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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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翻译，其实质是，先把一种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转换成共同的深层结构，然后再从共同的深层结构转换成另一种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　
各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各各殊异，但深层结构都是同一个。因为我们面对同一个“存在”，都处在同一个太阳底下；都生活在同一个客观世界。　　　
现在可以说出的绝密（2）　　　
“太阳落山了。开始刮起了北风。有群乌鸦掠过树林。”这是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也是决定各民族语言具有共同深层构造的惟一理由。但表层结构（或表层语法）则可以各各殊异。　
汉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蒙古语、波斯语、希伯莱语……描述上面景物句子的表层结构或语法是不尽相同的。　
以上２０个命题是现代西方语言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研究的对象或内容。　
高名凯教授仅仅是一位有成就的语言学家，而不是语言哲学家。在大学一年级的课堂，高先生不可能提出上述２０个语言哲学命题。但即使是提出了，当时我的平庸、蒙昧和浑浑噩噩能起反应，能与之发生共鸣吗？估计是耳边风。　
估计高先生也提不出，当时的我也听不懂，不会感兴趣。如果把这２０个命题放到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的课堂上来讲，很有可能会激起我对“语言哲学”的强烈兴趣，从此我会步入“语言哲学”的王国。　
高先生的“普通语言学”这门课没有任何哲学色彩，没有什么哲学智慧的闪光，反而使我一看到“普通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名称心就烦，生厌。它成了枯燥的代名词，以致于我后来对任何语法都讨厌。　
可见，一门学科的“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或入门对一个初学者是多么重要！让我打个比方：　
有人不吃羊肉。原因是他小时候第一次吃羊肉的时候，肉没有洗净，羊肠里还有少许羊粪，加上又没有放必要的佐料，结果他吐了，他受不了羊肉的怪味，倒了胃口。从此他远离羊肉。　
其实从名厨手中烧出来的红烧羊肉、羊肉面、葱爆羊肉和羊肉炖萝卜汤味道特别鲜美。完全是另一个天地。　
我对“语言哲学”恍然大悟，感受到它的哲学智慧之光，还是１９７８年我进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的事。离高名凯先生的课已是２２年；离我走出北大校门是１７年。　
突然发觉我错怪了“普通语言学”这门学科！其实这里面有许多金银财宝。这是一个大金矿。　
２０世纪西方许多大思想家都思索过语言的本质。维特根斯坦便提出了“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瑞士杰出语言思想家索绪尔（Ｆ．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的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１９５９年，法文版）便涉及到语言哲学的层面。　
维特根斯坦、罗素、萨特、海德格尔、卡西勒（Ｅ．Ｃａｓｓｉｒｅｒ）、杜威和乔姆斯基……都探讨过思维和语言的本质。非常精彩，深刻。　
我与语言哲学是失之交臂。幸好，我赶上了末班车。　
迟到的省悟比无知和偏见要好上十倍，一百倍。　
我这个人，什么都是晚熟，总是慢一拍。处处慢一拍，在许多领域，我都是在赶末班车。慢一拍是迟钝吗？我迟钝吗？我自认为我还敏感，但就是慢一拍。老是在赶路，补课。　
在这个世界，我们自以为最熟悉、司空见惯的事物，恰恰是我们最不了解的。比如光线。人对光是多么熟悉啊！一睁开眼便见光。死才瞑目。但光是什么？光的本质是什么？里面的学问大得不得了。晚年的爱因斯坦发出感叹：“整整５０年的自觉思考没有使我更接近于解答‘光量子是什么’这个问题。”　
语言呢？　
我们（人人）多么熟悉语言，就像我们熟悉光一样。但我们知道语言的本质吗？　
思考语言本质有一门专门的学问，叫：语言哲学。它涉及到人脑的秘密，左脑半球和右脑半球的分工及其协作。它涉及计算机科学。　
自然语言指汉语、英语、德语、日语……哦，让机器理解语言！今天，自然语言处理已属于高技术学科。程序设计语言是计算机能接受的语言。计算机语言分机器语言、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包括ＢＡＳＩＣ语言、ＰＡＳＣＡＬ语言、Ｃ语言、ＪＡＶＡ语言等）。ＰＡＳＣＡＬ语言是一种简单易学、结构非常好的语言。不能要求１９５６年高名凯先生在课堂上讲到这些。当时语言哲学和计算机语言也在起步阶段，远不成熟。　
你能想像没有计算机语言，也照样会有电脑吗？　
６年北大，我对语言哲学一无所知。高名凯先生的课彻底倒了我的胃口，使我产生了错觉或误解。如果他的课具有哲学色彩，能启蒙我，那才是真正的潇洒，内在的高级风流，我也要提早进大教室，在前排挑个好位置，必定会引起女生的百思不解：“赵鑫珊凑什么热闹？”　
各有各的秘密。同在一个太阳底下，各取所需。　
最近１０年，我开始从基因和遗传分子生物学的层面去走近语言哲学。比如有种基因一旦发生变异，人便不能按正确的语法造句，组织句子，也无法理解复杂的语言。而不懂语言的人是无法拥有世界的！人的语言范围有多大，他的世界便有多大。犯罪分子的语言是邪恶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才邪恶。　　　
“我选择，故我在”　　　
北大６年，洗衣服也成了我的一道风景线。我是被迫。　
读北大之前，我在家从来没有洗过一件衣服。一年级，新生的住所不定，打了一两个月的游击，后来才搬进新盖好的２８号楼，６个人一间。每层有两间大的洗脸、洗衣间。　
我开始自己动手洗衣服。我最怕洗外套。衬衣也怕。凡是费时费力的大件，我就怕，主　
要是不耐烦，不愿花时间在这上面。——这是我的准则。　
我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若用我母亲的标准或尺度去衡量，只洗净了百分之五十。内衣则达到７０％。若是我母亲知道洗衣服的真相，她准会心疼儿子。　
五六件衣服堆在一块洗，更不耐烦。干脆，浸泡在脸盆里，赶快从洗衣间逃出来，不是进图书馆，就是去朗润园听音乐，或到钢琴房去弹琴，或进体育馆。　
有时周末要洗澡，发现没有内衣替换，只好走进洗衣房。我发现因衣服浸泡过久（约一星期），脸盆里的水有臭味，表面上有层发绿的颜色。至今我还能记起这种特殊的臭味。我也知道这不好。我只是把内衣内裤马马虎虎洗出来，其它的大件换上两次新鲜水，照样放在那里继续浸泡。真是委曲了它们！但我从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我要赶路，把因平庸和晚熟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在６年的大学生活中，这是我的最高准则。我不是用语言，而是用一个个坚决的行动贯彻我的准则。　
我从来没有惋惜我的衣服。我是没有法子才去损伤衣服。我知道，它们因长时间浸泡（有时长达一个月），寿命估计会缩短三分之二，我也在所不惜。我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一回冬天，我发现我床上的床单已有多日不见。我想起是上个礼拜天洗了，晒在底下燕南园围墙后面和２８号楼之间的空地上。我下去找。正下着雪。空荡荡的。压根就没有见到一件衣服。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星期前，我把床单就晒在铁丝上。会有人偷？一件破床单，值得人去偷？　
突然，我看见紧靠燕南园围墙外的墙根露出一角像衣服的东西。走近一看，正是我的床单，被雪和沙土盖住了百分之九十的面积。　
估计是前几天刮风沙，然后又是下大雪共同造成的结果。　
４０年后，即１９９９年，我一个人偷偷地返回了北大，还特意在我当年晒衣服、风雪把我的床单深深掩埋的地方足足站了５分钟。我好像来到了一座坟场。这里有我的青年时代。我在凭吊。我想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一场。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逝去了的，就再也回不来了？时间老人有双神秘的手：左手创造一切，右手又毁灭一切。他不慌不忙，同时进行。上帝就是时间加上空间。这是我给上帝下的定义。我既喜欢又憎恨上帝。因为它不让逝去的东西重现。但毕竟他又向人类妥协了一步：把记忆赠给了人，只允许人在自己的记忆中同往事相聚，相逢。长期记忆是人的专利吗？　
老虎、狮子、大象、蛇、龟、牛、马……也有能力回忆它们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吗？　
站在２８号楼前当年的晒衣场地，我自然想起我的衣服和床单。当年我没有善待它们，没有做到“物尽其用”，糟蹋了它们，我内疚吗？要忏悔吗？　
不必小题大作。但也正是我母亲说我读书读傻了的有力证据。幸好她不知道。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选择。永远选择最重要、最珍贵的，只好放弃不很重要、日后可以补回的东西。　
我不是布里丹的驴。　
布里丹（Ｊ．Ｂｕｒｉｄａｎ，　１３５０年在世）是位哲学家。他假定有一头驴站在两堆同样大、同样鲜美、同样距离的干草之间，它不能决定该先吃哪堆干草，结果活活饿死在两堆干草之间。　
半个世纪来，我一直在用我的价值观、判断和意志作出一长串大小选择。我便是这样跌跌撞撞走过来的。　
没有选择，便没有人生。　
我在北大６年，只懂得两个汉字：“选择”，包括选择留级。我的选择营造了我。“我选择，故我在。”直到今天，我还在选择。比如一个月同时有三个地方邀请我参加学术讨论会。我只能选择一个。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我是没有选择权利的，这就是死亡。将来我必有一死。我不能叫别人替我去死。我一定要亲自去死。　　　
寻找“记恒女性”（1）　　　
一座大学，不管是北大、清华、复旦，还是哈佛、剑桥或牛津，如果没有几朵美丽的校花，没有几个亮丽的女生，那么，校园生活便会出现无形的、叫男生说不出口的沉闷，并伴有干巴、枯燥、没有生气。——这是人性决定了的。这是造物主制定的一条性（Ｓｅｘ）心理法则。　
大学之所以是个充满灵性的和朝气的场所，名教授、一流学术讲演和交流、图书馆、校　
园建筑、丰富的文体活动和校风固然重要，但欠缺校花，缺少几个楚楚动人的女生，男生的眼神在某种程度上便会暗淡无光，失望；人也会乏力，无精打彩，提不起精神。　
这样的校园毕竟有点残缺。因为男生缺少心理上的鼓舞。　
世界足球赛场上如果球员们知道观众席上坐着一群性感女人，他们的勇猛和雄风便会倍增。——这是男脑和体内男性荷尔蒙决定了的。　
归根到底这是上帝的设计和安排。有什么法子呢？　
人能同上帝对着干？　
人能违背自然法则？　
一般来说，漂亮少女多半在文科，不在理科。在我那个时代，据说北京亮丽的、叫男同学看了动心的女生都跑到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音乐学院和医学院去了。这我相信。国庆节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狂欢之夜的亮相便证实了这点。　
你能期望一群群绝代佳人集中在钢铁学院、地质学院和石油学院？当然个别例外总是有的。　
造物主对热爱数理化的少女十分苛刻。　
数理化的严谨逻辑美同女子外表美好像是不相容的。前者是后者的克星。“有你就没有我，或者有我就没有你！”拥有精密科学的审美，就没有少女外表美的席位。　
上帝对女人说：“选择吧，是要居里夫人和吴剑雄博士的头脑，还是要索菲娅·罗兰或费斐丽的外表？两者必居其一。选择吧！”　
不过据说居里夫人的外貌是秀美的。可见上帝也允许有例外。　
女子的美一般有两种：漂亮，高贵。　
高贵是大圆圈，漂亮是个小圆圈。大包容小。高贵一定漂亮，但漂亮不一定高贵。高贵的层次高于漂亮。高贵的极致即永恒女性。许多年，苏联电影一些女演员（如《攻克柏林》的女主角柯瓦廖娃）也教会了我如何去区别、判断漂亮女人和高贵女人。　
男人对女人的审美标准既来自他的先天或本能，也来自他所接受的陶冶、熏陶和教育。据我的观察，５０年代北大文科女同学漂亮的多些。每年国庆游行队伍要挑出１２０名由女生组成的仪仗队方阵。要求穿花裙子，手拿鲜花通过天安门。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来自文科，中文系和西语系的比例尤其大。我看也是。我也这样挑选。　
我对异性的审美同我挣脱平庸是紧密联系的。我离平庸越远，对女人的审美就越符合美学：黄金分割、尺度、比例、均衡、韵味、风韵、和谐。我越是懂得去审美女性，我就越脱离平庸，走向成熟。我欣赏、评价女人的过程同我走近“世界哲学”是平行的。审美女子成了我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年级，我开始读歌德的《浮士德》。作者用这样两句作为全书的结语：　
Ｄａｓ　Ｅｗｉｇ－Ｗｅｉｂｌｉｃｈｅ　
Ｚｉｅｈｔ　ｕｎｓ　ｈｉｎａｎ．　
我的译文是：　
永恒女性　
引导我们上进。　
那么，什么是“永恒女性”？就这个问题，我曾求教过几位德国专家：伊夫兰特先生、马纳特夫人、赵太太、洛赫夫人和蔡司贝格先生（奥地利人）。我总结他们一致的地方：美丽和善良是“永恒女性”的核心。　
我赞同。　
大诗人歌德对女人是有发言权的。爱情滋养过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他在这方面的经历或阅历很丰富。对于我，“永恒女性”并不仅仅是个书本和理论问题，也是个观察和实践问题。　
随着我的不断成熟，我对“永恒女性”也有了较全面、准确的把握。１９８９年，我专门写过文章“漂亮女人和高贵女人”，算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总结。从１９５９年我在北大上学思考这个问题到１９８９年发表文章，中间断断续续经过了３０个春秋寒暑，这已是我大半辈子。可见我对女人的看法也起源于我在北大求学时期。　
有两种女人对男人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性感女人和高贵女人。（高贵女人的最高表现便是歌德心目中的“永恒女性”）　
性感女人（比如梦露）纯粹是肉弹，她以撩拨男性荷尔蒙或野性十足的汉子为对象。她身上有一种邪恶的艳丽，叫好人变成坏人，去贪污，去叛变，去出卖，去堕落或贩毒。　
许多（当然不是全部）男人抵挡不住这种女人的诱惑，就像树上的苹果抵抗不住地心吸引力，总有一天会落向地面。　
高贵女人既美丽，同时又温柔，善良，有德行。　
仅有德行、善良和温柔，仅有女人的优秀品质，但外表很丑，也不能算高贵。　
简单地说，高贵女人是外在美加上内心美。气质、风度和教养是构成高贵女人的决定性因素。高贵女人的存在是男人的福。她身上有种光，可以照射男人，使他改邪归正：吸毒者去戒毒；赌徒决心金盆洗手不干；弱小者变得强大；胆小者变得勇敢；双膝跪地的人会霍地一下子站起来，堂堂正正地活在世上。——这就是“引导我们上进”的功能。　　　
寻找“记恒女性”（2）　　　
现实生活中有这种高贵女人，但很少见，多半是诗人的理想。这就好比你有一天在某个山区漫游，突然用脚踢到一颗重３００克拉的金刚钻或一块重５００克的纯金块。　
在有些漂亮女人身上也有那么百分之十高贵元素或永恒女性的成分，这就很难得了。现实生活中的漂亮女人绝大多数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性感和永恒。　
有的靠近这头，另一些又接近那一头。　
５０年代北大校园的女生至少有一千，包括留学生。能使男生眼睛一亮的漂亮女生估计在几十名左右。——这个比例同数理统计的正态分布律（又叫高斯分布律）有关。　
在德国留学生布莉吉特身上便有不少“永恒女性”的元素。——这是我今天回顾往事的审美判断。当年我并不懂得其中审美原理。温柔是她最突出的素质。她说起话来总是那么轻声柔气。她的眼睛像波斯猫的一对眼睛。有亮光，但光线是柔和的，使男人心平气和，能冲刷掉内心的骚乱和浮躁，使男人的灵魂趋于安宁。我毕业那年，布莉吉特早已离开了北大。她在北大学了两年基础汉语，便到北京外贸学院去学专业了。１９５７年反右后，中国学生同留学生的交往受到限制。我一次也没有找过她。　
我毕业前，常经过布莉吉特当年住过的宿舍。她住在二楼，窗子和墙壁依旧爬满了植物的藤蔓和绿叶，那是燕园常见的落叶藤植物，叫爬山虎。夕阳照着，只是人去楼空。我想起两句宋词：“梅花落尽桃花小，春事余多少。”　
在我的想像中，布莉吉特是现实世界的“永恒女性”，她能拔高我，鼓舞我，由小男人变成大男人。——这是我的感觉，尽管我同她相处的日子不多，加起来不会超过十次。　
中文系新闻专业的顾德华同学也是一位优秀女子。我一年级，她要毕业。在校园内，我只见过她不多的几次。有几回是在网球场上。她身着白色运动服，短裤。腿这个部件很有曲线美。她的身高约１米６８或１米７０，什么都合比例，处处是黄金分割，脸型和五官布局同样和谐。在她身上有一种风韵，一种气质。也就是我所崇拜的有几分高贵或永恒的东西。　
我只敢远远地站在树底下偷偷地加以欣赏，赞美，感叹。　
１９５６年国庆游行，北大队伍通过天安门，突然我在前方记者席看到顾德华（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站在摄影梯子上，胸前挂了三台相机，身着运动衫，透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潇洒和风度。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师姐、校友了。估计她比我大四五岁。我从没有同她说过一句话，是我胆小的缘故。我只有暗中羡慕的勇气。也是一种享受或鼓舞。　
１９７９年，是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二年。有一回在王府井我看见她。我有上去认这位校友的冲动，但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一年后，即１９８０年，我在３路无轨电车上又碰上了她，这回终于鼓足勇气，上去当面对她说（我知道，如果这次不说，我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你是北大的吧？我也是。我是５５级西语系。在学校，你长得很优秀，给了我难忘印象。所以我今天才鼓起勇气，把藏在心里２０多年的话当着你的面大胆说出来，你不在意吧？你喜欢打网球吧？我看过你打球。”　
她友好地笑了笑，说她叫顾德华，工作单位是新华社北京分社。她把它写在我的本子上。　
这就是故事的结束，幕落，之后的一切，只珍藏、贮存在我的长期记忆中。　
优秀的女人也像天才，是造物主一次性给定的。非常难得。一代人才出两三个。造物主造一般女子只用了３分钟，造优秀女子则花了３０分钟，打造“永恒女性”恐怕要花去６０分钟。有区别才成其为世界。　
数学力学系５５级的丁爱莉同学（福建人）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女子，称得上是出类拔萃。　
原先我并不知道丁爱莉，是姚伟玉提醒我的。姚是我中学同学。他考取北大数学力学系，我考取西语系。每个学期我至少要同他在一起相聚三四回。有时会谈起丁爱莉。姚说，他同丁谈过几句话，兴奋得不得了。姚说他不敢正面接近丁。她身上有种神性。　
是的，神性。——这正是“永恒女性”身上的最高品质或素质。如果同这种女子握手，男人会出现颤栗现象。后来我才慢慢理解这种心理反应。当今的年青一代还会有这种颤栗反应吗？这才是恋爱的极致。　
姚伟玉是数力系的排球队员，丁爱莉是校摩托队的成员，都是体育运动健将，有结识的机会，何况又是同一个系。但姚始终没有胆量去追求丁。听说当年数力系试图向丁求爱的人不在少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窈窕淑女”，指美貌又有德行的女子。——这是上帝的杰作，恰如李白、莫扎特和歌德这些天才是上帝的杰作。“窈窕淑女”大概就是歌德所界定的“永恒女性”吧。上帝派这种女子来到人间是为了拔高男人，使小男人变成大男人。　
我就被丁同学拔高过，尽管我只是从远处见到过她。身高约１米６８，人高马大，属于运动体型，很健美，这在福建人当中是罕见的。听姚说，她父亲是军医，可见她的气质、教养和风度同她的出身有关。　　　
寻找“记恒女性”（3）　　　
大一、大二我经常在东操场（隔壁就是圆明园的地盘）跑８００米，那里也是北大摩托车队训练场地。所以我有机会见到丁同学。　
她的脸型长得很甜美，如同天使。看样子性格温静，但她的业余爱好——摩托越野运动又很野性。这一反差和对比集于一身，更使她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在５０年代的北大校园无疑是一道很独特、很亮丽的风景线。当时我就有这种看法。　
关于优秀女子对男人的鼓舞，我想举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比如你从哈尔滨坐火车（硬席）去北京。如果你所在的车厢里中途上来一位优秀女子，你会突然觉得整个车厢都是光亮的，生机勃勃，不再沉闷、无聊、枯燥。尽管你不可能同她说上一句话，但你在整个旅途上也会受到鼓舞和光照。有时，你会故意去洗手间，从她的位置身边走过，为的是偷偷看她几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