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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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频闷鹂兹诤脱钚蓿�常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当时祢衡年“始弱冠，而融年四十”，足见他何等不尊重人。好在孔融豁达爱才，多次向曹操举荐他。

曹操也爱才，欲见之，他却“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

曹操因之而怀忿，但因其才名，不欲杀之。听说祢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大会宾客，阅试音节”，当然也寓含羞辱的意思。祢衡去了就恶搞，不慌不忙地当着曹操的面脱光外衣内裤，祼身而立，再穿上鼓史衣裤，“参挝而去，颜色不怍”。曹操仍然宽容，笑道“本欲辱衡，衡反辱孤”。事后连孔融也批评他，你祢衡该作一个大雅君子，“固当尔邪（怎能这么搞呢）”。孔融再向他转达曹操爱才之意，他答应去见，去了居然“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言语悖逆，吏请收治，曹操又一次容忍，对孔融说道：“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遂遣人骑送之。

到了荆州见刘表，祢衡老毛病不改，“坐而大号”。人问他为什么大哭，他说“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乎”，意谓在座者都实为“尸冢”。刘表先也包涵了，对他“甚礼宾之”，但他毫无感恩的情愫，“复侮慢于表”，导致刘表把他送到黄祖那里。在黄祖那里，祢衡对于“善待”照旧不领情，竟至当众骂黄祖为“死公”，终被杀死，时年二十六岁。这些行状详见《后汉书·文苑传》，《三国志》裴注附于《荀彧传》。《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铺写“祢正平祼衣骂贼”，把他树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正气英雄，未免失之误读、误导。祢衡的无行表现出了另外一种人格自贱，那就是目中唯“我”，狂悖无度，既愤世、傲世，又要挤进名利场、权势场中去混，兼具文化黑客和政治俳优的双重性，由肆意辱人而自辱、自毁，实在不足为训。

彭羕与祢衡既有相似处，又有明显不同。他“姿性骄傲，多所轻忽”，没有几个人看得上眼。刘璋治蜀时期，由于狂傲得罪的人多，被众人谤毁，曾被髠（剃去头发）降为徒隶。刘备入蜀后，他“欲纳说先主，乃往见庞统”。庞统跟他素无交往，他一去就径直倒卧庞统床上，“又先责统食，然后共语，因留信宿，至于经日”。经庞统、法正联名推荐，他得到刘备赏识，受命“宣传军事，指授诸将”。

刘备领益州牧，提拔他作治中从事。彭羕从社会底层一个徒隶之人，“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诸葛亮认为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多次在刘备面前加以贬抑。刘备也看出彭羕毛病深沉，有所疏远，外放他出任江阳（今四川泸州市）太守。

彭羕对远离政治中心极不顺心，就去见马超，言谈间骂刘备“老革荒悖”。古代以革为兵，所以有“兵革”之称，骂“老革”就如同称“老兵油子”。又煽动马超谋反，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马超寄身于刘备篱下，常怀危惧，闻言大惊，默然不答，事后立即具表告发了。彭羕被捕下狱，在狱中写信给诸葛亮，奴颜婢膝地乞怜求饶。他把刘备以前厚待自己比喻为“分子（父亲恩惠分给儿子）之厚”，说自己“一朝狂悖”，“负我慈父，罪有百死”。又为自己对马超说的“内外之言”进行狡辩，说成本意在“共讨曹操”，栽诬马超为“不分别其间，痛人心耳”。还极言吹捧诸葛亮为“当世伊、吕”，哀请其“明仆本心”，给条生路。前后对比，一朝得意时何等气势凌人，一旦失意时仍然胆大包天，既恶攻当今主子，又策反西凉降将，而下狱后丑态百出，判若两人，傲气荡然无存，媚骨斑然可见，分明另是一种无行文人典型。尽管被杀时年仅37岁，刘备、诸葛亮痛下杀手够严够狠，但他终究是自贱招祸，不值得怜悯。

彭羕的四川老乡张松，同样是个贱骨头，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这个人生得身材短小，其貌不扬，但识达精果，确有才干，一贯放荡不治节操。在刘璋治下，其兄张肃任广汉太守，他担任别驾从事，那是一个跟随州牧、刺史出行的重要职务，可见颇受信任。

刘璋曾派他出使拜见曹操，曹操瞧不起他的形容猥琐，不甚礼遇。

杨修把曹操所撰兵书拿给他看，他浏览一遍便能谙诵，认为是个异才，建议曹操辟用，未获采纳。张松进身失意，取道荆州回益州，不期然间受到了刘备殷勤款待。欢宴当中，刘备探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以及诸要害道里远近，张松都逐一详细解答。他还画出一幅蜀中地图山川处所图送给刘备，使其尽知益州虚实，主动积极地叛主资敌，成为间谍。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派兵征讨汉中，刘璋担心会顺道取蜀，内怀恐惧。张松献计说，刘备是“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并且“善用兵”，最好请刘备入蜀来帮忙。刘璋不晓得他已成为刘备间谍，依计而行之，结果造成引狼入室。第二年，刘备以曹操征吴，曹将乐进进犯荆州为借口，向刘璋索要“万兵及资实”，扬言欲“东行”。张松以为刘备真要回荆州，赶紧去信说：“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生怕刘备不取益州。张肃知道了，惧怕祸患株连自身，即向刘璋告发了。于是刘璋收斩张松，与刘备翻脸，刘备获得了取蜀由头。张松的背叛行径，固然谈不上卖“国”，但至少是出卖本集团的主权，以换取自己飞黄腾达的最大效益，政治品质十分恶劣。

无行文人如果掌握了军政大权，那就更加不得了，了不得，钟会即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是曹操集团太傅钟繇的老幺儿，从小就敏慧夙成，及壮更博览群书，精练名理，才华出众，声誉鹊起。从正始年间（240—249）步入仕途，历任秘书郎、尚书、中书侍郎等一系列清要之职，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当年（254）受爵为关内侯。曹髦被诛后，他在政治上认清门庭，积极投靠司马氏，受到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青睐。从正元二年（255）随司马师征讨反司马氏的母丘俭、文钦，“典知密事”，出谋有功，到甘露二年（257）向司马昭献策，镇压反司马氏而造反的诸葛诞，他所受“亲待日隆”，被司马昭目为自己的“子房（张良）”，进封陈侯，官任太仆。但他宁放着九卿之位的太仆不当，也要以中郎身份，留在司马昭的大将军府管记室事，犹如今之机要秘书。这其间，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司马氏打击反对派，由于他的点水或使坏，当世著名文人嵇康和吕安都被当作“思想犯”，肉体被消灭。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部署三路伐蜀，钟会作为亲信，以镇西将军头衔都督关中诸军事（相当于今之总指挥），率十万余人充当主力，而邓艾、诸葛绪则各率三万人作偏师配合。进军途中，他向司马昭密告诸葛绪畏缩不前，导致诸葛绪被撤职治罪，其部三万人悉归自己麾下。文人小说下载邓艾灭蜀建立首功，他又与监军卫瓘、将军胡烈等人串通一气，诬告邓艾欲反，造成邓艾父子被逮捕，囚车押送回京，路上被杀。而钟会本人却是“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很快与蜀汉降将姜维联手，图谋拥兵造反，割据一方。只可怜造反不成，被杀死于乱军中，时年40岁。在钟会身上，集中反映出了如他一类文人的人品邪恶，诡计多端，助纣为虐，残人以逞，一旦军政大权在握，就演变成阴谋家、野心家的人性裂变。谬种流传，绵延未绝，“文革”殷鉴不远，康生、张春桥等辈都有钟会的心传，善良的人们能不警惕吗？

纵无“反骨”，亦有死罪三国时期，与人才迭出、竞显器能形成强烈反差，一些优秀人才却横被罪名，惨遭杀害。魏延之死是出了名的，田丰、崔琰、毛玠、孔融、刘封、邓艾之死同样地令人扼腕。其致祸根由，除了权势者个人因素而外，主要还在于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当中，“用人如器”的观念深层，隐藏着一条因袭不变的“铁血法则”。

《三国演义》写魏延，第五十三回甫一出场，就被诸葛亮指认“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喝令斩之。幸得刘备阻止，魏延才保住性命，但仍受到诸葛亮的严厉警告：“汝可尽忠报主，勿生异心；若生异心，我好歹取汝首级！”到了第一百零五回，“武侯预伏锦囊计”，果然让杨仪、姜维、马岱依计行事，斩杀了“日后反西川”的魏延。这个故事传播之广，影响之深，传沿之久，其他故事罕能匹敌。

数百年以来，多少人也被认为长着“反骨”，经权势者定为“叛逆”，加以贬谪、放逐、幽囚、杀害，至亲好友跟着遭难。多少人亦曾考镜史实，辩证原委，力图为魏延辨诬，洗清罪名，平反冤屈。到时下为止，虽盖棺犹无定论，见仁见智状态仍会延续下去。

细读《三国志》，所谓“反骨”云尔，于魏延、于诸葛亮均不存在，全属编造。魏延在荆州投效刘备，“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升任牙门将军。刘备当了汉中王，“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殊不知刘备却“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使“一军尽惊”。关羽镇荆州，魏延镇汉中，分别负责保卫东、北两道“国门”，可见何等倚重。刘备当时大会群臣，问询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从容答道：“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刘备十分欣赏，在场众人也“咸壮其言”。后来的实践证明，魏延并非说大话，吹牛皮，谋略、武勇兼备，独当一面镇守住了“北大门”，比关羽更不负重任。因而刘备称帝，进拜他为镇北将军。后主建兴元年（223），又封他为都亭侯，尊荣胜过了当时还在世的赵云诸将。这十几年间，诸葛亮与他从无任何过节，决然无关乎什么“反骨”不“反骨”。

诸葛亮挥师北伐，魏延一直是重要将领，参与始终。建兴五年（227）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

八年（230）魏延奉命攻入羌中（今甘肃南），大破魏将郭淮的部队，因功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这其间，魏延那种“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的特出性格凸显出来，不经意间给他播下招祸种子。他“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他提议由他率领五千精兵出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自率主力部队从斜谷杀入关中，预计不出二十天两军即可会合，“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但一生唯谨慎的诸葛亮却认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平取陇右，“制而不许”。魏延因之而认为诸葛亮的胆子太小，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这就难免会得罪诸葛亮。

他的“性矜高”，更容易得罪奸邪小人，诸葛亮的亲信杨仪便是一个。诸葛亮病危之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魏延对这种安排极为不满，认为诸葛亮死了，“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不该“以一人死废天下事”，“吾自当率诸军击贼”。

退一万步说，纵然要退军，也不该“为杨仪所部勒”，自己只作个断后将领。于是待杨仪未发，他抢先率领所部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同时与杨仪互相指责为“叛逆”，上表给刘禅，弄得一天中“羽檄交至”。双方闹得发生了两军对垒，魏延手里没有丞相的临终遗命，占不住理，失去人心支持，只好与其子数人往汉中逃亡。杨仪派马岱追杀，斩之，“致首于仪”，杨仪居然“自踏”魏延的头颅，叱骂其“庸奴，复能作恶不”，并夷魏延三族。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魏延本人诚然有过错，但并不是反叛蜀汉。陈寿在其本传中特意写到，“原（推究）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不便背叛”而视为“叛逆”诛杀，并且株连三族，没有充分证据说是诸葛亮遗命主使，但一时的权势者杨仪恃权报复，借机杀人，当是确实无疑的。

类似于指人“脑后有反骨”，三国时期另有其事。建安九年（204）孙权在江东，已经取得初步讨平山越人的胜利，打算进一步用兵，扩大地盘。某一日大会僚属，座中的江东名士沈友，发表了一些批评性意见，惹恼孙权，孙权当场就“令人扶出”，并说“人言卿欲反”。这沈友自幼聪颖，名士华歆称之为“沈郎”，赞叹“自桓、灵以来，虽多英彦，未有幼童若此者”。他“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且“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口辨十分敏捷。时人称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不愧为一个难得的英才。开初孙权礼聘沈友到麾下，听其“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听得“敛容敬焉”。沈友与周瑜、鲁肃一样，陈述过“荆州宜并之计”，孙权也采纳了。然而沈友不同于周瑜、鲁肃，更名士风流，独立特行，“正色立朝，清议峻厉”，乃至于“为庸臣所譖，诬以谋反”。

孙权担心沈友“终不为己用”，便揪住会上发言批评那么一条小辫子，以“人言卿欲反”五字定罪，把沈友杀掉了。沈友时年29岁，裴注全文引《吴录》记载，不胜其惋惜。

沈友的遭遇，比魏延的遭遇更具典型性，也更带普遍性。在封建专制集权的社会结构当中，君临天下的帝王者流无论相对开明还是专断独裁，总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倘若像献帝刘协、后主刘禅那样沦为傀儡，也会有一个曹操或诸葛亮似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代行帝王权力。文武臣属只要不是董卓或曹操，就得遵守基本的封建君臣关系，以君为纲，怀着尊崇、敬畏、感戴的心情，把尽忠守分作为最高的政治准则。在帝王眼里，不管臣属是何等人才，一概工具、用具而已。用具、工具统称“器”，如《易·系辞上》所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帝王用人才历来讲究“用人如器”。古、今汉语都有“器重”这个词，词义为重视，其实就是从“器”的本义用具、工具引伸出来的。“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其实就是说刘备重视这个人才，把他视为一个颇为有用的人才工具。人才工具终究属于“器”，有用时或者喜欢时，可以当作宝贝；一旦无用了，不为己用了，或者不喜欢用了，随意闲置、抛弃或毁损，都在帝王一念之间。孙权对沈友正是这样做的，起先视之如宝贝，“礼聘”其人，“敬”重其言；一俟认定“不为己用”了，就听信谗言，“诬以谋反”，让其掉脑袋犹如割韮菜。“用人如器”的观念深层，隐藏着一条“铁血法则”：说你有“反骨”你就有“反骨”，没有也有；要你掉脑袋你必掉脑袋，不掉不行。这一条“铁血法则”贯穿历代封建王朝，因袭不变，非唯帝王们奉为天赋皇权，用得得心应手，抑且各级权势者也会逐层仿效，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施于不顺己意的人，就好比杨仪杀魏延那样。

将“铁血法则”加诸臣属，决非仅限于长了“反骨”一个由头，而是但凭权势者的“圣聪”独断。袁绍杀田丰，就不是因为后者对他怀有贰心，而是由于对他太忠，由忠而切谏，由谏而致祸。田丰其人为河北名士，天姿瑰杰，博览多识，权略多奇，“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接受袁绍“卑辞厚币”的礼聘，出任为别驾。他曾经献策，帮助袁绍讨平公孙瓒。建安五年（200）曹操攻袁绍，他又建议趁机袭击曹操的后方，“绍辞以子疾，不许”，痛惜失去了一次争霸中原的“难遇之机”。官渡之战前，袁绍要大举南下，田丰出来谏阻：“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

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不及也。”袁绍非但不接受，反而因为“丰恳谏”而“怒甚”，给其加上“沮众（扰乱军心，削弱斗志）”的罪名，“械系”于大牢。结果官渡一战，袁绍果然大败。有人对田丰说，你的分析都应验了，“君必见重”。田丰却说：

“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袁绍一回来，就对左右说：“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下令杀掉田丰。一个忠心耿耿的杰出人才，就只为主子袁绍“内多忌害”，猜疑将会为其“所笑”，成为刀下冤死之鬼。

与袁绍相比，曹操之重用人才，超出不止一个档次。然而，“用人如器”，器重时确实推重，损毁时毫不手软，崔琰便是一个极突出的例子。崔琰其人志节高雅，尚武事，习儒学，曾经师从汉末大儒郑玄治学。建安十年（205）曹操占领冀州后，将崔琰辟为别驾从事，对其说：“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初次见面的崔琰对答道：“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险，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其正气凛然，直言批评，顿时使曹操“改容谢之”，在场“宾客皆伏失色”。十三年（208）曹操担任丞相，征崔琰为东曹椽（丞相属官，掌管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事务），当面夸奖道：“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为时表率）者矣！”十九年（214）曹操西征陇右，留曹丕镇邺，特命崔琰傅之。曹丕好田猎，常“变易服乘”外出打猎，崔琰就引经据典，正颜强谏，终于教曹丕认错改过。二十一年（216）曹操受封魏王，初建魏国，又拜崔琰为尚书（掌奏章事，位虽不高实权甚大）。一段时间内，曹操为立不立曹植为王太子而犹疑不决，下令以保密方式谈意见。只有崔琰把意见明写在笏板上，表态说：“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曹植是他兄长的女婿，他不荐曹植，却保曹丕，直令曹操“贵其公亮”，将他升为中尉（比二千石武职官员，主管治安）。

崔琰曾经向曹操推荐过一个人，叫杨训。其人才干虽不足，但清贞守道，获得曹操礼辟为官。曹操称魏王以后，杨训为感恩，发出表章“称赞功伐，褒述盛德”，颇有趋附拍马之嫌。此事本来与崔琰无关，殊不知有些人讥笑杨训“希世浮伪”，牵扯上崔琰，责备他“所举”不当。崔琰从杨训那里要来表章底稿，仔细看过，给杨训写信评说道：“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他的本意在于“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却不料惹翻了那些人，竟然诬告此信是在“傲世怨谤”。曹操或许正被杨训的马屁拍得高兴，一看崔琰此信并没有肯定表章内容，只说“省表（即看过表章了）”，只认为“事佳耳”，便抓住这三个字做文章。曹操火冒三丈地说，“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意谓崔琰勉强评为“事佳”也极其轻慢。

进而深文周纳，上纲上线，把“会当有变时”定性为“意指不逊”，大逆不道，不由分说地“罚琰为徒隶”。所谓“徒隶”，就是施以髡刑（剃去头发），令服贱役。过了些日子，曹操派人去察看，想了解崔琰屈服不屈服，告饶不告饶，却发现崔琰“辞色不挠”，照旧在“通宾客，门若市人”。于是乎一硬到底，将崔琰赐死。就是那么一封信，几个字，曹操就搞了一次“莫须有”式文字冤狱，把他曾经夸为“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的杰出人才的宝贵生命给剥夺了。这真应了一句俗话：“用人就用人，不用人就屙尿淋。”当初夸崔琰，那是把他当作一个称心如意的工具在用；如今杀崔琰，则是将他视为一个废旧碍眼的用具在砸———全凭喜怒，因时而异。虽百代以下，嗅到从中散发出的铁腥气和血腥味，仍然难免毛骨悚然。

受到崔琰冤死牵连的，还有曹操集团的元老重臣毛玠。毛玠也是名士出身，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任兖州牧时，他就进献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两大政略，为曹操尔后半辈子明确“经远之虑”，确定“树基建本”，以成“霸王之业”的总路线和总方针，立下首倡之功。后来他与崔琰同为东曹掾，并典选举（亦即考察、举荐官员），“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曹操当时叹服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再以后，他在奉公守职，清正廉洁，抚助孤贫，选立太子等一系列表现上，都以“雅亮公正，在官清恪”著称，曹操多次赞誉他“有古人之风”，“此古所谓国之司职，我之周昌也”。魏国初建时，毛玠即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