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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大留级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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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我在北大读到的。三十多年后，我到巴黎一墓地还特意去造访了孔德的坟，为的是感谢他对我的启蒙。
概念常常是智慧，不是知识。比如中国哲学的“道”。智慧高于知识。北大最可贵的是给学生以智慧。这才是一流综合性大学最重要的素质。今天我才懂得当年我的所作所为全在贯彻学术自由和通才教育。我是本能、下意识地这样做了。
爱的目标大位移（1）
世界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圆。它只对开放的头脑开放。它有３６０座门。从每扇门都可以走进圆内，直逼圆心。
冥冥之中，上帝引导、安排我从西方古典音乐这扇门走了进去。地点在北大朗润园，那里有不少荷塘，宛如江南水乡。整座园又紧靠圆明园遗址，真是得天独厚。
朗润园是北大教职员工住宅区，以教授为主。燕东园、燕南园也是教授住宅区。环境幽静，小桥流水，古香古色，明清建筑风格，是朗润园的特点。
谁要是没有走进朗润园，他就没有走进北大的第三心脏。（第一、第二心脏分别是图书馆和未名湖）
以上看法是我今天的领悟，不是我当年的见识。当时的我，不可能把整个世界理解成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圆，如同一座能容纳１０万观众的体育场。而且有３６０扇门。
１９５７年冬天是反右后北大第一个冬天。政治气候，人与人的关系，已是零下２０度，比自然界的气温要低得多，而且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可以把人心温暖起来，除非把时间拨回到１９５６年的平和气氛。
未名湖结了一层厚冰。我的内心冰层更厚。对于生命，无形的冰比有形的冰更为严酷。
一日薄暮，失魂落魄、走投无路和孤苦无告的我，在未名湖畔碰到一位骑自行车的、在我们系里专讲莎士比亚的美国老教授温德。他是我在开全系联欢晚会和在颐和园游泳认识的。他能浮在水面，自由自在，手脚完全不动，引起人们围观。
“赵，你喜欢听古典音乐吗？”温德先生这样问我，他没有下车，只是用脚踏地，停靠在我旁边。因为他的腿很长，身高约１米８５。在后来的交往中他就一直叫我“赵”。
“喜欢一点，只是听不太懂，”我回答。（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听过）
“多听，自然就会懂得的。欢迎你来朗润园２５号我家听唱片！我家有很多唱片，随你选！”
一、 贝多芬的“力”与莫扎特的“和”
第二天暮色苍茫时分，我又在未名湖一带散步。坐在晚钟亭，我手里拿着一本《唐诗》，读到李白的“独漉篇”，被其中这样几句打动：“越鸟从南来，胡雁亦北度。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无所托，悲与此同……”
隐隐约约，我觉得此处的“客”也指我。我同诗人开始共鸣了。
今天我才明白，这里的“客”应是天涯旅客，应是一个大写“人”，应是地球人，应是哲学意义上的或普遍世界的“人”。
即使是４６年后的今天重温这首诗，我觉得它仍然是千古绝唱。因为它吐露的是“世界的太息”，决非是私人性质的悲伤，而是世界或地球生命的悲壮。
北京西郊一带的天已经暗淡下来了，并怀着更大敌意向我合围，扑来。冥冥之中，有种召唤或力量牵着我向朗润园走去。
过了一座石板桥，走进一座没有大门的小花园，在紧靠北大围墙的房间有灯亮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温德先生的卧室）。我去敲玻璃窗。窗帘拉开一角：
“哦，赵！”
我分辨不清这究竟是北京话还是英文？
温德先生问我想听谁的作品，我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他用低沉、浑厚和纯正的英语对我说：“那就听听贝多芬吧！”
他说“贝多芬”时的口音不是英语，而是接近德语。后来我才知道，先生懂点德文，有时在我面前还朗诵歌德的诗。当然他精通法文。
整整一个晚上，直到深夜一点多，他给我听了贝多芬的《命运》《田园》《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五钢琴协奏曲》。
这就是我在北大朗润园打开西方古典音乐这部书，打开贝多芬音响艺术世界的劈头“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
后来我才知道，对于我，贝多芬音乐的“第一课”其实也是“世界哲学”的第一课。
“世界哲学”第一课可以是古典音乐，也可以是汉魏两晋和唐诗，当然还可以是数学、物理、天文学和地质学，以及中国哲学（比如庄子）、古希腊哲学、印度哲学和康德哲学……
在我的人生之旅中，贝多芬给我上的“第一课”是个转折点，是块路标，上面写着：“朝这个方向前进！”
没有他的及时拯救（是的，我用了“拯救”这个动词，我没有用错），没有他的“本体音响诗”的启迪、慰藉和鼓舞，我的灵魂将坠入悲观主义的泥潭和无意义的世界而不能自拔。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生命本来就无所谓有什么意义，然而人又不能睁着眼睛活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上，于是他就要挖空心思去杜撰、编织出一些自认为（至少能自圆其说）是有意义的意义。
许多年后，我才渐渐领悟到：贝多芬给我上的“第一课”还指给我看到了一个充满意义的金碧辉煌的世界。谁心中有了这个世界，现实世界的污泥就很难溅着他的身子。
那天晚上，在冥冥之中我觉得这位德国音响诗哲就坐在我身旁，既像一位严师，又像一位一见如故的患难之交，初次见面就激昂慷慨、不加掩饰地向我吐露、诉说他内心的“世界忧虑”、“世界不安”、“世界痛苦”、“世界太息”、“世界沉思”和“世界期待或憧憬”。
爱的目标大位移（2）
是的，一连串的世界，不是个人或私人的性质。——这点很重要。
音乐的内容尽管非常严肃、深邃和广大，却意外地拨响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同身受，无师自通，第一次相见，就握手拥抱，成了至爱亲朋。
究其原因，估计是因为在我内心有了苦难，有了探索的热情，有了搏斗，也有了朦胧的
追求和模模糊糊的憧憬吧。
如果把贝多芬音乐看成是第二德语，那么它的基本词汇就是内心的苦难、热情和搏斗，以及天地人神，写成英文就是Ｇｏｄ·Ｎａｔｕｒｅ·Ｍａｎ（上帝·自然·人）；语法结构就是想像力，就是通过苦难和搏斗，自己为自己也为全人类和全世界创造欢乐，走向世界。
２６年后，即１９８３年，我把这“第一课”写进了我的专著《贝多芬之魂——德国古典“文化群落”中的贝多芬音乐》。其中第二章的标题是：“我与贝多芬音乐——发生在潜意识深层的朦胧故事”。这里又证实了黑格尔那段话：“精神曾经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哲学发挥出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的：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混沌境界中挣扎了出来，而过渡到反省和理解，这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或者说，当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精神逃避到思想的空旷和荒野中去，为自己建立一个思想王国，以反抗现实的世界。
对一个民族精神是如此，对民族中的某个具体人不也是这样吗？——这就是我当年在朗润园上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的灵魂状态。
到了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这灵魂状态便演化、上升为这样一种境界：“普遍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
这一表述或说法源自德国古典哲学：Ｄａｓ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Ｗｅｌｔｄｅｎｋｅｎ Ｄｅｎｋｔ ｉｎ Ｍｉｒ．
这种特殊的表述尽管佶屈聱牙，隐晦曲折，有些不符合规范，中国人不习惯，但仔细琢磨，还是耐人咀嚼，很哲学味的。
自那以后，直到今天，将近半个世纪，“普通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这个哲学命题就一直伴随着我，引导我，并且不断地成长，成熟起来。也许把这个命题改写成这个句子会更符合我的实际情况：普通的世界感受和思维在我身上感受和思维着。
贝多芬音乐把我引上了路，而且一去就不回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对于我，朗润园还不只是“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而是“世界哲学学园”。正是从这里，我走在通向“世界哲学”的路上。
直到２３年后，即１９８０年，我读到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引论》才知道：“所谓哲学，就是在路上（ａｕｆ ｄｅｍ Ｗｅｇｅ）。”
“哲学的本质是寻找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Ｋ·Ｊａｓｐｅｒｓ 《哲学引论》，德文版，１９７８年，第１３页。
其实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本质都是这样。重点和要害不在占有，而在不断追求。不是静态占有，而是动态追求才使人有持久的幸福感。
爱情的追求又何尝不是这样？
结婚便是静态的占有。所以它失去了刺激和魅力。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８年４月这半年的朗润园对我一生的精神发展是难忘的，决定性的。几乎每隔一两天，我就要去温德先生的小客厅（估计只有３０平米）聆听伟大音乐家的启蒙和教晦，从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一直到柴可夫斯基和德彪西。其中听得最多的作品是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曲子。
后来我才懂得并体认到：可以分别用两个汉字来概括他们的音乐本质：贝多芬是“力”，莫扎特是“和”。
“力”不是牛顿力学的力，而是精神上的力。我迫切需要借助这力走向“世界哲学”。我需要贝多芬助我一臂之力。
“和”是天地人之间的和谐，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吾爱此响，松之风而竹之雨”；是山居深静，林木复苏，清风入弦，绝去尘嚣的“和”；是“宇宙定律的和谐”。正在营构世界观的我，迫切需要这“力”，这“和”。“力”是钢筋，“和”是混凝土。
在莫扎特音乐中（尤其是慢板乐章），我找到了如清泉白石或明月清风一样的悠然自得心境。它足以排除外部世界丧失了理性的乱哄哄。
我说过，开始的时候，这一切还带有政治社会性质或低层面的色彩，后来便渐渐成了高层次的哲学：普遍世界的感受和思维在我身上的感受和思维。这就好比三级火箭。第一级是属于尘世的。只有第三级才能将载有人的飞船送进太空轨道。
二、 宁静是一种力量
体认到这一点，是１９５７年岁末我的一大收获，也是我走向成熟的一步。它标志了我的内向型性格开始进入运行轨道，渐渐成了我的世界观的核心。
这时候，西方宗教音乐大量进入我的大脑，并扎下了根，尤其是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弥撒曲，从中我感到有种很深沉的宁静弥漫。这是一种崇高的宁静或静穆的神圣。
肖邦的曲子也听，尤其是他的夜曲（Ｎｏｃｔｕｒｎｅｓ），里面有一种安静的气氛。不过不是宁静，是安静。
爱的目标大位移（3）
安静属于尘世，属于不喧闹、分贝很小这种物理性质。宁静属于天国，属于宗教范围，同分贝的数值关系不大。即使外界很嘈杂，乱哄哄的噪声不绝于耳，内心仍然能保持宁静状态，这才是真功夫，真正的哲学境界。
肖邦的夜曲很诗意，很幽静，只有尘世的梦，少有神性。因为这只是安静。可见宁静的级别高于安静。——当然，这是我后来才体验出来的。不是“第一课”，而是到了“第三课
”。
肖邦夜曲的安静不能把我引导到哲学王国沉思默想的宁静境界。当时我更需要对天地人神的冥想或凝神默想。
我记得那年年底的一个夜晚，我听了一个晚上的宗教音乐：巴赫的《马太受难曲》《ｂ小调弥撒曲》；亨德尔的《弥赛亚》；贝多芬的《Ｄ大调庄严弥撒》。
我的内心感受是难以言表的。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宗教经历。它来自音乐。后来在我的人生之旅中，曾有过多次宗教性质的感悟。
那是宗教感的“第一课”。（又是“第一课”）
一点多钟，温德先生在对面的长沙发上睡了。我悄悄地开了门，不辞而别。哦，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整个朗润园静极。荷塘、石板桥和周遭的树木、竹林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有种神圣的宁静弥漫。这时，我突然记起白居易的两句诗：“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夜雪》）
经过未名湖的时候，我久久停在一处不动。肉耳和心耳好像还有巴赫和亨德尔的宗教音乐在回荡，缭绕。
我突然觉得用我的听觉、味觉、视觉和触觉已经体验、品尝到了一个“静”字。
其实今天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界，严重欠缺这个“静”字。既没有外在的“静”，也没有“内心的静”。而后者更重要。
是的，静有等级。宁静最高级。“内心的静”便是宁静。宁静是种力量。这力量要用心灵去感受。因为它不是马力。我们时代的马力还不够吗？反而是马力太多了，宁静的力量太少了，太微弱了。
毕业前夕，我才明白，科学、艺术和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敬畏和宁静。
我记起有句德文：“Ｄｉｅ Ｓｔｉｌｌｅ ｖｏｒ Ｇｏｔｔ”（在上帝尊前的静穆）。——这才是最高层次的宁静。
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哲学、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极玄之域，都是“在上帝尊前的静穆”。
“在上帝尊前的静穆”是人类智慧的开端，也是它的终结。
难怪唐代道士司马承祯说：“静则生慧，动则成昏。”
东西方哲学家都强调“把我们的快乐完全限于自己的内心”。后来我读到南宋哲学家陆象山的号召：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谁欺得你，谁瞒得你？”
“内心的宁静”，正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必然结果。而西方古典音乐的本质就是促使、引导你收拾精神，向内用力，自作主宰；就是“导向内心”的音响诗哲。
“导向内心”是个英文术语“ｉｎｎ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ｅｄ”，是１９６０年我从温德先生书架上一本心理学著作中读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术语。在那个危机重重的时候（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一切“导向内心”的事物（科学、艺术和哲学），我都去追求，为的是获得“宁静”。两次战役之间的间隙境界才是“宁静”。这是我下的定义。
西方古典音乐的价值在于它能为我营造一种心理大背景或氛围。追求“世界哲学”的人不能没有这种心理氛围。它与中国古诗、哲学、数学、物理……是互动、相互激励和互相营养的关系。比如：当我越是深入数学的本质，我对古典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就越深。——这是奇怪的，微妙的，却是事实。
久久站在大雪纷飞的未名湖边，我突然觉得还欠缺晚亭夜半残钟声。如果这时有疏缓的钟声回荡，我的收获必然会更大些。
走回宿舍楼已是深夜一点多。
在走廊里碰到同屋同床（上下铺）的王熙敬（山西运城人），只说了一句：“开夜车这么晚！”
轻手轻脚爬上我的上铺，睡不着。我需要消化刚接收到的大量信息，包括燕园的夜寒湖悄静，雪压一片竹。
我至今也忘不了那段充满大小惊叹号的峥嵘岁月。
特点是理科和文科齐头并进，构成海陆空立体的多向度，不拘一格，自由出击。
自这以后，“宁静”、“静穆”便越来越成了一个哲学上的概念。这发端于政治、社会学领域，人斗人的外界环境步步把我逼向自己的内心去觅寻精神上的宁静，渐次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当然，若是我不去阅读有关书籍，光凭自己的一点感受和经历是不足以上升到哲学的。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满足了我的需要。
佛教哲学的“四禅心不动”便是哲学层面上的“宁静”！
“息依身心，四禅心不动。”（《成实论》）意谓：修习禅定共有初禅、二禅、三禅和四禅这四种境界。四禅为最高的境界。
按我的理解，宁静的最高层次为禅定。当年北大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环境非常有利于我去理解、追求禅定。
爱的目标大位移（4）
１９５８年，当我从《五灯会元》读到这一句箴言，我是如获至宝：“青山原不动，浮云任去来。”
我把自己的内界比作青山，外界的一切非理性（包括后来的十年文革）统统看成是浮云。
自１９５７年冬日朗润园以后的三四年，渐渐形成“禅定”的观念是我的一大收获。没有它，内心的堡垒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 扒开脑壳，感受和认识世界
因受到德奥古典音乐的伟大感召，我在德国文学史讲义上写下了这段短短的日记。因为它不涉及政治，所以写成日记没有危险。反右后，我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害怕被抓辫子、打棍子，即使是日记中的一句话，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叫你成为现行反革命。
其实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扒开了自己的脑壳。
刚跨进校门，我的脑壳是封闭的，不开窍；毕业时走出南校门，我的头脑是开放的。
扒开脑壳需要借助外来的力。——这就是贝多芬音乐对我的成长的关键性意义。我特别喜欢贝多芬音乐中的如同军号一般的嘹亮声。在《第九》《第三》《第五》，以及他的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中，贝多芬的军号嘹亮用得最好。那是在急风暴雨中同命运抗争的力。
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需要贝多芬的“力”为我开山辟路，只是“力”与“和”的顺序有些变动：北大时期是：贝多芬的“力”＋莫扎特的“和”；今天的我则需要：莫扎特的“和”＋贝多芬的“力”。
这区别已是我一生的心路历程或精神轨迹。
西方古典音乐的风骨和格调，它们营造出来的氛围，特别适合我成长或觉醒。因为哲学的本质不是给予，而是唤醒，只是唤醒。西方古典音乐扒开了我的脑壳，其实是唤醒了我的心灵，不再昏睡，浑浑噩噩。
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的力向我的脑壳作猛烈的一击，宣告我开始成为另一个人，向“世界哲学”的大道上走去。我在课堂上的专业——德国文学只是一个小圆。数学、物理、地质学和社会科学……也是小圆。
“世界哲学”是个大圆，它具有天地人神四重结构，它包容了一个个小圆。音乐、建筑、绘画、诗歌都是小圆。
以上这些是我后来的认识，不是我在１９５７年冬日的觉醒。
关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我还记起一件事：１９５９年是国庆１０周年，中央决定请东德“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来京演出《贝九》。这也算是同世界文化接轨，以示隆重。
记得那天全校同学都在收听那场音乐会。当时是由中央广播电台现场广播，学校在大饭厅周围安装了好几个大喇叭。
《贝九》音乐会开过后，中苏两党分裂已公开化。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越绷越紧，于是才有马寅初校长被迫离开北大；才有１９６６年的文革；才有贝多芬音乐被列为“资”；唐诗为“封”；许多优秀的苏联电影（如《第四十一个》）被定性为“修”。
四、 爱的目标大位移
对男人，初恋的本质是男性荷尔蒙去攻击一个女子，而且是原始本能的第一次，能量极大，尽管外表腼腆，羞涩。
自１９５７年反右后第一个寒冷的冬天以来，我开始无意识地、利用一次偶然机会把攻击矛头转向西方古典音乐，同时指向文科和理科广大知识王国。——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有个专门术语：攻击目标大位移或爱的目标大位移。
记得１９５８年我在大三讲义上写下了一句饱含着愤慨的内心独白（不久便涂掉了）：“我不再稀罕她了，我找到了广大的爱！”
这个她，便是我的初恋对象。爱是指泛爱，越出了情爱和性爱的范畴，转而是去爱世界，爱世界结构，同时去爱文科和理科，爱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庄子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在心理学上，“挫折攻击”（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或假说。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概念。这个假说是美国心理学家Ｊ·Ｄｏｌｌａｒｄ和Ｎ·Ｅ·Ｍｉｌｌｅｒ于１９３９年提出来的。１９６１年暮春即毕业前夕，我从北大图书馆借到他们的书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认识自己的行为根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一个人的欲望或动机不能满足，目的不能达到时，他会本能地向挫折源发起猛烈攻击。一般有两种方式：
第一，外显的或露骨的。
比如你有急事上楼，前面有两个胖子在慢吞吞地爬上去。他们挡了你的道（因为楼梯窄，他们又是并排着），使你受到挫折，这时候，你会恨不得将他们推倒！这就是向挫折源发起正面、直接的攻击。
再比如有一天，你去搭航班，飞日本。你的朋友开“Ｈｏｎｄａ”送你。前面有辆“大众”，时速还不到５０公里。你担心不能及时赶到机场，会脱口（至少在心里）骂一句（这骂的实质是向挫折源发起攻击）：“他妈的，你没有吃饭吗？你睡着了吗？”
如果你继续因“大众”堵上一分钟（只需一分钟），你会恨不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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