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一蓑-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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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怎么着你就怎么着？你弄些这个我怎么拿？我就是拿回高密，还得往潍坊带，不嫌费事啊？等着再说。”我一看就烦。

“你看，我好不容易给她弄着。算了，等着鸡场拉蛋车去潍坊的时候给他带过去。”父亲拗不过我。

“烦！”老槐树下，我捡起一块瓦片，“嗖”扔进茂密层叶中，惊起一群灰喜鹊尖叫着飞向附近梧桐。

自从东集田上访事件后的几个月里，我基本上每天陪工作组走访调查了解上访户所提出的问题，百无聊赖地陪吃陪喝，百无聊赖地看着老百姓敌意的眼光，好像我们都成了吴有贵。再次就是费改税，主要协调高密法院到各村收取那些以种种理由没有缴纳农业税而乡（镇）政府又严格履行了收税程序，多次通过正当手续催缴而拒不缴纳的农户。在于家水西收缴时，一户人家拒不缴纳，家中妇女对工作组开口大骂，最后被法院铐起来带到了派出所，我们竟然被人家告到了潍坊，说我们工作方式粗鲁，殴打百姓。

“李书记，你在哪里？今天潍坊市府费改税领导小组来集田检查，处理人家告我们于家水西一事。”办公室秘书李明给我打电话。

“我在西集田检查费改税，接着回去。他妈的，这活没法干了，怎么也是我们不对！”我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掷入路边水塘中，起身骑着自行车回去。在乡镇这一点我是注意的，只要下村，我们要求不能坐车，这是上级要求的亲民，要与民同亲，不要显得高高在上。有一年前任党委书记坐奥迪车下村，在路上碰见了一个牵牛的，他就是刁难不让路，最后书记只好走着回去。

“李明，你安排司法所把那天的录像带拿过来放给潍坊来的领导看。”我在会议室接待着潍坊来的费改税检查小组，领头的是国土局的一个副局长。

“各位领导，刚才我介绍了高密法院协助我们镇政府去于家水西收税的经过，下面请各位领导观看我们那天的录像带。”我担心下去收税会发生什么事情，提前安排办公室录像。

录像中，烈日炎炎下，十多个人站在一户人家门前，一个执法人员上去敲门，出来一个妇女，工作人员把缴税通知单递给她。中间闪出我站在一棵树下，王伟这录像的，怎么录的，把我也录进去了。

“我男人不在家，我没钱交。我男人说了，村里什么时候把欠我们的钱还上，我们就交。”那妇女说。

“村里欠你们的和缴税是两码事，再说，你们承包村里窑厂，承包费没交，村里扣你们卖的砖钱，怎么成了村里欠你们的？今天我们来不是催缴，镇政府已经按法律程序发通知单对你们进行催缴，你们拒不缴纳，今天我们法院是受镇政府的起诉，来依法执行缴税。你究竟交不交？”那人说。

“不交。没钱！”那妇女说。

“好了，别和她唆了。来，你们都过来，把这头牛牵到兽医站，好生给她喂养着，她什么时候把钱交上，什么时候给她牛。再不交，把牛卖了定税。你们都愣着干什么？牵牛啊！”法院一个人说。

“我看谁敢牵？”那妇女不顾衣领大开，春光四泻，横身挡在牛前。

“把她拉开，找块门板，把牛撵上卡车。”法院人吩咐。就在司法所王来顺等几人上去拉开妇女牵牛时，妇女冷不丁窜上去一口咬住法院那人的手。

“哎呀，咬人啦！快，把她铐起来。”那人龇牙咧嘴大叫着……

“王局长，你看，这就是那天的过程。我们镇政府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依法起诉的，他们拒不执行，只能强制执行。”我说。

“唉！是难啊！可也别牵人家牛啊。”王局长说。“这是法院在依法执行！”我说。

“这个事情，这户人家找了关系，直接把信给了市长。你看这信，不仅牵牛，还把人家妇女铐在派出所暖气片上，饿了人家一天。这样吧，你们以政府的名义，据实把事情经过写一个书面材料，上报高密信访局，由信访局转交潍坊信访局处理。看来，政府得给人家赔牛钱啊，听说那头牛拉到兽医站没几天死了。”王局长说。

“是啊，谁知怎么死的？倒霉！”我说。

“好啦，这事没什么大不了，不就是赔点钱么。费改税出事的地方多着，你这算啥！就这样，你们别忘了把材料尽快交上，我还要去松堡处理老百姓上访党委卖地的事情。”王局长说。

“李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打电话找我们去解释于家水西那事情。王书记在潍坊开会，让你负责去解释，听说市委非常不满意。”李明说。

“不满意算了，让他们下来收试试，这活没法干了。收不上来不行，每天像催命鬼一样，这样做不也是市委批准的吗？”我气呼呼地上了车。

十月深秋，丝丝凉意，透蓝透蓝的天空散着懒洋洋的绵羊般的白云，云卷云舒下，大雁结成“人字形”慢悠悠“伊呵伊呵……”叫着和谐地南飞，几只强壮的大雁不断替换着处于“V”字形尖端，在潍河上空翩翩而过。深秋的潍河有点瘦，但仍像刚刚生产的妇女，那么丰满肥实。宽宽的河床拥着秋意满满当当咣咣而下，亲吻着我的脚跟，回旋着卷起浪花，轰然打在河边突兀嶙峋的石头上，一遍又一遍刷洗着深红色的岩石。两只打鱼的电船，在水中来回穿梭着，一个渔民驾船操纵着电线，另一个渔民拿着长长的竹竿绑着宽大的竹篱，来回上下左右翻卷着，大大小小的鱼儿漂着白白的肚皮便飞进船舱里，一些来不及打捞被电晕的鱼随激流漂翻着，惹得一些水鸟不时尖叫着冲下啄起，或互相撕咬着。几只水鸭子漠然不顾他们，顾自悠闲地游弋着寻找着自己的食物，偶尔走到河中石头上，抖散着身上的沾水，惊起那些低头吃鱼的鸟儿，演绎一副纯美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我把裤腿卷了卷，怕浪花打湿，找了块高兀的石头坐下来，望着秋意盎然，静静地什么没想，什么也在想。

老父亲的话对我打击很大，三十而立何有立？整天就这样无休止地应付一般事务，上级没有因为你出力受尽委屈而会重用你，就是那个整天来找饭吃每次都陪着喝的酩酊大醉的市委副书记平时对我信誓旦旦，听说在这次乡镇干部调整时竟然对我置若罔闻，调整和提拔的全是高密本地人。从潍坊下来我们四个人，除了赵昌隆第一年就走了，我们三个都在原地踏步不动。我们曾私下找过高密组织部，可他们说“不行啊，你们是潍坊下来的，我们不敢动”；而潍坊组织部除了我们第一年下来曾派了一个干部科科长来了解情况后，再也杳无音信。老百姓也不是传统眼里那种善良淳朴厚道的形象，甚至很多还是刁民，他们不会和你讲道理，为了那一点点芝麻粒还小的利益，他们会怒不可遏，对你百般侮辱，而上级政府还把老百姓的素质看的比乡镇干部还要高。要求安民抚民，在稳定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的命令下，在所谓的“民生”号召下，把老百姓当成了上帝，必须哄着捧着，像哄孩子一样，不能跌着碰着，只有他们的权利，没有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一听说是上访，就是乡镇干部的责任，继东集田上访后，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我们很奇怪，承包费是上级要求收的，费改税是上级要求搞的，税是要求老百姓纳的，到头来吃气的还是下面具体干事的。怎么干，上级不满意，老百姓不满意，自己更不满意。仕途没有，事业没有，工作亦没有成就感，真让老父亲批对了。

“唉！怎么办？”回想研究生毕业后的每一个同学，每一个都比我混得好。人家王俊龙在美国已经博士毕业找到了一份优厚自在的工作，就连同学李盛发自己在青岛开性病门诊部都年收入几十万，我呢，一年不到一万块钱，还拖欠半年。我突然感觉浑身凉丝丝的，如游蛇一般的东西贴着脚脖子爬上了后背，嗖嗖地凉到后脑勺。

“他妈的，该走还得走！在乡镇是没路了。”我站起来看着翩翩沙鸥，无奈地感叹着。刚刚摆脱松堡的困境一年多，经历了这场大上访，使我对乡镇彻底丧失了信心。人，总要做点事情，辛辛苦苦做了，上级不认可，老百姓不认可，还做啥呢？做了还有什么意义？总不能这样活着，到45岁就像“老油壶”那样退下来开个茶叶店？我俯身拔了棵胖胖高高的苦菜，放在嘴里咀嚼着，无聊地咀嚼着，也没觉出苦味。

转眼就是春天，一个东集田上访忙活得连春天贴着脚跟了都没觉着。那还是年底，经过半年的缜密调查处理，市委工作组终于拿出了最后的处理意见。

“针对上访提出的问题，工作组走村串户，逐一核实，清查财务账目，理清陈年旧账。经过半年调查，今天，我宣布对东集田处理结果。”市纪委纪检局局长顾希在党委会议室召集王来等上访代表。

“吴有贵，自任村支部书记32年以来，为东集田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多年来随着在任时间的延长，忽视了党纪要求，不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作风粗暴，态度专横，滥用职权，独断行事，导致干群关系激化；工作中不注意生活作风，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影响；多年来，对村财务管理不严，导致集体资产遭受损失；今年的费改税中，又不注意工作方式，没有对群众做好宣传和解释，导致大规模集体上访，造成村委瘫痪，村民涣散。为此工作组根据党委意见决定：正式免去吴有贵村支部书记职务，责令补偿村委吃喝挥霍等公用开支10万元。”

“王德坤，自任村委主任20多年来，任劳任怨，积极协助支部书记做好村民各方面工作，但在东集田发生的事件中，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责令补偿村委吃喝挥霍等公用开支7万元。”

“王文英，工作懈怠不力，几年来，该村超生5例，严重影响了全镇计划生育工作，免去村妇女主任职务……”

听完顾局长的处理结果，王来看了看左右，没说话。他用手捅了捅身边外号叫“蛇虫”的，“怎么样？行不行？”

“不行，这样处理吴有贵太轻了，他明明是贪污，怎成了只对财务管理不严，老百姓不会答应的。”那“蛇虫”突然跳起来。

“行了，老王，做人做事别做绝了，我们调查了半年，走访了350户，我们的调查结果再没有说服力，还有什么样的结果能有？人家老吴也不干了，他只是对村财务大手大脚，当然这不对，但也不至于贪污啊，再说，我们也让他作了补偿。”

“等回头再说。别多说了。”王来训斥“蛇虫”。

2003年2月23日早上，把自己的《卫生统计》和《流行病学》书收进包里，我遗憾地欣赏着满树杏花、梨花，深深地呼吸着农村的恬静，紧张地专等大老板王树文来。

“王书记，刚过了年，事情不多，特别是上访、信访等事情，老百姓忙着开春侍弄地，你让他们上访，他们也不来，况且以东集田为首的上访，我们也处理稳妥了。逄戈庄老郭出了车祸，本来老百姓还要找他的茬，这样自然消失了。我想啊，趁着这时，我陪我家属去趟辽宁的疗养院，听说那里治疗颈肩腰腿痛很不错，我好不容易托大连的朋友联系到了床位，所以想请半个月假，和她出去看看，免得她整天躺在家里，也和她出去治治，管她好不好，给她出出疑，你看怎么样？”

“好啊好啊，你只管去。东集田的事情你确实出力了，弄得你连家都回不去，这次好好陪弟妹去看看。钱不够，先从财政所预支点，回来拿着单据，我想办法给你处理。”书记王树文一口答应。

“唉！没办法啊！她这病多年了，也实在没法看。”我摇着头，叹息着，故作抑郁无奈背着包出门坐上了去济南的长途车。

事情变化很快。昨天晚上，细雨霏霏打着无眠的我，正无聊地在一块大PVC板上用“哥俩好”粘贴着自己收藏的200多枚毛泽东像章，收得太多了，我嫌用一个塑料袋子装着没法观赏，就找了一个广告公司的朋友做了个PVC板框，一个一个地把后面的别针取下来，仔细地贴在上面。200多枚像章，大大小小堆了一桌子，最大的一个是后面带有林彪题词的插在波浪滔滔的底盘上，足有40公分高，一个朋友曾500块钱买我都没舍得卖。最小的则如指头肚，但做工非常精美，足见当时人之疯狂虔诚。其中有几个塑料的是我五毛钱买来的，但都带着荧光标志，关闭电灯老长时间还发光。都是我喜欢至爱的东西。

“喂！你好！”床头外线电话响起来，“老李，在干啥？”竟是常隼从济南打过来的。

“无聊，在瞎捣鼓我收藏的毛泽东像章。”我说。

“别捣鼓了，中心的博士点今年就要批下来了，你快考吧！但要先报流行病与卫生统计专业，来了等中心博士点下来再办手续转过来。但是今年山大中心先以流病名义允许招生了，招三个，你网上查。”常隼催着我。

“怎么着？快批下来了，这怎么办？我没复习啊！我这里又上不了网。”我一听急了。我一直在打听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博士招生的事情。

“你快找王曙森啊，他不是在负责招生吗？”常隼提醒我。老常一句话提醒了我。

“曙森，忙啥？快告诉我，今年博士招生的事情，听说中心那边可以招了？”我打电话给王曙森。

“是可以招生了，今年三个。你早干啥的？这时候才想起报名，你来凑热闹啊。今天已经是2月22号了，3月12号就要考试了，再说，报名时间都过了，你快算了吧，明年报考。”王曙森劝我。

“兄弟，帮帮忙，还能不能报名？”我急切地问，汪洋大海冥冥之中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那你明天快来，我从机器系统里直接给你报，明天务必来，国家报名网后天就关了，到时我这里可就没办法了。”王曙森说。

“好，兄弟，你等我，我明天一定赶到。”我放下电话就开始了明天及如何应付考试的计划。

“老爸，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我就没见你在家里这么老实地呆着，怎么不去上班了？”从济南网上报名回来，我偷偷地找人民医院院办我的老主任刘远明盖了章，以人民医院的名义纸质报名。那梁水还是办公室副主任，硬是刁难不给盖，那眼斜看着我，但碍于刘远明的安排，他又不得不给盖了。要是通过乡镇和高密组织部，还不知道又给我设上什么绊马索，我是找共产党这种研究研究的办事方式折磨透了。我在乡镇也是经常使用研究研究来推脱处理事情。

“你小子，好好玩你的，别打扰我，老爸要复习考试。”自从济南回来，我就把自己的小卧室兼书房收拾干净，低头快看那些死记烂背还要灵活发挥的东西。有时她喊我吃饭，我爱吃不吃。她说自己肾不好，不能吃盐，可总不能一点味道也没有啊，还不如我自己做。修也吃不下她那没有任何盐味的东西，每次放学回来，总是乐呵呵地等着吃我做的。和她已经习惯不说话了，也没的多说，她也不知我为啥要考试考什么试，我也只管低头做我的事情，懒得和她多说半句。但我知道那是一个幽灵，很奇怪，我就是那么惹她感兴趣，每次偷着背着懒得和她说的事情，她总是以不同的方式间谍一样刺探。

老天爷总是公平的，这5年，没有让我在乡镇虚度。我感谢松堡的大棚倒了，感谢那些投机取巧不惜踩着我肩膀向上盘梯的小人，感谢东集田上访，感谢王来，感谢我的乡镇经历，给了我人生最坚强的磨难。也许，3月12日，在那高雅的考场里，只有这么一个泥腿子带着泥巴的土腥味在愤愤地答卷。笔试完，起风了，带着黄河故道的尘土打在脸上，没有感觉，我用手抹了抹没来得及理的长长的头发，任其卷吹。面试完，心舒了，带着一股5年孤独的悲愤，我用自己的工作实际给评委交了一份答卷。和我一起考试的还有硕士毕业留山大的同学，我发现，6年了，在大学里一直执教的她，竟然还不如我英语讲得流利。

就这样，我像贼一样偷偷报名，以本专业第一名考上了山东大学的博士，取得了唯一的一个统招名额。

6月的集田，蝉在啦啦地叫着，我突然感到今年的夏天怎么这么清凉。要走了，我把松堡老宋、王生麟、王琢理等几个要好的在我患难时仍然没有舍弃我的好朋友，开车邀请到集田喝得昏天黑地。自从离开松堡，那个党委大院的门口，我就发誓不再踏进，那里面，没有了美好，只有那些小人投机取巧留给我的恶心和呕吐。

“李书记，你还不知道？吴祝秋出事了，胶河护坡出的事，自己偷着弄了30万，让检察院弄去呆了三个月，全吐出来了，出来剩的只皮包骨头。”王生麟喷着酒气，“高密纪委对松堡党委政府和各部门机关财务大检查，包括各项工程，都不同程度地出了点事。护坡工程油水最多，出事最大，宋和风在河道工棚里喝酒，喝死了，不然这次他也干不成了，弄出了20多万。”

“科技园呢？生麟？科技园有没有审出问题来？”我的舌头都不打弯了。“审了，你走的第二天郑书记就安排审计，也没什么动静。”王生麟说。

“去他妈的，审计有事我也不怕，我又没管财务，是人家管钱，我只管干活。有句话叫怎么说来？怎么说来？‘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老子堂堂正正，还怕他们审计？”我要走了，我还怕啥，我不用在乎了，从今后，我只不过就是个学生，做做学术而已，我再也用不着说那些昧着良心冠冕堂皇的话了。

我要走了，竟然收到了毛风民的一封信。

您好：

我们怀着十分真诚而又无奈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的思想和工作。

我们到乡镇工作已快四年，不必说经受的磨难和锻炼，单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就十分难堪：上边不问、下边又不管。工资没着落，提拔又靠边，家里的孩子没人看，夫妻分居多年，吃苦受累不要紧，所谓的希望惨淡。流血流汗，我们无怨，可我们的将来怎么办？曾经的年轻将成为过去，满腔的热血也冷淡，我们想回到潍坊早日与家人团圆。

请您在百忙中问一问、研究研究怎么办？感谢组织的关心，圆我们的至盼！

“涵穹，怎么着，听说你考博士要走了，就这样把兄弟撇这里了？”从潍坊一起下来的原关系是潍坊档案局的毛风民，从安丘给我打来电话。“收到我的信没有？他娘的，这乡镇工作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们几个要好的写了这封信，大家联合签名，你签好后再寄给我。你考博士走了，用不着走调动，我们还得积极要求啊！”

“好，兄弟，放心！不就是签个名吗？反正我又用不着他们调动，和大家掺和一下，能给大家起作用更好。”我说。

或许那封信起了作用，余下的30名下派干部分布在潍坊十二个县（市、区），在我走后的三个月，陆陆续续地调到了潍坊高新开发区，原级别不动，只是回城了。

悲哉！我的“知情岁月”，我要走了，回想5年“知情岁月”，历史竟然那么相似。70年代末，伴随着毛泽东1968年“12·11指示”，约有3000万知识青年开始了他们长达十多年的悲壮、凄凉、无奈、尴尬的难以名状的“上山下乡”历程。文革末期，“上山下乡”运动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这场对数千万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和前途影响深远的社会性运动，就这样仓促而起，悄然而止。如今，36年过去了，中国已经走出了那个狂躁的文革年代，绝大多数下乡知识青年也离开了当年生活过的乡村。对现在二三十岁的人来说，“上山下乡”似乎成了一个遥远模糊的名词。

在1998年的12月份，也是在共产党人豪迈壮语的号召下，我们潍坊的40名热血青年，背起行囊，抛妻别子，各怀目的或者形象为各怀鬼胎，像当年文革那样，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不同的是这40人，有6个人下去时就是乡党委书记，6人是乡镇长，其他大多为闲职的乡副书记、副镇长。事情一开始就是悲壮，明白人在当时可能一看大多数人是陪衬，40人当中，提拔的不过就那么10个人，还是一下去半年、一年就提了乡党委书记和副县级干部，余者在下面苦苦挣扎，苦苦煎熬。他们就在这两不管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而故事中的我，无奈之际，从乡镇考博士走出来。那是5年啊，人生最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的农民，中国的乡镇，中国的那些为了个人政治仕途的小人。其实，真要是奉献给了我们的老百姓，倒也心甘情愿，事实呢，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只不过成了他们摇旗呐喊的一个卖命小卒，一个过河而死的小卒子。

回想往事，并不如烟，很清晰很清晰的，不像昨天，就像在今天。历史和今天竟然有着那么惊人的相似。我担心，只要根本的东西不变，这种惊人的相似还会继续演下去，只不过谁来当演员的问题。

乡镇5年，我负责所谓的现代化高科技园，盖大棚、养羊，种日本菜、巴西旱稻；设计白羊山，分管草莓市场；各种花样的招商引资；出国学习；抗洪及救济处理；人代会、党代会、农民上访、费改税，可谓丰富多彩；最后偷着报考博士，断燕西飞去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