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和尚的白粥馆-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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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时对于地主成分的认定，有一个时间界线，时间截至新中国成立前三年，也就是说，在一九四六年以前，不管家里有多么富贵，都无所谓，只要一九四六年后是穷的，便不会把你的成分划定为地主。

师父说：“我的父亲好赌，原本以他败家的速度，到不了一九四六年，家里便可以变穷了。可惜我的母亲却没有政治远见，常常为了父亲赌钱的事情与他争吵。”

最终，师父的母亲带着师父和师父的哥哥小三一起离家出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还用自己的积蓄和嫁妆购置了一些田产作为今后生活的保障。正是这些被师父的母亲寄予厚望的土地，最终成了她被划定为地主成分的重要依据。

师父说：“在北方地广人稀的地方，母亲最多只够划定为富农，可惜在江南拥有三十亩田产便足够成为地主了，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师父童年印象最深的一天，便是土改工作组来交接财产的日子，那一天师父流了许多汗。

因为师父的母亲听说要没收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从劳动人民手中剥削来的财物，所以早早地便把过冬的衣服穿在了师父和小三的身上。母亲的想法很简单，穿在身上的衣服总不能扒走吧。

对于当时只有七八岁的师父来说，那天的情形已经很模糊了，能记得的只是自己和小三在天气尚热的初秋时分，穿着棉袄站在墙角，看着工作组的人来来回回地搬东西，而师父跟小三则在不停地流汗，不停地流汗。

师父每次说到这个情节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笑，其实那天工作组的人并没有拿走家中的衣物，但是现在想起来师父母亲的想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毕竟家里的东西，那些人都有可能搬走，但是地主家的两个狗崽子是决计不会要的。

地主成分的划定，是师父人生里遇到的第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家里虽然算不得大富大贵，但是吃穿还是没有问题的。可自那以后，生活便一落千丈了。土地收归了国有，就连本来就不算宽敞的住房也由政府分出了几间给成分好的同乡。

师父和小三都在镇里的小学上学，学费并不贵，但对经济窘迫的家庭来说还是很大的负担。小三上到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师父的母亲决定让师父和小三退学回家。

在学校里，小三是成绩突出的优等生，对于他的退学，班主任很惋惜。其实班级里大部分学生都是免除学杂费的，老师也帮小三和师父申请过，只是没成功，最后被批准申请的只有贫下中农子弟。

师父的母亲告知师父让他退学之前，特意让小三把家里打扫了一下。师父的母亲说：“万一等会你弟弟发脾气在地上打滚，衣服也不会弄得太脏。”

师父说，事实上他是不太喜欢读书的，他在学校的成绩也属于很不稳定的那种。有时候考得特别差，让老师一度以为他要留级了，但到了下一次又突然名列前茅了。仅从退学回家这件事情本身来说，师父原以为自己不会太在意。

离开学校那天的情景师父一直记得，师父拎着个小板凳跟在小三的后面，从校园里穿过。那个年代学校的设施很不完善，连桌椅都没有配备完整。那个板凳是师父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可在那一天，它和师父一样，都没有留在校园里的必要了。

有很多双眼睛从教室里望过来，厌弃的眼神并不多，更多的是属于儿童的那种懵懂茫然，还有同情和怜悯。那一刻，师父不知道怎么就被那些熟悉与不熟悉的、含着关切的眼神灼伤了。师父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是可怜的，早几天就该流的眼泪便流了下来。

家里的生计，主要是靠师父的母亲在镇上的刺绣厂接一些刺绣活来维持。只是以师父母亲的身份自然是没有资格成为刺绣厂的正式职工的，她做的产品都是计件的，做多少支多少工钱。

因为收入微薄，师父的母亲在家门口摆了一个小货摊。小三和师父不上学后，时间也多了不少，有时候可以帮忙看摊送货。

师父说，那种不用上学的喜悦再也没有出现过，反而是有时候见到同学放学经过，便会慌忙地低下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仿佛不是自己被遗弃了，而是自己做了错事一般。

镇上有时候会把地主分子集中在一起开会，差不多有一二十号人，师父的母亲也是其中一员。主持会议的干部时不时会换人，但每次都会有一个粗壮的中年妇女，厉声训斥每一个地主分子，有时候还会让一些地主分子跪在场地中间。

和其他地主家的子女一样，师父和小三时常站在围观的人群中远远地望着母亲，她总是面无表情地站在队伍里面，似雕塑一般望着人群。

师父的母亲有过一次失态，那是因为她在人群中看到了师父和小三。母亲惶恐的神色，是师父从来没有见过的。

事后，三个人没有再提起当时的情形。但那以后师父和小三学会了隐藏，每当母亲的目光望过来的时候，小三便躲在前面的大人身后，而师父会把头埋在小三的背上。

【2】

师父曾以为自己这一生都会那样一直走下去，就那样不停地走，不停地走。如果顺利的话，自己或许会成为一个游走于乡间的小贩。

但是师父命运的转折再一次来临了，不过这一次，比师父所预想的要好上很多。这一年，与师父的母亲断了联系的弟弟，也就是师父的舅舅，终于托人找到了母亲。

舅舅在延安工作过几年，后来去了省城工作，至于职位，对于小镇的居民来说，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高级职位。师父的生活自此有了好转，舅舅每个月会邮给母亲十五元钱作为师父和小三上学的费用。

师父说：“因为我是被迫离开校园的，所以后来我比同学们更爱读书。课本对于我而言，不再是挡着脸睡觉的工具，不再是随意撕下来折纸飞机的道具，也不再是和同学打架时敲他们头的武器。”

师父的成绩虽然及不上小三，但在学校里绝对算得上名列前茅。

人生往往是由意外叠加而来的，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小三高考落榜了。小三的成绩一直很稳定，即使在最好的中学里，他也是名列前茅的。很多人对小三意外落榜感到惋惜，而事实上，小三的命运并不是在考场里改变的，早在小三进考场之前，他的档案里便因为家庭出身被加上了“不宜录取”的标签。

也就是在那一年，师父的母亲病逝了，而舅舅也被调去了边疆。

舅舅临走的时候替小三在省城谋了一份工作，师父跟着小三去了省城。

师父在省城上了高中，原本师父并没有继续上学的打算，他想早点出来工作，也好减轻舅舅和小三的负担。

可是小三很坚持，他希望师父可以继续自己没有完成的大学梦。师父说，现在想来小三的坚持并不理智，因为师父和小三那时候都不知道，那只是条灰暗的路，它早早就被人烙上了黑色烙印，那是一个无法抹去的痕迹。

师父最后选择了继续读书，并不完全是因为想学习、爱学习，而是因为从那一年开始，粮食变得很紧张。如果工作了，那么国家计划分配给师父的粮票就会按社会青年分配，一个月是二十三斤；如果继续上学，国家规定给学生的粮票是三十二斤，多了九斤粮票，可就是吃得饱和吃不饱的差别了。

师父说，自己的学习成绩也挺不错的，不过对于上大学，师父却没敢奢望，毕竟连小三这么好的成绩都落榜了，何况是自己呢？

只是最后师父出乎意料地考上了大学，师父后来分析说，可能是那一年，政府对招收成分不好学生的限制放宽了一些吧。

很多年以后师父听人说，在当年招生的政审会议上，曾经有人激烈地反对过录取他。有位老师说：“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还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继承人。这个学生虽然是高分考生，但剥削阶级的子女从小接受了剥削阶级的思想，世界观容易出大问题，我们的大学不应该给剥削阶级培养继承人。”

最后一位和师父舅舅相识的老师替师父说了好话，他强调师父的社会关系不错，家里也有人为共和国做过贡献。

学校最终决定录取师父，只是不能分配到涉密的专业。

师父说，可能和人生的经历有关，他自小便对生活没有太多奢望，但是小三却一直充满着希望。小三说，在黑夜里，我们察觉不出白昼的迹象，但是我们应该知道那一缕光亮就在夜色的尽头。

小三的话，一直让师父觉得很疑惑。但被大学录取的那一天，师父忽然感到了这种希望。这是师父和小三人生路上遇到的又一次转折，两个人从幽暗的旅程中跌跌撞撞地走来，前路第一次照进了这样的光亮。师父说，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可以是一道虹桥，红橙黄绿都可能出现在脚下。

师父去学校报到的那一天，是一个好日子，因为小三结婚了，那是小三特意挑选的日子。师父的嫂子是同乡的一个地主子女，师父和小三的婚事曾经是师父母亲生前最担心的事情。那年头，找对象首先要看的便是家庭出身。家庭成分差的女孩，情况还好点，她们总会竭尽全力嫁给工农子弟，如果对方不在意成分，哪怕对方的经济条件差些或相貌不佳，都不成问题。可男人就不一样了，即便女孩本人不在意，对方的家长也不可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

师父的嫂子也是苦命的人。一九四九年之前，嫂子家可算是富甲一方的。临解放的时候，因为担心受到土改政策影响，嫂子的家人都逃难去了台湾地区和美国。那一年船票不好买，嫂子的家人计划分批走，结果中间出了意外，只剩下嫂子一个人没有走成。

后来和嫂子熟悉之后，师父才知道嫂子对家人还是牵挂的。有时候看到报纸上有关台湾地区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报道，她便变得很沉默。

师父看到嫂子哭过一次，因为有沿海省份的朋友说，台湾那边闹饥荒，只能吃香蕉皮过日子。

其实，嫂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家人现在在台湾地区还是在美国，但是师父觉得在美国应该过得也不好，虽然那边可能吃饭能吃饱，但是社会压力大。师父记得报纸上刊登过一则消息，美国的一位叫玛丽莲·梦露的女影星，因为承受不了资产阶级的压迫所产生的精神压力，最后自杀身亡了。

师父那时候想，连电影明星都是这样的下场，更何况嫂子家人这样的外来民族的普通百姓呢？

小三的婚礼很简单，宾客只有几个和小三要好的同事，以及双方的亲属。两个人的长辈大多都不在了，嫂子这边的亲戚只来了婶娘一个人。

那天的小三打扮得很帅气，这么多年以来，师父头一次见到小三穿没有补丁衣服的样子，平日里小三就是把他那几件补丁加补丁的旧衣服换来换去地穿。

小三的新郎装是一件绿色的灯草绒衬衫，衣服的布料加制作工钱花了接近二十块钱，差不多是小三大半个月的工资。

不过师父觉得虽然衣服是崭新的，但做工却很一般，怎么看都不那么合身，感觉是小了一号，穿在身上紧紧巴巴的。

酒席散了之后，小三把师父送得很远。一路上，师父对小三说了好几次，这是你的新婚日子，你应该守在嫂子身边，可是小三还是执意要送。

分别的那一刻，小三把身上的那件灯草绒衬衫脱了下来，披在师父的身上，师父慌乱地想把衣服塞回他的手里。毕竟小三才是今天的主角，这件花费了小三大半个月工资的衬衫不应该在自己的身上。

小三盯着师父笑，帮师父穿上衬衫，然后一颗颗地替师父扣上纽扣。

小三说：“我的弟弟明天就是共和国的大学生了，以后还会成为优秀的国家栋梁，当然要穿着最好看的衣服去迎接新生活了。”

师父一度以为做事沉稳的小三，也有失误的时候，至少在结婚的日子里，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裁剪了一件昂贵但不合身的新郎装。

但那件衬衫服服帖帖地穿在师父身上的时候，师父才知道，小三原来没有犯错，一切都在他的筹划之中。

小三在他的新婚日子里，穿着一件满是破洞的汗衫，在师父的视线里渐渐走远。他是师父这一生中见过的穿得最寒酸的新郎。

小三和师父分手的那条路，是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小三走了很远后，忽然停了下来，远远地望着还留在原地的师父。

那天晚上的月光很亮，但距离太远，师父和小三不可能看清楚对方，小三站了一会，终于转身离去了。

师父说，在自己的记忆中，常常有小三转身时的画面，小三的面容清晰，一脸的笑容。师父知道这画面并不是在自己视线里出现过的，只是他能确定这个瞬间一定发生过。

【3】

学习的压力对于高考成绩比同学们高出一大截的师父来说并不算什么，反而是经济上的压力让师父有些吃力。

那时候的大学，会给家庭困难的学生发放助学金，金额是不相同的，各校自己评定等级。师父的学校里，最高等级一个月可以拿到十三块钱，最低的也有八块钱。

师父也申请了助学金，虽然最终只是拿到了八块钱，但这笔钱也足够让师父兴奋的了。上大学之前，小三让师父写了封信给舅舅，让舅舅不要再寄钱了，小三觉得他一个人是可以负担得起师父的学费和生活费的。

舅舅回了信，过问了一些学习上的事情，也同意了师父的建议。舅舅的收入虽然高过小三很多，但负担实际上并不小。他要资助的晚辈并不只是师父和小三。

师父拿到了信，却没有给小三，只是告诉小三，舅舅打算继续资助师父读书。

师父选择对小三说谎，其实有不得已的原因。那时候小三刚刚结婚，嫂子刚从外地过来，不可能那么快有收入。

因为师父的缘故小三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一点积蓄也没有，如果小三继续供师父读书，那他的日子怕是比从前还不如。

师父筹划着自己在大学里的支出其实并不多，如果吃得差一些，一个月八块钱的助学金说不定够了，至于差额，在课余打点零工应该能补上。文人小说下载

可惜师父的计划没有赶上变化，那一年正处在饥荒年份的恢复时期，毛主席忽然在北京发了话，要求重视大学生的身体，各地的学校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落实了。学校食堂的经营形式有了改变，学校开始统一收取伙食费，吃饭也不再是各吃各的，而是按班级集中在一起吃。至于伙食费，每人要按规定一个月交十三元钱。

师父没有把自己的困境告诉小三，因为他觉得如果规划得好，应该可以兼顾学习和打零工两件事。

师父课余做过许多零工，比如做鞋底、卖冰棒，还有去捉喂小鸟吃的虫子。不过因为要兼顾学习，所以一些连续性要求较高的活，比如建筑工地的零工这样的就不能干了。

日子虽然过得艰难，师父却一点都不后悔，因为师父知道只要把最艰难的日子挺过去，好日子便会到来。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可是拿高工资，转正后一个月便能拿到五十三块钱，而那些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工人也不过只有三十多块钱的工资。

师父做零工的时候有一个伙伴叫普生，普生和小三同住一个院子，是小三的同事，但不属于正式的职工。

普生的小名叫小四，而师父的小名叫小五，只是普生的年纪比师父还要小上一岁。所以，有时候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相互之间的称呼往往很混乱，因为小四叫师父五哥，而师父则叫他四弟。

小四的父亲是右派，家庭条件比师父和小三家更为糟糕。他的母亲身体不好，自己做临时工收入又低，所以小四时不时地要留意一些零活。如果遇到适合的工作，小四也会叫上师父，当然小四也知道师父的情况，在小三的面前，也会保守师父四处打零工的秘密。

小三发现师父在外面做工的那天是个周末，这天本是师父那段时间最开心的一天。那天火车站里运来了一批东北松木，这批木头属于市里的一家工厂，因为要得急，厂里负责取货的人开了非常高的工钱，如果两个小时可以把松木搬完，便可以拿到三块钱的工钱。

小四告诉师父这个活的时候，师父开心得不得了，要知道以前在工地上替别人搬砖头，一天也不过八毛到一块的收入，而现在只要两个小时，便可以拿到以前三四天的收入。

不过搬货的难度却比师父预想的要大，有一根木头从车上取下来的时候，重重地砸在了师父的腿上。

木头砸在腿上的那一瞬间，师父的腿便受了伤，只是三块钱工钱的吸引力分散了师父的注意力。直到货卸完，拿到工钱后，师父才发现自己已经走不动了。

师父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查看自己淤青的腿，却发现小三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自己身边。

小三走到师父面前，怔怔地看着他的腿，眼圈忽然红了。师父顿时慌了神，因为从小到大，除了母亲去世，师父还从来没有见过小三流眼泪。

那天，小三用他借来的自行车把师父推回了宿舍。一路上，小三有很长时间背对着师父，即使和师父说话也不回头，师父知道小三一定是不想让自己看见他满脸的泪水。

那以后，小三每个月都要给师父五块钱，师父也不敢拒绝。所幸嫂子找了一份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多少也补贴了一些家用。

【4】

在学校里，师父常常觉得孤独，虽然那一年对于成分不好的学生的招收政策有些放松，但是整个年级里，有家庭出身问题的人还是少数，像师父这种出身的人，一个班也不过几个。

出身好的同学们还算友善，没有特别歧视师父，但他们常常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那种优良出身的骄傲情绪，还是让师父对他们的友谊望而却步了。

在因言获罪现象严重的时代里，师父和其他出身不好的人一样，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那就是将自己的心封闭在冷漠外表之下，不管它其实是多么的不安躁动。

在学校的第二年，师父认识了一个叫梅芬的女孩，梅芬和师父同校，但比师父低一届。

师父记得第一次见到梅芬的时候，梅芬站在校园里的一棵叶子枯黄的老树下，她用手遮挡着枝叶间透下的阳光，望着远处枝头嬉闹的鸟雀微笑。师父就是在那一刻被她的两个酒窝和那双带着笑意的大眼睛吸引了。

那个年代有一种特有的写作文的方式，大抵是这样的：某年某月某日，我遇到了某一件有些艰难的事情。我很努力，可最后却失败了。就在我准备放弃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毛主席，于是我的内心翻腾了起来，斗志又回到了我的心中，我决定再次迎难而上，最终在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思想的指导下战胜了困难。

师父说自己就非常擅长这种写文章的方法，并且很受老师喜欢。老师还夸奖师父说，文章中师父想起了毛主席的时候，用“翻腾”这个词来描述一个曾经在困难面前犹豫不决，而最终被鼓舞了的少年，是非常不错的用法。

而事实上，“翻腾”这个词是师父从报纸上学来的。对师父而言，“翻腾”更像一个形容词而不是动词，至少在师父心中还没有真切体会过那种激荡。

只有见到梅芬的时候，师父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作“我的内心翻腾了起来”。

梅芬的家境不错，她的父亲是学校里的职员，母亲是国家干部。

师父很清楚自己的出身，也知道自己和梅芬的身份有着天上地下的悬殊。师父努力克制着、竭力回避着与梅芬有关的任何事情。师父期望有一天，梅芬能与他人生中一切曾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一般，在记忆里渐渐模糊，直至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回想起来。

但人生却永远没那么简单，时间并非无往不利的利器，很多事情就像酒一样，时间长了反而愈加浓郁。

师父曾经因为克制不住的思念而苦闷，他甚至怀疑有一天自己会在烦恼中死去，但这一天最终没有来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麻木，一种对现实妥协的麻木。

在那个时代“人定胜天”这句话曾被说得很响亮，而事实上，师父认为这句话并不那么有用。因为在很多时候人的命运是无法掌控的，就像飘荡在天地间的花瓣一样，如果命运的风不眷顾，花瓣永远也到达不了想去的地方。

但师父和梅芬之间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两人在不同的路上走来，被无形的手一点点推近，直至两个人的人生路重叠在了一起。

那不是一个可以肆意释放情感的时代，虽然学生间偷偷摸摸恋爱的还是挺多的，但谈恋爱在大学里是明令禁止的。那时候非常流行向组织、向领导汇报思想，上级也非常鼓励同学们互相揭发思想问题，但是揭发学生之间恋情的并不多，可能大家都觉得揭发别人的政治动向问题属于思想上要求进步，如果揭发别人的恋情那就属于人品不好吧。

学校也严惩过谈恋爱的学生，比师父高一级的一个同学便因为这方面的问题退学回家了。据师父所知，那位同学身份和家庭背景都非常好，只是那位同学自己把私生活弄得相对高调了一些，最终导致学校的领导不得不采取了严厉的处罚措施。

师父与梅芬之间远远没有到那种程度，两人间只是有一种默契，一种无需语言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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