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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生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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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常说生老病死，生之夕阵涌是还有病、老、死的问题．先说病，是没有任何人欢迎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避免的事物。不幸来了，要对付。最好是能够驱除。万不得已，仍是依据贵生主义，也希望能够苟延残喘。这要靠医药。科技进步和公费医疗制度都是不可离的，当然只有群体或说国家才有这样的力量口公费医疗是健康人养病人的办法，只顾小体也许有欠公道，顾大体就非此不可。一个理想的情况应该是，病由个人承受，治病由群体负责。再说老，是除早死以外，人人虽不欢迎而必经过的阶段。老的大麻烦是不能自理，小麻烦是难于消磨长日。对付老，也适用对付病的原则．那是健康人养病人，这是能工作的养不能工作的。总之，都应该群体或说国家负责到底。所谓负责，是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使“老者安之”，即不感到有困苦。所谓不同的办法，例如，对干能自理而感到难于消磨长日的，就可以从其所好，有的坐在屋里下棋，有的到后边的园地里养花种菜。
再说人人最不欢迎而必来的生的结束，死。人死如灯灭，一切问题都是活人的，一死就不再有问题。可是语云，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就说是自欺的幻想吧（因为自己不能知道），既然有此幻想，宁愿自欺，活人也就只好成人之美。但是总当记住，贵生先要有生，如果因慰死者而影响了生，甚至妨害了生，如严重的，秦之用三良，后代君主之用妃嫔，殉葬，其下的，秦始皇之大造兵马俑，以至中产之家，用家产之半，买金丝楠木棺，大办丧事，直到今日之死后易新衣，戴进口手表，推入化尸炉，等等，就太不合理了。其实，细想想，为人过留名，如开会追悼，刻碑，印遗著，供骨灰盒，等等，也只是活人眼目，死者总是如灯灭了，所以，凡是有利于生的事物，不只进口手表，还包括时间，非耗费不可，也要以尽量少为是。
以上都可以算是正面有关贵生的。还有反面的，是刑罚。贵生，是求活得好，这好的重要表现是乐多苦少，甚至无苦。很明显，刑罚是有意与人以苦，直到夺去生命。这是否可以从贵生方面找到理据呢？常识承认可以找到，那是利用量的原则，是惩罚少数人，才可以贵多数人之生。如惩罚抢劫犯就是个好例，是如果纵容，群体中的许多人就不能安生。这里有个理论上不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是应否废除死刑。有的国家废了，理据是贵生；多数国家未废，理据也是贵生。哪一种好些？很难说，但有一点是呀确的，为了贵今后之生，一些对贵生有太大危害的人，让他作个样板，能够早些离开也好。
最后还有个问题，是生与苦之间？ ，如果后者太强烈，依照贵生的原则，当事者有没有舍生的权利？强烈的苦有多种，如昔日的饥饿、苦刑、多种折磨，今昔皆有的重病、失恋之类，勉强活则苦不可忍，舍生可以算作错误吗？这是理论和实际两方面都很难解决的间题。说理论，因为可或否都会找到不少理由。说实际，因为今日世界，还找不到哪一个立法机构，有胆量举手，通过一条法律，重病人要求死，医生就可以照办。人生就是这样复杂而且微妙，有不少事，不要说行，就是知也大不易吧？
三三 文治
由文化说起。文的对面是野。人自负为万物之灵，主要理由恐怕就是能够由野而文。这变动的情况是，心想手制一些原来没有的，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这原来没有的，由衣冠、鱼米、宫室、车船直到语言文字和百家争鸣的思想，统称为文化。人总是作了皇帝还想成仙，就是说情欲无尽，所以文化的内容也总是越来越繁杂。说繁杂，不说优越，因为其中有些事物，如皇帝的骄奢淫佚，上压下的酷刑，以及平民的男人作八股，女人缠小脚，等等，显然并不优越；还有不少事物，举现时的，如穿华装，喝名酒，等等，算不算优越，还需要研究。这样就可见，我们一古脑儿说“灿烂”的文化，有好处，是可以自我陶醉，也有坏处，是不免于鱼龙混杂。如何分辨好环？原则好说，可以仍乞援于贵生主义；具体就很难断定，即以酒为例，由远古就有，直到现在还在生产，还在喝，究竟利多还是害多？又是一笔胡涂帐，难于算清。为了减少头绪，这里只说，文化并不等于文明，只有其中的可以称为优越的部分才是文明。
以下只说文明．我们常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像是文明可以分为这样两类。怎样划界，或说怎样分为界限分明的两个堆堆？粗想像是不难，如烤鸭算物质文明，吃烤鸭时作了诗，诗算精神文明，界限分明。但细想河题就来了，如精印的美人挂历，算文明没有问题，进一步，问属于物质还是属于精神，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这里只好安子差不多，说偏于肉体享受而没有明显危害的是物质文明，偏于心意驰骋而能使生活纯净向上的是精神文明。举实事为例，？ 室内有空调，出门坐汽车，是物质文明；坐在有空调的室内写小说，坐汽车去看莎翁戏，是精神文朋。两种文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说两种最重要的，是相生相克。相生是互相依赖，如不能饱暖就难于吟诗作画；科学研究可以促进科技，也就可以提高物质享受，相克呢，举实事为例，钱多，追求物质享受，脑满肠肥，也就不想去钻研文学艺术了；其反面，如迷于数理，觉得方程式和基本粒子最有意思，肉体享受的多少也就成为无所谓。讲治平，要注意这相生相克的情况，尤其相克的情况，因为处理不好，就会物质文明日长，精神文明日消，其极也会连“文明”都有倒塌的危险。
何以故？又是由“人生而有欲”的“天命之谓性”来。欲，排在最前面也最强烈的是肉体之欲，所以群体的绝大多数，求，以至争，几乎都是为这方面的。精神方面的欣赏、钻研、创造等也由欲来，可是这样的欲不那么明显，也就不那么力大，又因为需要以较高的修养为条件，就难得普遍，或者说，在群体中不能占多数，总之，在相克之争中，最容易占上风的还是物质文明。近一二百年的史实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各国人都在忙于制造，大至飞机大炮，小至可口可乐，还有几个人想到人生的意义和理想？享受成为最显赫的目标，其结果必是，内向，求安逸快乐，外向，争。或说得严重些，个人成为金钱的奴隶，世界成为角逐的场所。
很多年以前，就有不少人看到这种弊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失之陈腐，因为他的中学指旧的纲常礼教，但作为兼注意人心和道德的一种原则，也不能算完全错。托尔斯泰比他更进一步，干脆说中国人的忍让是至上的德，可以救列强的崇拜飞机大炮之弊。这都是认为，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想救世界，就要舍物质文明而取精神文明口显然，这是矫枉过正的想法，但其用心是可以谅解的。用心是求什么？求有这样一个社会，其中的人都成为贤哲，因而就可以和睦相处而无争，有如陶渊明设想的桃花源，《镜花缘》描画的君子国。然而可惜，不图物质享受因而无争的社会终归只是幻想，我们所能求的应该是：尽量由精神文明笼罩着，其下也不少适当的物质文明。把精神文明摆在上方，是因为它难，本身无弊，还可以救，至少是缓和物质文明之弊。
这即使不是幻想．总是理想，实现必不容易。试想，即以我们睁眼能见的现象而论，甘心做诈骗、偷盗等坏事的害群之马不算，只说一般全力为金钱、享受奔走的人，求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都或大多数变为更重视科学、艺术等，从而就不再用心用力去奔走，说是难于上青天，总不过分吧？不过讲治平就不当知难而退。可以不求速成，但不能不求．求是愿望，实现或接近，或再退一步，只是趋向，要有措施。具体措施说不尽，只说原则。计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鼓励向上。上指精神文明的种种，难以枚举，可以举例对比以明之。如面对某种金钱性质的利，一个人力争，一个人退让，我们推退让的一方为上，因为有德。又如打麻将与钻研数学之间，我们推钻研数学的为上。再如一时有闲，一个人自斟自饮，另一个人读杜诗，我们推读杜诗的为上。其他可以类推。怎么鼓励呢？很简单，不过是与以各种形式的较好的待遇，其中最重要的是荣誉。传统和时风可以证明，荣誉是引导人、督促人向哪里走的指针，昔日，不少人为节孝牌坊死了，今日，不少人为发财享乐而不惜跳入法网，都足以显示荣誉的力量是如何大。当然，强调荣誉并不等干轻视物质方面，因为金钱几乎可以换取一切，使荣誉与财富彻底分家是办不到的。这具体说就是，社会的经济措施应该做到，不使背向精神文明的人反而容易得利。
其二是维持公道。这个原则，也可以说是由上一个原则推演而来。公道的第一步是认识的公道，就是评价，要给精神文明方面的一切活动以较高的分数。打分之后还要有第二步，即各种具体措施。还是只能概括说，比如既然鼓励人钻研科学、艺术，就要供应方便的条件，对于在精神文明方面有贡献、有成就或只是有兴趣接近的人，要保证其获得至少不低于不接近精神文明的人。举个突出的例，如果出租汽车司机的待遇比大学教授高几倍，那就怎么样喊重视精神文明，也必成为空话。
其三是制止下坠。下坠指一切反精神文明的活动，大至刑事犯罪，小至求神问卜之类都是。这方面的工作相当难做，一是常常未必容易抓住；二是该管不该管之间，难得有个明确的界限。比如扫黄，很应该，可是有些出版物，颜色只是微黄，或者只是低级趣味，管好还是不管好？这就使我们想到前面一再提到的原则，最重要最有效的办法仍是提高人民的教养。文治，最好是能够做到，人人乐于向上，不争气的只是少数或极少数。
三四 武功
世间生物不只一种，图生存，都离不开自卫和侵他的“力”。演变发展为人类社会，靠力以求能够生存，还是与其他生物一样。只是力的级别高了，花样多了“国”成为一个整体，力有专业的组织，也就有了专名，曰“武力”。花样，大别有两种：一种对外，曰军队；另一种对内，曰警队。专业化以后，职能与其他生物有了大分别。其他生物用力，一般是对付异类，如虎豹吃鹿，蚊纳叮人，等等。人类就不同，杀象取象牙，杀羊吃烤羊肉串，等等，已经用不着在战场一较高下，也就像是可以不必用力；用力都是对付同类，举历史事件为例，如明朝的镇压李自成起义是对内，抗清是对外，内外都是同类。
准备武力对外，是因为不同的国度，尤其邻近的，会有利害冲突，或只是感情不融洽，或其中一方想扩张；不管由于什么，都会形成心理的不信任。专就不信任说，既然认为不保险，当然就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准备武力对内，是因为花花世界；什么样的人都有，就说是少数吧，无德因而也就不能守法，成为害群之马，而这样的害群之马，通常是既有力而又滥用其力，所以为了维护群体的利益，就不能不有更大的力。这样分内外是就合理的情况说若至于实际，在旧时代，奢主家天下，是也常常动用武力对内的，如历代镇压反政府的活动就是这样。
互相不信任会引来严重的后果。初步是扩军（包括改进并增加武器）备战。这会耗费大量的财富，而财富，显然只能由人民身上来。这就必致出现一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准备武力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却又不能不影响人民的生活。说难以解决，是因为，至少在不很短的时间之内，在大同理想没有实现之前，国与国界限分明，想变不信任为信任是不可能的，那就听说对方造了枪，我们就只得赶造炮，此之谓军备竞赛。竞赛，主观也许都可以说是为了威慑，即以求对方不敢轻率动手。但人心之不齐，有如其面，上天生传说的太王（邻国欲得其土地，他就带领人民转移），也生希特勒，于是有时不免就要诉诸战争。这就带来更大的矛盾：本来养兵是为了人民的生存和安定，却可能引来死亡和破坏。矛盾如何解决？理论上非绝对不可能，如国都变为传说的太王，因而都不争，是一条路；另一条路更彻底，是全世界大同，不再有国别，也就不再有国与国之争。显然，至少是在目前，这两条路都是幻想，因而也就不能避免，都要扩军，都要备战。
看来问题的难于解决，首先是因为有国与国之别，其次是有权动用武力者，有的不甘心于自卫而想扩张。两个原因都根硬，也就都很难消灭。看各国的历史，都是人由少而多，社会组织由分而合，合几乎都是来于强凌弱，众暴寡，即力大者扩张。如中国，传说的尧舜前后，部落也许不下几百吧，到春秋时期，大大小小的国还有几十个，到战国时期就成为七雄并立了。在专制君主统治时期，扩张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积极方面是想扩大统治地区，消极方面是卧榻之旁，不容他人奸睡。扩张成功，其后还是靠武力，使心不服者不敢造反。现代情况有变，是绝大多数国家，也就成为舆论，都反对扩张；而心不服者（主要来于民族问题）却不少要求独立。去国界以实现大同的理想，至少是暂时，破灭了。剩下的唯一希望是有动用武力之权者都安于自卫而不想扩张。这如何才可以做到？精神的条件是掌政者明智，制度的条件是发号施令不是来于个人，而是来于代表人民的集体，集体，信理智的慎重考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动用武力的。
信任理智，举措能够明智，也是理想。如果此理想成为现实，各国武力的军队部分就可以削减，直到殆等于没有。但这终归是理想，正如《镜花缘》中君子国之为理想，成为现实是万难的。那就不能不实事求是，求尽量多的国家，由制度和教养保障，关于武力，安于自卫而不求扩张。为了防备万一，这样的国家可以联合，不管如何称名，目的主要是反联合体以外的扩张主义。如果这样的联合体团结紧密，内部没有利害冲突，扩军备战的情况就会有所缓和。
另一个理想，是最强大的武力属于联合国，它就可以履行世界警察的职能，使个别的想扩张的国家不敢动，各国也就可以不扩军备战。这也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可惜太长，非短时期所能到，因为在现时，联合国的一点点力量是来自参加的各国（如经费就是）和一些国际舆论，与各国拥有的真刀真枪相比，力量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我们就常常听说，虽然绝大多数人，甚至更多的人，不愿意打仗，可是终归不能消除战争的危险。所以准备武力总是不可避免的。达则兼善天下，太远大，太困难；只好退一步，只求独善其身。这是为了社会安定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关于武力，规模应以适用于，对外，自卫，对内，制止刑事犯罪，为度。超过这个限度，如对外，为了自己的什么利益，军队开入邻国的境内，对内，为了对付异己而使用武力，都是不合理的。动武通常是理已不起作用的时候，而反要要求合理，像是有些缠夹，可是讲武功，却应该勉为其难，尽全力争取做到这一点。
三五 变易
《论语》记孔老夫子在川上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心情，浅是由恋旧来，深是由怕老死来。但恋也罢，怕也罢，客观情况还是逝者如斯。这里是谈社会问题，只好躲开似水流年，着重谈生活以及生活条件的变化。
我们命定生在以时间为框架，一切都在动的世界里。动有大的，如推想的宇宙正在膨胀，银河系在转动。等等；有小的，如脉搏跳动，呼吸，等等。动就必致有变化。我们这里着重谈人为的变化，、因为如地球绕日运行，从而地上有季节变化，你欢迎也罢，不欢迎也罢，它还是要变。人为的变化，或者说文化的发展变化，与人的苦乐密切相关，因而其情况，以及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值得特别注意。
先说变的情况。这很复杂，只说荤荤大者的一些方面。变有断续，一般是续多断少。以衣着为例，忽而西服像是高雅了，有些人勇于趋新潮，做了西服，换上，这是断；可是回到家，也许脱下西服，仍旧贯，这是续，还有，由群体看，也许有更多的人到家门之外也是仍旧贯，这也是续。这种断续的情况，在头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五四前后，有不少人也宣扬白话，可是写书札和日记还是用文言，就是好例。这情况告诉我们，某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斩钉截铁式地弃旧从新并不容易，纵使这新是较好的。变有大小，如私有变为公有，信唯心变为信唯物，是大变；平底换为高跟，信观世音菩萨换为信《易经》，是小变。大变较难，因为与旧习惯距离太大，短期间不容易适应。变还有好坏的分别。一般说，变总是由幽谷迁于乔木，如换木板为席梦思，躺下必舒服得多。但也不尽然。这有客观的，如前些年，无冠变为加了冠，就等于堕入地狱。有主观的，如苦茶变为可口可乐，有些老朽就喝不惯，不欢迎。变还有心物或内外的分别。如上面所举，由信唯心变为信唯物是内心有变化，换木板为席梦思是外物有变化。心，像是与物有别，不硬梆梆，可是说起变，常常更难，所谓“匹夫不可夺志”。
变有原因。泛泛说，是求遂心。这心应该是己之心。说应该，因为也可能，或常常，是他人之心。如换木板为席梦思是遂己之心，加冠就反是，而是遂他人之心。再说遂心，为什么不说由坏变好？因为如加冠，或放大，说改朝换代，未必就是由坏变好；还有一种情况，比如玩古钱币时间长了，有些烦腻，改为集邮，两者像是并无高下之分，只是求遂心罢了。这是旁观者清的看法。换为由主观愿望方面看，情况就不同，无妨说都是求由幽谷迁于乔木。求而真就变，原因可以大别为内外两种。内是由自已感到不方便来，如茹毛饮血变为火食，椎轮变为大辂，清朝早年之设立军机处，晚年之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是。外是由与己之外的什么比较来，觉得人家的好，至少是接受过来也不坏，于是就变：如五四前后之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换文言为白话，目前之遍地可口可乐和卡拉OK ，都是。不管什么原因，变都有难易问题，只说难，主要障碍是两种。一种，几乎所有的人，尤其年高的，改要舍去旧的，就不免，一方面会难于适应，另一方面会产生失落感，也就是都会带来小苦痛，苦，因而就不欢迎。另一种，是一部分人，改会触动自己的既得利益，如君主专制改为议会制度，说了算的人物是不会赞成的。
专就群体说，变有两面性：大趋势是由坏变好；可是其中的各个部分．具体说是某一时期的变，某种形式的变，也可能带来苦痛，甚至大苦痛。旧时代的改朝换代是个突出的例。新统治者都是马上得之，就是说要经过战争（有极少例外，如曹魏之代后汉，那是战争移前，胜负已定）。战争，举起刀枪，就不再讲理，就不再顾道德法律，遭难的自然是老百姓，严重的被杀或自杀（多数是妇女），其次也是颠沛流离。等到战争停止，新君登极之后，制度难免小变，人事难免大变，又来了受影响、难适应等等问题。所以就无怪乎不只在朝的，就是在野的，易代之后，过故宫而有禾黍之思了。
改朝换代之后或之外，还可能有对群体生活有大影响的变。这种变通常是来自有权者的一念之微和金口玉言，其后又常常跟着朝令夕改。如清朝初年的强迫被征服的男性剃发，太平天国之强迫人民拜天父天兄，就是此类。这种变，由发令者方面看，是改不正确为正确，改不合理为合理。而受命者所面对的实际则成为，在遵命与死之间，必须选择一种。不幸而不愿意变，处境就非常可怜了。可怜，是由于短期内不能适应而必须适应，其结果是苦。在金口玉言一方，只成全自己的理想（或竟是幻想）而不顾及群体的难干适应，是揠苗助长。讲治平，应视群体的幸福为至高无上，切不可揠苗助长。
那么，就应变也不促使其变了吗？当然不是这样，是变，要兼顾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变之后，有把握比不变好，如修铁路、扫盲之类就是这样；另一个方面是，要群体不难适应，如规定学龄儿童必须入学校受义务教育就是这样，顾及群体不难适应是个重要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由群体方面着眼，如果变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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