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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自那遥远的地方-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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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迷糊说了半截儿的话让我心里更加难受。但他不说下去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他那怪怪的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温柔的语气让我心里感到实在不好受，但我还是认为他言之有理。于是，我拉上秀林来到四伯母家，尽管他很不情愿跟我去。
嫁给马代后的第二年，四伯母生下一个儿子。而在这个可怜的儿子还没有长到周岁，他的父亲就被打死了。虽然罪有应得，但命运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与多难多舛的四伯母来说显得太残酷了。我们来到马代家那个破败的小院，看到她正在屋子里抱着孩子低声哭泣。
我们请她再回到我们家里去。四伯母摸着秀林的脸，说：“孩子，有些事你们不知道呀，我今天到这一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我谁都不怨，你们能来看我我就知足了。孩子，你们放心，我一定活着，好好活着。”
我们三个都哭了，秀林脸上也泪水哗哗地。我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伤心。
四伯母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暗示。但我们都没有注意到。那天晚上，绝望的四伯母一头扎进了大运河。三天过后，有人在河湾北面芦苇荡里发现了她浮出水面的尸体。父亲让人把尸体运回，埋到四伯父坟里。她跟马代生下的那个儿子被她的娘家，也就是武城韩家的人带走了。孩子长大之后，按韩家的姓氏排下去，韩家给他起名叫做韩飞。
那个秋天，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仅仅只是一个假期。所以，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我又不得不匆匆地回到了临清。后来听说，那年冬天，七十二岁的张德道张老爷子终于放下了手中的权力，让前镇长，他持重的大儿子张汉臣来执掌族务。日本人投降之后人们并没有因为张家出了个像张名臣那样的人而对张家心存成见。倒因为是一个博爱的人，同他的父亲一样有着一个宽广的胸怀，张汉臣也得到了镇上人们的广泛尊重。还有，我也听到了关于李维新，也就是码头李家那个给日本人做通译的小儿子的消息。让我们这个看起来很瘦弱很文静，总是试着在暗中保护着自己的父老乡亲的年轻人在日本人投降之后的命运吧。
出人意料的是，他就像父亲一样也有着双重身份。李维新表面是日本人的通译官，实际上却是一名秘密的共产党，他一直在地下做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工作。日本人投降之后，他留下来做了共产党的区长，让一时李家出尽风头。
张家的长子张汉臣在家族掌权之后，随即放弃了他在镇公所的职务。在那段时间，镇上对处于一种失去秩序的混乱，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没有哪一派人站出来主动为它负责。就像张先生说的，人们在忙着为权利分配做准备。因为李维新，在那段时间码头李家在镇子上占据了很显眼的位置。第二年，那个在码头被日本人轮奸的少女生下一个孩子，然后用一把剪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孩子长大之后，村里的孩子都管他叫做鬼子。因此却让张家与李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
那个时候父亲一直不动声色地躲在家里，外面发生的一切像是都与他无关的样子。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在大局未定之前他这种韬光养晦的做法是多么地明智。后来，也就是李家的小儿子李维新在日本人投降并以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出现之后不久，他就被国民青城市政府抓走了。听说被投进大狱，最后活活折磨至死。虽然，很多年过去之后他又被共产党追认为革命烈士，但他那年轻的生命毕竟已经一去不返了。这一次打击对于李家来说是致命的，它让码头李家开始处于他们的最低谷，而且，一呆就是二十多年。从此，李家永久地失去了在镇子上同张滕两家抗衡的资本。
这都是因为那些讨厌的日本人。他们这一来一走让镇上的人们又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倒是这样一来，却使得元气大伤的张李滕三家人可以心平气和地共处了。
当镇上的人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候，父亲一个人躲在家里闷头读书。
这不，他正试着从传统文化里去寻找一个民族对未来的寄托。这些年来，他通过埋头对种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慢慢地确立了这样一种想法：对传统的儒家文化进行一番改革，以儒家为目的，以法家为手段，研究出一套教民耕战富国强兵的具体办法。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父亲就提出了他的把儒教作为国教，把儒家文化当作一种民族信仰的想法。在深入研究传统文化的同时，父亲又广泛地涉猎一些西方的学术著作，并研究日本明治维持新的历史渊源。通过对东西方文化与政治现象的研究，他更加确立了这种想法：历经战乱之后，一定要给我们这个民族一种全新的信仰，让传统文化找到一个适合于现代的形式，让国学变成一个神圣的宗教文化。
同时，父亲表示出对传统文化的无限担忧。他曾尝试着以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改革传统文化的伟大构想，但他也知道，自己所做的只是一个理想，他不过只是在从理论上来研究这些东西的可能性，但他更知道，只有先做出这种思考，才能将一个民族发扬光大，并并久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让我们来去看看当年父亲所做的事情吧。
每当想起这些事情，它都是那样的激动人心。我们的民族历来都不缺乏像父亲这样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旦国难当头，他们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思考与努力去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中；而当国家稳定下来之后，他们又主动以自己的努力去思索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有效措施，身不旁贷。
当时，父亲虽然并没有站出来，但我知道他并非没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地下党员，早在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组织上就已经准备让他走向前台了，但是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他与组织之间有过一次谈话。父亲说，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别的，更不是为了当官。只是因为你们一心一意抗日。现在，日本人投降了，我的目的也达到了。我这个人从不奢求什么，这样吧，我的身份你们最好不要公开，以后有什么事也别来找我，就让我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吧。
组织上考虑再三，决定尊重父亲的意见。父亲随即交出了党委托他管理的，镇上的公共财产：滕家店，油坊，渔船车马店煤场和木材场。
看来，父亲是决心要跟政治这种东西划清界限了。
时间一天一天在我们身边静静流过，生活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抗战胜利之后，镇上的人们开始选择新的方式去生活。日本人投降之后，因失去了儿子扬言对我家进行报复的张家老三，觉得在镇子上活得实在太没什么意思了，于是他就一个人闯关东去了。他的妻子，也就是那个跟若何一起失踪的孩子的母亲，在张开臣离家出走之后不久突然疯了。她披头散发地在大街上到处乱跑，一条一条地扯光自己的衣服。待有些清醒的时候，她就跑到我家大门口，又哭又叫地大声谩骂。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张汉臣就让人把她关到张家大院一间小屋里，锁上一盘大大的石磨。这样，她和不能随便出来胡闹了。
随着时间慢慢地流逝，镇上人们也在慢慢改变着自己的生活。当又一次回到镇上，又来到张家，当看到那个被锁起来的女人那可怜的样子时，我心里感到很难过。可是，这也不是我们的错，大家都同是受害者为什么要彼此怨恨呢。于是，我又来到河湾向老迷糊询问原因。老迷糊对我的问题避而不答，他又唱起了他那首让人心神不宁的老歌：
小路弯弯小路长，
曲折曲折九回肠，
路头通着神仙府，
路旁埋葬爹和娘。
天当被，地当床，
老天爷爷的破衣裳，
娘生儿呀爹娶娘，
娘想娇儿泪汪汪
……
听着这首歌，我觉得心里像刮过一阵阴阴的风，冷冷的。我打了个寒颤，随即心里觉得就象丢失了什么似的。我呆呆地从他的小院里走出来，在镇上漫无目的地四处乱走。在大街上，我又遇到了那个经常见到的女疯子。她远远地尖叫地向东面跑过来。
我就那样愣愣地站着，又觉得她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就在这时，她跑到我面前突然向我扑过来。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向我扑来。
她在我面前突然站住，一双死鱼一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低下头，从学生装口袋里摸了一阵，掏出两张纸币塞到她手里，转身走了。也许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对他唯一一次善举。
第二天一早，我坐船走了。后来，当趁假期回到到镇上，母亲不经意间跟我说起了那个疯了的女人。母亲说，她整天在河边游荡，常在江边走哪有不失鞋的。终有一天晚上，一脚失足，跌到河里淹死了。我算了算，她淹死那天正是她向我扑过来，我又给了她钱的那天晚上。再后来我就此事问起了秀林，秀林若有所思地说，你不知道吧，那疯女人淹死的第二天，父亲出面请人把她捞上岸来，她的坟就埋在我们滕家坟地里。这时，我才知道她原来是滕家的人。后来，趁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在他房里翻出族谱，终于找到了这个疯女人的位置。她是我一个堂房的伯母。
不知为什么，得知这个女人的死讯竟让我心里难过了很长时间。我常常在梦里见到她那大叫一声向我扑来的样子。为此，回到镇上的我常常在半夜里骤然惊醒，一身冷汗，并失声地大呼大叫，搅得一家人都心神不宁。
母亲挺着大肚子从她房里过来，替我擦去额上的冷汗。她扒扒我的眼皮，用无比担心的语气地对父亲说，“八成，这孩子是又犯病了。”
第五卷3
那年秋天，我在南方带兵的二伯父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并给他回了一封信。信上，他说了一些大致关于未来的话，却没有关于父亲询问的，关于作平和度平那件事情的回答。父亲很是失望。远隔千里，他只能空自兴叹。信上，二伯父对他的未来表示出了极大的担忧。他说，虽然日本人被打跑了，但恐怕人们还过不上好日子。他担心马上就要进行楚汉之争了。这一次，他在信中提到了自己解甲归田的想法。他的观点是作为一名军人他的职责是保家卫国，而不是在自己人中间舞刀弄枪。那一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想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内战一触即发。
父亲把二伯父写来的信秘密藏了起来。自从日本人写给他的那封信丢失之后，他变得越来越小心了。也许父亲知道，今后的一切都有待重新求证，在这种境况下一个人能只能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因此，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就这样，度平，我们家的三儿子，如石沉大海一样永远失去了消息。
就在父亲把党托他管理的财产如数上交给组织之后，家里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由于没有任何收入，家里只能靠父亲当年微薄的积蓄聊以度日。这对于已经习惯于花钱不受约束的母亲来说，不啻于一个巨大的难题。因此，那段时间她总是在埋怨父亲当初不该那么利索把财产交结得一干二净。哪怕只留下一家小店一家人也算是有饭吃了。父亲在这个时候，总是一声不吭。有时候，母亲的话实在让他受不了，他就说一句类似“善谋生者，但令长幼内外，勤修恒业，而不必富家；善处事者，但就是非否可，审定章程，而且不必利己”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话。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都以为是自己把日本人赶跑了，都觉得自己对老百姓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于是，他们竟都开始试着去享受胜利的果实了。他们的做法就是收税。他们的观点是，我们把日本人赶走了，让你们这些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我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此，你们这些老百姓也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就这样，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税一下子都压到人们头上来了。国民党的税重，税多，他们派了一帮专门的税收征稽员挨家挨户去收。而那个时候共产党还不敢在白天光明正大地站出来，他们经常是在晚上找到当时村里有名望的人，让他们带头去收税。比起国民党来，他们的态度要好了一些，而且税额也明显少一些。可是，即使这样老百姓们也都非常不高兴。繁重的税金对于土地上那菲薄的收来说显得太巨大了。虽然不高兴，但毕竟是他们把日本人赶走了，他们也算是国家的有功之臣。所以在镇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抗税，没有钱，他们就去卖粮食；而且他们也知道，这帮兵们脾气好也罢脾气坏也罢，他们打仗都打疯了。
这种官民相处和平状况在镇上仅仅维持了半年时间。转过年来，冬天过去，春天来了，地里的庄稼青黄不接，人们都开始觉得生活不是那么幸福了。
很多人对当时的形势提出了质疑。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大家起码还有饭吃，可现在日本人被赶跑了，大家为什么却没饭吃了呢？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虽然已经感觉到有问题，但是人们并没有去深究。对于他们来说，对类似的问题刨根问底其实际意义也并不太大，因为他们只是普通的百姓。
来年春天，家里也竟落到吃上顿没下顿的份儿了。这对于在镇上一向以文明富足著称的滕家来说，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好在父亲并没有觉得这样很丢人，他常常当掉一件衣服，或者一件玩物，一个人偷着揣着口袋走过河去购买粮食。
外祖父知道家里已经入不敷出，他从河东过来对父亲说：“你不是常说秀林不是读书的料吗，我看不如这样，让他跟我学生意吧，这样也可以给他一口饭吃。”
父亲想了想，说，不知道这孩子自己怎么想的。
外祖父走后，父亲把秀林叫过来，提起这件事。
我们曾经说过，有一年冬天秀林决定开始认真地读书了，想想吧，大概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当秀林已经把人生的一切东西都想通之后他就决定开始好好读书。当父亲向他提出外祖父的想法时，秀林摇了摇头，说：“不行，我要读书。”
父亲看了看他。屋内一灯如豆，秀林低着头站在父亲面前。父亲脸色很难看，他咳嗽了两声，又问：“你不是不愿意读书么。”
秀林说：“你不是愿意我们读书么？”
这一次，轮到父亲说不上话来了。
他想了好大一会儿，说：“好吧，秀林，这可是你说的话，如果想读书，你就给我认真读好。我不能因为家境一时窘迫耽误你的前程。不过，”他说，“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
父亲没有把话说完他就起身走了，但秀林已经明显地感到他话里那巨大的压力。于是他对刚刚走进里屋的父亲说：“我也要去临清读书。”
父亲转过头来看了看他，叹了口气说：“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秀林最终也没能得到跟我一样的待遇。同样作为他的儿子，父亲因为这件事始终觉得有欠于他。所以，在这之后，无论生活多么艰难，父亲都咬着牙硬撑了下来，并供秀林上学读书。我初中毕业后，和杨易之一起升入高中部，而秀林则于次年考入冀县师范学校。
在新班级里我认出一个人，他叫张国志，是镇上张家的孙子。想不到他也考入了临清高级中学。这个人总是低着头，一天天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看起来他不大愿意主动跟人来往。我对这个张国志很不感兴趣。那是因为他是张名臣的儿子。我装作不认识他似的，却故意昂着头跟杨易之在他身边进进出出。
每个周末的早上，我就住到杨家去。那时候，我们还交了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叫关慎行。他的皮肤很白，有着一头卷曲而且有些发红的头发，学生们背地里都管他叫红毛。像这样的人一般都身体强壮精力旺盛。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那么有个性的人，但实际上却低眉顺眼地，温和地像个女孩子。他举止轻盈，说话细声细气，而且对什么事情也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都非常喜欢跟这种没有性格的人呆在一起。
班上的派系很重。新来的张国志总是遭到当地学生莫名的欺侮。
终于有一天，我再也忍不住了，商量着给那几个目中无人的家伙一次好好的教训。我认为，自己不能因为张滕两家有仇，就眼睁睁地看着家乡人受辱坐视不管。再说，我们毕竟曾有同门之谊。一个人不能把上辈的仇记到下一代，我虽然一点都不喜欢他们张家的人，可是，既然可以在困难的时候帮助别人，那我为什么不能帮他一下呢？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有一次，当一个当地的家伙又在班上肆无忌惮地找张国志的麻烦时，我，关慎行，还有担任班长的杨易之，三个人一起站出来，让这个骄横的家伙受到了狠狠的教训。我恶狠狠地指着他的鼻子对全班人说：“你们都记着，他，”说着，我一指张国志，“他是我的同乡。我不希望看到再有人欺负他。”
张国志低着头坐在角落里一动不动。几天之后，他在操场上找到我向我表示感谢。我冷冷地看着他，说：“不要感谢我，你不要因为我帮了你就觉得怎么样。我帮你仅仅因为你是我的同乡，如果不这么做别人会瞧不起我。另外，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人非常不感兴趣。”
张国志抬起头，平静地看了看我。他说：“我还是想说声谢谢你，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你帮了我。你恩怨分明，我很佩服你这种做法。”
我哼哼一笑，“是么，可我对你们家的某些做法很不佩服。”
这时，我看到张国志眼里噙满了泪水。他说：“行健，我知道，你会为前人的事对我们张家耿耿于怀。可是，那是他们的错误，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要为那些属于别人的错误在心里纠缠不休了。”
我愣愣地看着他，说实话，他这句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但我却不肯在他面前主动认输，我说：“看来，你比我还要恩怨分明呵。”
他惨然一笑：“你们家的人，总是那么有个性。我们欠你们很多。”
我说：“你不要说这些，我不想听。我希望你今后不要再理我，我也不会理你。”
说着，我转身走了。
不管怎么说，他能找到我并向我表示感谢，这说明我这件事情没有白做。想起他，我又想起了他那忧伤的眼神。能帮助他这件事本来让我心里很高兴的，可是，却没有想到事后却因为我的态度让他感到伤心了。所以，当想到这里，我又高兴不起来了。一种伤害来得往往就是这么简单。如果说一个人应该为自己做过所有的事都承担责任的话，那么，想一想，这些无意间的伤害究竟能有多少呢？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智不但得不到平静，反而是忏悔却越来越深。我们都受到过别人的伤害，我们又都伤害过别人。受到伤害不是去伤害别人的理由。所以一个人不但应该避免自己受到伤害，他也应该避免去伤害别人。
我对他的伤害是直到我们两个人同修于好，并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时才知道的。那时，他已经改名张国之，而且张济愈张先生也已经从镇上应聘到到临清中学任教了。
想想当年吧，张先生的到来对我来说可真是一个好消息。
由于我和张国志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又经常到他那里去听一些关于国家局势和民族未来的论断。两个人，同去一个地方，不免时常碰面。这样，张先生自然而然地知道了在我们两个家族之间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有一天，张先生对我说，“行健啊，你这样做不对呀。”
我摇摇头，说：“张先生，别的事我都可以听你的，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伤害太深了，我无法忘记。尤其是一个人国难当头时做出的选择。不管你怎么做，你不要去落井下石，你不要去伤害别人啊。”
张先生笑了笑说：“想不到行健你也这么固执。你好好想想吧，大家都是受害者。你和国志，还有你父亲和他父亲。该受到惩罚的他们不是都受到了么。”
我说张先生你不要再说了。一个人若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去爱什么去恨什么，那他的一生将会活得没有任何意义。
张先生看了看我，耐心地说，行健呀，你还小，还不懂得什么是宽恕。好了，我不再劝你了。不过，早晚你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你包着一颗宽大的心，当你用心去爱着这个世界，你才是一个真正懂得幸福的人。
后来却是因为一件小事，才让我改变了对张国志的看法。
每当看到张先生，我就会想起抗战胜利那年我回到镇上时他跟我说的那番话。想到这里，我心里总觉得有些纳闷：什么时候，他那准确的预言才能得到现实的验证呢？
我就这样盼着，盼着。终于有一天我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起来了。
临清一开始被共产党占着，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被国民党夺了去。大街上又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国民党的重新进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艰难了。他们在大街上挂起高音喇叭，一天到晚地响个不停地宣传国军的政策和前线传来的捷报。那段时间，张先生并不任我们的课，但他却经常会在放学后到我们中间来，宣传共产党的一些东西。他激烈的言辞和有力的论据让我们生出了一种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大家都开始相信，共产党一定比国民党更有希望。
为了表示对国民党的不满，张国声悄悄地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他的理由是自己不喜欢以国为志，于是便撷取古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说法，改名张国之。我对他这种做法表示赞赏，这说明这个人不像他的父亲一样，他还是有一些志气的。
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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