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自那遥远的地方-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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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却仍时时不忘当年他一身黑布长袍，面色严肃地于黄昏时分从河东走来的样子。我常想起他跟我们说的“宁使人讶其不来，勿令人厌其不去”，以及他的“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的宽容精神。这精神于当年给我做人树立了一个基本的准则；他那“不要去恨，而是要用爱去原谅和感动别人”的旷达胸襟成为我后来面对痛苦与挫折的重要法宝。
父亲不得不同意了外祖父的看法，他答应带我一起南下避难。正如《易经》所说：利东南而不利西北。我们此行奔往东南方向。那天早晨，当镇子还处于一片巨大的静谧之中，我们就背起包袱悄悄出发了。我和父亲搭上一条南下的货船。临行之时，父亲对前来送行的外祖父说了一句很有预见性的话。他说：“此事不能长久。”
外祖父像是同意他的观点似的点了点头说：“早去早回”。
他们的话又把我给搞糊涂了。我又一次发现自己搞不清楚的东西真是越来越多了。比如父亲所说的“此事不能长久”吧，他是说张名臣做维持会长不能长久，是说我们外出避难不能长久，还是说那些将要到镇上来的日本人不能长久呢？
我的思路又一次被这样一个让人感到费解的问题给生生卡住了。
第二卷1
　　　　在生活中，像这种总也想不明白的事情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一个人无法用全知的视角去观察他身边的一切，因此他永远都无法做到无所不知。当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闭着眼睛冥思苦想吧，结果你总也想不明白；可是，当你睁开眼睛去看看蔚蓝的天空，再试着想想时，突然发现有些想法只不过是一种无缘无故的担忧。就像我和父亲急急忙忙离开镇子南下避难一样。在这件事情到来之前，我从来没有去关心也没有预料到它有一天会发生，也更没有想过它们为什么会发生。而今，我却已经跟着父亲走在避难的路上了。
在这件事情到来之前，我一直都以为我们正拥有着一种安逸的，节奏缓慢而又稳定的生活。在镇上生活的感觉就像看着大运河那平静的流水一样，既自由自在又无所拘固。它一年四季都不停地顺着宽宽的河道向下流啊，流啊。太阳升起来，暖暖地照在河面上，光线辽远而又静默，好象还带着一点点的抒情的平和；当夜色降下来，一切又回到一如当初的沉静不语。时光一年年就这样在我们身边的镇子里不动声色地流转着。看不到忧愁烦恼，也似乎看不到悲伤或者失望。因此，在我们这个处于河湾的镇子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平凡而又深刻的幸福，大家用自己平凡而又与世无争的态度守着它。比如母亲，她一直在用这样的方式享受着这祖上传下来的，古老而又文明的生活。
但是，我们命中注定的不平静早就已经开始了。只是我们自己蒙在鼓里罢了。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其实，自当父亲决定从政府辞职并带我们回到镇上之后，我们就应该预感到这不幸要到来了。每种不幸到来都会有一个过程，尽管一个人有时候也会对生活表示担忧，但那只是表面现象。正因为这种原因，回归故乡之初，虽然有着一种淡淡的哀愁，但我对生活基本上还是相当满意的。而结果呢，我们却一一都让那些貌似平静的假象给骗过了。生活注定有很多起伏。可是，又有谁事先知道在这简单而又貌似平静的生活背后到底隐藏着些什么呢？
站在船头的我静静地想着。如今生活已经无法正常地进行下去，我们不得不选择用离家远走来对待无奈的现实。当刚刚想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以为这种逃离是被动的，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但是，当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进一步深入分析时才知道，这被动虽然是无奈的，但它也是一种必然。在悲哀与不幸面前，一个人往往显得像是一个无奈而又无助的孩子。也就是说，既然痛苦命中注定的，那就说明人们无路可逃。这样一来，倒使得我又弄不明白了：既然无路可逃，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远走他乡呢？
我想了又想，才为它找到了答案。我为它找到的答案是这样的：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一个人总不应该放弃进行尝试的努力。也许，困难是可以避开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困难面前要有勇气，这种勇气就是希望吧。我想。
我和父亲在秋日的阳光里沿河南下。
我们身边这条河叫做大运河，靠岸的水面上长满了大片大片的芦苇。有风徐徐吹过水面，便可以看到它们在风中不断点头的样子。这看起来多像一个人临行的告别！我紧靠在父亲身后，看着这种情景，心里升起一种怪怪的滋味儿。那种滋味儿说不上是高兴还是悲伤。
大船驶出河湾。这时，秋天的风从直畅的河道上顺顺地吹过，芦苇蓬松的花絮像满天云朵一样在阳光中轻轻散开。我跟在背手站立船头的父亲身后，动情地望着它们。
那一年正是国破家亡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今后命运如何。
就在我正为自己的命运感到忧伤的时候，让我们看看在遥远的南方发生了什么将会与我们的未来有关的事情吧。此时，我那行伍的三伯父正在他的师长任上挥师北上。他心中也充满了一种莫名的伤感。
三伯父一身戎装，神情冷削地在一条大船上走来走去，直到他倒背双手站立船头。望着滚滚流水，三伯父感慨万千。国破家亡的感觉又一次不知不觉地袭上了他的心头。他想起了这些年的经历。想起二十年颠沛流离，想起家门五兄弟天各一方，想起远在镇上的妻儿老小………慢慢地，这丝回忆就像勾住了一根丝线似地，一下扯出了他内心深处掩藏了多年的大蓬大蓬的忧伤。
三伯父诗兴大发，他命令担任秘书官的侄子任平取来纸笔。他眉头一锁，羊毫笔挥了挥，赋诗一首：
风萧水寒天欲秋，
一马平川眼底收。
雁扫芦荡月映日，
关河梦断几时休？
写完这首诗之后，三伯父放下笔坐在一张椅子上。他望着滚滚的河水，想起了很多平日不会想起的事情。对于三伯父来说，在往日他是不会，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这些问题的。而一旦想起了这些问题，他的思路就如涛涛江水一发不可收拾。而正是因为这不可收拾他把自己搅得心乱如麻。
他带着队伍刚刚跟共产党打了一仗。本来，一开始他们是跟日本人打，可不知怎么上边下来命令，让他消灭掉他所辖范围内的共产党。作为一名军人，面对命令他只有服从。但作为一个有主见的，能独立思考的人，每当想起上面传下来的命令，他久违的思绪像洪水一般开河决堤，一泻而下。他立在船头，闭上眼睛便想起了我的爷爷，也就是他的父亲。他想起了父亲当年曾给他们弟兄五人说过的“兄弟阋于墙，外人侮之”这句话。据他的看法，显而易见，虽然，目前的外来之侮并非由兄弟斗阋引起，但国难当头再行斗阋，巨大的内耗无异于釜底抽薪，自相残杀，这比兄弟斗阋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如今，他却正处在这样一个矛盾之中：他将奉秘令去围剿共产党的一个团队。
处于巨大漩涡中的三伯父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好了。他面临的不是他能够理解的政治与战争。因为这些不能理解的东西，他看不到希望。而对一个看不到希望的人来说，他的未来注定会变得渺茫起来，因此，他也无法制定出关于来的详细计划。所以，在那国破家亡的时候，尽管看起来一呼百应的三伯父的处境要远远地好于处在镇上的我们，但他心中的忧闷与悲愤却不少于镇上任何一个人。
望着江面起伏的波涛，他那忧伤的神情就像父亲看着大运河河面上随风飘荡的芦苇一样让人感到一阵阵难过。他们两兄弟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正做着同一种动作，思考着同一个问题。而当时的我，却只能够看到父亲立在船头，神情冷削一言不发。我只能亲眼看到这一种现实。这样一来，就不难看出，我所关注的内容已经被眼前的事实给隔开了。所以，当时的我只知道自己正和父亲一起行在避难路上。我其实并不知道那时三伯父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想想吧，一个孩子，对周围的世界能真正知道多少呢。但是，有一点至少我还是知道的，那就是之所以会离开镇子，是因为它对我们来说存在着危险。
船帆鼓起之后，随着小北风吹起，带有危险色彩的镇子在我们眼里一点点远了。我甚至有点儿不敢回头去看它。但我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随着风的吹动，水光流转，镇子在我们的世界里越来越远。我看了看父亲那严肃的表情，他的表情让人感觉不到放松。一个人，当他远离了危险却全然感受不到放松，那只能说明他心里还没有真正逃离危险，那只能说明危险仍像一块石头一样重重地压在他心灵之中。
后来我想，当时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大概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逃出国破家亡那深刻而巨大的背景吧。亡国已经既成事实，唇亡齿寒的悲哀也正慢慢地一点点降临到我们身上。而在当时对我来说，这种忧伤是来路不明的。我悄悄地问自己，一个人，究竟应该需要承受多大的痛苦，才能抵消内心那来路不明的忧伤？一个人究竟需要走到多远，才能彻底把痛苦统统忘掉？
想到这些我心里更加难过。我知道自己总这么难过也没什么用，因为我只是一个孩子。于是，我就顺着宽阔的河面向东望去。大运河另一岸，是民国山东省政府的地界。也就是说，大运河正好将两个行政省从中间隔开。运河是几百年前人工开凿而成的流域，并非天然造就。开河所凿之土堆成两边堤岸。漕运发达的古代，大运河长年担当粮道长途运送的任务，因此造就了两岸繁华的市镇码头。浩浩河水养活了两岸世居此地的代代生息。
河堤之上，是古代官府用以传递文书的通道，以前叫做官道，后来叫做驿路。每隔不远，便可以看到一个结构相同的狭小而结实的砖砌小屋，外墙上用白灰与朱砂刷着大大的数字。镇上的人们管这种小屋子叫做信屋，听老迷糊说那是养马的地方。古代的信使打此路过，可以休息，吃饭，遇有急事可以换马。现在，它们都已经荒弃在那儿很久了，我从没记得那里有人住过。如今它唯一的用途是可以通过标注在外墙上的红字计算行路里程。
我们沿河顺风而下，目的地是百里之外的临清。
就在我们动身离去的那个上午，在镇上我们一直为之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新成立的治安维持会派人来到镇上，找到我们家里。母亲以主人的身份战战惊惊地接待了他。来人彬彬有礼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大大的烫金请帖，深鞠一躬，用双手递上。母亲接过一看，是新会长张名臣下的大红帖子：弊人出任青城治安维持会长，于八月十六日设宴筹谢各界高朋，务请滕兄赏光为盼。
母亲非常抱歉地说：承训有事外出，不在家中，到时恐怕不能到场。
来人显然是一精于世故之人，听到母亲的推托言辞，他只是淡淡一笑，并不反驳。他说：“这是张会长就任以来首次公开宴请，请滕局长务必卖个面子，不要推辞。”
母亲费力解释地说：他真的不在家，你不信，他一大早出门会友去了。
来人哪里肯信，不过，他也没有做出丝毫强求于人的意思，想必张名臣事先已经交待了一番。他对母亲说：张会长特地嘱托在下，务必请滕局长届时出席光临。
母亲叹了口气说，我说他不在你就是不信，能不能告诉我张会长还说了别的什么？
“张会长对小的交代，滕局长与他交谊颇深，能在滕局长心中忝为知己，让他倍觉荣幸。他说，滕局长一定会卖这个面子如约而来。”
母亲只好苦笑了一下，说：“能得到张会长的宴请，实在是荣幸至极，但承训确实已有事外出。麻烦您代为转告，请张会长多多见谅。”
来人见是这样便不好再说什么了，他起身告辞。走出大门时，他拱了拱手，对送出门来的母亲扔下一句不软不硬的话：“张会长的帖子我放下，去与不去就看滕局长眼里有没有这个会长了。滕局长对这个会长不屑一顾，但张会长和日本人都很在乎。太太，小的是个托差办事儿的人，但还是想说句多余的话，日本人做事儿可不像我们一样爱看面子，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出尔反尔。”
说着，他才彬彬有礼地又深鞠一躬，转身而去。
虽然他说话比较客气，但母亲还是从他刻意的表情中感觉到一股强烈地胁迫的味道。她有些惊魂不定地看他走远。
外祖父从里屋出来，手捻胡须面露难色，叹道：“早知灯是火，饭熟几多时。我早担心的就是这个。看来张名臣果非君子。小人得志……唉，子曰，世间五种恶行，一曰有持无恐，二曰顽固不化，三曰巧言令色，四曰遍知丑恶，五曰为虎作伥。几种恶行他已然占尽。既然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了。”
母亲用那种不知该怎么办的目光看着她的父亲。
外祖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让人觉得好象这样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样。末了，他叹了口气，自言自语似地说：“还是那句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太刚者易折。不过，既然张名臣急于处处要强，能暂时避开他的锋芒这应该没错吧。”
母亲听出了她父亲话里的意思，但她也觉得总是这样躲避来躲避去不是长久之计。母亲用一种商量的语气说：“既然张家急着要这个面子，倒不如给他。我们应该多为今后着想。”
外祖父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他说，承训已经走了，我们也只好将木就木了。
“要不，找个人代他去？如果不去，怕是……，何况还有……”母亲并没有把她的话说下去，外祖父显然知道她想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想了想，问：你觉得怎样才好？
母亲说，我想，虽然做了维持会长，张名臣肯定觉得自己还没有找回面子。他处处要出人头地，占得上风。所以会下帖给我们，他无非是想借这个机会给承训一个难堪，让他抬不起头来。我想他总也不至于到加害承训的地步，我们两毕竟没有深仇大恨，按他们两个这些年的交情面子上也能说得过去，这些年承训不过只是一直占了他的上风，走得比他顺一些。我想，这一次他不过是想找回一个面子罢了，如果却之不去……
“嗯——，言之有理，饶人算之本，输人算之机，”外祖父点了点头说，“但有绿杨堪系马，家家有路到长安，使苦肉计。可这事让谁去合适呢？”
“他二伯父在家，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长代他应该不会出什么过错吧？”
“这个……”外祖父想了想，说：“此事容我再想想，还是慎重为妙。”
经过一番商讨，事情终于在八月十五那一天订了下来。
母亲请二伯父代父亲去赴张名臣的鸿门宴。二伯父考虑了一下，说我一个人去不大合适吧，我看要不带上泰平。
二伯父当时是镇新学堂的校长，在镇子上人缘极好。他跟张家的大儿子，也就是现任国民政府驿渡镇镇长的张汉臣交情很深。母亲想到让他去做这个代言人，跟这一条也不无关系。他所说的泰平是大伯父滕文彧的长子，他论年龄比父亲还要大一岁呢。侄子倒比叔叔大，这看起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在一个庞大的家族里总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想想吧，在这个四五千人的镇子上，张滕两家本来一直都互为友邻，和睦相处。但因为这些日本人来了，我们两家的关系马上就开始变得紧张起来。难道这跟日本人的到来有什么关系么？这是我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虽然想不明白，但有一点在我心里还是很明白的。我知道，像这种矛盾，即使日本人不来迟早也会发生，日本人只是一枚催化剂，只不过是让这件事情提早发生了而已。
镇上之所以会随着日本人的到来发生这么多恩恩怨怨，其真正原因是我在多年之后才知道的。现在不妨说一说。
先说说父亲和张名臣的矛盾吧，这始于一些小事。
当年，二十九岁的父亲从国外回来，由民国青城市建设局局长调任教育局局长，跟他同年的张名臣正是青城市教育局副局长。父亲的调任使张名臣失去了一个本来属于他的晋升的机会，年轻气盛的他不愿意屈在风头正劲的同乡手下做差。一气之下，张名臣从教育局调到了水利局。父亲的晋升在他看来是对自己一种莫大的讽刺与威胁。也就是说父亲官场的一帆风顺让这个同乡受到了伤害。张名臣一面积极地活动，极力寻找着任何一个超过父亲的机会，与此同时拼命地表示着对父亲的友好。精于做人之道的他变得更加卑谦有礼，这使得他在别人眼中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不错的而且年轻有为的官员。在青城官场，他跟父亲表面看来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实际上心中的妒忌之火早已烧得他燥热难奈了，他一直在暗中积攒着战胜父亲的力量。出于同门之谊，父亲一直终对他充满了好感，因此也没有任何警惕。他绝不会想到恰恰正是这种同门之谊成为张名臣对他恨之入骨的理由。
当他想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晚了。
父亲在张名臣眼里之所以水火不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镇上，张家一直以来始终占据着理所当然的主要的位置。张老爷子一直担任镇长，这让他的二儿子总习惯处处气使颐指占尽上风。他的性格使得他不能容忍别人在任何方面胜过自己。
他们的矛盾就这样悄然无形地展开了。
可悲的是时间总会给人一个绽放的机会，哪怕有时候这机会对于那些心地不纯的人来就最终将是一场灾祸。机会的难得使人们常常饥不择食，跃跃欲试。当日本人一路杀入中原，国民党节节溃败时，在青城官场，张名臣似乎更看不到希望了。
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站下脚来之后，他们也明白若想稳固统治，必须要依靠强大的地方势力这个道理。国民政府的原班人马中的地方派一个不剩地留了下来。为拢络人心，需要找一个人出面来做他们的头领。
日本人先是选中了父亲，对此一开始张名臣并不知情。
这里面一段缘故。进驻青城的是日军一个宪兵中队，中队长叫做高原正冈。他是一名毕业于东京陆军军官学校的年轻武官。年轻军官曾是一个很出色的文学爱好者。父亲当年留学日本时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出于旧交，他力请父亲出任这个职务。但日本人遭到了父亲的断然拒绝。高原正冈是一性情中人，也许出于曾有交谊之情吧，他并没有因此为难父亲。尽管这样，父亲还是马上就做出了辞官回家的决定。
父亲没有答应去做这个维持会长，但事情还得要办。当高原下定决心要找一个同父亲一样年轻有为的人辅助他维持地方治安时，在青城有很深基础的张名臣走入了他的视线。
对这件事一开始张名臣并没有想太多，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担任这个职务的迫切愿望。，如今，他的对手已经罢官回乡，他因此有些沾沾自喜，这说明他发现已经在对手那里占得上风了。但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很快得知自己的对手非没有机会做这个维持会长，而是他根本就不想做才离官回乡时，张名臣感到有些怅然若失。本来他还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呢，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捡了一个别人弃之不要的破烂儿，这样，这个维持会长在他心里有些索然无味，无足轻重了。
因此，上任之初的张名臣心里憋了很大的气。
其实，客观地说，张名臣出任维持会长一事，纯粹是为了要报复父亲才这么做，他并没有想去讨好日本人的意思。张德道张老爷子，也就是他的父亲在此之前曾力拒他作出这样的选择。但善于言辩的张名臣却说，这个位置早晚会有人来做。与其让别人做，不如我们自己来做。一来我们知道自己的脾气，不会做出僭越的事来，二来，我们争取多做一些好事，这不也是为父老乡亲们造福么？张老爷子考虑一宿，最后只是莫棱两可地对他的二儿子说，我看，这事还是不做的好，玩火者必自焚，做不好就要身败名裂。我们张家在镇上一向光明磊落，可不要辱没了祖先的名声呀。
但张老爷子一番话没有让急于求成的张名臣回心转意。虽然老爷子没有同意，但他也没有刻意反对，这让他看来是对自己的一种默许。张名臣向父亲保证，虽然看起来是为日本人办事儿，但他一定处处想着青城的老百姓。自己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绝不会做一件伤天害理或者有违国家民族尊严的事儿。最后，他向自己的父亲说了很重要的一点：任职之后他一定想方设法让百姓们少受伤害。
张老爷子总算没有再阻挠于他。就这样，新会长上任了。
上任之初，他大发请帖。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要让父亲看看他的本事，让全青城的人都看看他的本事。
做一件事，有时候方向与目的会产生一些分歧，就像张名臣一样，他明明是为了同父亲赌气，却选择了去做汉奸这种极其危险的方式。尽管他认为这样可以迅速达到目的，但当他心满意足之时，却也发现自己因为这个选择失去了很多很多。这说明，当一个人喜欢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就离危险不远了。在当时，张名臣尽管有一个美好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既能够迅速出人头地，又可以在暗中做一些助国救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