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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荒谬人格-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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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线也遭到破坏。 然后他们遭到的德国人的报复也是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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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每杀死一个德国兵，盖世太保就枪杀５０个法国人作为报复。 有时候，德国人几乎是随意抓人杀死了事，作为对抵抗行动的惩罚。
二、迎接巴黎解放
在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之间，萨特真正有成效的工作还是写作。 历史并没有给他提供拿武器的机会，他还是用他那只笔来进行战斗，而且他用笔比起拿武器来，总还是显得要得心应手一些。 在这期间，他写了两个剧本，其中大量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或者描写古希腊篡权统治的暴政，抒发心中的忿恨；或者让剧中人大谈占领军、通敌分子和抵抗战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存在与虚无》的写作。１９４３年，萨特完成了他的剧作《苍蝇》。
剧作取材于古希腊的悲剧故事，但主题却有十分鲜明的当代性。 它告诉人们在选择了容忍犯罪之后，不应该总是生活在内疚之中，而应该勇敢地担当起自己自由的权利。 剧中的阿耳戈斯是一个充满血腥的罪恶国家，王后的奸夫埃斯托斯杀死了国王阿伽门农，并篡夺了王位。阿伽门农是当年希腊军队中的一员猛将，英勇善战，为希腊立过汗马功劳。他随希腊舰队凯旋而归，来治理阿耳戈斯。 那时阿耳戈斯还只是外省的一座小城市。 市民们早就看出了王后与埃癸斯托斯的奸情，但他们始终保持沉默。 善良的阿伽门农禁止死刑，而他们却需要刺激，想目睹一次暴死，所以他们明知道阿伽门农面临着血光之灾，那时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话，就足够挽救他们敬爱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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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命，使国家免于伤风败俗的罪恶，但他们却依然什么也没有说。 在阿伽门农被害的那天上午，阿耳戈斯人听见国王在宫里痛苦地嚎叫，他们仍然一声不吭，整整一个上午，他们都躲在自己的屋里，屏声静气地听着国王惨叫。 第二天他们又像往常那样，继续寻欢作乐。 从此之后，这个城市到处都是血污，腥味扑鼻，墙上、神像上到处是洗不尽的血污，成群的苍蝇笼罩着这个城市，嗡嗡乱飞，每一只都有蜻蜓那么大。 阿耳戈斯的人民因为容忍了血腥的犯罪，并欢迎一个罪犯作为自己的国王，从此也陷入全国性的内疚与忏悔之中。在国王遇难时，他的儿子俄瑞斯忒斯被偷偷地送出城外，因而幸免于难。当他回来时，他已经长成一个健壮的青年。他和他的姐姐一起杀死了王后和篡位的国王，为父亲报了仇，为国家雪了耻。 但他拒绝坐上王位，而是骄傲地离开了阿耳戈斯。 临行前，他对蜂拥而来，想要打死他、撕碎他的人群说，他愿意为他们承担这个国家的罪恶和悔恨：
“你们的过错，你们的悔恨，你们夜间的苦恼，还有埃癸斯托斯的罪行，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我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别再害怕你们的那些鬼魂了，它们都是我名下的鬼魂了。 你们看，忠于你们的苍蝇都离开了你们，冲着我而来。但不要害怕，阿耳戈斯人：我不会血淋淋地坐在被我所杀的人的王位上的。一位神祇曾想把这王位让给我，我一口拒绝了。我想当一位既无土地也无臣民的国王。永别了，我的人民，设法好好生活下去，这儿一切都有待于开始……”
１９４３年春天，《苍蝇》正式在法国上演，并受到巴黎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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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欢迎，第一轮演出就连续演了２５场。 当然，评论家们都对这个剧的政治含义只能含糊其词。除了写剧本，萨特还参加了法国知识界的地下反抗组织，并接受共产党的邀请，参加了他们控制的全国作家委员会，并为地下报纸《法兰西文学报》撰稿。 这年夏天，萨特那本厚达７００多页的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 在当时这本书并没有引起什么重视，但仅仅在两年以后，它就被视为存在主义的重要哲学著作，受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当代任何一部哲学著作。 它被隆重地再版，战后许多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如罗素，卢卡奇等，都对这本书发表了评论。１９４４年，整个战局发生了转机。 德国人在美英军队的打击下，不得不撤非洲，处于战略守势。 盟军空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在莱茵河地区和汉堡进行大规模轰炸。 在东线，苏联军队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反击；在法国，“抵抗运动”十分活跃，德国人的汽车被炸，铁路不断遭到破坏。 萨特、西蒙。波伏娃与一伙新老朋友经常聚在一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交流对时局的看法。 那时，他们已经结识了《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的作者加缪、画家毕加索夫妇、精神病医生雅克。 拉康等一大批知识界的名流。 大家在一起自然是无话不谈。 他们认为，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战争结束后将是他们这些人战斗的开始。 他们不可能去帮助建立一个与他们信仰格格不入的法国，但也不想再去推行那些已经明显过时的思想观念。 有一点大家是非常一致的，就是战后法国不应该是１９３９年前的法国的重现。他们感到未来世界的统治权将会转移到美国和苏联人手里，他们也意识到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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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未来的历史中将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但他们还是不知道，今后是应该远离政治呢，还是在适当的时候参加共产党？
尽管这伙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了幻想，但他们眼前的处境却仍然十分严峻。 萨特担任了一家新的评论性刊物的主持人工作，还为一套哲学丛书担任编辑。 西蒙。 波伏娃、加缪、梅洛—庞蒂都是其中的骨干力量。 德国占领军不断张贴处决“恐怖分子”的照片和名单，逮捕随时都可能发生。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的朋友中就经常有人被捕，其中包括奥尔加。 这些被捕者不一定参加了抵抗组织，往往只是与抵抗组织成员有交往，就被捕了，有的还被杀害。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曾经为了营救其中的人而四处奔波。 所以，每当萨特参加什么秘密会议回来晚了，西蒙。 波伏娃都会提心吊胆。１９４４年６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 在巴黎郊区，开始出现英美飞机，每夜对重要目标进行轰炸。 随着盟军的向巴黎的推进，德国占领者在巴黎对抵抗运动的镇压也日益疯狂。 由于全国作家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被捕了，而且他传出话来，说他已经供出了一些人的名字，所以加缪主张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暂时避一避。 他俩先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几天，然后到巴黎以北４０英里的一家乡村旅馆里租了间房住下来。这时英国广播公司发布了轰炸德国重要城市汉堡的消息——战火已经燃到德国人的后院了。整个巴黎都爆发了破坏活动。溃退中的德国人对“可疑分子”的镇压也决不手软，他们随时处决抓到的抵抗战士，把那些他们认为十分顽固的人吊死在大街两边的阳台上，在法国南部，他们将上千名法国人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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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１日，美国军队推进到离巴黎只有５０多公里的夏尔特尔郊区。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决定回巴黎去。 到巴黎的铁路随时都可能被切断，公路又尽是溃退的德国军队，他们只好骑自行车走小路回巴黎。 在半道上，他们乘了一段路的火车，正巧遇上了空袭，车头部分有好些人员伤亡，他们碰巧在列车后部，只是一场虚惊。 他们在巴黎一家较为僻静的旅馆住下来，与加缪取得了联系。 加缪告诉他们，抵抗运动领导人已经形成决议，巴黎应该自我解放。８月１８日，西蒙。 波伏娃看到德国军队沿街撤退。 第二天，巴黎的警察局、市政厅、火车站和大多数公共建筑物都落到了起义者手中。 在纳夫大桥上，法国一支小分队向德国护航队开了火。但德国人仍然控制着这个城市，第二天早晨，字旗还在塞纳河上空飘扬。萨特在全国作家委员会总部，加A缪和他的小组接管了通敌分子们丢弃的印刷机和编辑室，《战斗报》和《解放报》开始在街头出售。 街头上流言纷纷，有人说为了保全城市，德国人已同意撤离，有人说德国人在巴黎圣母院和大部分城市建筑下面装了炸药，要炸毁整个城市。一个星期过去了，德国人没有离开巴黎。从８月２２日起，萨特在新办的《战斗报》发表连续述评，描述和评论巴黎的局势，其中包括起义的总体情况，人们的希望、担心，并提醒人们防止过度行为。 在９月４日的文章中，萨特描述了人们欢迎菲利普。 勒克莱将军的第１０师浩浩荡荡开进巴黎的盛况。萨特在文章中评论说，“从来没有一次起义以这种形式亲近一支军队，从来没有人见过为游击战和狙击战而武装起来的平民战斗者在行进中受到与正规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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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军官同样的喝采。 人们向他们所有的人欢呼，多半理解了这种爱国的和革命的行动的双重性质，感受到了包含在这非凡的典礼中的全部指望，但也觉察到了，关键不仅是把德国人赶出法国，而且是开始为新秩序作更艰难和更持久的奋斗。“
（转见《心心相印》第１４５——１４６页）
三、这是我们的时代
萨特说对了，建设法国战后新秩序果然是一场更艰难、更持久的奋斗。 市政厅的屋顶上，还有一些死硬的维希分子向广场上的数千群众开枪。 他们与德国人不一样，他们既不能撤退也不能投降，于是宁愿在这种自杀式的行动中送命。 但这都不是重要的，真正的艰难在于战后法国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难以实现平衡。 全国抵抗委员会的领袖戴高乐，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数百万党员的共产党，还有曾经默认德国人的统治而被戴高乐视为敌人的法国大资产阶级，现在戴高乐又需要他们来稳定法国，各派关于新法国的设想大相径庭，彼此冲突。 另外一些法国人则举棋未定，不知如何是好。萨特和当时法国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政治。《战斗报》上在进行着时局的热烈讨论，从盟军的莱茵河行动到希特勒的阿登大反攻，从战后的世界格局到法国未来的建设，都是他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都认为，要他们回到战前那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不可能了，因为过去那种超然于社会之外的作法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一种“自欺”。而且，仅仅停留在口头抗议也是不够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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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直接行动。 你们既不愿作一个袖手旁观的看客，也不想只抓住一些抽象的概念夸夸其谈。 萨特说是战争使他的生活分成了两半，我们看到，战前与战后，萨特在对社会的态度上的确是判若两人。当时，很多思想激进的法国人都支持共产党，萨特也希望能和他们站在一边，但他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其中当然与他和法国共产党之间的成见有关，在萨特搞“社会主义和自由”的那段时间，他和共产党有许多误会。 有人说他能从战俘营获释，是为了充当告密者。 在全国作家委员会接纳了萨特的同时，还有人把他列入反动分子的名单。 但历史原因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萨特不愿放弃自己那套独立的想法。 共产党只能把他看成正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信奉现象学而不是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萨特从不打算放弃他的存在主义，他坚信他自己关于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的思想。 他希望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能够接受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而不要让人道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矛盾尚不突出，包括法国共产党在内的几乎所有法国人都支持戴高乐政府，形成了全国一致、团结一心的局面。 可是后来情况起了变化，加缪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与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不协调性似乎又明显起来，《战斗报》的政治观点越来越让共产党人不满。 一群青年人掌握的共产党周刊《行动》上开始连续发表攻击萨特的文章，他们说萨特的存在主义是转移阶级斗争视线，萨特本人是海德格尔这个纳粹分子的门徒，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者。萨特对党派之争不胜其烦，他请求加缪派他出任访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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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１９４５年１月，萨特搭军用飞机到了美国。 他的身份是《战斗报》和《费加罗报》的特使，应美国战时情报局邀请，到美国作有关战争的报道。事实证明，萨特不仅政治不在行，干记者似乎也不怎么在行。 他有出众的文学才华，语言能力和洞察能力都非同一般，但他不懂得干记者应该掌握的分寸，结果不知不觉地捅了马蜂窝。 萨特在一篇电讯稿中，提到了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在美国的贝当派法国人和戴高乐派法国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他还引用了未标明来源的资料，说美国的大公司和国务院资助过《为了胜利》这张报纸，给法国造成了很多危害。 萨特的文章在《费加罗报》刊出后，美国《纽约时报》驻巴黎的记者就指责萨特破坏美、法两国的友谊。 萨特急忙写信给《纽约时报》编辑部，谴责他们驻巴黎的记者错误地引用了他的报道，并向《纽约时报》的读者们保证，他的确无意危害法、美两国的友谊。 可是在后来的一篇报道中，萨特又忍不住攻击了一些在美国的法国人，揭露他们当初曾经支持过贝当政权。接着，萨特又在他发回欧洲的报道中批评了美国的社会制度，他说，美国人民优于美国的制度，他们从来就不是富有的，他为他的《战斗报》的读者们介绍了美国社会贫富之间的巨大悬殊，美国的价值观念，美国国内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两派的论争，还介绍了罗斯福政府的工业改革。３月１０日，萨特和另外５位到美国采访的法国记者一起，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接见。 萨特在发回的文章中生动地报道了这次会见，他描述了罗斯福总统如何与他们谈起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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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国家的热爱，总统那张长脸是如何具有一种深通人情的魅力，既温和，又严厉，打动了所有在座的人。在后来发回的文章中，萨特还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萨特提出，黑人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让美国无产阶级认识到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共同利益，美国的一切进步，都将取决于美国蓝领工人的发展。８月６日，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这时萨特已经与西蒙。 波伏娃在巴黎相聚。 他们不知道原子弹的爆炸究竟是意味着永久和平，还是世界末日。８月底以前，他们完成了《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这是他们创办一份长达１９２页的大型月刊。 萨特任主编，西蒙。 波伏娃和梅洛—庞蒂都是编委会的重要成员。 当时法国纸张奇缺，政府规定只保证在战前就出版的刊物和经核准的抵抗运动报纸的纸张供应。 西蒙。波伏娃拜访了戴高乐的情报部长，解决了《现代》的纸张问题，保证了它顺利出版。萨特在为这份刊物所写导言中说，他们的刊物将不为任何政治服务，而是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分析，选择自己应有的立场。 这篇导言说：“我们不愿错过我们时代的任何东西。 或许还有更好的时代，但这是我们的时代；在这次战争中生活，在这次革命中生活，我们只能过这样的生活。”
四、自由共和国理想
萨特与他的祖国一起熬过了４年的被占领期。 在德国法西斯的铁血统治下，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和每一个法国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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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至少在萨特看来，他关于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的思想是完全经得起现实的考验的。战争结束后，萨特用他自己的存在主义方式对法国人民四年来的抵抗运动作了一个总结。 通过这一总结，他也使自己的思想有了一番总结，并为他在《存在与虚无》抽象地加以论证的“自由”理论赋予了历史的具体内容。首先是人的自由问题。 在德国占领时期，法国人还是绝对自由的吗？萨特认为，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法国人民丧失了一切权利，但他们恰恰因此而是“自由”的。 萨特说：“我们从未比在德国人的统治下更自由过。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的所有权利，首先是说话的权利。 我们每天都被公然地侮辱，我们不得不保持沉默。 我们是被驱逐的大众，因为我们是工人，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因为我们是政治犯。 我们所见所闻——在墙上、报纸上、电影银幕上——我们总是看到我们的压迫者要求我们相信的那种恶劣与枯燥的形象，就是我们的真正形象。 由于所有这一切，我们是自由的。 既然纳粹的毒液已渗入我们的思想，所以每一个准确的思想就是一个胜利；既然一个强有力的警察系统企图强迫我们沉默，所以每个字都变得如同原则声明一样宝贵，既然我们被追捕，所以每一个手势都具有投入战斗的意义。”
（《萨特自述》第１９６—１９７页，下同）
就是说，是德国法西斯的残暴使法国人民抽象的自由有了具体的历史内容，正如萨特一再强调的，只有限制才能使自由客观化。抽象地看，表达一定的思想，作出某种手势，你很难说有什么自由的含义，它们不过是人的极其普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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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法西斯统治这个给定的环境中，由于人们已经丧失了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的权利，所以这样的思想和这样的表达本身就有了自由的意味了，它们本身就是对限制的挑战。在那个时候，萨特正是这样来体验自由的一切行为的，包括他的秘密活动，他的写作。他非常庆幸他的《苍蝇》上演时，来看戏的绝大部分观众是对抵抗的含义有明确理解的青年人，他们懂得这出戏的深刻含义。 后来有的人因为《苍蝇》是在“占领”
期间上演的而攻击萨特，说他得到了德国检查官的恩准，这些人其实是不懂得自由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具体含义。 实际上，《苍蝇》的上演固然得到了德国检查官的“恩准”
，但同时也得到了当时的“民族抵抗委员会”
、“文学委员会和作家委员会”等抵抗组织的支持。 在他们控制的《文学新闻报》上，还发表过一篇点明《苍蝇》主旨的评论，尽管这篇评论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含糊其词。这都清楚地表明，萨特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尽职的自由战士，在那个特殊的境况下，他用他特殊的方式进行着不屈的战斗。 而且，他的这种战斗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奋斗，而与他的祖国、他的人民的战斗联系在一起的，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处在一个“共在”中。 所以在萨特的观念中，战斗者不再是洛根丁式的孤立的自我，而是“我们”——所有的法国人民。萨特说：
“我们斗争的恐怖环境使我们最终能够经历——毫无掩蔽地完全公开地——那个可怕的，无法忍受的被我叫作人的善的境遇。放逐、监禁，尤其是在比较幸福时我们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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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隐瞒起来的死亡，成了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情，我们渐渐地认识到了它们既非可以躲避的意外事件，甚至也非来自外部的经常的威胁：不，我们知道它们其实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归宿，是我们作为人的现实的深刻原因。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感到了那句陈腐的短语的全部含义：‘人是不死的。’我们每个人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它是在死亡面前被做出的，因为它能够在这种形式中表达：‘宁死也不……’这里我并非指我们中的那些杰出人物，他们是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我是指４年来，在每时每刻都说‘不’的所有法国人。敌人的残忍把我们逼到了这种境况的极限，压迫我们提出那些在和平时期可以避免的问题。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有哪个法国人在这个时期的某个时刻或其他时刻不是外在于这种境况呢？——每一个对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有所了解的人，都被迫向自己提出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如果他们拷打我，我能坚持到底吗？
‘因此自由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被带到了人关于自己所能够具有的最深刻的认识的边缘。因为人的秘密不是他的’奥狄普斯情结‘或他的’自卑情结‘，而是他的自由的界限，是他忍耐拷打的能力。“
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萨特在对他的《间隔》一戏的主题思想的自我概括：人的自由决不是哲学家书本上轻飘飘的抽象概念，而是面对痛苦和死亡的艰难选择。 人的死亡暴露了人的全部有限性，也为人的自由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四年来，法国人民就是在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死亡的境况中作出自己的选择的。 每一个普通的法国人都在敢于说出“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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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现了自己的自由。 这充分说明法兰西民族不愧为一个热爱自由的伟大民族。在这里，自由的虚幻色彩没有了。 萨特后期对他原来抽象地谈论“绝对自由”有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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