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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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演出结束，诗人和歌手们齐聚一堂，要进行一次民谣与诗歌的对谈。大多数诗人十几年前我们都打过交道，他们是那时风起云涌的“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主将们，如伊沙、沈浩波、巫昂等。我记得1999年在北师大的一次诗会上，我还上台挑衅过他们的诗歌理论，但是这次谈得非常融洽，没有吵架。巫昂还拿出了她的一首诗《需要性》，要求我和小河现场谱曲并演唱。我就把它唱成了一个铿锵有力的版本，小河唱了一个软绵绵的山地迷幻版。

我演出那天，照例带了瓶酒，放在台上，边喝边唱。几曲唱罢，台下喊：“老周，喝的是啥酒？”我举起瓶子，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八块一瓶，超市有卖。”这一唱一和，好像电视广告。

在演出现场，我们遇到了忧伤的老板——左小祖咒。前一阵他老家亲戚的房子要被拆迁，左小挺身而出，四方呼吁，我问他结果如何，他笑说，已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左小真是一个有预言性的音乐家，前两年他写了一首歌，叫《钉子户》，制作这首歌的时候，他还邀请我们去给他伴唱：“钉子户，钉子户，我是一个钉子户。”结果，这首歌还没有正式上市，他岳父家的房子就被他不幸言中。

2

2011年4月29日，响晴白日，苏州吴江“草莓音乐节”单方面宣布“因雷电交加，舞台基础设施受损”，音乐节被迫取消。很多乐迷都在路上了，闻此噩耗捶胸顿足，但天意不可违呀。

3

2011年4月30日，北京沙尘蔽日，通州运河公园，“草莓音乐节”现场开唱。台湾歌手林生祥前些天到绍兴跟我劫后余生般地感叹，北京的沙尘暴，那真是塔克拉玛干啊。此日他又在北京演出，他真是跟沙尘暴结下了不解之缘。

虽然天气不好，但这次看演出的人比历届“草莓”都多得多，引用罗永浩的话，“沙尘音乐节，仍然是满坑满谷的铁托儿，搞音乐的真幸福。”

等到第三天下午，我上台演出，沙子已经沉下去了，但风一样很大。出门时忘了戴帽子，结果台上高处不胜风，满脸跑头发。我唱《九月》的时候唱到“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还真是，那时候我就感觉从瀚海吹来的长风，比我手中的酒更助歌兴。最后我还改编了一首歌，讲文艺青年为买苹果电脑当小偷的事儿，现场满山谷的文艺青年都如遇知音，欢欣鼓舞。

参加音乐节，对我来说不是最累的，最累的是被合影。

“周老师，我能跟你合个影吗？”

“等看完台上的演出吧。”

“就一秒钟。”

我只能无奈地再就范一次。据身边的朋友讲述，我们坐在草坪上听“杭盖”时，无意中一回头，身后九个年轻人一字排开，无声无息间已是毕业照的局面。

当月亮爬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风也静了，胡德夫和他的钢琴最后上场。这时旁边的“主舞台”和“爱舞台”已经进入最后的疯狂，鼓敲得震天响，吉他鬼哭神号。胡老师有时会侧耳听听，但最终不为所动，钢琴如海水，嗓音似巨钟，营造了一个暂时的封闭的小世界。我非常喜欢他用闽南语唱的《月琴》，一扫原来普通话版的哀婉感伤，方言的顿挫、俏皮，给这首歌加入了许多新鲜血液，让这首歌更洒脱，引用绿妖的评论：“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少林武当，力道纯正，剑走中锋。”人格魅力在歌声中展现无遗。

演出结束，马上和朋友们飞奔出公园，几万人涌向大马路，抢出租车、黑车、公共汽车。我们抢到了一辆黑面的，路上遇到一辆大公共汽车，里面挤满了歌迷，还有人大喊：“老周！”

等我们逃到城里，坐上地铁，竟然还有零星的歌迷过来说：“老周，咱们合个影吧。”简直是天网恢恢，在劫难逃。

4

同样是北京的郊区，2011年5月14日，我参加北京房山的“花田音乐节”，从机场到现场，大约车行两个小时。同去的台湾诗人夏宇惊叹这么远的路，都可以从台北到台南了。但这还是北京。

一进后台的帐篷，张玮玮和李志总算见了个新鲜脸，站起来热情寒暄。得知他们是上午就到了，李志要等到晚上才演出。如果问为啥不出去转转，像李志和玮玮这种民谣名人，在外面转一圈，只能是被合影大军追得落荒而逃。

夏宇是台湾诗人兼著名的歌词创作者。像《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痛并快乐着》等都是她的手笔。向万晓利和李志引介，李志说他特别喜欢她写的《荒》。当夏宇邀请两位民谣一哥唱一首时，两位你推我让，羞怯得宛如处男。夏宇转头问：“他们平常也是这样吗？”周围人含笑不语。

其实这次的民谣阵容非常齐整，老的有老狼、沈庆，新的有李志、晓利、玮玮等。夜晚的舞台更是重头戏，夜舞台，川子先上台，演唱了四五首歌，气氛火暴。物极必反，舞台宣布，由于设备出现故障，将无限推迟演出。过了二十分钟，主舞台连灯也熄了。可怜台下很多人坐在草地上，又冷又潮，等着看李志、老狼。

这时夏宇要回城，有个重要的约会。我们把她送到路口，已没有回城的班车，只好叫了一辆黑车，夏宇低声问我们：“黑车很危险吗？”我们记下了那辆车的车牌号，告诉她，“应该没事的。”最后拥抱了一下，她感叹：“就像送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去约会。”

演出现场，又挨了两个小时，终于，舞台上的灯重新亮起来。但歌手的演出时间严重缩水，李志、晓利每人只唱两首歌。有一种说法，是说主办方担心现场人太多了。确实原因我们也不知道。由此我也联想到了周庄和苏州吴江的音乐节。

音乐路上的废弃驿站

二十一世纪初，北京五道口有个酒吧，叫“开心乐园”，那时树村乐队云集，满街全是打着鼻环、留着长发、浑身金光闪闪的男女摇滚青年。经常看到电线杆上贴着纸条：寻找贝司，寻找鼓手。“开心乐园”就是这些乐队唯一可以演出的酒吧。经常可以在树村的村口看到这样的告示：今晚开心乐园，摇滚周末，下面是二十多个稀奇古怪的乐队名字，门票十元。稍晚一点儿，村口的摇滚餐厅，各路牛鬼蛇神就携家带口地吃演出餐了，富裕的，还可以喝上几瓶，继而，浩浩荡荡地兵发五道口。

“开心乐园”位于一条破败的铁路旁边，好像过去是个洗浴中心，经营不善，就沦落为地下音乐的集散地。里面消费并不贵，一瓶燕京才两块钱。经常是乐队比观众还多，大家抽着烟喝着酒，在场内窜来窜去，有时激情来了，还会在场子里串成一串跑火车。演出前，要抽签决定演出顺序。上半夜演出的乐队比较幸运，每个乐队上台，都迟迟不愿下来，只要有一个人继续鼓掌，就也可以当做在要求返场，所以时间会越拖越长，最后一个乐队演出时，鸡都叫了，该吃早点了。一般来说，每个乐队只能分到几十块钱，打车回树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会看到壮丽的路边大排档景象，像草原上生着篝火的游牧民族，连吃带聊，等天亮后的第一班公共汽车。车来了，灰烬一样疲倦的人群扛着乐器，流进树村的街道。这时房东们正在早起遛鸟，而这些唱歌的年轻人却要睡觉了。

“开心乐园”最终因为无法负担房租，彻底关门，这意味着更多的乐队没有上舞台的机会了。

“河”酒吧，“河”就是“黄河”的“河”。“野孩子”乐队的张佺和小索，从兰州唱到了北京，歌声就像黄河上游的水，清澈有力。他们租了一个地下室，天天早起，摽着膀子练琴。节拍器滴答滴答，经常从早开到晚。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北京的演出市场，不久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河”酒吧。

“河”酒吧坐落于三里屯南街，中国地下的即兴音乐发源于此。经常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刚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个鼓手，然后，萨克斯上来了，手风琴加入了，最后台上台下就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除了“野孩子”作为镇场之宝经常演出之外，万晓利、小河、马木尔、王娟也是这里的常客。晓利和小河的第一张现场唱片就录制于此。

那时感觉做地下乐队的如果没上过“河”酒吧的舞台，你都不好意思见人。我记得一次春节放假，大多乐手都回老家了，一个朋友推荐我去“河”酒吧，打电话给“河”酒吧说，反正现在也没什么歌手，让周云蓬去演一演。最终还是被婉拒了。到后来，常去“河”酒吧的人就形成了一种家族关系，所有男人都是舅字辈的，所有姑娘都是姨字辈的，有一个不存在的孩子，成为大家共同的纽带。但这种乌托邦的音乐共产主义，无法折合成人民币交房租，很多看演出的人会在隔壁的小铺里先买上几瓶啤酒揣在身上，进酒吧一边喝一边看。由于老板本身就是歌手，大家称兄道弟，谁也不好意思较真。经常到了午夜十二点，老板小索已经喝高了，会拍着桌子大喊：“服务员，给每个人上一扎啤酒，记我账上。”等到“非典”那年，酒吧顺势关门了。再后来，“野孩子”的重要成员——小索去世了。“河”家族风流云散，各奔前程。

过了很多年，在“河”酒吧经常演出的人相互见了还是很亲切，仿佛是从一个村子出来混大城市的乡亲重逢。

2011年，“河音乐”作为一个小的音乐团队，重出江湖，主要成员有张佺、张玮玮、郭龙、周云蓬、吴吞、刘2、冬子等，大家向往着重拾少年心性，毫无功利心地去做演出，好的音乐最重要，它可以让时间熠熠生辉。

孩子：寻找再度失踪的黑窑工

词：周云蓬

曲：菲律宾民歌

我说孩子你是谁家的

一个人孤孤单单在夜里

是想独自出走还是要回去

路灯照着你的小身体

周围都是一片黑漆漆

只有天上的星星在默默地看着你

你可知道在那远方

有人在一声一声绝望地呼唤你

你可知道在那家里有人在

一天一天盼望着你回去

你家的院墙是灰色的

红色的门上掉了许多的漆

院里的苹果树在春天开满了花

在胡同口有一家公共厕所

在厕所旁有一个小卖部

你要想找回家千万要记住这一切

啦……

小王子

词：周云蓬

曲：苏格兰民歌

哦，一朵花，在早上长出来。到夜晚，她就凋谢了。

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好故事，一颗星星上就住了一个人。

有一个国王，他的国家没有人。他对着天空发出一道道命令。

还有一个酒鬼拼命想要忘却，忘却他的羞愧是为了喝酒。

哦，我的花儿我就要回来了，回到我们住过的小星球。

你说你从来不害怕老虎，因为这个星球荒凉如初。

哦，一片叶，在春天长出来，到秋天，它就自由地飘落了。

我的道路，是七颗星星的道路，每颗星星上都住了一个人。

哦，我的花儿我就要回来了，回到我们住过的小星球。

你说你从来不害怕老虎，因为这个星球荒凉如初。

失业者

词曲：周云蓬

我们活在租来的房子里，

我们活在公共汽车里，

我们活在蒙着灰尘的书里，

我们活在电视的荧光屏里。

我们活在电话的号码里，

我们活在商店的橱窗里，

我们活在制造幸福的车间里，

我们活在蜗牛的储蓄盒里。

一旦有一天看到了蓝天，

我们就成了无助的失业者，

一旦有一天嗅到了春天，

我们就成了陌生的局外人。

我们不属于工人阶级，

我们也不是农民兄弟，

我们不是公务员老师知识分子，

我们不是老板职员中产阶级。

因为我们看到过蓝天，

我们就成了无助的失业者，

因为我们嗅到过春天，

我们就成了陌生的局外人。

（白）餐厅服务员，每月包吃包住300块钱；

仓库保管员，每月包吃包住500块钱；

产品推销员，每月包吃包住700块钱；

电脑打字员，每月包吃包住800块钱。

每个日子都是星期天，

每顿饭都是最后的晚餐，

每张床都是临时的客栈，

幸福总在街角的转弯处。

夜晚太明亮，我们睡不着，

幸福的人在哭，苦恼的人在笑。

请把灯关了，请把灯熄了，请把歌停了。

*　*　*

*月琴：弦乐器，用木头制成，琴身为扁圆形或八角形，有四根弦或三根弦。

*莱蒙·杰佛逊（Lemon　Jefferson；1897—1929）：1920年代最受欢迎的布鲁斯歌手。

三、人

老罗的奋斗

每次在飞机场候机，我都会向电视屏幕问候一声：“老罗你好。”因为那上面正有人在讲演。可凑过去静听，讲演的人南腔北调，并非老罗。

老罗者，罗永浩是也。他很有名，但还没到烂大街的程度。当年先听说新东方学校那儿有一个口吐英语莲花的老师，但只是耳闻而已。后来在饭局上认识，他身上很有一种草莽气，但粗中有细，总能调动人们的情绪，把饭局推向一个个高潮。有一次饭局，我们一起玩游戏，每个人都出一个题目给指定的人，回答不上来就罚酒。遇到姑娘答题，老罗总是问得比较温和。而不管问谁，他的题目总能恰如其分地切中对方的爱好，让回答者特有成就感，答案只要能沾个边，他就立刻自罚喝酒。

老罗约我在牛博上开博客，后来牛博红杏出墙，我的博客就挪到了“嫣牛”上。2009年，我们的公益民谣合辑《红色推土机》出版，鉴于老罗在业内的良好口碑，我们特邀他作为专辑销售资金的监督人。但真正有血有肉的交往还是始于下面的故事。

老罗热爱音乐，据说有两三千张打口、正版CD。他喜欢小河，爱听小河版的《不会说话的爱情》，让人大吃一惊的是，他近来狂热喜欢曾轶可，并标榜自己为“可爱多”。话说一日，老罗听了曾轶可新唱片的小样，愤愤不平，觉得音乐佐料太多，那种带有缺陷的、朴素的、打动人的东西丧失殆尽。老罗是个行动主义者，他马上调动自己能够掌控的所有资源，想为曾轶可补录一张民谣风格的新唱片。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先跟天娱高层进行沟通，得知好像天娱也有此意。老罗马上找制作人、乐手。先找小河，小河要出国。最后找到了张玮玮、郭龙和我。张、郭对曾轶可的歌还有些好感，我是中立派。大家看老罗那种急切的心情，都答应了。可是录唱片的时间很短，只有六七天，要排练、进棚录音、缩混，几乎不太可能。但老罗是要写《我的奋斗》的人，大小也是个狂人，所以他要跨越所有的客观障碍，一举促成曾轶可的民谣唱片问世。

曾记否，饭局结束，老罗蹲在马路边，用他的笔记本电脑给我们一张张刻曾轶可的歌，像中关村卖盗版碟的。他还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这是我十年以来最上火的一件事。”弄得我都想说两肋插刀的话了。

先是排练。大家租了一个两百块钱一小时的棚，老罗一开口就是“租他十个小时”。第一天和曾轶可磨合还比较愉快，排了《狮子座》、《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天使》。接下来几天，大家在一起编曲，《狮子座》是手风琴版的，结尾处，玮玮编了一个狂欢式的合唱大solo，老罗也放弃了他英语学校的繁忙工作，天天到排练现场问寒问暖，端茶送水，“指手画脚”。看他这么狂热，大家每天都排十几个小时，据玮玮说，他给自己做专辑都没这么上心过。

等到要进棚录音时，我们推荐了几个京城不错的录音棚，老罗挑了一个最贵的，台湾人开的“乐佳轩”，我提醒他，钱可要省着点儿花。老罗拍胸脯说他找到了一个土财主赞助，事后得知，这个土财主就是罗永浩本人。

四百块钱一小时的录音棚，非常大，像一个小酒吧，每个乐手都有一个相对封闭的隔离间，我们做音乐这么多年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当天上午十点，大家就到录音棚调音，进行最后的彩排。下午三点，曾轶可和她的天娱团队步入现场。当天是试录，录音师是个新手，加上曾轶可大概没吃中午饭，心情不好，于是一试音就说声音不舒服，还说混响太小，结果加了又加，最后郭龙提醒：“再加就成钱柜了。”反正越唱感觉越拧巴，曾轶可对着话筒现场评价：“这是我去过的最差的录音棚。”而且对录音师非常地不以为意。录音师很老实，没说啥。幸亏我建议老罗，为了风格更多样，再录一个钢琴版的《勇敢一点》，还高价聘请了一个钢琴弹得很不错的小伙子现场伴奏。最后，忙活了半天，我们还没走，就听天娱的人说：“我们觉得也就这个钢琴版的还不错。”

晚上，我跟老罗通电话，说玮玮、郭龙和我都觉得有点心里发堵。我们不是被雇用来的乐手，不冲你老罗，我们才不蹚这趟浑水。老罗一再多方斡旋，后来决定，我们再去一天，曾轶可也会去，把专辑作一个了断。

第二天，我还在老罗的车上，就听见老罗接电话，对方说今天就录钢琴的那首歌，别的歌他们就不准备录了。老罗说，大家都排练了好几天了，怎么也该试一试。对方婉拒。老罗大怒，但还没有破口大骂，当一个粉丝是很不容易的。他曾经说，听到曾轶可的新唱片，就觉得像是有人把他的亲姑娘给毁了一样。并且扬言：如果有一天，有人这么毁你们，我也会挺身而出的。可是，亲姑娘酒后驾车，把你给撞了，你说你是砸车呢，还是打你姑娘一顿呢？投鼠忌器啊。

这时候，我们就反过来劝悲伤的老罗了。即使没有主唱，我们也会去录音棚，录一个高级的卡拉OK版。因为排练好几天，编曲、配器都很不易。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大家也想把它保留下来。下午由台湾老板亲自调音，大家感觉特别舒服，录音一气呵成。录完后，老罗要求大家一起合个影，我说应该摆个空凳子，这是没来的主唱的位置，这样就更有趣了。

最后，按惯例，晚上大家吃了一个杀青饭。我们一起碰杯，感觉这件事没白做。在老罗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习他那种一腔血性，虽千万人吾往矣，敢于把自己置身于荒诞中，不怕丢失中年人最宝贵的面子的良好品德。事情结束后，老罗强行付给了每个人一份报酬，来送钱的老罗的助理金燕说：“你们要是不收，老罗就不许我回去上班。”

几个月后，天娱公司回心转意，又觉得那首钢琴版的《勇敢一点》很好，想要过去。关键的是，老罗并没有因那件事而记恨，他可以不高兴，但没有因此反过来就诋毁曾轶可，喜欢还是一样地喜欢，还买了一把Taylor（著名乐器品牌）的琴，我们建议他买Martin（著名乐器品牌），他说：“不，轶可用的就是Taylor。”

最后，盖棺定论，老罗，被你喜欢的人都比较有福，被你痛恨的人稍微有点倒霉。

只身打马过草原

2010年12月30日，我去南京参加民谣跨年演出。那晚，南京很冷，我没参加朋友的酒局，缩在宾馆里，早早地睡觉了。

然而，这样一个岁末的冬夜，有两个亲切的生命收拾好行囊，悄悄地掩好门上路远行了。2010年12月30日晚九点，诗人马雁在上海去世；2010年12月31日凌晨，作家史铁生在北京去世。

十七岁那年，我在收音机里听到史铁生的小说《车神》，是那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典型的配乐朗读，当时我把它录下来，经常听，快能背下来了。记得其中有一句，“假如你已经死了，你还有什么可怕”，这是很有大勇气的话。对于我那时的水平而言，史铁生的小说还有些先锋，可由于同为残疾人，仿佛走了后门，我能较容易地进入他的情境。接着，是《我与地坛》，那真是天地人浑然一体的好文。史铁生在某种角度上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纠结一个终极性问题，只不过他纠结的不是永生，而是残疾和死亡。再后来，他的文字越来越抽离，让我有些许高原缺氧般的眩晕。

直到前几年，读了徐晓女士的《半生为人》，让我撞见了又一个红尘中的史铁生摇着轮椅，急匆匆地穿越北京城，看望远方来的朋友。

那时，总想能见一下真人，给他弹唱我的歌，谈谈残疾人的尊严，还有像正常人一样的恋爱，甚至做点小坏事。我期待着那种自然而然的相逢，不是刻意的登门拜访。我还设想，我可以向他提议，我们俩的命运，交换两天，反正半斤八两谁也不吃亏，就是说，我足不出户，没日没夜地看两天世界杯或者NBA，他蒙上眼睛拄着盲杖坐上绿皮火车，去西藏喝顿青稞酒。

马雁，我有幸于2009年的广州珠江诗歌会上见过。在吃饭的时候，有人提醒主办方马雁要吃清真餐。那时，热闹的核心是郑愁予，还有胡续东。马雁很沉默，你能感受到，在觥筹交错中，有个沉默的缺口。她上台读了一首诗，很突兀孤傲的文字。下来的时候，绿妖上去和她攀谈，结果还是没更多的话。后来，我们经常看她的博客，有一次，绿妖说马雁把书都卖了，要搬到一个小镇上去，我们还有些隐隐的担忧，总觉得有机会再见的，有机会说尽想说的话的，不会只是一面之缘。

马雁和史铁生，几乎是两个时空里的人。史铁生迎接死亡，犹如孩子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