。很多人集中在剧场的Wi…Fi信号区域里，大家都在关注国内的动车追尾事件，法国的浪漫、蓝天碧海挡不住中国的尖锐现实。我们在遇难者的“头七”夜晚，演出前搞了一个小小的默哀仪式。所有的中国人、法国人一起起立，气氛非常肃穆。那天恰巧也是我们演出观众最多的一天。

8月1日，我们坐上了法国高铁，从阿维尼翁开往巴黎。车厢门口没有检票员，火车是双层，每节车厢都有专用的行李架，坐到自己座位后发现，头上、身后都有隐藏空间可放行李。

车厢中特别安静，乍一上去，以为就我们三四个中国人。没有列车员走来走去推销东西，也没有伴着肯尼基抒情喇叭“一路平安”的广播。我们捏着花八十欧元买来的昂贵车票，心想是不是不查票。后来陆续上来了一些人，但整体上还是很安静，大家都在悄声低语，只有快到某站时，才有一个简短的法语预报。

车速很快，据朋友们目测，时速在二百五十公里左右。一路上，车窗外，路过一排排向日葵田、薰衣草田，绿妖刚惊叫着举起相机，景色就一闪而过了。

到巴黎时是下午四点，我们被接到一个朋友住的保姆房。首先电梯就非常惊悚，先拉开一个铁门，再推开一个铁压缩门，推门时朋友不住叮嘱：“千万别夹住手。”我们像困兽被关在里面，“咣当”一下，电梯开始上行，等到快停时，又是“咣当”一下。等我们犹犹豫豫地把手伸向铁栅栏，想把它拉开时，电梯又“咣当”一声自己下去了。

保姆房是富人买房时附赠的阁楼，供佣人居住。出去的门都是自己专用的，窄小的楼道，老旧的电梯，据说很多伟大的诗人，如里尔克，当年混巴黎的时候就住这种房子。

有朋友在罗浮宫工作，说去罗浮宫参观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不像是看画，倒像是在集市上抢购降价大白菜。《蒙娜丽莎》的画前，每天都挤满了人，闪光灯肆无忌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