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人群的生活方式-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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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普通话讲得比我想像中的要好得多，人也善谈，就在番薯粥的清香和我的“引导”下，他毫不掩饰地吐出他的悲哀身世———我是一个倒霉的人！我原来不是干司机这一行的。1970年，我去一家珠宝行当学徒。三年学徒期满后，我一人出来单干，打理一家小小的珠宝铺，招了五六位工人，生意还算不错。5年后，一个学徒失手将别人的翡翠弄破了，我被人告上法庭，赔付对方30多万。我一气之下，将珠宝铺当了，在家中歇了3年。那时，有个朋友是开货柜车的，常往来大陆与香港之间，深圳特区刚刚开放口岸，货柜车的生意好做。在朋友的鼓动下，我就转了行。　　　　
　　　　　　　　我在一家运输公司干了三年，之后花了26万多港币，买了一辆二手货柜车。因为挂的是香港牌，不能过境，接的单就很少。不是我不想过境，而是手续太过繁琐。一个香港的货柜车要想省钱过境，有一个办法，就是挂湖北、湖南等内地运输公司的车牌。一个过境车牌15万，可以包你5年自由出入边境。但是，每月还要交证件费等费用一共8000元。你想想，世道这么艰难，我每个月只赚万把块钱，何时才能收得回这笔钱？我只得将车停在香港，根本不敢开到这边来。　　　　
　　　　　　　　生意不好，老婆也跟我离心离德，已经分居多年。我干脆住在深圳，图个清静。现在，每天早晨从村口打车去罗湖口岸要花25元人民币，再花33元港币买香港地铁票，每天一个来回就要100多元，每月是3000多元，再加上租房900元，几样加在一起，已是4000多元。假如租住香港元朗一带的便宜房子，就租我家那么大的一室一厅吧，起码也要4000元港币。两者相比较，虽然看起来一样，但香港动一动就要花钱，尤其是老朋友总叫我去赌马或赌波（赌足球），我都怕了，就过来深圳生活。在深圳生活，我发现，这里的女孩子真多啊！物以稀为贵，女人多了不值钱。我几个同事先后在这边包养了二奶。说起夫妻制度，我爸爸就有三个老婆，那是上一辈的遗风。我在深圳过的是单身生活，不想找伴，离婚、结婚很麻烦。但是，总有人不停地给我作介绍。我想，有伴总比孤独好，何况费用不高，两个人的开销跟一个人的差不多，就同意！　　　　
　　　　　　　　二奶现象，香港也有啊！就是在美国也有，都没有这边这样集中，这么多而奇特。香港人说，香港拣垃圾的人都在这里包二奶啦！　　　　
　　　　　　　　住我隔壁的那个女孩子，不知道阿妹跟你说过没有？她被香港老船工包养。她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像这样没有文化、素质又不高的女孩子，我敢打赌她出门找工作，每月就是800元钱都赚不到。假如她赚得到这些钱，我倒愿意每月贴她200元。前几天，她跟阿妹说，想跟香港老人生孩子，连我都吓了一跳。她也不想一想，他已经60多岁了，万一不测，她和小孩怎么办？现在干什么都要钱哪！这些内地女孩子连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说到危机感，我就生阿妹的气！送她两次去学电脑，交了几百元，她一点都学不进去。她说要去学美容，学费要5000多元，我又没有多余的钱。　　　　
　　　　　　　　“骗子！”就在阿松像个女人一般唠叨许久之后，阿妹突然凑近我耳边嘟囔着说：“他有钱赌马每月花几千元，怎么就没钱让我学美容？说来说去，对我没有责任感。”　　　　
　　　　　　　　阿妹这后一句有意提高音量，让阿松听见。阿松听了，脸色有些不自然，只顾讪讪地笑，埋头吃素，稍后，继续跟我聊天———阿妹总叫我给她一个未来。现在世道这么乱，还有什么未来？我都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没有赚到钱，一切都是空的，我能许诺什么？　　　　
　　　　　　　　“虚伪！”阿妹又附在我的耳边骂了一句，扭动着肥硕的屁股，上肢一摇一摇地上洗手间了。她一离开，阿松口气也大起来：“不走，即便跟着我挨穷，我也总归不会亏待她。她要走，我也不拦她。我是不会赶她走的，人都是有感情的嘛。我不是那种男人，对女人说丢就丢，但是，责任心是要以金钱为基础的。不管怎么说，对阿妹来说，需要改变，她太懒了……”“什么？”阿妹从洗手间出来，阿松将话题引向我：“有空再聊吧？你现在做哪行？”　　　　
　　　　　　　　他猜测我打了一份正常工，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力，当我有鼻子有眼地诉说被人“抛弃”的“悲惨”经历以后，他惊讶莫名地说：“没想到，像你这种素质的人，都被人包养过，唉，深圳的好女孩子真是不多了！”　且作疗救中的参考例外对包二奶之类的重婚现象，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政府是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就在我入住“二奶”村之后，2001年4月28日，备受关注的《婚姻法修正草案》，获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高票通过，正在实施中。我们期待，通过法律手段遏制“包二奶”问题。当然，光有法律还是不够的，社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我卧底××村的日子里，见证了底层“二奶”们的众生相。可以说，这是我新闻采访14年以来所报道的最庞大和最能危及千家万户“堡垒”的群体。她们为了寻求城市生活和美好人生，作出了另类努力，这份努力我总觉得有一种自虐式的悲剧意味。作为一名记者，一位职业女性，我的良知受到了触动。我隐居村中，关闭手机。我害怕接报社打来的电话时稍有闪失就可能暴露自己引来她们的公愤。为了和“二奶”们沟通，融入她们的生活，我和她们聊天，打牌，赌马，蹦迪，甚至陪同她们作妇科检查。也许是我过分殷勤吧，一些“二奶”开始猜测我的身份。　　　　
　　　　　　　　3月1日，深夜11时30分，我给父亲打电话，告诉父亲我要陪一个叫阿春的二奶去桑拿中心上夜班，并将阿春的手机号码告诉父亲。我不是故弄玄虚，心中多少有些莫名的害怕。我顿了顿，又说：“如果我明天上午不回电话，你们就打这个电话查找我的下落。”然后，我挂断了电话，不容他们多问。　　　　
　　　　　　　　那个夜晚，我在桑拿中心有惊无险。母亲和父亲一直提心吊胆地熬到天亮。第二天上午9时开始，父母亲打我的手机，前后打了5个小时，一直打不通，阿春的手机也处在关机状态。焦虑的母亲催着父亲去寻人，或者是去公安局报案。下午3时左右，我给家中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　　　　
　　　　　　　　就在我快要结束“卧底”采访时，在阿春家的麻将桌上，五六位二奶充满疑虑地盘问我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反问她们：“你们认为我是干什么的？”　　　　
　　　　　　　　她们叽叽喳喳地几乎跳了起来，因为混熟了，也就直说，有的说你是人贩子，是老鸨，是调查公司的。我等她们说完，才反击道：“有没有搞错？拿我这个大龄女子来玩，我只想从你们这儿了解香港男人，只是希望把自己嫁过香港去。”　　　　
　　　　　　　　说得合情合理，她们都相信了。只有阿春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　　　　
　　　　　　　　离开“二奶”村四五天后，阿春打通了我的手机，开口就说她希望和一位记者交朋友。　　　　
　　　　原来，阿春一家看了3月16日夜间中央电视一台的《读书时间》栏目的访谈。屏幕上，我正在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讲述我陪伴艾滋病人小路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种种艰辛。阿春哥哥突然惊叫起来：“那不是阿敏嘛？肯定是她，她……竟然是个记者？”　　　　
　　　　　　　　两年后，当我坐在电脑桌前重新整理审读这组卧底采访笔记，60多个在村中游逛的日子又在眼前重现、舒展，一如在茶缸的沸水中翻飞而舞蹈的茶叶，泛着淡淡的茶香。离开的那一天，我只带走了拿过去的书，花了150元买的廉价席梦思床、50元的床头柜和棉被都留在那里，还有前人留给我的那两串风铃……两年来，值得庆幸的是，我与阿金和她妹妹阿银、阿春、阿灿等人竟然成为朋友，她们有什么喜事和难处，村里来了什么新“二奶”，都愿意讲给我听。只有我知道，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想说的是，我的初衷绝非为了猎奇，更不是单纯的“挖掘隐私”或者“暴露阴暗”，我只想尽力撩开面纱，让人们对“二奶”们的生活状况、心理状态，有一个较真实的全面了解。如果能充当社会疗救“二奶”时的参考，当作剖析中的例证，在我来说，那60个日日夜夜耗去的心血就有了足够的补偿。　　　　
　　　　　　　　高尔基认为：“旧事物只是表层在腐烂，而它的根须却在土内埋得很深，并且在不断地萌发着新芽。这些新芽只是在那些生活步伐迅速，生活的矛盾冲突激化的地方才能枯萎。”（《旧事》）　　　　
　　　　　　　　然而，当我们致富的“步伐迅速”之时，却是陈腐出新芽之际，我们还不应当警觉而且　　　　
　　　　加以疗救吗？　　　　
　　　　


一个死囚的灵魂尾悔第六章（1）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4年第4期〕　一个死囚的灵魂忏悔　⊙郝敬堂　　　　
　　　　　　　　　举世震惊：一群海上漂来的幽灵将一艘万吨轮劫持！骇人听闻：23名海员被海盗们杀害，葬身鱼腹！　　　　
　　　　　　　　杀人主犯之一的贾宏伟，知道自己罪不容赦，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留下了一篇叫《海盗泪》的忏悔，这忏悔揭开了“9901”大案这个“斯芬克斯之谜”。记录了人在失去理性变成恶魔的瞬间所产生的心理对撞，描述了面对死亡欲生不能、欲死不甘无可奈何的心态。这里有生与死的呐喊，有灵与肉的搏击，有振聋发聩的警示，有人性复归的思考。　打捞世纪沉冤　　　　
　　　　　　　　　〔案情简介：1998年10月，索尼·韦（印尼籍海员）、翁泗亮（广东汕尾人）预谋冒充公安边防人员，以查走私为名，出海抢劫货轮财物，并先后纠集贾宏伟等38人参与作案。同年11月15日晚，贾宏伟等人身穿武警制服，携带枪支、手铐、大刀、棍棒、绳索、胶纸等作案工具，乘坐“三无”（无牌、无证、无号）　　　　
　　　　　　　　铁驳船出海抢劫。次日中午，该海盗船在公海和“长胜号”万吨轮相遇，即鸣枪追赶，强行截扣货轮。索尼·韦、贾宏伟等登上“长胜轮”，给船上23名船员带上手铐，封堵嘴巴，押入底舱，而后搜掠财物。当海盗们发现“长胜轮”上装载的是毫无价值的煤渣时，恼羞成怒，遂决定杀人抢船。当晚，索尼·韦、贾宏伟召集同案人，宣布杀人计划，并要求登船行劫的18人必须人人动手，一人至少杀死一名船员。随后，索尼·韦作杀人示范，将一名船员提到甲板上，用黑布蒙上眼睛，持铁棍击其头部至死亡。然后，推入大海灭迹。接着，18名杀人恶魔以同样的手段将剩余的22名船员杀害，抛入大海。事后，“长胜轮”被销赃到国外，贾宏伟等在深圳多家银行提取销赃款97万元进行分赃。〕　　　　
　　　　　　　　2000年1月1日，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美国“千年庆典中心”的悬挂钟这一天为世界24个不同时区敲响，北京“中华世纪坛”的圣火这一晚点燃了新世纪的夜空，巴黎直插云天的“地球塔”、泰晤士河畔的“千年大厦”、汉诺威的“世纪展览馆”，都在以不同的形式迎接新千年的到来。汕尾是中国南海边一个新兴的颇具活力的年轻城市，这里没有喜庆，没有欢乐，一团可怕的妖雾笼罩在人们心头。自从海盗案发生以来，渔民们不敢出海，当地人不敢远足。白天，人们紧紧张张地忙碌，　　　　
　　　　晚上，早早地关门闭户，昔日喧闹的夜市一时间变得冷冷清清。有人说，海上时常能看到海妖兴风作浪，有人说，海上经常能听到冤魂的喊叫声。向来崇拜海神的人们，买来香烛，在妈祖神像前顶礼膜拜，祈求海神降恶除魔，保佑平安。　　　　
　　　　　　　　时间上溯到1998年11月17日，这天，广东惠博轮船有限公司的职员上午8点按时来公司上班。　　　　
　　　　　　　　和往常一样，职员们走进办公室，总要习惯地看一眼挂在墙上的航海图，这通往世界的每一条航线都是一条友谊之路，这无数条友谊之路把世界联系在一起，连成一个和平、幸福、富裕的大家庭。接下来，他们将认真检查本公司出海的远洋轮的航行情况：是否安全，有无故障，目前方位。经仔细查对，他们发现意外情况出现：本公司万吨散装轮“长胜号”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发回呼号。　　　　
　　　　　　　　大海是一个神秘的世界，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触冰山而沉没，造成世纪沉冤。海魔般的“百慕大三角”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还有时常出入公海行劫的海盗们，这天灾人祸随时都可能发生。　　　　
　　　　　　　　“继续和‘长胜号’联系，有情况立即报告！”公司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同时等待海上传来平安无事的消息。　　　　
　　　　　　　　“长胜轮”海上失踪的消息像一块沉甸甸的巨石压在人们的心头，从领导到公司职员，无不在焦躁不安中等待。　　　　
　　　　　　　　一天一夜过去了，“长胜轮”毫无音信，船上23名船员生死未卜。公司领导作出决定，向国内和国际救援组织发出SOS求救信号，并将“长胜轮”出发的港口、到达的目的地、途经的海域、航向和航速作了书面通报。通报发出后，该公司立即成立搜索小组，责成公司一名副总经理挂帅督阵。广州海事搜救中心、北京海事搜救中心、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香港海事搜救中心、马来西亚海事搜救中心、新加坡电讯中心、希腊卫星地面站、马来西亚海事搜救中心等，先后与惠博公司取得联系，200多艘缉私艇在大海上进行拉网式搜索。与此同时，广空派出飞机，广州海警派出舰艇参与搜寻。从空中到海面，从白天到晚上，大海上到处是搜寻的目光。　　　　
　　　　　　　　10天过去了，人们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归于枉然，“长胜”号谜一般地消失了。　　　　
　　　　　　　　12月4日，这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也是渔民们赶海的好日子。一大早，千船竞发百轲争流，渔民们带着洋洋的喜气扬帆出海。　　　　
　　　　　　　　一张鱼网，就是一片希望，撒下一片希望，就期待着一分收获。一渔民满怀着殷殷期待收网了，他感到这网与往常不同，格外地沉重，心中暗暗窃喜。凭多年的海上经验，他猜想自己这回准是捞到了一条大鱼。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捞上来的竟是骇人听闻之物———尸体。　　　　
　　　　　　　　哇———他惊叫着丢下手中的鱼网，颤抖的身体顿然失去平衡，摇摇晃晃几欲栽到海里。附近的渔民闻讯赶来，重又打捞起这世纪沉冤。　　　　
　　　　　　　　尸体赤裸着，呈腐烂状，一只胳膊已经被大鱼吃掉，一只眼球没有了，留下一个深深的眼窝，尸体上结结实实地绑着绳索，绳索上吊着沉重的铁链。这面目全非的冤魂是谁不得而知，看得出，他是被人谋害的，仅存的那只眼睛一直是睁着的，死不瞑目啊！渔民们把这个冤魂的尸体拖上岸，送到当地派出所。紧接着，揭西、汕尾、惠东等相继接到渔民的报案，他们从相邻的海域分别打捞上来10具海上遇难者的尸体。经法医鉴定，10具尸体均属“长胜轮”海上遇难者。　　　　
　　　　　　　　万吨轮被抢劫，23名海员被杀，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海上抢劫杀人案。案情重大，举世震惊。广东省公安厅当即决定立大案侦破，代号：9901。　　　　
　　　　　　　　“9901大案”露出端倪，杀人凶手是谁？被劫船只在哪？叩问茫茫大海，没有回声，叩问死去的冤魂，死者无法做出回答。案情一度陷入无法进展的困境之中。　　　　
　　　　　　　　广东省委副书记、公安厅长陈绍基亲自主持“9901大案”的侦破工作，并向全省发出协查通报。案情如此重大，作案分子难道就没有留下蛛丝马迹？　　　　
　　　　　　　　一张法网在全省悄然张开，各地公安机关抽调精兵强将全力以赴投入侦破。　　　　
　　　　　　　　陆丰市看守所，高高的监墙上密布着高压电网，监墙一角，高耸着一座哨楼，哨楼里站着荷枪实弹的哨兵。这里关押着“9901大案”大多数涉案人员，今天他们要接受法律的庄严审判。看守所的大铁门吱呀呀地打开了，警车开进院子，院内院外站满了前来押解的武警官兵。支队长陈秋英介绍说：“眼下老兵已经退伍，新兵还没补入，兵员十分紧张。‘9901大案’立案以来，我们配合公安机关抓捕人犯，武装巡逻，庭审押解，每天都要出动兵力。”　　　　
　　　　　　　　看守所长叫张锥，他是全国公安战线英模人物，从事公安工作几十年，一直在这块荒芜的心田里耕耘，被人誉为“特殊园丁”。他和他管理的看守所多次受到各级的表彰。犯人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合法权利，要像父母对待子女、老师对待学生、医生对待病人一样关心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这是多年来他一以贯之的教育观。　　　　
　　　　　　　　张所长介绍说：“‘9901大案’的23名涉案人员羁押在这里，其中有6个死刑犯。在6名死刑犯中，大多数认罪态度比较好。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贾宏伟，他当过兵，是‘9901大案’的第三号罪魁祸首，入监以来，他自知自己罪责难逃，主动写下了厚厚的一本题为《海盗泪》的忏悔书，同时有立功赎罪表现。李长虹当过消防兵，据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勇敢的士兵，在一次灭火中，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火海救出一个人，当他第二次冲进火海救人时，自己已全身着火，他不顾队长的阻拦，再次冲了进去，那次他舍己救人立了功。退伍后，他回到河南老家那贫困落后的小村庄，心里感到不平衡。他不愿意当穷汉子，离乡背井闯深圳。最初，他在某歌舞厅做红酒推销商，后来生意亏了本，在同乡贾宏伟的蛊惑下上了贼船。他说，第一个害我的是金钱，第二个害我的是朋友，如今我犯下了滔天罪行，不杀我们，对不起死去的23个冤魂。尹延斌是在军营里听着军歌长大的，他父亲当过兵，从小受过传统教育，根儿正，苗儿壮。上大学时他不务正业，犯盗窃罪被判了4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来深圳闯世界，在这里他看到一个金钱主宰的物欲横流的世界，大款们金屋藏娇，风光无限，老板们每天搂着小姐上酒楼，一掷千金，在这个世界里，上大学有什么用？知识有什么用？有钱能使鬼推磨。为了一夜暴富，他跟着贾宏伟上了这死亡之舟。他写信给父母说，我有钱，如果法律不判我死刑，我可以养活所有受害者的家属，但这不可能了，我懂法律，法律不会饶恕我们。杨向忠是四川人，也受过3年部队教育，退伍后他随老乡一起到深圳打工，刚开始当保安，每月800块钱，他感到很满足。800块钱在深圳充其量能维持最低生活。后来他结识了一些朋友，经常和朋友一起宵夜，不去，碍于情面，去了，囊中羞涩。就在他想发财苦于找不到门路的时候，一个朋友找上门来，他上了贼船。他说他当时只想跟他们出海挣一笔钱，根本没想到跟他们一起去杀人，后来处于那种情况，你不杀人他们就杀你，他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昨天晚上两点，我去查监时发现他还没睡，问他为什么还不睡，他说案情那么大，必死无疑了。我给他做思想工作，告诉他如果有冤屈可以上诉，立功也可以赎罪。他叹口气说：‘所长，这不可能了，谢谢你的安慰和关心，明天就开庭了，我肯定是睡不着，你先回去睡吧，相信我不会做对不起看守所的事。’路旭犯事后，他弟弟意外地触电死亡，家庭出现的意外变故对他刺激很大，其父是大同煤矿工人，劳动模范，家里只有两兄弟，一个已经死了，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这个家就这样完了。昨天，他几乎一夜没睡，今天早上又没有吃饭。昨天，他母亲来探监，我告诉她不能再见面了，其母大哭，我当时心里也很难受，我们不但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还要做人的工作。他们在这里一天，就要关心他们一天，直到安安全全地送他们上路。”　　　　
　　　　


一个死囚的灵魂尾悔第六章（2）

　　　　上午十时，法庭调查开始。38名被告逐个登台亮相，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杀人魔王，在神圣的法庭面前，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抬不起头来。索尼·韦这个自称是“中国通”，精通多国语言、能说上海话广东话普通话的印尼海盗，此刻像是发生语言功能障碍，竟然不能正常回答法庭提出的诸如姓名、年龄、国籍等简单的问题。身穿“02”号囚犯马夹的贾宏伟，回答问题爽快利落，本来是河南籍的他却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当出示庭审证据时，法官几次提醒他看证据投影仪上的大屏幕，他似乎没有勇气，一直不敢抬头。出发前刚刚洗过头有说有笑看似玩世不恭的杨景韬，在回答公诉人和法官的问话时，前后判若两人，额头上滚下大颗大颗的汗珠，眼角里流下一串一串的眼泪。也许是紧张，也许是悔恨，可无论是汗水和泪水都无法洗脱罪责，作为杀人元凶之一，他自知难逃法律的惩罚。坐在旁听席前排的是受害人的亲属，失去亲人的痛苦，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