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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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偾邈　敝�称，曹操多次赞誉他“有古人之风”，“此古所谓国之司职，我之周昌也”。魏国初建时，毛玠即担任尚书仆射，仍主管选举事宜。那时候没有中组部长、人事部长，尚书仆射职之所司，就如同身兼今之两大部长。他在任内“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营造出一种“吏洁于上，俗移乎下”的良好风气。但仅止由于“崔琰既死，玠内不悦”，就惹得“太祖大怒，收玠付狱”。幸得桓阶、和洽等“进言救玠”，他才保全了一条性命，“免黜”而“卒于家”。究其实，“内不悦”连“思想罪”都算不上，充其量给他安个“情绪罪”。如此作践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用人如器”，权势者如曹操者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孤即真理，其奈孤何？

孔融另是一个类型。他是孔子二十世孙，幼有异才。年十余岁时，曾登门拜谒名士李膺，自告门者：“我，李君通家子孙也。”李膺一见孔融，便究问道：“高明父祖，尝与仆周旋乎？”他说：“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众人皆奇之，赞为“异童子”。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听同坐者说过后，骤加评判道：“人小时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孔融应声回击：“即如所言，君之幼时，岂实慧乎？”李膺大笑，面向他说：“高明长大，必为伟器。”16岁那年，他救助掩护反对宦官、避祸逃亡、遭受通缉的清流名士张俭，事泄后与兄长孔褒争担死责，因之而名震远近。经举荐，历任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任北海相时38岁。

任上崇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事，做过一些实事。但在军阀割据，混战连年的漩流当中，他的长处无从发挥，短处却暴露无遗。

从任北海相到作青州刺史，“连年倾覆，事无所济”，夹在袁绍父子、公孙瓒、曹操之间漂来荡去，最后“仅以身免”。建安元年（196）追随曹操到了许都，任将作大臣，迁少府，位居九卿之列，方才过上安生日子。

作为曹操座上宾之一，孔融的文人迂腐秉性、辩给口才和幽默气质有增无减，不识时务也不自约束。他以“建安七子”的班首立名，按作家天性，与曹操“推平生之意”，时有狎侮。曹操制订禁酒令，他写信去调侃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故意唱反调。建安九年（204）曹操破邺城，让曹丕纳了袁熙之妻甄氏为妻，他又给曹操写信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曹操以为孔融的学问渊博，语出于书传所纪，自己没见到过，后来见了面，便请教出处。孔融答道：“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弄得曹操很没有面子。对于建都于许，是否杀太尉杨彪，孔融也发表过不合曹操意愿的意见。如裴注所引《汉纪》所说，“太祖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到建安十三年（208），终于“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列举了孔融四条“罪行”，定为“大逆不道，宜极重诛”（见《后汉书·孔融传》），将孔融下狱弃市，时年56岁。其二子年方8岁，也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死于满门抄斩。昨日座上宾，翻成今日阶下囚和刀下鬼，孔融诚然也有太不检点之责。但文人清狂，哪里就严重到了“大逆不道”？真是罗织罪名，肆意拔高，不该死也得死。所以千百年以来，夹着尾巴做人成了一道祖传政治防身术，谁若违背了，纵然形同孔融那样的一代著名作家，也会落得家破人亡。

不仅是曹操那种嗜杀之君如此施为，而且连刘备那种“仁德”之主也难超越，只不过程度有差异罢了。刘备在中原逐鹿当中败多胜少，妻妾子女三次当俘虏，先前的儿女一个都没有存活下来，阿斗是在荆州所得。在甘夫人生阿斗之前，人到中年的刘备害怕“继嗣”无人，收养了“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刘封作养子。

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时，刘封年20余岁，“有武艺，气力过人”。后随诸葛亮、张飞入蜀增援，“溯流西上，所在战克”，因功被封为副军中郎将。二十四年（219）刘封升职为副军将军，与孟达、申耽、申仪一起镇守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关羽围襄樊，连续招令刘封、孟达“发兵自助”，刘、孟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由，“不承羽命”。其后关羽覆败，刘备开始“恨之”。再其后，刘封与孟达不和，孟达率部降魏。魏文帝曹丕派遣夏侯尚、徐晃率军配合孟达，向刘封发动进攻。孟达写信劝降，首先给刘封讲了“势利所加，改亲为仇，况非亲亲”的道理，接着指出刘备已“虑定于内，疑生于外”，“乱祸”必兴于“废立之间”，然后劝刘封“智贵免祸”，“早定良计”。刘封拒绝投降。申氏兄弟背叛了刘封，刘封只好“破走还成都”，受到刘备严厉斥责。“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抑，劝先主因此除之”。刘备心领神会，立即下狠手，将刘封“赐死”。此时此际，刘封追悔莫及：“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当初收养子是为“继嗣”，如今杀养子亦为“继嗣”，刘封再有功，再守忠，也逃不脱工具作用发挥完了，便形同碍事废“器”，必须“除之”的下场。这其间，诸葛亮的点子和刘备的决策，都暗含着疑生“反骨”的因子，刘封纵然并无“反骨”，亦注定了死路一条。

第十章　纵无“反骨”，亦有死罪

最强烈也最集中地反映在三国后期的曹魏名将邓艾身上。邓艾（197—264）字士载，义阳郡棘阳县（今河南新野东北）人，出身贫贱，小时候替人当过放牛娃。从军后由于口吃，不能作干佐，当了一个稻田守丛草吏。由于在淮南屯田当中开渠、积粮、著论、建言有功，获得司马懿赏识，逐步升迁做到太守，并且参与军事行动。在对蜀汉姜维、东吴诸葛恪的屡次用兵当中，邓艾智勇双全，功绩卓著，魏嘉平元年（249）即已封侯为将，威震一方。到景元四年（263），他已受封邓侯，任征西将军。当时已经专擅曹魏军政大权的大将军司马昭布置三路军马大举伐蜀，指令邓艾率三万军马，从甘松、沓中方向攻姜维。按照司马昭本意，是要把灭蜀大功给予他的亲信钟会，所以钟会统兵十万，主攻汉中，而邓艾所部和另外一路诸葛绪所部都只是侧翼配合。但钟会久攻剑阁（今四川剑阁东北）不下，粮草难济，打算先后退一步。邓艾却主张抓住蜀汉军队薄弱环节，趁其剑阁、涪城（今四川绵阳东）难以双全兼顾，“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袭取涪城而直下成都。诸葛绪不肯协调作战，时年66岁的邓艾就断然地孤军独进，身先士卒，排难破险，奔袭700多里而直抵江油，逼使守将马邈投降。又攻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拒守的绵竹，力战而破之，乘胜进军雒城（今四川广汉北），于是成都在望。当年十一月，走投无路的后主刘禅遣使奉玺，“诣艾请降”。邓艾兵不血刃地进入成都，刘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60余人自缚双手，车载棺材，到邓艾军营门外投降。

邓艾替他们解去绳索，烧掉棺材，表示接受投降并宽宥他们。以此为标志，由刘备、诸葛亮等人艰苦创业，立国43年的蜀汉政权正式宣告灭亡，邓艾居功至伟。同年十二月，朝廷下诏褒奖他“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禽子阳，亚夫灭七国，计功论美，不足比勋也”。加封他为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

几曾想，功高盖世之日，也就是功高震主之时。邓艾出于公忠之心，建议司马昭“因平蜀之势以乘吴”，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给他，预作顺流伐吴的准备；同时“发使告以利害”，迫吴“归化”，争取“不战而定”。又建议暂时不把刘禅送到魏都洛阳，以免给人留下“流徙”印象，而是先封刘禅为扶风王，爵其子为公侯，以诱使吴主孙休“畏威怀德，望风而从”。他还不懂得，这样的军国大事如何处置，必须遵循“主先臣后”、“主倡臣和”（近人林彪私下总结）的潜规则，切不可臣先、抢先，主未倡而臣已倡，主有倡而臣不和，不经意间表现出比主高明。两条建议虽然都不错，但却抢了先，立刻使猜忌成性的司马昭对他倍增猜忌，指派监军卫瓘晓喻邓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只可惜邓艾仍不通窍，不但不赶紧向司马昭认错请罪，反而还上书辩解，引《春秋》之义说“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自己“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钟会、胡烈、师纂等奸佞之徒立即趁机构陷，诬指邓艾“所作悖逆，变衅以结”；司马昭也立即下手令，命监军卫瓘逮捕邓艾，槛车囚还。次年（264）正月间，钟会与姜维真的合谋造反，被乱兵杀死。邓艾的部下追赶囚车，想迎邓艾回成都，卫瓘即派田续追杀邓艾；邓艾的儿子邓忠与他一起在绵竹西遇害，“余子在洛阳者悉诛”。可怜横刀勒马、功勋第一的邓大将军，竟如此落得“反逆”罪名，魂无归处。

邓艾死后第二年（265），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正式取代曹魏政权，建立起西晋王朝，建元泰始。为此而大赦天下，诏令中仍说：

“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只不过“被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那些“求生遂为恶者”有所“不同”而已，所以准许“立后，令祭祀不绝”。泰始三年（267），议郎段灼主动上疏，为邓艾辨诬，明确认为邓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灭之诛”，实属天大冤案。他强调指出，邓艾“功名以（已）成，当书之竹帛，传祚万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其“忠而受诛，信而见疑，头悬马市，诸子并斩，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至今令“天下民人为艾悼心痛恨”。因此他建议，西晋王朝“宜收尸丧，还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绍封其孙，使阖棺定谥，死无余恨”。然而，杀邓艾的头号凶手就是司马炎的老子司马昭，儿子怎么会否定老子？封建专制帝王践行“铁血法则”的心传经典，历来就是不管你是怎样的功臣良将、英才逸杰，一概无非用“器”而已，孤家想把你怎么着就怎么着，孤家永远正确，你拿孤家怎么办？段灼的上疏说了还是白说，司马炎仍然不理不睬。又过了六年，他才假巴意思地下诏说：“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郎为郎中。”勉强承认了有功，“反逆”罪名照旧扣在邓艾头上，唯有公道存于民心。

三国帝王中，杀错了人、整错了人偶尔有点悔愧之意的，只有孙权一人而已。他晚年也与曹操相似，猜忌嗜杀，在朝廷内外实行特务统治。特务头子吕壹把持典校职司，在他纵容下诬害过不少忠良，左将军朱据即为受害者之一。朱据为人谦虚接士，轻财好施，禄赐虽丰厚而常不足用。有一回，朱据部曲应当收受三万缗，被王遂诈取了。吕壹怀疑是朱据本人实取，便严刑拷问当事人，把人打死了，朱据可怜死者无辜，厚棺敛葬。吕壹凭此就诬告朱据，说他厚葬是为了封口，掩盖自己收缗之实。孙权相信吕壹，多次责问朱据，弄得朱据百口莫辩，“藉草待罪”。数月后，经典军吏刘助发现为王遂所取，如实报告孙权，孙权才感悟道：“朱据见枉，况吏民乎？”可是到赤乌九年（246），时已升任骠骑将军的朱据卷入二宫构争，拥护太子，违忤孙权意旨，即被贬为新都郡丞，近似于从相当于现今军队三总部主官一下子降为县级芝麻官。而且人还未到任，赐死诏书就追赶到了，朱据死年50岁。

同样是为立太子的事，不但太子太傅吾粲“下狱死”，而且连东吴第一社稷之臣，时任丞相、上大将军的陆逊也被孙权派宦官多次“责让”，致令时年63岁的陆逊“愤恚”而死。（详见《生子当如孙仲谋》）到太元元年（251），行将就木的孙权才对陆逊之子陆抗说道：“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较之于其他帝王者流，孙权能作出这么一点自我批评，算得上难能可贵了。但人已死了，这么一点自我批评抵得过生命的价值吗？不去追究“用人如器”的伪善，“铁血法则”的残酷，而仅凭着帝王者流一星半点的解脱表白，就轻易地感恩戴德和粉饰淡忘，能对得住那么多的冤屈者吗？如果不摈弃那个专制体制，人才的价值，又怎能得到真正尊重和充分发挥？

第十一章　一片疑云留永安

古往今来，几乎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遗留下一些难解的人事之谜。三国时期最大的待解之谜，不是貂蝉的身世，不是曹操的疑冢，不是赤壁之战是否借过东风，而是永安托孤那一段忠信佳话。整个儿托孤故事其实就是权谋博弈，刘备和诸葛亮在这场特殊的博弈中，都发挥出了超一流水平，直看得人眼花缭乱。

蜀汉章武二年（222）六月，刘备在其悍然发动的讨吴战争中惨遭败绩，狼狈逃回到夔门内的鱼复（今重庆奉节东）才停下来。

他将鱼复改名永安，竟窝在那里，不肯回成都。章武三年（223）春，他染上痢疾，既而转杂他症，终至一病不起。当年二月将诸葛亮从成都召来永安，四月临终前，向诸葛亮和李严托孤，惨淡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这就是历史上极著名的永安托孤；因为新莽末年公孙述据蜀称帝期间，托名白龙献瑞而自号“白帝”，曾将鱼复城改称白帝城，所以永安托孤又被习称为白帝托孤。后来的民间述闻以及戏曲传唱，却将托孤本事改造了，变成刘备只向诸葛亮一人托孤，或者用赵云替换李严，变成所谓“文托卧龙，武托子龙”。但无论怎么改造，主题渲染只有一个，那就是刘备与诸葛亮肝胆相照，亲密无间，国事、家事尽行托付，形成一段忠信佳话传唱不衰。

然而，真是那样的吗？与诸葛亮一同领受托孤遗命的李严，自从刘备死后，当世就没有当过一天顾命大臣，后世又被长期掩没，鲜为人知，就构成了一个疑团。《三国志》的记述异常简略，另是一个疑团。《先主传》里仅止提到：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

《诸葛亮传》文字稍多，也只是说：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李严传》则写道：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参酌三传，刘备为什么要托孤给诸葛亮、李严两人？诸葛亮听了刘备哪些话，为什么会“涕泣”？李严既受命同“辅少主”，并且“统内外军事”，为什么事后并未当此重任，却“留镇永安”？疑团滚滚，聚合成云，简直叫人轻易看不透，异常费思量。连善于把诸如孙坚讨董卓时“枭其都督华雄”六个字敷演成为关羽“温酒斩华雄”洋洋洒洒一篇故事的《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写到此事，也笔墨收敛，迹近照抄《诸葛亮传》：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

“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王。”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哭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罗贯中显然读出了陈寿的微言大义，才对诸葛亮的如此诚惶诚恐，悚惧失态，将“涕泣”作了传神发挥。要破解托孤疑云之谜，我认为，决不能忽视这样的细节。

其实，对于刘备话里暗藏的机锋，前贤早已经点破。裴松之注《三国志》，完成于刘宋永嘉六年（429），距刘备托孤只不过206年。他注托孤一事，只引用了晋人孙盛一段评语；而晋继魏立，孙盛与三国历史相去未远，所见所识当比他的前人、后人更加清醒。

他说的是：

夫杖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语曰：“弈者举棋不定，犹不胜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节，可以摧服强邻，囊括四海者乎？备之命亮，乱孰甚焉？世或有谓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

孙盛的评语，首先指出了刘备那些话分明在试探，既违道义，亦非信顺，因而“乱孰甚焉”。其次揭穿了刘备那样做决不能表明“委付之诚”，对真正信托的“忠贤”根本不该有“若斯之诲”，对并非“忠贤”之徒说那种话适足以“启篡逆之塗（途）”，因而实属“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再其次“幸值”云云，从正反两面剖析后果，指斥刘备如此这般运用权谋，“不亦惑哉”。这些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精当评语，裴松之显然引为同调，所以只引孙评作注。可叹千百年以降，治三国史、说三国事的人多矣，对这条裴注竟然视若未见，总把刘备当作仁德信义的标本，把诸葛亮当作忠贞节义的楷模，把托孤故事向着理想愿景演绎，以至将那片疑云幻化成了一片彩云。

孙盛的评语有事理依据吗？有。早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践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道，陆续铲除八个异姓王之后，即已刑白马盟誓，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刘邦死后，吕后篡权，虽然封了吕姓王，对于这条约定仍不免心存忌惮，以之告诫吕产、吕禄。待吕后一死，周勃、灌婴等联手诛灭诸吕，废除诸吕所立的少帝，都以这条约定为旗帜而正名分，明确宣称“非刘氏，不当立”。

（《史记·吕后本纪》）汉武帝刘彻死后，身为外戚、官居大将军、大司马的霍光，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同领遗诏，辅佐八岁的太子刘弗陵继位，是为昭帝。霍光统揽朝政大权，既没有封王，更没有代之。昭帝在位十三年，于元平元年（前74）早逝，没有子嗣，霍光就奏请皇太后同意，奉迎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进京，拟拥立为帝。但刘贺在主持刘弗陵丧事期间，暴露出了种种劣迹（远非刘禅那种“不才”），霍光又自承考察不细之责，奏请皇太后同意，由皇太后亲自出面在未央宫承明殿废掉了昌邑王。其后霍光与其他大臣郑重合议，选择流落民间的武帝曾孙、时年十八岁的刘询继位，是为宣帝。霍光领受武帝托孤之重任，辅昭立宣，确保了刘氏皇权，促成了“昭宣中兴”，成为西汉麒麟阁名臣之首。（《汉书·霍光传》）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受封安汉公犹自数四“固让”，博得了“谦恭”令誉；到孺子婴居摄元年（公元6年），他就撕去伪装，成为“摄皇帝”，安众侯刘崇立即认定他“必危刘氏，天下非之”，引众以攻之。刘崇虽因之而招致了“谋逆”之罪，但其反王莽之举说明，白马盟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深入人心。（《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八》）延及东汉近两百年间，托孤遗命亦不鲜见，擅权的外戚无人敢于异姓称王；直到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爵为魏王，才又一次破坏了这一条明规则。即便如此，建安二十五年（220）魏代汉兴，还上演了刘协三次奉玺禅让，曹丕三次上书辞让的政治谐戏，足见刘备确实毫无“托孤”之“诚”。所谓“辅之”、“自取”，貌似有两种选择，实只有一种选择。倘若诸葛亮稍一思维短路，就会落到“天下共击之”的篡逆境地，与王莽、曹操无异。清代康熙年间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现今的监察部副部长）的巫山人傅作楫，写过一首七言律诗《永安宫》，三、四两句“嗣子不才君可取，老臣如此罪当诛”，就深得个中三昧。后来人傅作楫尚且一语中的，当事人诸葛亮能不一眼看穿？

刘备的话何等阴刻，何等险恶！他听得毛骨悚然，如临深渊，只好选择当场“涕泣”，“汗流遍体，手足失措，哭拜于地”，甚至于“叩头流血”，发誓以死效忠。

刘备要的就是这样一种效果。他喜怒不形于色，话语绵里藏刀（若是针，也是见血封喉的毒针），阴险权诈的风格异于曹操。这是他的政治品质，也是他的政治权谋。之所以要做得如此之诡异伪善，归根结底出自于他的政治考量，那就是要不惜手段地维护好不容易才打下的他这一个刘氏江山，使之能够二世、三世传承不衰。夷陵败后不回成都去，执意窝在远离蜀汉都城的鱼复，并且将鱼复改名为“永安”，奥秘正在其间。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就是要避开都城人事的繁琐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