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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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中形成的“情结”既是先天又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与人的区别往往是由不同的“情结”决定的。“情结”是人的特质的披露。我这个人是由许多“情结”交汇、编织而成的一种存在。可以说，我是为我的“情结”而活在世上。“我情结，故我在。”　
我这个人，一无所有，只有“情结”。各种“情结”使我万般眷恋世界，灵有所寄，魂有所托。拿掉我身上的各种“情结”，我只是一个空壳。　
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我的内心渐渐形成了一个个沁入心脾、意深味有余的“情结”。　
１９５６年春有件事不得不提及：　
我们全班同学去圆明园种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圆明园”这个地方，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踏进这里的废墟和残破。那次植树活动为我日后的故事情节埋下伏笔。后来的一切表明，圆明园的荒野对我的成长是多么重要！　
１９５６年暑假我因为没有钱买火车票回家，只好留校。全班２０位同学，回家探亲的是绝大多数。留校的仅两三名。都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学校暑假文艺生活安排得很丰富，常有电影和舞会。德国留学生都去旅游了。布莉吉特不在北大。我也不进舞厅。当时的周末常播放一首《青年友谊圆舞曲》（天戈曲，江山词，作于１９５５年）。我蛮喜欢。听到它的旋律，我的内心会升起一种无名的惆怅。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惆怅这种复杂、高级的感情。原因估计有两个：想家，感到孤独；布莉吉特不在北大。其实，惆怅这种感情表明了一个人开始摆脱平庸、浅薄。一年级结束，我给全班同学的印象是：单纯，天真，幼稚。由此可见我当时的精神状态。这并不是件好事。　
利用暑假，我决心读书。因为穷，不敢对外部物质世界有任何奢望，包括下饭馆，吃喝玩乐。只有一门心思读书才是我的出路，因为这不花钱。我选择了德国乡土作家斯托姆（Ｔ．Ｓｔｏｒｍ，　１８１２－１８８８）和他的成名作《茵梦湖》（Ｉｍｍｅｎｓｅｅ）。为了理解得好些，我找了两个中译本来参照。最后我发现郭沫若的译文最好。我指的是有斑斓的文彩。毕竟是出自大家的手笔。　
《茵梦湖》是个中篇小说，是作者３３岁写的作品。讲的是一段不幸爱情的故事。主人公莱茵哈德晚年十分孤寂。一天，他触景生情回忆起少年时跟秀美的伊丽莎白一段纯洁、甜蜜的爱情。　
原先莱茵哈德一直生活在乡间，后来要到外地去求学深造，只好同青梅竹马的伊丽莎白暂时分离。这期间伊丽莎白的母亲出来包办女儿的婚事，要女儿嫁给富家子弟、莱茵哈德少年时代的同学艾利希。软弱、温顺的伊丽莎白只好服从母亲的意志和压力。婚后，她没有得到幸福。她经常怀念莱茵哈德。他也孤单一人，从未点燃起家室的炉火。　
这个悲剧自始至终充满了淡淡的哀愁。斯托姆善于用简洁、优美和清新的德语营造出一种惆怅、感伤的情调，深深印在我这张白纸上，霍地为我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　
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是《红楼梦》，也不是唐诗宋词，而是１９世纪德国一个浪漫主义中篇小说把我带进了文学世界，令我着迷，陶醉。当时我１８岁，读完了大一，也是踏踏实实学了一年基础德文的总结：　
精读原版的《茵梦湖》，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能读下来，并体会到了德文的美。整篇如同一首优美、伤感的散文诗。斯托姆自己也说，他的小说创作是从诗境中发展出来的。　
世界文学王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圆圈。它有许许多多的大门。你既可以通过《红楼梦》《西厢记》和唐诗宋词走进去，也可以通过中国历代散文步入它的深处。当然你还可以从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文学深入它的王国腹地。　
这叫“殊途同归”。　
精读《茵梦湖》，我第一次品尝到了读外文原文的滋味。那是从译文读不出来的。怎么也读不出它的原汁原味。　
伊丽莎白婚后，她丈夫艾利希邀请莱茵哈德来他庄园小住。伊丽莎白陪同莱茵哈德旧地重游。到处是触景生情，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下面有这么一段很诗意的文字：　
“伊丽莎白，”他说，——“青山的后面是我们的青年时代。如今它到哪里去了？”　
这些德文句子很简洁，很美。我惊讶，斯托姆何以能用如此简洁、平淡的句子表述人类丰富的感情？　
在我的内心世界，终于冒出了一个感叹号或惊叹号！对于我的成长，这不是一件小事。它发生在１９５６年暑假，地点在大图书馆（靠西门，离未名湖只有１００米）。　
小说《茵梦湖》有两句诗也给了我难忘印象。那是一首古老歌曲的歌词，十分凄清，哀婉：　
Ｓｔｅｒｂｅｎ，　ａｃｈ　ｓｔｅｒｂｅｎ　
Ｓｏｌｌ　ｉｃｈ　ａｌｌｅｉｎ！　
直译是：　死啊，啊死，　
我便是孤单一人！　
这也是我的译文，干巴巴，没有什么文彩，没有一丁点动人心魄的色彩。　
但郭沫若的译文却十分妙绝，既忠实原文，又有意境，营造了诗的氛围：　
死啊，啊死，　
我便独葬荒丘！　
德文ａｌｌｅｉｎ是“独自一人”的意思。“独葬荒丘”则是郭沫若的再创造，妙不可言，超过了德文原文！（一个正宗的惊叹号）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2）　　　
我意识到，光学好德文是不够的。那只有一条腿。还要有文学功底和驾驭汉语的能力，获得另一条腿。两条腿才能走路。　
１９５７年，郭沫若院长陪同法国著名演员钱拉·菲立普参观北大。在未名湖畔我遇到郭院长，陪同他走了一程，并有段对话：“我看过郭老您的译作《茵梦湖》，译得真好，尤其是‘独葬荒丘’这一句，超过了原文！”　
“我是在日本学医时学的德文，翻译的时候，经常要参考日文，一个人的理解力和驾驭汉语的能力同样重要。”（大意）　
我想起三位同班同学，他们都是高材生：　
潘子力（福建厦门人），文学修养很好，崇拜郁达夫和郭沫若，还有殷夫。诗人气质，伤感。常写诗。我的德文水平（指理解力、语感和发音）不在他之下，但他的译文水平远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他对我的触动很大，相比之下，我发现了自己的短处。毕业后，他分到天津大学任教。不过后来在翻译界他并没有什么大动作。按他的才华和功底，他理应有动作，比如译出《歌德全集》，超过郭沫若的译作《浮士德》。　
毕业后，我和潘子力失去了联系。人生是马拉松赛。开头一圈遥遥领先者并不是冠军。要坚持，要看最后几圈。　
丁有为（杭州人），文学修养好，擅长写古体诗，且思路开阔，涉猎面广。德文不如我，但译文和在其他领域远在我之上。他成熟，有自己的世界观。当时我没有。１９５７年正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而划名右派。他仅比我大两岁。毕业后分到贵阳医学院图书馆。意志一直消沉，人生观很灰很灰。１９８０年平反后，他来北京找过我。我送了一些布票和粮票给他。我看他的精神一直不振。恶劣的环境把他压垮了！　
他理应拼搏，杀出一片天地。出身老右的著名作家王蒙、张贤亮和从维熙不正是从厄运中冲杀出来的吗？　
一个人的坚强意志同才华横溢是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我为丁有为（我们同窗４年）自暴自弃而惋惜。他理应像他的名字——有为——那样响当当，一往直前，名符其实。康有为便是意志、志向和才华卓绝结合的产物。　
潘海峰（东北鞍山人），文学修养远在我之上，但德文不如我。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长期在驻奥地利使馆工作。７０年代初，周总理接见外宾，照片上有他（但不是主要翻译）。　
在德国文学方面，他理应有大动作。　
�潯、潯、潯、潯�
读完一年级，高教部选派留德学生。据说德国专家曾推荐过我。但那个年代政治条件第一。也许在第一轮我便被除名。我一直想去德国留学，但只是一个白日梦。　
２００３年９月，德国总统访华。他说要加强德中文化交流，使中国留德学生的总数超过中国留美学生的总数。　
我羡慕今天的青年一代，家庭出身和政治条件不再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是生不逢时。那是一个处处、年年月月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我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辛白林）　
丁有为同学的命运不是比我更惨吗？　
�潯、潯、潯、潯�
１９５６年９月，进入新学年。　
我开始构造、建立另一个轮子：提高文学修养和驾驭汉语的能力。我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尤其是背诵欧阳修、王安石和苏东坡的散文。再就是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西方文学我也大量阅读，一本接一本，劲头很大。　
一年级我的同屋是英文专业的马喻亮（内蒙人，回族）和李盈科（湖南人）。有一天我拿起他们的讲义，居然能看懂百分之七十。我对英文突然开了窍，无师自通。　
我开始自学英文。半年后，我读到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英译本。不久，我自己买到一本（１９４９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译者是艾萨克斯（Ｂ．Ｉｓａａｃｓ）。他把《贵族之家》译成《Ａ　Ｎ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ｔｒｙ》。当年苏联的出版物特别便宜。小说的结尾给我一种人生的根本惆怅感。今天我还背得出来：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ｔｏ　Ｌａｖｒｅｔｓｋｙ？　ａｎｄ　Ｌｉｚａ？”　
……　Ｗ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ｂｏｔｈ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Ｗｈｏ　ｃａｎ　ｋｎｏｗ？　Ｗｈｏ　ｃａｎ　ｓａ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ｕｃｈ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ｆｅ，　ｓｕｃｈ　ｆｅｅｌｉｎｇ……　
（“后来拉列茨基怎样了？丽莎呢？”　
……他们两个人在想什么？他们的感觉呢？谁能说得清，道得明？在人的一生中的确有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感情……）　
我发觉我悟出了英文，如鱼得水，豁然开朗。奇怪的是，初中的时代，我为什么那么怕英文？我发觉我对英文的领悟能力很强，有语感，能进入角色。　
我成了屠格涅夫小说迷。我喜欢他的优美文笔和笔下的情调。２００１年我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还专门去寻找他当年留下的足迹。在一幢老屋前和一座老桥上，我曾久久地徘徊。　
尤其是苏联出版的俄罗斯文学经典英译本，里面的插图艺术水平非常高。比如《贵族之家》的几幅插图，令我着迷，沉醉。这些插图同小说结合在一起是锦上添花。它引导我对绘画艺术世界（包括木刻和铜版画）发生了浓厚兴趣。《贵族之家》的几幅插图进一步为我开启了艺术王国的大门。作为一种副产品，它出乎我的意料。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3）　　　
直到今天，我仍然崇拜这些高水准的插图。　
不久，我开始迷上了英文诗和德文诗。尤其是雪莱的名句，千古绝唱：Ｉ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ｃｏｍｅｓ，　ｃａ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ｂｅ　ｆａｒ　ｂｅｈｉｎｄ？（如果冬天来了，那末春天还会远吗？）　
�潯、潯、潯、潯�
６年来北大周末的电影（尤其是苏联片）我从不放过。从中我得到了许多许多，弥补了我的不足，进一步驱赶掉了我的平庸、无知和浅薄。我特别感激苏联电影艺术家把古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对于我，这是绘画艺术的第一课。对于我这样一个晚熟的青年，北大给了我许多个“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包括初恋。　
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牛虻》《苦难历程》（三部曲）《漫长的道路》《复活》《贵族之家》《父与子》《带阁楼的房子》《革命的前奏》《但丁街的凶杀案》《上尉的女儿》和《第４１个》……这些影片大大提高了我。它们是我的启蒙读物。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无与伦比的。它们给了我不少的感叹号和惊叹号。　
幸好，我是在这些优秀的影片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我是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中长大的，那是什么结果呢？我还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是的，苏联电影有力地塑造了我，苏联电影教给我的东西是全面的。对我的成长，这些优秀影片就像母亲的乳汁一样营养了我，壮大了我。避开或跳过这些影片来谈我６年的北大生活是个严重残缺。　
看这些电影的地点是在北大。这个特殊的地点很重要。如果在南昌，效果会很不相同。恰如同是一块奶油蛋糕，如果你站在杂乱的菜场吃和在巴黎一家很有情调的咖啡屋去品尝，味道会截然不同。　
这些影片的“美的构成”（包括背景音乐和插曲）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有人要我列举外国电影最打动我的１０部作品，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８部苏联电影算上。《音乐之声》和《简爱》是第９、第１０部，卓别林排不上。印度电影也难排上。《流浪者》仅仅是娱乐片。　
２００１年我第二次造访俄罗斯。我曾打算去寻找一些大导演和功勋演员的墓地。后来放弃了计划。因为他们的影片就是永久性的纪念碑。它们作为我的启蒙老师和生活教科书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墓地才是最好的，风雨岁月无法剥蚀它。　
前苏联（尤其是斯大林时期）在许多地方是个很不人道的秘密警察国家，有过一堆罪恶，但在文学艺术、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建筑和科学技术领域，它创造过辉煌。这是令我百思不解的谜。　
苏联歌曲（包括电影插曲）也培养了、壮大了我的艺术细胞，有助于驱散我身上的平庸和浅薄。大一和大二，我只做了一件事：彻底驱散、冲刷掉从少年（中学时期）带来的无知和浑浑噩噩，为迎接“脱胎换骨”时期的到来作了思想、感情上的准备。罗德庚作曲的《山楂树》和阿鲁秋年的《心儿在歌曲》（电影插曲）都陶冶过我，为我走进西方古典音乐王国铺平了道路。当时我参加了北大合唱团。该团不定期地邀请中央乐团合唱队指挥来指导训练，包括波兰歌曲《左边是桥右边是桥》。　
当时北大１０多间钢琴房练琴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日夜琴声不断。宿舍，特别是浴室，歌声嘹亮，其中也有我的嗓子。傍晚，未名湖畔飘荡着优美的歌声。手风琴和吉他这两种乐器最为突出。　
不过说来也奇怪，在１９５７年冬天之前，我还没有接触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埋首灯光通明的图书馆；湖畔小路两旁的杨柳和隐隐约约、古色古香风格的街灯；恋人的窃窃私语；学生宿舍熄灯后还在不着边际的神聊和高谈阔论……　
所有这一切都在悄悄地为我的“脱胎换骨”作前期准备。（当时我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　
一所大学最最重要的是她的精神气魄。北大是个大染缸。这我有发言权。　
北大的神和气是并举的。它究竟是什么？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８０和９０年代北大校园流行“一塔、湖、图”的一句幽默语。乍一听以为是“一塌糊涂”，其实是指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和图书馆。它们是北大精神气魄的组成部分，但远不全面。比如它没有把圆明园遗址包括进去。文理科的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应是北大神和气的核心部分。　
我便是北大神和气的小小产物。所以才叫“母校”，有一层母与子的养育关系。这里既有自身的努力，也有母校冶炼依我今天的眼光看北大的精神气魄，应包括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建而成的“西南联大”兼容并包精神。——这才是北大精神气魄的核心所在。　
具体来说是北大的激情，清华的严谨，南开的质朴。三者相互渗透，在西南联大时期各得其所，五色交辉，不同声部和谐地协奏，交响。当然，在这里我要说句公道话：燕京大学和司徒雷登功不可没！因为北大燕园是原燕大的地盘。要尊重历史！　
这里的一切，让我咀嚼不尽。于是我才萌念主动留一级，为的是多在这里咀嚼一年，品味出囊括宇宙的宏伟气魄，方可毕业。这是后话。　　　
现在可以说出的绝密（1）　　　
在课堂上，讲台下的学生偷偷爱慕讲台上的老师也是人生一道绮丽的风景。没有这类风景，人生不是更枯燥、更单调吗？但只能是珍藏在心底里的爱，不能浮出水面。　
事情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高名凯先生的风采和讲课时的潇洒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是的，一切的一切，既遥远又清晰。　
毕业后，法语专业一位女同学才告诉我当年的秘密：有些女生挺喜欢高先生的。只要有他的课，便提早走进阶梯大教室，坐在前排，挑个好视角，为的是把先生的风采“一网打尽”，大饱眼福。　
高先生约莫四十七八，福建人，法国留学，一级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波兰科学院通讯院士，著有《普通语言学概论》，曾翻译法国小说多部，但先生的译文我却不敢恭维。读他的译文，好像是吃夹生饭，且有沙子。　
讲课时，他的习惯动作是用沾满了粉笔灰的右手去捏去揉那顶黑色便帽。　
先生一会儿在黑板上写英文，法文，擦掉后又举德文和意大利文的例子。正是这种左右逢源，两手开弓，吸引了不少女生。男人手中握有权力、金钱和知识都能吸引女人。只要其中一项。三项兼而有之的男人是鲜有的。　
高先生是为５５级西语系英、德、法专业和俄语系的新生上大课。学生偷偷爱慕老师，并不新鲜。中学生也会有这种事。何况大学？　
说实话，我不喜欢“普通语言学”这门课！讲了两个学期，倒了我的胃口，使我十分厌恶语言学！从课堂上，我是一无所获。不仅如此，高先生的课还误导了我。　
高先生一个劲地讲元音、辅音，比如下颚自然低垂，舌平放；或者气流由鼻腔呼出，摇动声带……等等，你说枯燥不？厌烦不？腻味不？至少我受不了！　
我需要听到类似这样一些有震撼灵魂功能的命题：　
１．　今天地球上可能有五千多种语言。　
２．　人类的理想是最好把五千多种语言都保存下来。但很多语言注定要消失。少数民族语言正在同少数民族的文化一道消失。估计一百年内，地球上的人类只会剩下大约五百种语言。　
３．　人类第一种语言大约诞生在十五万年前的东非。　
４．　人类同其他动物显著地区别了开来，那首先就是人类的语言。　
５．　语言变化的方式同生物进化的方式是很接近的。　
６．　为什么有那么多方言？发音是那么不同！浙江省的丽水、永嘉和金华的方言也很不相同。有时河的东岸和西岸的乡民就说着两种不尽相同的方言。——这是怎么演变、形成的？　
７．　语言问题是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　
８．　语言哲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　
９．　语言是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语言系统，包括语法、句法和词汇，它潜在地存在于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的意识之中，作为人们相互了解的工具。它是社会的产物，不属于语言共同体中的任何具体、个别的成员。　
１０．　语言是我们一出生就被强迫接受的东西。个人不能随意改变传统的语言，也不能随意去创造新的语言。我们所说出的词语的意义不是由我们随心所欲任意选择、自由改变的。否则，我们就不会有一种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理解的语言，而会出现无数个人的私有语言。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就不可能进行交谈和相互理解。　
１１．　人类最大、最珍贵的财富是土地和语言。　
１２．　思维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两者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否则思想、观念便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出来。脱离语言的思维是不可能存在的。　
１３．　语言的功用不仅是表达思想，它还使一些没有语言就不能存在的思想成为可能。没有语言的巩固，思维就无法定型。思想是借助语言才得以实现，成为可能的。没有不依赖于语言的思维。　
１４．　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只是因为它进入到了人类语言之中的缘故。　
１５．　语言不仅使得我们能够谈论过去和未来的世界，而且还能使我们谈论鬼神的世界。——多奇妙的语言啊！　
１６．　语言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人的存在本身。　
１７．　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　
１８．　语言造就了我们自己。人是一个说话的存在。语言是我们的元素，正如水是鱼的元素。　
１９．　我们可以从一种语言追溯出说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性格。　
世界伟大小提琴家梅纽因（英国人）说过：德语非常适合表达哲学思维和某些抽象思维。　
在德语和说德语的日耳曼民族性格之间有什么内在关系吗？　
２０．　语言的语法有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前者对应语言的表层结构，后者对应语言的深层结构。　
各种民族语言有各自不同的表层结构，但具有相同的深层结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把一种民族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民族语言。“翻译”才成为可能。　
所谓翻译，其实质是，先把一种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转换成共同的深层结构，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