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帮我杀了她-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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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你好。”

“嗨，是我。”

“安妮！等一下……”我听到她捂上话筒，对别人说着什么，然后她回来了，“对不起，安妮，一早上都快忙疯了，但是你能打电话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哎哟，你今天要带人看房是不是？要不我晚点再打来？”

“不用不用，小姐，你好不容易打电话，我才不会轻易放过你呢。等你这个电话，我真是等了好久好久。”我们俩都沉默了片刻。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一直以来躲避她、躲避其他人的行为，只好说：“那个……你最近怎么样？”

“我？还不是老样子，老样子。”

“德鲁呢？”

“他也很好……很好。你知道我们的啦，反正都是老样子。你怎么样呢？”

“还行吧，我觉得……”我绞尽脑汁，寻找着我生活中有什么值得分享、有趣的事。“我现在在帮卢克做会计。”

“你们终于和好啦？”她故意用好笑的俄罗斯口音说，“很好，很好，这是好事。”

“不是那样的，只是公事而已。”我脱口而出，自己都吓了一跳。

她笑了一下，仿佛是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说：“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呗。对了，你妈妈怎样？我那天在市中心看见她和韦恩了，她看上去，嗯……”

“是不是气得七窍生烟？最近她似乎老这样。她两周前确实来过，还给我带来了一本相册，里面有很多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爸爸和戴茜的照片。我真是被吓到了。”

“她以为她失去你了，现在大概都还没有回过神呢。”

“对啊。”我不想多谈，便转开话题，“不知道我这房子现在能值多少钱”。

“为什么问这个？你不是想把它卖掉吧？”

我不想告诉她那桩入室盗窃案，说：“自从妈妈把它租出去以后，感觉就不一样了，连闻起来都不是我的味道了。”

“我觉得你应该给它一点儿时间……”听筒那头，有人对克里斯蒂娜说了些什么。“完了，我的客户已经到了房门口，我要挂电话了，今天晚上再打给我吗？我真的很想和你好好聊聊。”

无论是在打电话的时候，还是打完电话，我都比以前更加想念克里斯蒂娜，我那天晚上确实是打算给她打电话的，但是，她最后的几句话让我感觉她把这当做了一种非谈不可的任务，我实在不想应付。到了星期六下午，我听到有敲门的声音，我朝窗户外面望去，竟然是克里斯蒂娜，和平常一样，打扮得漂漂亮亮，站在门前的走廊上，穿着白色的背带裤，戴着一顶棒球帽，露出灿烂调皮的笑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打开门，看见她一只手拿着两把油漆刷子，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巨大的油漆桶。她把一把刷子递给我。

“来来来，我们来把你的房子改造一下。”

“我今天有点儿累了。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她像一阵风似的跑进屋，留下我一个人在门口自言自语。

她回过头说：“哎哟，拜托了，你都不接电话的。”这倒是说对了。“别发牢骚了，快点行动起来，你个死丫头。”她开始推我的沙发，如果我不想自己的木地板被推出刮痕，那我别无选择，只能和她一起工作了，我们把客厅里所有的家具物件都搬出去。我一直就想把墙壁漆成米黄色，但从来就没有付诸行动。我看到她带来的漂亮的米黄色油漆，立刻就喜欢上了。

我们漆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坐在阳台外面休息，一人拿着一杯红酒。克里斯蒂娜绝对不会喝每瓶价格在二十美元以下的酒，而且总是自己带酒来。太阳刚刚落山，我把阳台上的灯都打开了。我们静静地坐了几分钟，看着艾玛啃骨头，然后，克里斯蒂娜直直地盯着我的双眼。

“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了？”

我玩着自己手上的杯子，耸耸肩，感觉到脸上发热。

“我也不知道。只不过是……”

“只不过什么？我以为，如果大家都是朋友，那么就应该坦诚相对。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已经在努力了，我只是需要……”

“我的建议你到底有没有听，还是你压根儿没理会？现在市面上有一本书，是一个强奸案的受害者写的，你应该看看，说的是作为受害者应该学着如何生存，但之后，他们就不应该……”

“就是这样。这种压力。你老是说‘应该怎样怎样’。我不想说这些事，你偏偏要说。我告诉你，我不想要你的衣服，你硬是要塞给我。”我停下来，喘了一口气。克里斯蒂娜看起来很震惊。“你是想帮我，我知道，但是，天哪，克里斯蒂娜，有时候你真的应该消停一下。”

我们都沉默了一分钟没有说话，然后她开口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不想要那些衣服的原因呢？”

“我说不出原因，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你想帮我，那么你就必须接受我的方式。不要再让我说那些事了，不要再试着拯救我。如果你做不到，那我们还是不要见面了。”

我等着她发火，但她只是点点头，说：“好吧，我会尝试去接受你的方式。我不想失去你，安妮。”

“哦，”我说，“很好，很好。我是说，这样就很好，因为我也不想失去你。”

她笑了，突然又变得严肃起来：“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你失踪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家都很担心你，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

我抬起一只手：“别说了。我们都需要放松一点儿。只有这样，我才能撑过去。”

“但是，安妮……”

“没有但是，不要说但是。”我有种预感，她想告诉我，是她拿到了那个房产销售项目——那天我正好开车从她的广告牌前经过——但我真的不想谈关于房产的事情。再说，她也有资格拿到，我替她开心。我宁愿是她，而不是我的那个竞争对手拿到项目。

她狠狠地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摇摇头。

“好吧，你赢了。既然你不准我说话，那我只好让你接着去刷油漆了。”

我发了一句牢骚，跟她回到屋里，我们把客厅剩下的墙壁都刷完了。

我们在门口相互道别，她跨进自己的宝马车之前，转过身。

“安妮，其实我对你的方式和以前是一样的。”

“我知道，但我已经不同了。”

她说：“我们都不同了。”然后她坐上车，关上了车门。

第二天下午，我决定把我从妈妈车库里找到的几个箱子整理一下，箱子里都是我的东西，是我找妈妈借种花的工具时无意发现的。第一个箱子里是我在做房产经纪时，赢得的各种奖状、奖杯。以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都把它们收了起来，并没有摆在外面。第二个箱子里是我以前画画的工具，还有一些素描画和油画，我对第二个箱子更感兴趣。素描本里还夹着一张艺术学校的宣传册，我都已经忘了我曾经是多么想去那所学校。这一次，对往事的回忆并没有夹杂着尖叫和恐惧，而箱子里铅笔和油画颜料的味道也让我不由露出了笑容。

我拿出自己的素描本和学校宣传册，抓起铅笔，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朝露台走去。我坐在露台上，盯着手上空白的画纸。艾玛躺在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中，阳光照在它身上，显出明暗交错、深浅不一的金黄色。我用铅笔在纸上开始勾勒它的身形，画着画着，那种感觉仿佛又渐渐回来了。我感受着手在纸上拂过，看着笔下简单的线条逐渐呈现出优美的形状，我用指尖去涂抹一些地方，显出阴影的效果。我一直画着，时不时调整一下明暗的平衡，然后，我停下来几秒钟，看一只小鸟在附近的树上鸣叫。当我重新回过头看到自己的作品时，我惊讶了——不对，是震惊了。当我把视线移开的时候，它还只是一幅画，而当我再次看着它的时候，我仿佛看着的就是艾玛。甚至连它尾巴尖上一缕翘起的毛都是那么惟妙惟肖。

我就这样坐在那儿，欣赏着自己的画作，我真希望我能把它拿给别人看看，但几分钟之后，我的注意力就转到了那本宣传册上。我翻着册子，看到以前自己写下的话，不由得笑了。可是，当看到我以前把学费那几个数字画了个圈，然后在后面打了个问号时，我的笑容又消失了。

我外婆过世的时候，妈妈继承了一笔钱，钱并不多，我问她，可不可以拿出一些作为我的学费时，她说钱已经用光了。不管这话是真是假，她和韦恩在一起之后，我可以确信，他们结婚证上的墨迹还没干，那笔钱肯定就已经不存在了。

我曾经想过找一份兼职的工作，自己赚学费去上艺术学校，但妈妈总对我说，艺术家赚不到钱，所以，我也迷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便开始工作了。我想，等我攒够了钱，我就再去读书，可是，这一天从来没有到来过。

昨天晚上，卢克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了他我下午画的画。“那很好，安妮，你一直就很喜欢画画的。”他没说想看我的画，而我也没问他想不想看。

克里斯蒂娜又来过几次，帮我把家里其他的房间都重新刷了漆。她照我说的那样，终于消停了，但我还是感觉她很紧张。也不是紧张，就是有点儿奇怪。每次，我一想到要把在山上发生的一切告诉别人，我就感觉到一种巨大的焦虑从四面八方向我压过来。现在，我只能和她聊聊好莱坞影星的八卦，谈谈以前老同事的现状。上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她跟我说的是一个教她防身术的笨警察的事。

这让我想起了我刚从山上跑出来时遇到的那些警察。这么说吧，我对警察的认识基本来源于警匪影视剧，所以，我以为我会找到英明神武、高大威猛的干练警探，结果，碰到的却是稀里糊涂的马大哈。

我走进警察局的时候，很高兴看到坐在前台的是一个女人，她当时正在做字谜，头都没有抬一下：“你找谁？”

“我想应该是找警察。”

“你想应该是？”

“不，我是说，是，我想找警察。”其实我已经想走了，她朝另一个警察挥了一下手，那警察刚从厕所出来，正往腿上擦着手。

“佩柏警官会帮你的。”她说。

幸亏不是什么警长，但这家伙看上去似乎很烦恼。他至少有一米八的个子，挺着大肚子，身体其他部位却很瘦，皮带上的枪看上去都快要挂不住了。

他看了我一眼，从前台拿来一叠文件，对我说：“来吧。”

半路上，他停下来，从一台破旧的咖啡机里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也没问我要不要，然后往杯子里加了糖和奶。他做了个手势，让我跟着他，我们走过一间四面都是玻璃的办公室和大厅。大厅里，三个警察挤在一台小小的便携式电视机前看球赛。

他坐在自己办公桌后面，把桌上的文件推到一边，放下咖啡杯，让我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他花了两分钟，在抽屉里翻了半天，才找到一支能写字的笔，然后，又花了几分钟，从抽屉里找出各种各样的表格，再把它们塞回去。最后，他面前终于放好了一支能写的笔和一份正确的表格。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安妮·欧沙利文。”

他直直地盯着我，看着我脸上的每一个角落，然后他猛地站起来，把咖啡杯都撞翻了。

“你坐会儿……我去叫人。”

那咖啡洒到了他的文件上，他也没管，直接冲进那间玻璃墙的办公室，开始和一个花白头发、矮个子的男人说些什么。我猜，那人应该是个当官的，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有私人办公室。佩柏警官说得手舞足蹈，相当兴奋。当他指着我的时候，那个老头转过身，看了看我，我们四目相对。我恨不得马上就从这里走掉。

那三个警察把电视机声音关小，来来回回地看着我和那间玻璃办公室。当我看着前台的时候，接待的那个女人也在盯着我。我又去看办公室的情况。老头已经拿起来电话，正讲些什么，还一边讲一边走来走去。他挂上电话，从身后的抽屉柜里拿出一份文件，然后就和佩柏一起看那份文件，一边说，一边盯着我，然后又去看文件。这些人真是一点儿不注意掩饰一下。

最后，老头和佩柏从办公室出来了，手上还拿着文件。老头朝我凑过来，一只手放在自己膝盖上，另一只手伸出来。他慢慢地说，每一个字都说得非常清楚。

“你…好，我…是…乔…布…朗…斯…基…警…长。”

“我是安妮　·　欧沙利文。”我和他伸出的那只手握了握。手冰凉的，干干的。

“很…高…兴…见…到…你，安…妮。我…们…想…和…你…单…独…谈…谈——可…以…吗？”他为什么要每个字都拖长来说？我又不是听不懂英语，白痴。

“可以吧。”我站起来。

佩柏从桌上抓起一叠文件和几支笔。“我们会带你去审讯室。”幸好他说话的语速还算正常。

我们走开的时候，房间里其他的警察都站了起来，一言不发。佩柏和乔布朗斯基站在我两边，佩柏还打算抓住我的手臂，但我挣脱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要送我上电刑椅——我发誓，警局里的电话甚至都停止了响铃。佩柏收了收腹，抬头挺胸地走着，好像是他单枪匹马把我抓获归案的一样。

这真是一个很小的小镇。到目前为止，我还只看到几个警官，他们带我来的审讯室也不过是一间冷冰冰的水泥房，大概是普通人家的厕所大小。房间里摆着一张铁桌子，我们在桌子两旁坐下来，有人敲门，佩柏去应门了。坐在前台的那个女的给了他两杯咖啡，然后又想瞄我几眼，但佩柏挡住了她，然后把门关上了。老头对我点点头。

“你想喝咖啡吗？可乐呢？”

“都不用，谢谢你。”

房间的一面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一想到有人在镜子的那边看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却看不到他，我就觉得很烦。

我指着镜子：“那边有人吗？”

“这时候没有。”乔布朗斯基说。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待会儿就会有呢？

&文&我对着房间左上角点点头：“那摄像头是干吗的？”

&人&“我们要对审讯的过程录音，录像，这是规定。”

&书&和那镜子一样讨厌。我摇摇头：“你把它关了。”

&屋&“你不去管它就好了。你是不是那个克莱顿瀑布区的安妮·欧沙利文？”

我盯着摄像头。佩柏清了清嗓子。乔布朗斯基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我还是沉默着，过了一两分钟，乔布朗斯基做出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佩柏就离开了房间，等到他几分钟之后回来的时候，摄像头上的小红灯已经熄了。

乔布朗斯基说：“我们必须要录音，这是所有审讯的规定。”不知道他是不是说谎——在影视剧里，警察有时会录音，有时也不录——但我还是决定不计较了。

“让我再问一遍。你是不是克莱顿瀑布区的安妮　·　欧沙利文？”

“是的。我现在还是在温哥华岛上吗？”

“你自己不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不然为什么问你。”

乔布朗斯基说：“是的，你还在岛上。”他又问了一个问题，终于不再用那种慢吞吞的口气了。“要不你先告诉我们，你之前都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个小屋。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到那里的，因为我当时正在推销房子，一个男人……”

“什么男人？”佩柏说。

“你认识这个男人吗？”乔布朗斯基问。

就在这两人几乎同时问话的时候，我仿佛回到了那一天的情形，那变态从面包车上下来，朝我推销的房子走过来。

“我不认识。当时我快要下班了，我走到外面去……”

“他开的是什么车？”

“面包车。”我看到那变态正朝我微笑。那是一个多么真挚的微笑。我突然觉得肚子抽搐起来。

“车是什么颜色？你还记得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吗？你以前见过这辆车吗？”

“没有。”我开始数他们背后水泥墙上的缝。

“到底是你不记得车的牌子和型号，还是你从前没有见过这辆车。”

“嗯，应该是一辆道奇牌的车，棕褐色，还比较新——我只记得这些。他有房产广告。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他知道我的很多事……”

“他不是你以前的客户吗，也许是你哪天晚上在酒吧里拒绝过的人？或是网上聊天的网友？”乔布朗斯基说。

“不是的，不是的，都不是。”

他抬起眉毛：“让我来总结一下。你的意思是，这个人无缘无故就把你绑架了吗？”

“我没有任何意思，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绑架我。”

“我们只是想帮你，安妮，但我们要先知道事情的真相。”他往后一靠，靠在椅子背上，把胳膊抱在胸前。

我伸出手，把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文件和咖啡杯一把扫开。我站起身，两手放在桌上，身体往前倾，对着他们震惊的面孔吼道：

“我说的都是事实！”

佩柏伸出两只手：“放松点儿！你把这儿都弄成什么样了……”

我把桌子掀翻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往门口跑去，我对着他们的后背继续吼着：“你们给我找几个真正的警察来，没找到之前，我一个字都不会说了。”

他们离开房间，剩下我一个人，我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我甚至还打破了他们的一个咖啡杯。我把桌子扶起来，捡起文件，试着把纸上溅到的咖啡擦干净。过了几分钟，佩柏跑进来，一把抓起桌上的文件。他伸出一只手，挡在胸前，另一只手牢牢抓紧文件，抱在胸口，慢慢地、倒退着走出了房间。

“放松点儿，马上就会有人来和你谈了。”

他裤子前面全被咖啡泼湿了，那是我把桌子掀翻的时候弄的。我想把那打碎的咖啡杯递给他，说声抱歉，但一眨眼，他就从房间里跑出去了。

我大笑了几分钟，然后，把额头靠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第二十章　疑点

不知道你看了这周末的报纸没有，大夫。报道说，他们从那个小偷家里的车库找到了一些被盗的物品。实际上，应该说是他父母家的车库。不管怎么说，我给处理我案子的警官打了电话，问有没有找到什么东西是我的。他说，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找到了失主。后来，我又想起了报道里的一句话，说那些盗窃案都是发生在晚上。

那么，为什么一个小偷，尤其是一个还只有十来岁的小孩，会改变他的作案模式，偏偏在白天闯进我家呢？他的时间也把握得很好，知道我什么时候出去跑步，但他为什么没偷东西呢？

我开始联想到那变态是怎样计划绑架我的，他算好了时间，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在我快要下班的时候来绑架我，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人都是懒洋洋的。那变态还说过，他建那小屋建得很不容易。他也许有帮手……

如果他还有个同谋怎么办？

他可能有个朋友，或有个同样变态的兄弟，我杀了他，他的朋友或兄弟一定会伺机报复。我原本以为那个闯进我家的人是看我离开才进来的。但如果他是以为我在家，所以才闯进来的呢？我的车停在车道上，而且当时时间还很早。可是，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之后才来找我呢？

到了星期一的时候，我已经快要被自己的各种念头折磨疯了，我决定给盖瑞打个电话，问问那变态到底有没有可能有帮凶。这些念头就像癌症一样——如果你不把每一个癌细胞都彻底消灭，它们就会卷土重来，形成一个更大的肿瘤。盖瑞的手机关机了，我给警察局打了电话，他们说他出去了，要到周末才会回来。

我很惊讶，他居然没有告诉我他要出去，现在，我们每周都要打几通电话。我打电话去的时候，他总是很耐心，从来不说“我要怎么帮你？”之类的蠢话。这很好，因为我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给他打电话。一开始，我甚至都是无意识的。每一次，当我感觉自己的世界正在失去控制时，我就会把电话抓在手里。有时，甚至都说不出话——幸好他的电话有来电显示，他知道是我。他会等几秒钟，如果我还是沉默，他就会谈关于我案子的最新进展。然后他会给我讲一些他们警察的搞笑故事，直到让我心情变好，挂断电话为止，有时候，我连再见都不会说，直接就挂断了电话。有一天，他实在没话可说，干脆说起了如何正确清洁枪支的方法，最后，我终于放过了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还一直愿意接我的电话。

这几个月来，我们的电话交流主要还是对话，而不是独白，他从来不说自己的私事，而且，他身上的某种气质也让我不敢去问。这大概是他离开的原因吧，去处理一些私事。我猜，警察也是应该有私人生活的。

我在审讯室把那两个警察赶走以后，一个人待了好几个钟头，足够让我把墙上的水泥缝翻来覆去数上很多遍了，我不断在想，不知道他们通知我的家人没有，到底谁会来同我谈呢？我把背包拿下来，放在膝盖上，摸着包上粗糙的布料，不知怎么的，这样的举动让我渐渐平静下来。这些猪头警察中，居然没有一个人问我要不要上厕所，幸好我已经被训练过了，忍得住，而且，我不敢就那样自己站起来，出门去上一下。

最后，门终于开了，一男一女走进来，表情都很严肃，都穿着深色的西装——那男的穿的西装还特别高档。他的头发很短，棕褐色，白头发明显很多，我猜他应该五十出头，但光看脸，感觉像才四十多岁。他个头超过了一米八五，时刻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