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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人群的生活方式-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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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叫我怎么办?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有钱?”
“你有钱也只会拿去赌,不会为我考虑。”经过这些年的共同生活,她找准了这个男人的致命伤。“不相信算了!”阿德觉得很委屈。
吵得最凶的那次,只是为了很小的一件事,竟发展到大打出手。连阿妹都纳闷,原先这点小事是不会这么容易吵架的啊!现在似乎很难相处。阿德很失望:“你别乱搞,搞得我去香港再也不回来了!”
“谁稀罕你理我!不回来就算了!”她操起一只玻璃杯就往25英寸的康佳彩电上砸去,杯子破了,屏幕出现一个小小的凹坑。阿德从梳妆台上拎起阿妹的化妆盒和化妆品,统统砸到地上,满地都流溢着护肤奶液的黏稠液体。
阿妹哇地一声哭出来。阿德也带着哭腔诉苦:“你不要在我面前哭,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可怜?我告诉你,我更可怜,我混到今年46岁了,竟然一穷二白,我还想大哭一场呢!”
阿德说完,草草地拣了几件换洗衣物,站在门口回头望了望室内,带着几分伤感和留恋,出门过了界河。阿德走的时候,阿妹身上只有100元钱。
阿妹脸色惨白,呆呆地望着刚刚关上的房门,听着阿德在楼梯间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她的勇气也消失了,只剩下一种令人绝望的恐惧。她害怕在孤立无助中被痛苦湮没,哭声一串串地从她的喉咙中撕扯出来。
过了一个星期,阿德没有音讯,房租的期限又到了。等讨厌的房东催租催了三次后,阿妹不得不拨通阿德的手机。
“你想怎么样?要想跟我分手,就说声算了,想不分手就赶快来帮交租。”阿妹一听见阿德的声音,情绪又开始不稳定起来,声调忽高忽低。
“好!”阿德只说了这么一句。“好”是什么意思?是要分手还是要交租?阿妹听了心中直打鼓。她吵归吵,真的要离开阿德,不仅要离开这个尚能温饱、不用劳累的环境,还要斩断那种对阿德类似亲情的依赖感。
第二天,阿德就回到了深圳,不敢回到阿妹身边,只在家对面的美容美发中心落脚。美容中心的老板是他同乡,免费给他提供一张美容床。在香港,因为他“包二奶”早已闹得沸反盈天,家早已不是宁静的港湾,他也不愿意在香港居住。他找朋友给阿妹代交了房租,自己在美容床上躺了足足一个星期,躺得骨头也酸,气也消了,就怀念起阿妹的种种好处来,于是,决定回家。
当晚7时,阿德敲开了“金屋藏娇”的门,喝完阿妹煲的龙骨海带汤后,将阿妹揽在怀里。两个人重修旧好,好不亲热。阿德小心翼翼地探问阿妹,这么多天有什么打算?
阿妹迟疑地吐出一句话:“我想再和你待一年,明年20岁了,然后回家开个店。”
阿德许久没有说话,也许他已经意识到分手是迟早的事,或者说分手是最好的结局。想到曾经爱过的人,将要天各一方,一股辛酸涌上心头,便问:“你有什么要求?”“你说呢?”阿妹将包袱踢给阿德。
“是不是需要钱?”这是“包下”少女青春的男人始终要面对的问题。
阿妹满怀期望地看着他:“是啊,老公,你给我多少?”
“你要多少?”阿德的声音好虚弱,像个患了重感冒的人。“你的意思是,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阿妹双眼放亮,充满了热望。
“我给你1万元港币吧!我已经破产了,除了那辆货柜车。”阿德的神情变得非常严肃,“你会突然明白,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假如你愿意挨穷,就跟我一起过,不要大吵大闹,如果你想离开,我给你1万元去家乡开个美发店……”阿妹眼前一片雾霭沉沉,心里一阵阵发冷。
阿妹的故事,是前后花了三天时间才说完的。讲完自己的难处,阿妹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两眼茫茫,开不出任何药方。 变异世界里纷乱如麻
我潜在××村卧底近两个月,多方调查过“二奶”的结局。总体上来说,她们的结局不外乎以下几种:升格为大婆,这在多数女人看来是比较幸福的结局(如阿春的好友佳佳),不过这种“幸福”的情况只有1例;绝大多数是维持晦暗未明的没有结局的结局(如阿婷、阿洁、阿金、阿银、阿月、阿妹)。这期间又有相对平稳与“战争”不断两种态势。或是自我脱离,回老家嫁人,或是留深重新生活(如阿艳)。还有两种令人齿寒的结局:患上精神分裂症和吸毒。
二奶吸毒的例子,在××村始终没有发现,听说别的村屋里有。我结识了一位因做“二奶”而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女子,是美容院的美容师提供给我的。虽然,我曾在精神病院作过隐形采访,多次接触过精神病患者,但是,当我在一间出租屋见到小妮时,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小妮静静地坐在一间又脏又乱的房子里,房子仅有6平方米左右,一地的纸屑,空气中漂浮着她服用的抗忧郁症的药物所散发出的气味。小妮患病后,曾被送回家乡。治疗稍好转后,小妮又跑回了深圳。如今,她的两个妹妹一个哥哥都在宝安第71区打工,小妮随他们一同生活,她的房间是三房一厅中最小的一间,哥哥嫂子住一间,两个妹妹占一间。
透过特别安装的铁门望去,小妮一脸平静地坐在床头,未经梳理的短发在头顶好似要爆
炸开一般。她的手中拎着一根红毛线,不停地缠绕着,脸色白皙如纸。自从三年前发病先后
三次住院以来,她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发病,因没钱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两个妹妹和哥嫂只
得将她安置在家中。
也许是发现我探寻的目光,小妮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动静,旋即,又复归安宁。对于可怜的小妮来说,随着精神病魔的入侵,先前无论是真情还是嬉玩,无论是等待还是承诺,都已经失去了人间意义。
小妮妹妹交给我三本厚厚的病历本。这是小妮在深圳市康宁医院(精神病院)先后三次住院的病历。
姓名:唐小妮。出身:农民。性别:女。文化程度:小学四年。年龄:22岁。永久住址:陕西省镇巴县某某乡某某村。籍贯:陕西省。临时住址:宝安71区某栋某室。职业:无。入院日期:1998年11月30日中午12时。婚姻:未婚。病史供给者:小妮哥哥。主诉:急起失眠,话多6天,加重言语零乱2日。现在症:患者一直对香港男友不满意,嫌对方年纪大又无钱。特别是一月前患者听到香港一男子包养“二奶”致妻儿自杀的报道,更是感触颇多。11月22日因小事与男友吵架后即出现失眠,几乎整晚不睡觉,话多,喜找朋友聊天。有时,在公共汽车上也对陌生人讲个不停,内容多为诉说自己与男友在一起是为生活所迫,以及对包“二奶”现象的诸多不满。还有谈自己的生活经历,自己与要好男友在一起的美好情景,以及父母、兄弟姐妹间的事情。家人打断她的话题即发脾气。生活尚自理,现食饭少,每天只吃几口饭。昨晚,突然对哥哥讲看到书上写“变态”两字,觉得整个房子都变了,称听到死去的母亲讲话,母亲叫她做什么就要做什么。并称她要天下雨天就会下雨,她要花开花就一定会开。今日家人将其骗来我院门诊,以“反应性精神障碍”收入院。
既往史:无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和昏迷抽搐史,无中毒或长期服用成瘾药物史,无重大躯体疾患,无药物过敏及手术史。个人史:兄弟姊妹5人,行三。适龄上学,成绩一般,因家境不好读至小学4年即在家务农。1992年来深打工,一年后认识现在的香港男友,之后未再做工。病前性格偏外向,开朗,不嗜烟酒。
家族史:否认父母两系三代有精神病及其它遗传病史。入院诊断:精神分裂症(偏执型)。
谈到姐姐患上精神疾病,小妮的大妹泣不成声:“这一切,都是那个老不死的香港佬害的,现在,我们一家人都找不到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
小妮是不可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借助美容师和小妮两个妹妹的帮助,一个二奶的悲情故事穿过时光隧道,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小妮穿越西北高原,来到阳光炽烈的深圳宝安区某工厂打工,一年后跳槽到一家小酒楼当服务生。刚刚脱离了工厂那嘈杂的环境,在酒楼装潢一新的环境里,小妮心情极好,就连端盘子也是笑眯眯的,惹人怜爱。
那天,三个香港老头北上逛深圳,在小妮的酒楼落座。小妮殷勤地递茶送水,十分周到。就在小妮刚刚端上一盘干锅烧鸡时,一只瘦骨嶙峋、硬得像僵尸的手,攫住了小妮丰润的手臂:“女仔,你叫什么名字?一个月拿多少钱?”他年已70好几,脸上布满了皱纹,稀稀拉拉灰白的头发,让人想起被拔去了毛的家禽。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9)
“600元包吃包住。”小妮满心喜悦,甚至有些骄傲地宣告。脱离了每月只有400元工薪和十几个人抢占一个冲凉房的工厂生活,对当前这份工作,小妮很珍惜。
“哈,哈,哈……”三个香港老头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笑得小妮心慌慌的。她知道香港与内地的生活差距,但仍保持着脸上的微笑,只是原先的矜持,换成了带点无奈的礼貌性的笑容。“拣这个,这个很嫩……”另外两个老头猥亵地笑了起来。买单的时候,瘦高个老头叫住小妮,给了小妮一个电话:“女仔,你好靓,人又年轻,勿使(不用)这么辛苦。这样,需要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
小妮拿着烟盒上留下的手机号码,愣愣地点了点头。
早在1998年初,小妮已有了心上人。他叫小龙。两人曾在宝安区同一家工厂打工。小妮去酒楼做服务生后,小龙也离开了工厂,被一家地产管理公司应聘为保安人员。
像所有的打工情侣一样,两人热爱这个新兴的城市,也渴望通过他们的辛劳,能让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在这个城市的一隅定格。南国杜鹃花灿烂的季节。一个雨后的傍晚,拿到薪水的小龙请小妮去吃麦当劳。在小龙的眼中,小妮永远是个孩子,她无数次地向往麦当劳的薯条与冰淇淋。
小龙的口袋里,还有送给小妮的一枚纯金戒指。
就在人民南路路口,落着微雨的柏油路面闪烁着灯光的异彩,大街上车辆有如游龙,即使在雨天仍然不肯减速。小龙站在路口,心中一遍遍地想着怎么跟小妮表白爱情。当他抬起头来,看见小妮从马路对面款款走出,一柄艳红的雨伞,清丽而瘦削的脸,看一眼令人心疼。小龙兴冲冲地迎了上去。那个雨夜,伴随着一位女孩撕心裂肺的惊呼,一辆超速行驶的吉普车轻易地将一对打工情侣梦想的翅膀碾断。吉普车制造了一起车祸,小龙的右腿被生生截断。鲜血在雨地上汩汩奔流,肆意飞溅。没有人注意,一只纯金戒指从男孩的裤兜里滑落到地上,戒指包软软的,落在地上悄无声息。
小妮不知道,小龙是准备向她诉说求婚宣言的:我们在深圳再干三年,就回家结婚过日子,一同到老。这样简朴而深情的一句话,在此之后,断腿的小龙不会也不可能再说出口了。那个夜晚,小妮到处筹钱给小龙截肢。她的朋友不多,借到的钱款又十分有限。她忽然想到了那个香港老头。
这之前,香港老头曾经打过好几次电话给她,每次电话,小妮都装聋作哑笑着拒绝了他的“建议”。
小妮含着泪水求助于香港老头,没想到,香港老头恰巧过境在罗湖口岸饮茶,比想像中还要爽快,听说小妮的哥哥出了事,需要用钱截肢,时间长了命都保不住,不到30分钟就赶到了医院,二话不说,替小妮交了4000元的手术费用。
那个夜晚,小妮被香港老头带进了一家酒店的包房。小妮知道,这是为了小龙必须付出的代价。况且在她看来,为了小龙,她任何代价都愿意付出。站在小妮身后,香港老头深深地嗅着她头发上散发出的淡雅香气,看到她水蜜桃一般的皮肤,颈脖和面颊上纤柔的绒毛……
不到一个礼拜,香港老头在罗湖的一个都市里的村庄,安下了一处居室,小妮也就成了香港老头笼中的一只金丝雀。一个月后,小妮将出院后的小龙安排在邻村的一套出租屋里,还找了一位50岁的老妇人做钟点工,帮忙照顾小龙。香港老头一个月给她4000元钱,支付她住房的房租。她是这样开销这4000元钱的:支付小龙房费800元,钟点工300元,小龙每月生活费用1000元,她省吃俭用多少能存上一点钱。随着小龙一天天康复,小妮渐渐稳定了情绪,开始冷静地思考面临的严峻现实。她祈祷小龙早日康复,将小龙送回他的家乡,自己瞒着小龙继续在深圳让人包养,至少租房和请钟点工的钱是省下来了,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再回到家乡,两人一起开间小小的杂货铺,她想,这样也是可以养活两个人的。可是,小龙继右腿被截肢之后,右腿神经系统患上了莫名其妙的换肢痛症。这种噬咬神经的痛楚,是将那天晚上飞车碾腿的一刹那巨痛永久地烙印在心里,再一遍遍地经典回放,痛楚就如此一点一点地折磨着年轻的小龙。
一天24小时的早痛晚痛,那种撕扯神经的疼痛无时不在,更无从逃避。小龙多次想自杀,每次都因为小妮的眼泪与欢颜而放弃。大量的药品与日常开销,需要不少的钱,小妮却都能拿得出来,这让小龙很是迷惑。
一日下午,小妮照料完小龙后回到出租屋,打扫收拾房间,准备香港老人回来过夜。
突然,有人猛烈地捶门,像是发了疯一样气急败坏。小妮贴近门上猫眼洞口,从里边向外探望。出租屋的水泥台阶上,站着架起拐杖的小龙,正在猛烈地用手捶门。“他在哪?”小龙一进门就问。
小妮知道小龙找的是谁,低垂着头,坦白地说:“在香港。”“你,你真的不是东西……”小龙沉着脸,架着拐杖围着小妮艰难地走了一圈。
小妮无言难对满脸羞,呆呆地跌坐在沙发椅里,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像一具干缩的木乃伊。
“你这个婊子,不要脸的骚精,天哪!我实在忍受不了呀……”小龙举起拐杖,恨不得一棍下去结束小妮的性命。
小妮蓦地从沙发椅中弹了起来,两臂使劲乱挥,大声嚷嚷着:“你,你好,你真行,汽车跑了,你躺在地上,我哪有钱啊?我就是那天晚上才呼的这个香港老头的嘛,他还给你出了4000元钱呢!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钱哪……”“我要回家了!”一阵宣泄过后,小龙就像暴雨洗过的天空,显得异常平静。
小妮的嘴角抽动了一下,这是她最不希望发生的结局。在这场令小妮无法言说的三角戏中,只有小龙让她心疼,牵肠挂肚。“你不许走!”小妮急了。
“我不走,我留在这里,看着属于我的女人跟别的男人上床,我还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从他那儿骗来的钱!”暴风雨再次猛袭过来,小龙像是要随时扑上去的样子。
小妮让步了:“等着我,等我从他那儿搞点钱来,我们一同回家……”
“绝不可能!”小龙拖长声音说。然后,头也不回地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
一个星期后,小妮突发“反应性精神病”,首次入住康宁医院。但是,像是要逃避什么,此后,无论如何发病,她都绝口不提小龙的名字。 追问男人采访二奶是艰难的,访问“二奶”背后的男人难上加难。我所卧底的这个村里“二奶”们的“老公”,80%是货柜车司机,全部是港人。他们除了像一般港人那样爱面子、虚荣心重,很难对外人敞开心扉外,更重要的是,包养“二奶”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没有谁会对外广播个人风流史。
在长达两个月的隐性采访中,我努力地与“二奶”们厮混,也尝试着和她们背后的男人交往。无论我如何努力,如何费尽心机,仍然很少能跟他们打上交道。一则因为他们在“行宫”、“外室”的时间原本不多,大多如蜻蜓点水,来去匆匆。二则是“二奶”们十分珍惜“老公”回家的短暂时光,钟意两人世界,我也不便过多打扰。事实上,我和他们交流的时间以及程度都相当有限。
所幸的是,60天中,我还是结识了阿妹的男人阿松和阿艳的男人王瑶。在与“二奶”们的交往中,我也或多或少地打听到她们另一半的零星信息。我试图归纳出他们的一些真实心态,供读者朋友参考:
一、寻求的是性,但又不仅仅是性,也为了另一种结果。由于几千年中国男子纳妾留下来的恶习,中国人跟西欧人在性心理上截然不同。在性关系方面,法国男人追寻的是性快乐,一夜情的刺激,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中国男人一直以婚姻为本,以家庭为本,多数注重结果而忽略过程,即便是在外有了女人,也尽力将这个女人弄得跟老婆差不多,在外的那个窝也力求弄得像家中一样完美。
一般说来,这样的男人可以将性、婚姻与爱分开,所以,包养二奶对于他们来说,不会有什么心理上的自责、难堪和负担。据我了解,村中包养“二奶”的港人在香港的婚姻大多一般,打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如果“二奶”是“苍蝇”的话,也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吧。幸福美满的婚姻中,男人大多不会想到包养“二奶”。再说,一对夫妻结合十多年,不少人的感情日渐平淡,这时,想换口味的港人便开始盯上了内地女孩子。
二、寻找的是“红颜知己”,港人眼中的“二奶”,大多温顺、贤良与宽容。
在村中,我曾见到过两三个美艳动人的女子,听说她们曾经做过“鸡”,也许是有了体验和比较的缘故吧,她们的“二奶”生涯并不久长。她们也许觉得由固定一个男人包养不如自己“单干”能够迅速致富,很快便搬迁走了。说实话,大多数“二奶”的姿色为中上水平。当然,也有长相庸常之辈,如阿灿。
由于个体男人的口味各不相同,对“二奶”的外貌与体形、肤色要求不一。港人对“二奶”们在“软件”上的总体要求是一致的:温顺、贤良、宽容、能干、疼人。但是,她们是不是真的温顺与能干?这就像自己的鞋合不合脚,外人就不得而知了。港人很能干,但也很脆弱。频繁往来粤港两地的货柜车司机,在人地生疏的深圳或者珠三角等地,辛劳之余,打拼之中,希望“红颜知己”在他们单调繁重的生活杯子里加一点浪漫的咖啡,得到女人的关爱、疼惜、慰藉。三、为了验证自己的财力与精力。
对于那些包养“二奶”的港客来说,人届中年一觉醒来后,青春早已不再。当深港两地交流愈加顺畅,当他们开车长期往返,目光越来越多地投注在遍地可拾的内地女孩身上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他们手中的钱竟然可以给自己带来某种鲜活的东西,那是已经逝去的年轻时代不可能实现的某些东西:男人的尊严、青春的活力以及情欲的刺激。四、对生命暮年的恐惧。
在村中,这样的景致是屡见不鲜的,年届七旬的老人搂着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散步,老人的牙早掉光了,步履蹒跚,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我还听闻一位78岁的老人,拿着香港子女所给的养老费用,跑到这个村子包养了一位“二奶”,把有病的发妻扔在香港不管不顾。
对于这类老人来说,他们对暮年晚景心存恐惧。他们通过与年轻女性身心的交往,努力寻找已经逝去的岁月。在人生黄昏中,老树缠嫩枝,奋力挣扎一回。
可悲的是,在深圳,许多女孩子从来就不和爷爷或者父亲外出散步、逛街、消费,因为,她们害怕世俗的眼光把父女、爷孙的天伦之乐误认为是“老少恋”! 追问女人
3月8日,新世纪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10)
傍晚6时30分,我躺在阿妹家沙发上闲聊,准备一同去她家楼下的鸡煲店吃饭,过“妇女节”。忽然,她家门铃响了,阿妹趴到阳台上往下看,喜鹊般喳喳叫,告诉我她“老公”阿松回来了。我像以往一样起身告辞,阿妹拽着我的手,邀我与他俩共进晚餐。这个阿松,衣冠不整,看上去有四十三四岁,瘦得仿佛三根丝线就能吊上天,热情好客,听阿妹扯谎说我是她的老乡,就约我去潮州食馆吃饭。
他的普通话讲得比我想像中的要好得多,人也善谈,就在番薯粥的清香和我的“引导”下,他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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