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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八扯-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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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创始人,在其身后儒学被尊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大背景下,荣膺“大成至圣先师”的殊荣,至今仍有国际性深远影响。他的再传弟子孟子,则被尊为“亚圣”。与这些文化巨人大不一样,三国时期的蜀汉名将关羽,身后也被尊为“圣人”,并且以其“武圣人”独尊地位,与“文圣人”孔子一般高,足以令人惊叹莫名。

关羽(公元?—219)字云长,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人。年轻时爱管闲事,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拔刀挺身相助。因为杀了本县的县令及其妻弟,出逃到涿郡(今河北涿州市),结识了当地人张飞。适逢同为涿郡人的刘备招兵买马,他便同张飞一起投奔了刘备,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刘备作了平原相,就让他俩当别部司马,分统部曲。《三国志》本传说,刘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演义》演绎为“桃园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而到了稠人广坐场面,他俩又充当卫士角色,“侍立终日”,不讲待遇。开初那些年刘备名微众寡,势单力薄,在徐州被吕布打败而投曹操,他俩都追随左右,“不避艰险”。经过十几年周旋,直到建安四年(199)刘备脱离曹操,跑到徐州打出反曹旗号,关羽才第一次单独守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代理太守职务。

建安五年(200)曹操东征,刘备惨败,丢下了关羽北投袁绍,关羽被曹军俘虏,带回许都。那时候曹操逐鹿中原,广罗人才,看中关羽的勇猛善战,极想把他收到麾下,便破格给了他一个偏将军头衔,礼遇十分优渥。但关羽不为所动,流露出了“无久留之意”,曹尝派张辽前去试探。关羽告诉张辽:“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张辽如实回报曹操,曹操感叹道:“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当年二月,袁绍发兵十万南下与曹操决战,派大将颜良与刘备一起作先锋围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四月,曹操派张辽和关羽作先锋,反击袁军。两军遭遇,关羽望见颜良的麾盖,立即策马当先,“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白马解围之后,曹操即时上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而且重加赏赐。关羽实践了“立效以报曹公”的诺言,“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奔往袁军营中寻找刘备。曹军一些将领要求追杀他,曹操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这一段特殊经历,经过《三国演义》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回浓墨重彩的铺陈渲染,就变成了预约三事、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会古城主臣聚义系列故事,其实好多故事原本是没有的。其中,封汉寿亭侯,也不像后人所想象的那般显赫。按东汉爵位制度,承秦爵二十等封列侯(原称“徹侯”,避汉武帝讳改),“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

(见《后汉书·百官志》)。亭侯是最低等级的侯爵(后诸葛亮为武乡侯,乡侯比亭侯也只高一等);十里一亭,十亭为乡,亭侯受禄有限。但封为亭侯毕竟也不容易,曹操肯表封关羽亭侯,的确表现爱才心切。而关羽对于一切封赏既不心动,也不带走,一心一意忠于刘备,的确属于古人不可多得的忠义行为,值得后人称美。

回到刘备身边后,从脱离袁绍,依附刘表,直至赤壁之战的八年期间,关羽都没有见诸史籍的突出事迹。但他的忠义,定然加固了同刘备名为主臣、实如兄弟的特殊关系,即便在刘备请出诸葛亮,自诩如鱼得水后,他在刘备集团稳为二号人物的特殊地位也从来无人可以挑战。借孙、刘联盟之势,刘备成为赤壁之战的最大赢家,占领江南诸郡,封拜元勋,关羽位居第一拜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独自分兵坐镇江北。刘备西取益州,又“拜羽董督荆州事”;所谓“董督”就是统领,主管,诸葛亮实际作他的副手。军师中郎将庞统在蜀身亡,刘备急召军师将军诸葛亮带领张飞、赵云入蜀增援,于是,关羽更是位居方面,独当起了刘备集团一半基业。

位益尊,权益重,留下的人全都必须唯命是从,就使他先前并不十分显露的骄矜自大之气凸显出来,滋长成为骄傲狂妄,目中无人。建安十九年(214)马超向刘备“密书请降”,率军自汉中直抵成都,成都守军惊恐失措,十天后,刘璋便向刘备投降。刘备封马超为平西将军,关羽认为他“旧非故人”,私心不悦,迅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明白关羽骄气凌人,也不好批评,只能进行精神贿赂,回信答称“孟起(马超的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汉初)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张飞的字)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关羽一向以美髯见称,号称“美髯公”,因而诸葛亮以“髯”字代称。关羽览信大喜,硬以为自己真是旷绝古今,独一个的超一流名将,得意忘形到把信拿给宾客传看,以满足虚荣心。究其实,他与张飞难分出高下,曹魏主要谋士之一的郭嘉早对曹操说过:“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

另一谋士刘晔也说过:“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陈寿评价他们,同样相提并论:“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关羽既缺乏自知之明,又为了抬高自己,贬低马超,竟连一同起事的“兄弟”张飞也不惜搭上,实在有悖于义。其后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有此前车之鉴,甚至担心关羽遥闻黄忠同列,“恐必不悦”,刘备只好说“吾当自解之”。可见除了刘备,无人再敢招惹关羽。

关羽从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开始,就“董督”荆州,前后历时八年之久,毛病日益深沉。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地当军事要冲,历来都是四战之地。魏、蜀、吴三方分峙局面渐趋形成,荆州更加成为三方必争的枢纽之地,关羽如何履行“董督”重责,无疑至关重要。按照“隆中对策”以来的既定方针,他理当尽力维护与东吴的睦邻友好,但一直以来,他都缺乏这种必不可少的战略认知,老是配合刘备耍赖,充当黑脸角色。幸亏当时东吴的西线主帅鲁肃坚定维护孙、刘联盟,软、硬两手运用适度,小冲突才没有演变成为大翻脸。即便如此,关羽还是不明智,悍然得罪了孙权。建安二十年(215)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后不久,孙权曾遣使面见关羽,提出让关羽女儿同自己儿子结婚,再搞一次政治联姻。当初刘备都可以上门迎娶孙夫人,这一次,关羽却不识大体,不顾大局,扬言“虎女岂能嫁犬子”,辱骂来聘的使者,拒绝许婚。孙权一壁头碰得鼻青脸肿,怒不可遏,自然加紧了夺取荆州的步伐,待吕蒙取代鲁肃主持军务,就演出了“白衣渡江”那幕活剧。其间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关羽如此得罪盟友,已经给他留下祸根,不仅遭到了丢失荆州、丧失性命的现实报应,而且导致孙、刘联盟一度破裂。

对盟友尚且如此蛮横无理,因小失大,对部属,对位居己下的同一集团中人,势必就更加不可一世,轻慢无度了。其结果,造成了他在集团内部人缘太差,一旦有事便抽底火。关羽攻襄樊,以及败走麦城时,几次要求近在上庸(今湖北竹山县)的刘备义子、副军将军刘封和宜都太守孟达“发兵自助”,刘封、孟达都“不承羽命”。吕蒙、陆逊袭取荆州时,素遭关羽轻侮的刘备妻弟、南郡太守糜芳和将军傅士仁,也相继拱手投降,献出江陵、公安,断了关羽退路。众叛亲离到这种程度,也只能叫做“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民间述闻都说关羽“大意失荆州”,究其实,被吕蒙、陆逊麻痹,把原先留守江陵、公安后方的部队调往襄樊前线,使后防空虚,给了吕蒙“白衣渡江”可乘之机,大意确有一些,却决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骄狂自大,刚愎自用,外失盟友,内失人缘,自己播下了败亡恶果。

不过,是非功过不能互掩,关羽确实颇能打仗。建安二十四年(219)八月,就任前将军未久,他便抓住刘备占领汉中的有利时机,主动发兵进攻樊城,把曹魏大将曹仁围困在城内。当时曹操刚从汉中败退到长安,听说曹仁危急,立刻派另一大将于禁率领七军驰援。时值大霖雨,连下十几天不断,引起汉水暴涨,决堤泛溢,将不及逃避的七军悉数淹没。于禁带着极少侥幸获生者避到高处,关羽乘大船赶到,迫使于禁俯首投降。曹魏勇将庞德力战不屈,船覆被俘,仍立而不跪,大骂拒降,被关羽杀掉。关羽趁水势,进一步把樊城围困得水泄不通,曹仁及其数千将士几乎成了瓮中之鳖。关羽又派出一支部队,把魏将吕常据守的襄阳包围起来。一时间,关羽的威名响震华夏,曹操治下的梁、郏、陆浑(今河南中西部)等地的郡县长吏相继反水,接受关羽的节制。曹操相当恐慌,拟议从许都迁徙到洛阳。幸得司马懿、蒋济等人献策,认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以派人去向孙权许诺“割江南”作为封地,换取孙权出兵“蹑其后”,达到“樊围自解”,才没有仓皇迁都。

曹魏的离间拉拢,正遇上孙吴方面吕蒙、陆逊已经着手袭取荆州,于是一拍即合,两面夹攻关羽。吕蒙“白衣渡江”,糜芳、傅士仁不战而降,江陵、公安迅速落到孙吴手中,关羽背后已无依托。

正面襄樊战场上,曹魏名将徐晃率领的援军也赶到了,关羽不能克,只好求自保,“引军退还”。这一次北伐大仗,是关羽平生作为主帅,亲自策划、亲自指挥、亲自上阵打的第一次大仗,开局确实所向披靡,将他的威名推到了顶峰。只可惜,顶峰也是命运转捩点,一旦腹背受敌,后退无路,便跌落到谷底。当年十一月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于临沮(今湖北远安北)被俘,与子关平一同被杀。英雄末路,比四百多年前的项羽败走乌江犹自不如,一生的结尾打上了一个悲剧句号。

关羽被俘遇难后,孙权把他的首级送给曹操,曹操下令厚葬。

刘备一听到噩耗,就“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谁也劝阻不住。

张飞自然要从征“伐吴”,“当率军万人,自阆中(今属四川省南充市所辖县级市)会江州(今重庆市中心城区)”。临到发兵前,“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也以悲情结局走完了生命历程。这些情况都说明,关羽之死影响巨大,牵连到了鼎峙纷争的三大集团。最大的影响在于宣告孙、刘联盟破裂,蜀、吴之间爆发了夷陵之战,三国历史进入另外一个格局。刘备战败之后死在永安城,虽然与关羽之死、张飞之死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同年同月同日,但从历史风云变幻看,确可以看作社会意义上的同年同月同日。尽管如此,在刘备生前,并没有给予关羽任何一种超常哀荣。直到后主景耀三年(260)秋九月,即关羽身后41年,才被追谥为壮缪侯。同时受追谥的还有张飞、马超、庞统、黄忠,关羽除了名列第一,没有任何特殊。其后20年,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历史结束,时年48岁的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事,编撰《三国志》,仍然只是将关羽同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并列一传,而没有像对诸葛亮和陆逊那样单独列传。在总评里,还总是把关羽和张飞拉在一起说,既赞扬他俩“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并有国士之风”,又尖锐批评“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样的评语,在《三国志》中,充其量只能算中上档次。

身后开始受钦敬追捧,是在南北朝期间,距关羽之死已过300年。这300年中,取代三国实现一统的西晋王朝非常短暂,公元316年就被东汉以来入居内地的非汉民族推翻,司马氏后人司马睿向南逃跑,在三国时分属蜀、吴两国而版图略小的范围内建立了东晋政权。东晋政权维持到420年,又被刘裕所取代,晋换为宋,是为南朝之始。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个小王朝,由汉族军阀、世族相继主控,所占领土渐次缩小得不及三国东吴,苟延残喘至589年陈被隋灭,遂告终结。而在中原地区和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早在西晋未亡将亡时,氐族人李特已于303年建立成政权,匈奴人刘渊也于304年建立汉政权。从西晋末到刘宋初的130余年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以及汉族不同分支、不同世系的人建立的割据政权多达20余个,其中的前、后二赵,前、后、西三秦,前、后、南、北四燕,前、后、南、北、西五凉以及成、夏政权实体,史称“五胡十六国”。分治纷争到439年,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地区,是为北朝之始。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刘宋军队北伐,初胜终败,从此确立了北强南弱、北盛南衰的基本格局。历经东、西二魏和北齐、北周,延续到581年周禅于隋,北朝方告终结。自秦灭六国,汉代秦兴,形成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垂400多年,像这样的由好几个族群长时期割据分治,交错纷争,非唯前所未有,抑且连400余年后的“五代十国”也不好相提并论。

新现实矛盾万端,必不可免地会拷问当时人,促使他们作出反应。

南朝的统治阶层是汉族人,他们早就习惯了把其他民族视为夷、蛮、戎、狄的“非我族类”,当时统称作“胡”。历史性地看,并不宜过分责备他们,他们没有学过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民族平等,总是把汉族当成“中国”老大。他们以后的一千多年,汉族人老讲“五胡乱华”,甚至时至当今,一些号称尊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界人和官场中人,口头上会讲反对大汉族主义,骨子里仍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弹着那种老调。所以说,不宜过分责备南朝人。但他们积弱既久,有心驱“虏”,无力回天,便把“恢复中华”的精神诉求寄托于英雄崇拜,从距他们最近的三国历史寻找英雄。这样的精神寄托与正统观念掺合起来,他们由自认南朝政权才是汉族中央政权的正统承续,认定唯有蜀汉政权才是先前的同序正统,因而舍同在江东的东吴周瑜、陆逊于不顾,选中了蜀汉关羽、张飞作为英雄偶像。

那时候,主要着眼点多在“万人敌”,因而常将骁勇善战的关羽、张飞合在一起追捧,也有特别崇拜关羽一人的。据《宋书》、《南史》记载,诸如刘宋时的勇将薛彤、高进之,萧齐时的勇将桓历生、蔡道贵,都被人比作“关张”;而刘宋时的勇将安都单骑突入敌营斩叛将鲁爽,则被人比作关羽斩颜良,陈时名将萧摩诃更以“关羽再世”自我称许和为人称道。与此相映成趣,据《北史》等史籍记载,前秦的勇将王飞、邓羌,北魏的勇将杨大眼、薛延伯等,同样以关羽作比,并不认为“非我族类”。如此奇妙,似不可理解实可理解,就同尔后唐、宋、元、明、清1400余年一样,汉族统治阶层往往越衰弱时越推崇关羽,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却是入主中华后备加讲究推崇关羽,俨然成为一种中国传统特色。统治思想融入了民间,得到广泛的认同,宋、元以降关羽就成了中华多民族所共认的第一名将。

与族群精神寄托催生的英雄崇拜几乎同时,都有民俗化选择的佛、道两大宗教,先后把关羽请进自己的教门供奉,佛教在其间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关羽生前的福祸交集之地荆州江陵一带,神祠尤其昌盛。《宋书·陆法和传》记载,陆法和得到神灵相助,虏获任约,传说将神灵与关羽相连。唐人董侹撰《贞元重建庙记》,不仅认定这件事,而且还说在陈废帝光大年间(567—568),佛教天台宗四祖智凯从天台山来到当阳玉泉山,坐禅于乔木之下,夜梦关羽显灵。传说智凯为弘扬佛法,在玉泉山修建显烈庙安置关羽,从此关羽护佑一方,成为佛寺护法伽蓝,《三国演义》所写的关羽玉泉山显灵即由传说演绎而成。民间还流传另外一个说法,说是佛教禅宗五祖弘忍之徒神秀,因为作偈输给了慧能,便于弘忍圆寂后另立禅宗北派,以与慧能的禅宗南派对立。神秀在当时玉泉山立庙,供关羽为护法伽蓝,声势大振。从此以后,禅宗和天台宗都争奉关羽,南北各地的佛寺宝刹多以关羽为护法神,历朝积代,达到了“中原有地皆修祠,故土无人不荐香”的地步。

道教尊奉关羽虽比佛教晚,但后来居上,层次更高。集中表现于,借用皇权来凸显关羽,把关羽抬到凡人难及的尊崇地位。唐、宋帝王都尊道,唐太宗李世民诏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指李耳,即老子)……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见《唐大诏令集》),唐高宗李治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已开追尊非皇室人为王为帝之先河。宋代国势虚弱,先后受北方辽、金侵凌欺辱,政治上、精神上都有借古喻今,宣扬义勇的需要,皇权需求与宗教灵应结合起来,关羽竟成为不二人选。宋哲宗赵煦首封关羽为显灵王,宋徽宗赵佶又先后封关羽为崇宁真君、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神号和王号由兹附于关羽一体。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宋高宗赵构依样画葫芦,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王,宋孝宋赵昚则改封关羽为英济王。蒙古人入主中原,接受汉文化,同样要彰显义勇精神,元文宗图贴睦尔来了一个大凑合,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创下关羽王衔谥号的新高。明神宗朱翊钧更升了一级,万历十八年(1590)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自兹称“关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从兹称“关圣”。其间不动声色地发生一种微妙变化,就是“忠义”取代了“义勇”。其政治背景在于,当时明王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皇权亟需“伏魔”、“护国”。而在道教体系中,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又称为荡魔真君,与华光大帝、赵公元帅、温琼元帅并称为“护法四元帅”。他既是武神,又是财神,还具备司命禄、佑科举、祛病除灾、驱邪避恶、诛伐逆乱、纠察冥司、庇护商贾招财进宝的法力,因而受到广泛膜拜。

清代满族帝王虽然不信奉道教,但从入关前开始,就从皇权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地认同集忠义节气于一体的关羽。清世祖福临与蒙古族诸汗结为兄弟,就明确地宣示:“亦如关羽之与刘备,服事唯谨也。”因此,顺治元年(1644)便将关羽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他们还认为,满族帝王入主中原多赖关圣帝君的神佑,应与孔子同样尊崇,故以孔子为“文圣”,关羽为“武圣”。清圣祖玄烨于康熙四十二年西巡途中,特意拜谒关羽祖籍山西解州关帝庙,题赐“义炳乾坤”匾额。雍正四年(1726),清世宗胤祯别出心裁,又追封关羽的远祖、祖父、父亲为公爵。自乾隆以降,历嘉庆、道光两代,关羽的谥封增加到了二十六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关圣大帝,显赫到了登封造极。帝号无以复加了,清文宗奕乃在咸丰五年(1855)追封关羽远祖为光昭王,祖父为裕昌王,父亲为成忠王。清承明制,祭关圣大帝列入国家祭典,连清廷皇宫也供奉着关羽神位。

族群、宗教与皇权三位一体,纠葛互动,深层的文化根基在于儒家思想。孔子宣仁讲义,孟子说得更为明白:“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照孟子所说,儒家思想最高的道德行为准则就是“仁义”,二者既可合言,又各有其涵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或者“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章句上》),就揭示了“仁”主要侧重于规范人的精神诉求,“义”主要侧重于规范人的行为趋向。

孟子还说,“仁之实”突出反映在如何“事亲”,“义之实”突出反映在如何“从兄”(《孟子·离娄章句上》)。自汉代“独尊儒术”,经汉儒改造过的儒术政治、人伦指导思想“三纲五常”,本源都在其间。用以看三国名将,实事求是地就“义”讲“义”,曹魏的张辽、徐晃,蜀汉的赵云、姜维,孙吴的周瑜、陆逊等人,都可以与关羽一较高下强弱;但他们没有“从兄”这一条,再加上魏、吴不算“正统”,所以都沾不上边。张飞虽然有“从兄”这一条,并且同属一个阵营,但没有“身在曹营心在汉”,败走麦城不屈死那样的特殊经历,因而也归于淘汰之列。唯有关羽的毕生行为趋向,可以充当“义”的样板诠释符号,故尔他成了不二人选。与孔子相附,孔子主要是精神师表,诠释了“仁”,理所当然算“文圣人”;而关羽则被捧为行为楷模,诠释了“义”,顺理成章地罩上了“武圣人”光环。正由于这个缘故,千百年以来,特别是明、清以降,统治中国的思想文化核心主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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