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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大留级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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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的时候说，他的伟大多半要归功于他那个伟大而雄强的时代。至于他自己，歌德说：“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是所有现在才出生的人都不可能获得的。他们只能从书本上学习到上述那些世界大事……”
可见，一个人经历过一些重大事件（包括正面和负面事件，比如２００３年４、５月的非典便是负面大事）是一笔珍贵财富。有创造力的人会善于利用、消化这些事件，变成营养自己的绝好东西，使自己壮大起来。
在北大６年，反右，全校全国批判马寅初，都是重大事件，而且是负面大事件。亲身经历这些事件并不说明什么。重要的是能将这些事件消化、碾碎、上升为一种世界哲学。这也是平庸的一生和有创造力的一生的分界线。
也是大约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我读到一本有关贝多芬的评传（英文版，借自北大图书馆）。作者说：“像一切有成就的天才人物那样，贝多芬也是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逢有为之时。”（Ｌｉｋｅ ａｌ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ｇｅｎｉｕｓｅｓ， 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
对于我的成长，北大无疑是“有为之地”。因为反右、批判马寅初运动这些残酷的负面重大事件，北大都是风暴中心。反右及反右后的疯狂的岁月对于我的成长也是一段“逢有为之时”（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因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马校长的第二个“附带说明”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达衷心的感谢”，内容如下：
去年有二百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取过来，并在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中做了些修改（共７点），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论点——“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事中”的理论，也未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反右后的北大（9）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谢，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１９４９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马校长在这里所说的“另一位好朋友”是指周恩来。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
１９４０年马寅初被蒋介石逮捕，先后被关押、转移到江西、福建和广西等地，１９４２年被押回重庆，周恩来发动社会力量，竭力相救。马对周十分感激。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下台。有鉴于此，周总理为爱护马寅初，特约他来谈话，好言相劝他不要过于固执己见，主动检讨一下，过了这关。
马寅初十分明白这是总理的一片好心，但在痛苦选择中，他还是选择了坚持真理、维护学术尊严的道路。
早在三十多年前，在纪念北大７９周年的时候，马寅初讲演过：“北大之精神”。他说：“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大大激怒了政治流氓康生，说：“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现在他挑战，应当迎战！”
“马寅初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要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把他批倒批臭，调离北大！”
大概是１９５９年岁末，在北大临湖轩（校园最美丽的一座明、清时期风格的建筑）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康生 到场，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尽管我没有在会场，我可以想见杀气腾腾的气氛。
据说，马校长一言不发，始终冷眼相对在场的大小疯狗们。最后主持人问马寅初：“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
其实，即便是马尔萨斯的马又怎么样？！我后来懂得推崇马尔萨斯，说明我开始成熟了。
因１９５９年批判马校长，我从书本上认识了这位１９世纪英国杰出思想家。这是我北大６年的收获。我把马尔萨斯看成是我的智慧启蒙导师之一。书本上许多古今中外的伟人把我引上了“世界哲学”、探索“世界秩序”的康庄大道。马尔萨斯是其中一个。
临湖轩有组织、有计划围攻马校长的那次疯狗咬人的批判会刚结束，上百张大字报便贴在学生大小饭厅和马校长的住处——燕南园６３号。
记得大约是１９５９年岁末一个严寒的下午，我去过燕南园。本来，那是我经常散步的地方。我熟悉那里的竹林。北风吹来，大字报和竹叶发出响声，我觉得特别悲壮。
在中国诗歌中，竹林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尤其是唐宋诗人，咏竹的诗句是很动人的。诗人歌颂竹子的刚直、姿态潇洒以脱俗的品格。
元朝揭奚斯的《雪竹初霁图》颇动我心，诗人好像是在歌颂马寅初的品格：“虚心与直节，惟有太阳知。”元朝马谦斋的《咏竹》尤其是得我心：“贞姿不受雪霜侵，直节亭亭易见心。”
清朝郑燮的《竹石》更妙：“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才是马校长一生的写照！
我联想到这些诗句并不奇怪，因为１９５９年前后的三四年是我迷恋中国古诗词的日子。苦难是我的导师，否则我就不理解中国古诗词在说什么，尽管我识得其中的每一个汉字，但当它们排列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语言符号结构的时候，我就不懂它的涵义了。
１９６０年的元旦过后，也是一个干冷干冷的日子，估计有零下七八度，我又去燕南园一带散步。北大６年，散步，到处闲逛，漫游，成了我的重要功课之一。我在北大养成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路过６３号马校长的住宅门前，看见有搬运工人在忙，进进出出。
“往哪里搬？”我好奇地问。
“城里。”工人回答。
后来我才知道，马寅初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退掉了燕南园６３号的住屋，于１９６０年３月３１日回到他在城中东总布胡同的家中。这年马寅初已是７８岁的老人。
后来我还在那一带散步，经过６３号，我会站在那个“人去楼空”的建筑符号面前呆上三五分钟。我觉得那里弥漫着一种悲愤，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大的不幸还在后头，是不曾料到的。
他还参加全国政协的座谈会。有一次他勇敢地直言：“为了国家，为了学术，为了真理，我请求给右派分子一律摘帽。”
不过在极左年代，摘帽的右派分子还叫“摘帽右派”，头上还有一顶无形的帽子，遇上政治运动，随时可以当活靶子，被揪斗，甚至被置于死地。
闲居东总布胡同的马寅初不免有种孤独和凄凉感。因为很少有朋友来登门拜访。陈毅是个例外。他说，他是受陈云的委托，专程来探望的。大约是１９６０年，对于新人口论，元帅兼诗人说：“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反右后的北大（10）
说出这番话可不容易啊！接着陈老总还说：
“您受委屈了，希望您能挺得住，保重身体！”
据说，陈老总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言志的诗：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陈毅的来访，对马寅初是个很大安慰。
“四人帮”倒台后，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思潮势不可挡。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访了马寅初，并写了一份内参，上报中央：
从１９５９年马寅被批判而免去职务起，至今已经２０年，这期间，他一直闲在家里。他的家属也因他的问题受到影响和歧视。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北大一些曾经主管和批判过马寅初的同志认为：马寅初是国内外知名人士，他提出的“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等问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当时对他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因此，对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尽快进行复查，予以平反，公开恢复名誉。这样做，不仅对马寅初本人和家属是落实党的政策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国内、国际上都会产生很好的影响。
不久，陈云和胡耀邦便作了批示，认为应当平反。
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前往东总布胡同３２号探望马老，并传达了党中央的意见：“１９５８年以前和１９５９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要为马寅初恢复名誉的消息。当时我特别关注这种消息。几乎被人遗忘了２０年的“马寅初”这个名字重又出现在中国人的议论中。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批准任命马寅初为北大名誉校长。
多好的“拨乱反正”啊！
我们的老校长又回来了！
在这之前，即８月５日，当年批判马老最卖力的打手《光明日报》发了一条“编者按”给了我难忘印象：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９日，本报在那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理论权威”的指使下，首先向马寅初先生正确的理论发难，先后刊登了几十篇文章，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进行了种种污蔑和攻击，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本报今天继续发表文章，就是为了消除这种恶劣影响，给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
９月１５日，北大领导和师生代表专程来慰问老校长。９１岁的老人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了！
人是地球上惟一会笑会哭的动物。哭有许多等级。
婴儿呱呱落地，初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由于恐惧，不习惯，预感到自己会受苦受难，他才放声大哭。这哭是一种符号，属于哲学层面，深刻得很。这哭声将会以一种很隐蔽的形式贯穿人的一生，包括李白的“太息”，歌德的“世界太息”（ｄｉｅ Ｗｅｌｔｋｌａｇｅ）。
出生后，满月的婴儿哭啼要吃奶，属于低层次的哭。因为母亲的奶头一放进他（她）的小嘴里，孩子便不再哭。
高考落榜，名落孙山，Ａ哭了。这哭的级别也属于低层次。因为第二年再考，Ａ考进了北大，他不哭了。
马寅初的老泪纵横属于较高层次。这哭不属个人或私人性质，而属于一个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民族受２０年委曲的严重事件。
它表明人治开始结束，法治开始提到了议事日程。
马寅初的哭，其发泄效果胜似向全国发表一次演说。
其实，２０个春秋寒暑，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在孤军奋战。北大精神是不孤单的。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
１９７９年是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第二年。那年深秋，我从建国门外回到西郊，特意经过东总布胡同３２号马寅初的寓所。图为经济所的Ａ先生曾指给我看过老校长的屋。当时我停住了脚步，内心升腾起了一种深深的敬意。（远不止是当年的学生对校长的“硬骨头”的肃然起敬。）
平反后的第三年即１９８２年５月，马寅初逝世。他毕竟还是幸福的，因为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真理和正义战胜了谬论和邪恶。陈毅元帅的话是对的：“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凡是发生过悲剧的地方，世界哲学的深深脚印就会驻留在那里，摧人成熟，走近真善美。
权势，以力压服人，只能猖狂一时；而真理却可以与日月星这三光争辉。马寅初的铁骨铮铮和他的“新人口论”是一个真正大写人的有关人的思考。中国古人有言：“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马寅初是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个人”或者说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因为他的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哲学思想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中国人口得到有效控制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它属于世界性事件。
马寅初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最早意识到“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可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对中国是个致命伤，对世界又何尝不是？！
反右后的北大（11）
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觉悟到了这个致命伤。整个民族因他的先知先觉而觉醒。——这才是杰出人物或头脑对国家、民族和世界的独特贡献。
关于“世界历史人物”，黑格尔说，他的言行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言行。今天回过头去看马寅初的新人口哲学和他的战斗精神，不正是这样吗？他担任北大校长是当之无愧的！我为我曾是他的学生而无比自豪！
六、 田鼠及其深深的洞穴
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应的思想，同时也有与该思想相联系的词汇。
反右后的北大，用这样的词汇来刻画我的心理处境或生存状况是准确的：田鼠和它的深深洞穴。
这就是典型内向型的性格了。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和思想史上，人们经常用这样一个词汇来刻画与时代相应的思想：隐居或退隐。
我在这里没有用“隐居”，而是用了“田鼠及其深深的洞穴”。我把我自己比喻、形容成一只受伤的田鼠。为了安全，不受伤害，我只有深挖洞。洞挖得越深，我就越觉得安全。——心安。
比如我喜欢走小道。回学生楼２８、 ４０斋明明有大路，别人都走大道，而我宁愿多走弯路，走小路，为的是不同他人相遇。这种心理其实是田鼠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田鼠害怕阳光，对阳光底下的现实世界保持高度的警觉；对月光和星光则表示亲近，有种回到家里的安全感。反右后，我在北大读书，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挖了一个很深的、藏身心的洞。其实我这本书的主题是回忆我挖洞的故事。深挖洞就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这两种说法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我闯进数学的哲学基础、物理学、生物学……都具有深挖洞穴的涵义。
反右前，我们系也安排了中国文学史课程。但我对中国古诗词不感兴趣。它进入不了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对中国古诗词的境界压根就不产生共鸣。因为我的内心没有与之共鸣的土壤。反右后的我，加上初恋失败，觉得很孤独。由于我的初恋很认真，很投入，没有一丁点玩世不恭的成分，所以受到打击伤害很大。在今天不少大学生看来，我当年的初恋失败算什么？伤口致于那么大吗？致于那么内出血吗？是小题大做吧？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反应。我想起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马塞尔（Ｇ． Ｍａｒｃｅｌ， １８８９—１９７３）。他从小就经常随父亲去各地旅行。后来，在他的哲学思考和论著中，旅行便具有哲学层面的涵义。这里有两点：
第一，他把人生类比成一段旅程。其实中国古人也说：“夫生者行也，死者归也。人不能久行而不归。”
第二，在瑞士和意大利，当他看到天下独绝的风景时，他说他的感情在本质上是“宗教的”。
今天我们许多人也旅游。试问我们有几个人能像马塞尔对旅游作出上述哲学层面的反应呢？可见人与人都在同一个太阳、月亮和星空下生存着，但反应不尽相同。
后来我才知道，孤独原来是一种最好的营养品。
对有些人，孤独是可怕的，它足以摧毁一个人；对另一些人， 孤独却能催他成熟，走向“世界哲学”，成为哲学导师。
我开始对古诗词中的“孤”、“独”和“隐”等汉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之共鸣。比如：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
绝、灭、孤和独这四个汉字经诗人排列组合在一起便构筑了一种“隐”的意境，于我就是一个安全的洞穴。反右前（包括高中时代）我已经读过《江雪》，但引不起一丝半点共鸣。反右后才有共鸣产生，而且很深。
再就是柳宗元的这两句：“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这种意境刻画了我在反右后的心情或灵魂状态。对于我，这十四个汉字排列组合在一起是一种心灵的安慰。
总之，对那些测之无端、玩之无尽的千古绝唱，我特别感兴趣。如：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壮士心飞扬，落日空叹息。长啸出原野，凛然寒风生。”（李白）
开始的时候，我是从政治社会学这些较低的层面对中国古诗词产生共鸣。后来便渐渐演变、上升为哲学的深层面，同政治社会学（比如反右等政治运动和个人的遭遇等）无关。这是成熟或进步的标志。
不过，这里有一个特点：
我迈出第一步，走向“世界哲学”（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这条康庄大道，不是从德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诗词，也不是从中国或西方哲学，更不是从数学和物理，而是从西方古典音乐，特别是从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响世界，格吱一下推开了“世界哲学”的大门，发出第一个惊叹号！这叫“殊途同归” 也叫“条条道路通罗马”。
再打个比方：到达北京有许多道路：可以从海上，在天津港登陆，直奔北京；也可以从广州、上海进北京；当然还可以从内蒙和西安方向进北京。
我走上“世界哲学”这条路是从西方古典音乐出发的。西方古典音乐对我是“世界哲学”的“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这是很奇怪的，说给哲学系的学生听，他们能相信吗？但却是事实。我正是从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慢乐章）渐渐成为潇湘一钓客的：“本是潇湘一钓客，自西自东自南北”（《五灯会元》）
反右后的北大（12）
“反右后的北大”环境非常严酷。一个学生要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世界观真是谈何容易！只能潜入地下，不显山不露水地进行。我的成长应验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至理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坏事变成了好事，因祸而得福，是反右后北大严酷的漫长冬天玉成了我，有力地把我推向“世界哲学”，对“世界秩序”进行哲学思考。乱哄哄的外部世界使我渴望“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成了一个最高的哲学概念，英文叫“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德文叫“ｄｉｅ Ｗｅｌｔｏｒｄｎｕｎｇ”。
获得这个概念是我在北大最大的收获之一。它起源于北大的乱哄哄。后来它便渐渐演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概念。经过４０多年的演化，如今“世界秩序”包括五大秩序：自然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人的内界（精神）秩序。
今天我成了一个专吃概念或观念的人。早晨一睁开眼，就有概念或观念跑到我的大脑中来。没有概念，我眼前的世界是一团原始的混乱。
从北大时期，我就养成了一个思考习惯：我是为一个个概念而活在这个世上的。
黑格尔有言：“在科学中，重要的是担负起概念思维的艰苦工作。”法国思想家蒲鲁东（１８０９—１８６５）也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
１９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１７９８—１８５７）更是一语胜人千百：“概念，支配世界；否则，世界就是一片混乱。”
这又是我在北大读到的。三十多年后，我到巴黎一墓地还特意去造访了孔德的坟，为的是感谢他对我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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