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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大留级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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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的理解，玻尔的讲演是在试图寻找打开八万四千把铁锁的一根金钥匙。“人类知识的统一性”便有一把“金钥匙”的味道。玻尔强调“总的哲学态度”。（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4）
是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总的哲学态度？
今天我才明白，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为获得一种对人类文明“总的哲学态度”而搏斗。（我向数学、物理王国探头，也是为了这搏斗）关心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命运已成了我今天的中心课题。而胚胎却要追溯到北大的“名著阅读”，包括玻尔这篇讲演。（我做了详尽摘抄）
今天的世界比玻尔发表讲演的１９６０年要复杂得多。当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水火不相容已经不再。但其它危机重重却是空前的。到处是裂缝和冲突。冲突和裂缝成了描述、刻画当今世界的两个关键词。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都在剧烈冲突中。于是裂缝产生了。到处是裂缝。裂缝一大，建筑便会坍塌。
国家、社会、世界、人类文明和地球生态平衡的结构都是建筑结构。作为地球人的一分子，我最牵肠挂肚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再就是地球环境不断恶化。（前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后者涉及人与自然）对人类文明安全最大的威胁正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冲突。
过去东、西方贤哲的教导怎么一点也不管用了呢？记得我从北大的“名著阅读”中得出两点精髓：
“敬天爱人”是中国哲学精华；
要懂得时时敬畏星空的自然律和我们心中的人间道德律，是康德哲学的灵魂。
归结起来，都是一个“敬”字。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严重欠缺“敬”和“爱”的时代，所以很不太平。
一百多年前尼采宣称“上帝死了！”
今天我要说，如何唤起人类的“敬天爱人”之心才是让上帝复活的关键。意识到这一点，我才宣告我彻底挣脱了“浑浑噩噩”。个人“浑浑噩噩”无关大局。世界“浑浑噩噩”则是每个人的不幸，子孙后代的不幸。
就整体而言，当今世界不是“浑浑噩噩”是什么？！世界有病，病态的世界。对世界不关心，世界上的一切与我无关，便是病。
这就是我今天的“世界焦虑”和“世界痛苦”。也是在北大播下的种子。
手接录取通知书和母亲的泪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１９５５年８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８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１０点，下午约４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息。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突然听到邮递员呼叫：“赵鑫珊，通知书！”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
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下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多了。而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６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自１９６１年９月参加工作到１９８０年１月母亲去世，这１９年间我回去过１０多次，每次平均不到半个月，总共只有半年的时间。
母亲死后２０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致于眼睛受伤，去医院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
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６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次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６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操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
我非常穷，但老说自己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３０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
“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
读到四年级，我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６年？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仔。”
祖父一共有５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方，不在大方。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４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１７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１０岁）、弟弟光华（８岁）和小妹云秋（４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为妈诚然要争气，但也要侍奉妈，让她享到儿子的福。只怪当年中国极左、贫穷的年代太长，老百姓的生命质量较差。比如电话不普及，不能走进普通百姓家。夫妻两地分居不得团圆长达１０年、２０年的情况并不是个别例子。再就是住房紧张，三代同堂。所以坏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恶，好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善。前后比较，今天真好。
太监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1）
北大和太监能构成一个符合逻辑的句子吗？
火车晚点。晚上１１点才到达前门站。那天是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４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北京。没有料到，这一来，就要做长达２８年的北京市居民！所以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
前门站外的迎新生接待站已空荡无一人，只看见一些桌子，还有一些标记：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大学……
旁边停了几辆三轮。只好叫一部，价钱谈妥４元。（当年１个月的伙食是１２元）。经过天安门，再出西直门，车夫边走边同我聊，介绍沿途地点。海淀区的路灯很暗。终于到了古色古香的北大西校门。时间已是２５日凌晨１点多。前去敲开沉重的红门。
“什么系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呢？”一个不男不女年近６０岁的人（长相、模样像个老尼姑）用尖声尖气、顶土顶土的北京话这样盘问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门卫是太监，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三个太监之一。我想。
他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有好几座校门，西校门是正门）这件事给了我难忘印象。值得一提。
太监是北京的文物，恰如圆明园的遗存。你能想像没有太监的老北京吗？太监是道人文风景。它给人的是一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厚重感，恰如从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建筑风格修道院走出来一位年过９０的修士给人的感觉。
刚进学校，一切都是新鲜的。对于我，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首先是走进大饭厅。每个新生报到后便可领取一个捷克生产的洋磁碗，很大，饭菜都可以装进去。捷克斯洛伐克轻工业发达，二战中不像波兰遭到严重破坏。洋磁碗估计是中捷贸易的产物。记得碗底印有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的字样。
第一个学期好像是吃饭不用付钱，有点像部队的生活。一桌８个人，分菜。一个人一碗。有荤有素。常有鱼。有时旁边桌上根本就没有同学来吃饭，我就可多吃一份。因为我还在长身体，饭量大，加上伙食远比家里好，所以胃口好，食欲好。
后来便实行饭票制，我申请到了助学金，１４．５元，１２元伙食，２．５元零用（包括理发，买邮票和练习本）。所以６年来，我一直吃助学金。我是政府养大的。归根到底我是农民养大的。我不会忘记这一点。
同班同学的经济来源有很大“贫富”差别。
比如黄文华同学（女，福建人），每个月是５０元。父亲和大哥都是工程师。每人每月给她寄２５元。每个星期她都要去莫斯科餐厅。此外她还拥有一辆自行车，是跑车，夏天穿着短裤，露出又黑又瘦又长的双腿，成了全校一道风景线。
记得在大饭厅窗口排队，她总是站在甲菜窗口，而我永远站在乙菜或丙菜窗口。这种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和我之间，有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怎能忘记？
班级里的调干生有五六个。每个月是２７元，收入比我多一倍，也属于“富人阶层”。我是班级里最穷的学生之一。毕竟我挺过来了，而且是６年。我从没有问母亲要过一分钱。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伸手要，弟弟妹妹便会在饥饿线上挣扎。
记得１９５８年有人从老家去东北经北京来看我，告诉我，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西瓜，弟妹在街上捡瓜皮啃。知道这种情况，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去卖掉了一条毛料裤，寄１０元给家里，剩下的钱我买了书。
２００１年妹妹同我谈起此事，说那天母亲带她们三人不仅买了西瓜，还买了冰水。
学生时代我养成的节约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刚进北大，大批学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所以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搬家。住教室是常事。数理化系新生多半住小餐厅。这时发生了一次大事故：有位同学从双层铺上摔在地上死了。校方马上在上铺钉了长木条护栏。６年来，我睡的正是双层上铺。
开学前夕，西语系（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冯至先生来看望新生。三个专业（英、德、法），约六七十名新同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一位著名教授。当时的内心有一种崇敬心理。两年后这种心理便消失了！
这说明我开始成长，脱胎换骨。老是仰起头去看一位教授，这个学生将来能有多大出息？——在我６年的学生时代，这是个关键问题，即如何评价文化名人和伟人。不久，我手里便握有一把尺子。这尺子从一个侧面标志了我的成熟。
至少，我能分清什么是优秀、杰出；什么是伟大。这里有好几个层次。不可混为一谈。分清这些层次，是我６年的成绩。对高年级的学长，我也有一丝崇敬心理，就像新兵对老兵表示服从，毕恭毕敬。
中文系毕业班有两位学长正在等待分配工作。他们身穿长衫，给我红楼老北大的感觉，令我肃然起敬。我把他们的长衫同西直门的骆驼都看成是三十年代北平的一种遗风。４０多年过去了，今天我还记得长衫和骆驼，可见它们给我的印象之深。
入校不久，我便听说先前的老北大在城里沙滩红楼。所谓“老”，指的是１８９８－１９３２年。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和清华、南开合并成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北大重返红楼。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迁至西郊海淀燕京大学旧址，也就是我要在这里脱胎换骨、日后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太监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2）
初进燕园，我压根就不知道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还有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由此可见我当时的平庸和白纸一张。不过现任校长马寅初还是知道的，但也只限于知道这个姓名，其他的一切，则一问摇头三不知。
我要在这里学会用我的眼睛去观察一切，审视一切。一切从零开始，就像我学的专业德国语言文学从Ａ， Ｂ， Ｃ……字母开始。
后来我读到荀子的《劝学篇》，心里一亮：“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今天我才完全明白，这些至理名言是永恒的真理，如果一个人要成长的话。
北大六年，我只做了一件事：积跬步（也就是半步），积小流；登高山，临深谷，聆听伟人的遗言。
渐渐地我从平庸中挣脱了出来，发现了一个广大的世界：“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庄子》）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1）
这是德语第一课开头第一句：Ａｎｎａ ｕｎｄ Ｋｕｒｔ ｋｏｍｍｅｎ ｎａｃｈ Ｂｅｒｌｉｎ．（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我到老到死都会记得这个句子。
初中我害怕英文。高中我的英文、俄文有很大进步，外语细胞开始苏醒，不再昏睡。一进北大，我身上的遗传基因原形毕露。
我父亲的语言能力很强。他是商人，走南闯北。全国许多方言，他都能讲，一学就会。他热爱京剧和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这种音乐语言的基因也遗传给了我，并发扬光大。所以我学德语一点也不费力。
教我们的主课老师是德国专家叫赵林克娣。她用了丈夫的姓。后来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差一步成了他们家的一员，有关我和赵太太一家的关系，我在后面要专辟一章来回顾。
系里给赵太太安排了一位毕业于外语学院的中年助教邱崇仁先生。赵、邱两人合写了一本德语教材，不断再版，稿费收入很可观。
从１９５５年９月到１９５７年４月，我跟着赵太太踏踏实实学了将近两年基础德语（包括发音）。
赵太太喜欢我机灵，尽管是白纸一张，但好在上面画上美丽的图画。下课后，我总爱跑到黑板跟前去提问。她是有问必答。于是边问边答，不知不觉走出了文史楼，走出了校门，我一直送她到清华园。那是赵太太的家。
送赵太太回家的常常还有黄文华同学。由于我常同先生接近，德语会话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反右前，学校整个气氛或大的政治背景是和平的，阶级斗争火药味相对较淡。这有利于安心学习。尽管这段时期开展了肃反和批判梁漱溟，但没有波及到广大师生。当时较多的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精神，希望全国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昌盛，为祖国的富强而努力作贡献。
全国提倡“尊师重道”，“让学术界活跃起来”，以及“向科学进军”等激动人心的口号。这是大气候。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日，梅兰芳祝贺《文汇报》复刊的题词也足以说明当时详和、宽松的氛围：“陈言务去，活泼清新，说古道今，百家争鸣。”１９５７年１月，报纸公布了我国首次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一等奖的获得者是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奖金一万元。（当时一个鸡蛋是两分五。一级教授的工资是３６０元。小学老师是３６元。）
北大学生会办了许多社团，学生业余生活十分活跃：戏剧社、钢琴社、摩托车队、书法、诗社……
《校刊》一周一期，我经常阅读。中文系早熟的才女温小钰常为《校刊》写文章，令我羡慕。８０年代，她和她丈夫汪浙成合作写中篇小说，颇有名气。２００１年我在浙江遇到校友汪浙成还提起此事。不过才女温小钰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德语专业比我高两班的有位同学在《校刊》上连载了译作《莫扎特》（原著是匈牙利作家贝拉·巴拉斯），也让我羡慕不已。总之，坚硬的冰河在我的内心深处渐渐解冻，夜深人静，我仿佛听到我的平庸内心咔喳解冻的声音。
总体来说，反右前的我是一个外向的青年。我爱跳舞。舞伴多半是两位德国留学生：施麦莱（Ｓｃｈｍｅｌｅｒ），另一位叫布莉吉特（Ｂｒｉｇｉｔｔｅ）。前者略瘦些，后者较胖。两位都长得很丰满。这是跳舞时我的左手通过触觉告诉我的信息。施麦莱和布莉吉特都和我同年，１８岁。
跳舞时我的左手要按住她们的腰肌。哦，好柔软！且结实，富有弹性。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同少女跳舞，并有了这种有关异性的触觉印象。加上西方女子的体味对男性有种特殊的冲击力，我陶醉了。
尽管这样，我还不能说我在恋爱。不，还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５０年代的大学生不像今天的年青一代，讲究一夜情。认识第一天就可以拥抱、接吻，第三天即可上床做爱。５０年代大学生在男女关系上要拘谨得多，保守得多。
一年级我开始辅导德国留学生的汉语。我辅导的对象是民主德国的工农兵大学生，叫君特，２０岁。有一回，他偷偷地告诉我一个秘密：“布莉吉特常同我说起你。我看她喜欢上了你！”我心里一动，没有说什么。我的最大心理障碍是：她是外国人。同外国人谈恋爱会有许多障碍和不便。如果让人知道了，必然会闹得满城风雨，我顶不住压力。也许我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我从来就没有谈过恋爱！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单独邀请布莉吉特到颐和园去。我胆小。
在一次周末舞会上，她告诉我，她是孤儿，二战末期，德累斯顿遭美英飞机轰炸，居民死伤２５万。她的双亲也在死者名单中。她说她是乡下的外祖母带大的。
整个晚上，我只邀请她作为舞伴。有时候，她也被捷克人、波兰人邀请下舞池。其实没有什么舞池。大饭厅把饭桌一撤，拖干净洋灰地，在上面撒些滑石粉，便是个简易大舞厅，至少可以容纳二百对。
在舞会上，我的外向性格得到了充分施展。
舞会结束，我送布莉吉特回留学生宿舍。从大饭厅到她的宿舍仅１０分钟的路。但我没有勇气邀请她同我在未名湖畔再走几圈。我无法开这个口。——今天，我仍然为我当年的胆小如鼠而后悔。男方理应主动进攻。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2）
因为恋爱并不一定要有结果。过程比结果更有价值，更永恒。（当然这是我今天的认识）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随上海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的柏林，我打听到她的下落：在外贸部工作。只是我们没有见面。若是看到她徐娘半老的样子，我会伤感。我怕伤感。
其实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专业发生了两桩涉外婚姻，以致于引起使馆和外交部的过问。
第一桩是我们班上的李淑心（２１岁，１６岁入党，声音沙哑，身高１米６７）和德国研究生曼弗莱德（Ｍａｎｆｒｅｄ）相爱。李淑心的父亲是教育部一位司长，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她父亲对女儿说：“你可以跟他到德国去，我就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儿！”
不久，她和曼弗莱德还是走了。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从柏林打电话给在莱比锡的李淑心（整整３０年我们没有见，毕竟是同窗），她的声音依然是那样沙哑。据说她有两子一女。她不容易，当年顶住了多大的压力！
第二桩是比我低一级的，来自汉口的女生同匈牙利留学生相爱。她的眼睛很美，估计是全系最漂亮的少女。她性格温柔文静，内心却极有主见。她的婚事引起了中、匈外交部的交涉，结果还是走了。
以上两桩涉外婚姻可谓满城风雨，５０年代的北大学生恐怕没有不知道的。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哪里有日月，有男女，那里便有相爱的事件发生。不久，我也开始了我的初恋。命中注定，我的平庸要在一场血与火的失恋洗礼中才会被彻底地冲刷得干干净净，走向新生。
对一个人的成长，失恋不是件坏事。因为天路旅客要进入某种境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身心都要滴过血。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1）
人脑中形成的“情结”既是先天又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与人的区别往往是由不同的“情结”决定的。“情结”是人的特质的披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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