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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道而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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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是片刻的串联。生命有一贯性。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我发现自己的爱好和出国前没什么改变。喜欢读书、摄影、到处旅游,去了很多国家,走遍了美国。同时,生命常常不可测。生命本身和生存的周遭,有很大的偶然和神秘性。出国几年后,我开始写诗、随笔、散文和小说。一发不可收拾,竟然发表了300来篇作品。这是我出国前做梦也没想到过的。
华人移民到美国,生命的风景自然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恐怕就是美国文化对其的影响,或多或少地美国化了,同时骨子里的中国文化的血液仍旧滚动着。很多人在出国前要比一般的中国老百姓对美国了解得多。可是到了美国后,他们发现在风景之外与进入其内是很不一样的。同时,尽管他们的生活会改变,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和过去的刺激痕迹留在其意识里或潜意识里了,哪怕他们自己并不察觉。
在纽约这个国际大都市里,各种诱惑和一流的文化设施交织在一起,形形色色的灯红酒绿和歌舞升平,令人眼花缭乱。对那些喜欢人文艺术、敢于冒险去尝试新东西的移民来说,在纽约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不但是完全崭新的生命体验,更是一个心理和意志的考验。
时间的游丝,有时很混乱,甚至是断裂的。而空间的桥梁越来越短,人的流动越来越频繁。围绕着时空次序的人和事,常常是并列的。人在其中,经常会身不由己。面对同样的人和事,人们做出不同的选择和反馈。就算是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每个人的神经系统和个性不一样,与环境的互动有差异,甚至背道而驰,同样的经历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反馈。最后,在人头攒动的世界里,命运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个体心理特征的不同。
纽约的故事总是五花八门。纽约聚集着全世界各地的人,说着一百多种语言,几乎人类所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在此找到。因此,从文化背景和个体心理的感受的双重角度来说,纽约是人类心理学研究文化冲突最好的地方,不管是研究群体的社会心理学,还是研究个体心理学。这部小说的叙述,就是从这样的双重角度进行的,涉及文化杂交、爱欲、宗教信仰和家庭关系。
在《背道而驰》的准备和动笔过程中,我发现:尝试去改变自己或别人成熟的思想和性格,是很难的一件事。对于一个已经长大的生命,度量、测定、劝说以及对爱情的挽救,都可能会有一种附和的效果,都会削弱生命力。爱和欲本身是荷有负担的。生命为这些负担而活。 生命是要对爱和欲负责的。 爱和欲,让人付出代价,甚至要用一生作为抵押。不是吗?不少的人,为了一次爱、一个欲念,献上生命作祭。
这部小说来自纽约华人的真人真事。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个幻觉世界。生命需要幻觉。幻觉可以是喜剧,让疲于奔命的人生绚烂多彩,不亦乐乎;幻觉也可以是悲剧,毁灭整个人生。
这部心理小说写作的本身,亦改变了我对写作的看法。我对自己说,让我的文字朴素简单,我写的这部小说应尽量通俗易懂,普通老百姓都能读。我写的东西,应该围绕爱和欲,
因为它们是生命的骨髓。
鲁 鸣
2003年4月8日于纽约
总序引子
我在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从事心理医生这个职业,已经好些年了。
我的顾客和病人大多是华人。他们留在我脑海里的故事就像一群依然可辨的蜻蜓,在我的记忆中飞来飞去,掠过我的想像。时光,没有损坏它们。那些往事犹如被镶着镜框的陈年油画,尽管急速的岁月已在上面凝结了厚厚的尘埃,可是打扫清洁一下,我仍然可以尽情地浏览它们。
在多年的心理咨询中,我发现:企图把人从他的身体里剥离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身体是最基本的客体,这个客体不可能在和任何其他客体的关系中消失。人的身体,是人的心理能单独改变的唯一承担者。心理是人身上最不稳定的东西,羞涩和大胆、现实和想像、活泼和安静随时会互相转化,常常发生偏离。甚至,对同一件事或人,一个人的心理反应前后会完全不同。
我越来越认识到,世界上很多东西是荒谬的,沧海桑田,扑朔迷离。当这些东西与人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人自己也变得荒谬起来,迷乱不安,分崩离析。
人最基本的需求和向往,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无论人在哪里定居,无非是对生命本身生死爱欲的承受,无非在寻觅喜乐平安。这在很大程度上受个性心理和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常常是潜意识的,来自个体和其环境的互动。这种互动在个人私生活上尤其在性行为上,很可能与社会规范或伦理背道而驰。
这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物质时代,一个多重面具的网络时代,一个鼓吹民主我行我素的自由时代,一个附庸风雅的情色时代。这个时代,物欲横流,随波逐流。这个时代,常被媒介和时尚所误导,常被人自身的爱恋和情欲所歪曲,变得像一个梦幻,难以辨认。这个时代,个人主义文化席卷全球,自我认同和心理调整变得极为重要。这个时代,女子大大进步,向男子提出了史无前例的挑战,性感被更新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部小说,叙述在纽约定居的中国男画家米山和生物学教授李之白的经历。他们两人截然不同的爱恋,骇世惊俗,为常人不可思议。而爱欲无穷无尽的纽约,红男绿女,觥筹交错,为米山和李之白提供了改变生命走向的场所。夸张地说,这两个男人背道而驰的故事是这个时代的缩影之一。
第一部分 天堂与地狱之间纽约:天堂与地狱之间(1)
我来纽约留学时,正三十而不立。出国前,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公共基础课教师。
那一年,我成家立业的宏伟计划完全泡汤。我在大洋彼岸加州的女朋友,元旦前夕打来电话,说她进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没法和我继续相爱下去。她实在不愿和我结婚让我以丈夫的陪读身份去美国煎熬,这我理解。然而,这位教会我如何爱、和我曾销魂失魄共享美梦的女人如此义无反顾,让我心里受挫。我为爱情不堪一击而伤心不己。接着,刚过元旦,系里通知我,我破格一级的副教授职称评定没批准,因为我只有本科学历,需要等下一次机会。
爱情和事业的双重受阻,使我痛苦万分。我是孤身寡人,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离世,一个被迫害致死,另一个自杀。我惟一的亲人,同父异母的哥哥在文革一开始便和我家划清了界线,一刀两断,从此再也没了音讯。
我不愿意把心里的痛楚老是向朋友们叙说。在长达近一个月经常骑自行车到长安街独自在冰天雪地的寒冬里经受冷酷北风吹打以消减心头之烦恼后,我别无选择,发誓东山再起。我明白,如果我消沉下去,毁掉的必定只是我自己。
起初我没想到留学,因为我的英文底子差,都不如我的一些学生。可是,如果我要在大学里干一辈子,我必须至少拿到硕士学位,哪怕所学的东西我早已心中有数,或毫无用处。我对自己所教的教育学科目并没有什么可怵的,但是英文是必考科目。
我到理发店请理发师给我剃了个光头,这样我不会抛头露面去参加社交娱乐活动,一门心思拼命学英文,准备考本校教育学理论研究生。
没想到,住在我宿舍对门的专家楼里从美国到我们学校教西方哲学课的卫尔教授看到我这样刻苦学英文,知道我为考研究生竟剃了个光头,真有古人发悬梁、针刺股而发奋读书的劲头,大为感动。他鼓励我来美留学,主动提出帮忙。他认为中国教育学实在没新东西,主张我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这所学院在全美师范院校中排名第一,即使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他建议我攻读心理学。他说,你如果学了美国的教育学理论回到中国可能不管用,而有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将来既可以当教授,也可以做一名心理医生。
在他的极力推荐下,我被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录取并拿到了全额奖学金。说心里话,如果像今天这么多中国人来美留学,我肯定不会被录取至少拿不到奖学金。我没考GRE,托福考了557分。不过,我在出国前已发表了好几篇学术文章,并参与编写了3本教材。因而,卫尔教授的推荐使得哥伦比亚大学很信服。
我永远不会忘记1988年8月16日。这是一个阳光明媚万里晴空的日子。这一天,我离开了北京,这个生我养我、给了我欢乐童年、悲苦少年和历经种种奋斗的青年时代的东方古都。
卫尔教授和我几位要好的朋友同事到机场来送我。卫尔教授把他女儿安玛的电话和地址给我。“安玛昨晚已跟我通过电话。她会到机场来接你。万一你们没碰上,就给她打电话留言。”卫尔教授边说边把100美元塞给我,我不肯要。虽然我口袋里只有45美元,这是当时国内银行允许自费出国者可兑换的外币金额。他慈祥地说:“别客气,留着路上用。到了学校租房子还得交押金。如果你奖学金还没领到的话,先让安玛给你写支票。我已经跟她说过了。这100美元,若你不肯收下,算是我借给你的,将来我们见面时你再还给我吧。”
我很感激卫尔教授。收下他的钱,我千言万语不知说什么为好。旁边的朋友和同事以为我跟卫尔教授关系非同寻常。其实,他只是我请教英文难题时认识的,我并没有上过他的西方哲学课。卫尔教授跟我本素不相识,这样满腔热忱帮助我,让我相信美国的雷锋一定不少。我纳闷,美国人的这种雷锋精神是不是和其国民素质以及文化有关?在认识卫尔教授后,我的确因为他的为人而很想了解美国,向往那里了,留学本身倒成了其次。
飞来美国,是我生平头一次坐飞机。本应很激动。可是,办护照被单位和公安局折腾来折腾去,提心吊胆等待结果,弄得我心力交瘁。上了飞机,只想好好休息。一找到位置,我就闭目养神。可是大脑皮层中枢神经处于过度疲劳和兴奋状态,怎么也睡不着。
我睁开眼。挨着我坐的是一位满脸络腮胡的男子,和我年龄差不多,浓眉大眼。当时中国人留腮胡的极少,我不敢肯定他是中国人。只朝他点点头,说了一声“HI”。没想到他用川腔很浓的中文跟我聊起来了。
“你去纽约吧?”
“是的。”
我们互相作了自我介绍。他叫米山,是位画家,画油画的,在西藏当过几年牧民。他听说我也在农村插过队,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他的名字之所以叫山,是因为他母亲在四川青城山生下他。他父亲也是一位画家,但四十岁那年进山出家,只为庙宇画画和设计图案,与世隔绝。出国前,米山进山里去看望他。父亲在庙堂门前与他送别,语重心长地说:“你会回来的。生命是一个轮回。你在山里出生,也必将在山里消失。外出流浪只是一种追求。你能在外面的世界里得到你在中国得不到的东西。但最后你会发现,你所追求的一切,是为了让你更好地在山里逍遥自在。”
米山说,他不完全明白父亲的意思。父亲说得那么肯定,仿佛出生和名字早已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在我踏上飞机的那一瞬间,我就对自己说,我将浪迹天涯海角,走遍外面的世界!”米山的眼睛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我说,你们艺术家总有几分浪漫的天性,总想把生活弄成像冬天里的童话,哪怕是痛苦冷酷,都希望像冰天雪地那么美丽。
“也许是吧,我不想重复过一种生活。人生太短,我不会画画到老的。等我老了跑不动了,我就坐下来写我浪迹天涯的生活体验。”说着,他把手上一本画册递给我看,是他画展的作品。他告诉我,纽约很有名的雷默画廊请他去办画展。我很好奇,问他是怎么联系上的。
他激动地说:“我纯粹是运气。我的邻居有个哥哥在美国,他带着全家到老家成都探亲,看到我的画挺喜欢。他儿子正好是位画商,在雷默画廊工作。这次画展是他一手联系安排的。”
我俩把东南西北、艺术文学、哲学政治几乎都聊到了。能在飞机上碰到一位很谈得来的人,我俩都很兴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得知我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很开心,“这下好了。我英文不好,担心来美国会寂寞,没有中国朋友,没人聊天。认识你,我太高兴了!”
从飞机上往外看,白云翻腾,充满了神秘的气氛。转眼,天就暗了。此后一路上,飞机一直身处黑夜,仿佛我们尽往无边无际的黑幕里面走去。旅客大多睡得昏昏沉沉。米山也睡得呼呼地响。我却瞪着眼看窗外景色,不能入睡。
第一部分 天堂与地狱之间纽约:天堂与地狱之间(2)
窗外夜景很美。风景像一幅巨大的画卷被慢慢地展开,恢宏壮观。近处天边,笼罩着大团的乳白色云雾。穿过云雾之后,便是发着蓝光的天穹。月亮离我不远,但又总是和飞机保持着距离,我永远也没法靠近它。它在云中穿梭着,一会儿暗,一会儿明,就像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女羞羞答答,偶尔一露她的笑容。万籁俱寂,唯恐扰乱了这美丽的景色。想必是月光作用,飞机外面并不是非常黑。客舱里的灯都关掉了,倒是很暗。
这神秘的景观,使我想到了天堂。假如天堂是这样一番风景,那么地狱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无法想像。只见大地已在脚下,一片辉煌。我知道,纽约到了!我赶紧把米山推醒,唯恐他错过了欣赏纽约夜景的美丽。他大叫,跟电影里看到的纽约很像!
飞机离地面越来越近。世界贸易中心双塔以及一排排大厦灯光闪烁。车流穿梭不息,像河里无数的支流。霓虹灯火组成的巨大网络星罗棋布,阡陌纵横,错落有致。可惜飞机很快降落了。一切都那么真实而又犹如瞬间的梦幻。我知道,等待我的学习将是一场艰辛的拼搏。也许,这个花花世界本身就是梦幻,一头扎进去便成了地狱。
多年以后,我妻子北瑞问我:“你来美国那天,在飞机上看到是什么景色?”她说,我进入美国的那一瞬间所看到的景色,会成为我今生在美国的写照。我想起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那句名言:“送你的朋友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送你的仇敌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我对她说,那天我同时看到了天堂和地狱。
进入纽约海关,接待我的签证官员看到我的留学生表格上表明我攻读心理学博士,幽默地说:“看来研究人的心理是你的兴趣。噢,你看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脑子想拒绝你入境还是让你入境?”
他的话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总不至于是一个提线木偶,被任意摆弄,倏而一下被提到美国,又倏而一下被提走回国吧。我有些紧张,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如果我说他会给我入境,他为了逆反而偏偏拒绝我入境怎么办;如果我说他会拒绝我入境,他问我为什么,我不是自己找麻烦嘛。我干脆无言相对为妙,向他无可奈何地笑笑。
他看我笑得不自然,自己反而大笑起来,“对不起,我只是开玩笑。我给你出难题,逗你一下,别紧张。”他把入境签证章往我的护照上一盖,把那红绿的章印给我看,“这下你彻底放心了吧。”他把我的所有证件退回给我,向我点点头,“欢迎你来美国。你可以进去了。”
我坦率地告诉他:“你真的吓坏了我。”我对他说了声谢谢,便立刻走出海关,进入候客大厅,似乎深怕他又改变了主意而把我叫回去。我额头上因刚才的紧张竟冒出了许多汗。人在紧要关头,心理变化是由不得人的。
走出大厅过道,看到人群中一位个子蛮高的美国姑娘举着一块用中文写有我名字“柳牧一”的纸牌在接人。她肯定是安玛,两眼在扫描着我们这些从飞机上下来的旅客。她长得有些像卫尔教授,那双眼睛和她父亲一模一样。
我向她迎上去,“我是柳牧一。你是安玛吧?”
安玛微笑地用标准的中文对我说话,“是的。你好!欢迎你到美国,欢迎你到纽约!”她温文尔雅,两眼窝很凹,蔚蓝色眼睛里透露出善良的亲和力,褐色头发卷曲地飘在额头上,一根长长的大辨子垂在丰满的胸脯前,说话时露出一口非常漂亮的牙齿,雪白整齐,给我留下印象颇深。出国前,我很少看到这么吸引人的牙齿。我后来才知道,像安玛这样美的牙齿在美国很普遍,因为美国人在青少年时期一旦新牙全部长出来后就会请牙医对牙整容,把所有的牙用特制的金属线箍起来进行矫正,晚上刷牙时要用牙绳清理牙缝,每半年要请牙医清洁一次牙。
安玛中文说得很好,让我相当惊喜。她学过几年中文,并在北京语言学院读过书。那纸牌上我的中文名字是她自己写的。
她和我握手,拥抱了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一个不是恋人的异性拥抱,我有点不自然,不过感觉很好很亲切舒畅,我和她的心理距离因为拥抱而一下子缩短了。中国人缺少拥抱,缺少肤肌之亲。我们不善于用肢体动作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亲近,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若干年后,当我认识到肤肌之亲对人心理的影响时,我曾和安玛开玩笑,是她的那个拥抱打开了我认识西方文化的大门。
我把米山介绍给安玛。米山英文不行,比我糟糕。安玛立刻跟他说起中文来,米山乐了:“你的普通话比我说得还标准!”
来接米山的那人中文名字叫京典。起先我听成是“经典”,他向我解释他的“京”是北京的京,他爸爸是四川人,但从小在北京长大,妈妈是瑞典人。这时我才看出来京典是个中西混血儿。他的西方人长相特征不明显,除了他有点鹰钩的高鼻子。我相信他如果走在北京
大街上,没人会注意他是个外国人。他个子比我矮,长得挺英俊,开阔的眉宇间充满了一股才学倜傥的美男子气息。他能听懂中文,说得没有安玛流利,但很有北京味。他是米山邻居的侄儿,在雷默画廊工作,就是他把米山弄来美国的。他把雷默画廊地址给了我们。米山跟我约好星期天在那里见面。
在出租车里,安玛跟我说:“你和米山都不像我在中国城见到的中国人,你个子高。而米山除了鼻子以外,更像犹太人,满脸腮胡,浓眉大眼,皮肤也白。米山的那位朋友,虽然有一半是欧洲人血统,倒是比米山更像中国人。”
我1米86,从小到大是蓝球队的。我告诉安玛,中国汉文化大抵分为南北文化。中国南方人普遍个头要比北方人矮小。北方文化厚实粗犷豪爽大方,南方文化细腻灵巧妩媚精明。中国北方人的文化饮食生活习惯相对接近欧美一些,吃面食比较多,也吃黄油奶酪。在美中国移民可能大都是南方人,以沿海地区广东,福建或港台人为多,生来就比较瘦小不魁梧。
安玛不以为然,“京典的父亲是北京人,妈妈是北欧的瑞典人,他的个子却没你高。”
我反驳说,京典父亲是四川人,只不过是在北京长大而已。当然,任何东西都有例外,即在平均之外往往是最优秀或最差的。不过,京典不矮,至少有1米75以上。
我滔滔不绝和安玛谈起了人的流动对人口素质的提高。安玛在北京学中文时去过上海和天津。我以这三个直辖市向她举例。北京居民里外来人最广最杂,无论从见识还是从社会容量、性格组合和南北文化交融,互动层次最多,所以北京的大气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个首都。上海人口大都是江浙人以及南方人,精明但形不成大气。即使它取代香港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商业中心,上海文化永远只能是超过香港的第二个香港,缺乏豪放的气质,除非它引进大量的北方人成为居民。至于天津,人口是纯粹的北方人“挪动”,南方人在那里定居的很少,但也正如此,天津的魅力在于尽管它是个大城市,却有北方的保守朴实温暖。中国需要更多南北文化杂交。
第一部分 天堂与地狱之间纽约:天堂与地狱之间(3)
安玛毫不客气地批评我对世间的人事有刻板印象。我接受她的批评。但我认为刻板印象只要不走极端,不拿去套用到每个人身上,没什么不好。研究人和群体,需要有类别概念。比方说,美国人普遍比中国人高大,这是刻板印象,是一个类别概念,但不能用这刻板印象去套在每个中国人或美国人身上。
我对安玛说,中国要赶上美国,要最大限度地允许人口流动即内部移民,吸引外国人才成为中国居民,因为移民带来人才和财富,移民为了扎根必须勤奋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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