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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角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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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为津津申请了免费午餐，手头稍稍宽裕就不再申请了。
第一天上学，津津坐在教室里，看到周围各种肤色的同学，觉得很新鲜，但她胆小，不敢主动和同学说话，只是规规矩矩坐着，眼睛盯着桌面。
上课铃响了，一位黄头发的女老师走进教室，她和同学们互致问候，然后发课本给每个同学，津津也得到了两册。课本是精装的，硬硬的封皮，五彩插图，比津津的连环画还好看呢！老师开始讲课了，可津津一句也听不懂，她只好一会儿看看老师，一会看看同学，看同学们做什么，她也跟着做什么。一个同学举起了手，老师叫起他，他向老师问了些什么，老师拿起靠墙的一张小桌上的两个牌子，说了一堆话。那个同学点点头走过去，拿了一个牌子走出去了，另一个同学也走上去拿了一个牌子出了教室。不一会儿，他们回来了，把牌子放在原处。此后，不断有同学拿了牌子出去。津津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又听不懂老师的课，只好失神地坐在座位上。
“Can l help you？”（我可以帮助你吗？）女老师走到津津身边，和气地问。这时别的同学都在自己翻书看了。
津津抬起头，由于先天远视，她戴着一副远视眼镜，把原本就圆滚滚的脸衬得更圆了。看到津津畏怯的眼神，老师笑了，她伸出手去抚摸了一下津津乌黑蓬松的头发，希望给这个腼腆的中国女孩一点亲近感。她又问了几个问题，见津津不回答，只是怯生生地摇摇头，她想到这个孩子大概听不懂她的话。她走回讲台，拿起学生的花名册，果然看到津津的名字下注明当年8月随母亲从中国赴美。她重新走回津津身边，她指着课本，放慢速度说：
“Book。”
一面用双眼向津津示意跟着她读。
津津看着老师的脸，觉得很像妈妈教她认字时的表情。当老师重复这个词时，她试着小声地跟着念：
“Book。”
老师频频点头，聪明的孩子，她一下就理解了老师的意思，这使她很高兴。便翻开第一课，教津津认了几个单词，又递给津津一支笔，让她学着拼写。津津开始认真地在纸上写这些词，老师满意地走开了。
午间休息时，津津想上厕所。她记得早晨妈妈送她上学时指点的地方，顺利地找到了厕所。厕所里分成一个一个厕间，她进了其中一个，轻轻一带，门关上了。可是当津津解完手想出来时，麻烦来了，她开不开门。门上有一个小小的机关，津津又是转又是扭，就是打不开。怎么办呢？津津急得直想流眼泪。忽然她看到门下面有一块空档，灵机一动，听听外面没有人，就从门下爬了出去。她回头看了看那厕间的门，不知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放学时，杜迎到学校接津津。孩子一见妈妈就哭了，她心里委屈极了。
“怎么了，津津？告诉妈妈。”
津津呜呜地哭着，边哭边把一天的遭遇告诉了妈妈。她呜咽着说：“我什么也听不懂，谁也不认识。我不上学了。”
杜迎这才放下心来，她本以为津津受了欺负呢。她替津津擦干眼泪，安慰着女儿：
“没关系，津津好孩子。你只不过是还不懂英语，很快你就能学会，然后你就能听懂老师的话，也会有许多许多新朋友的。你看，妈妈也不会英文，出去打工也有困难。妈妈也在慢慢地学，不过妈妈年纪大，学得慢，你人小，记性好，会学得很快。叔叔说，一般中国孩子到美国，上学三个月，英语就过关了。别着急，明天让爸爸送你上学。”
第二天，李易之把津津送到学校，和班主任，就是教津津认字的那位女老师交谈了一会儿。女老师自我介绍说她叫卡尔曼，是来自西班牙的移民。她告诉李易之，在她班上一多半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其中有两三个是最近半年才到美国的，语言上还都有些问题。听李易之问到学生们拿着出教室的牌子是怎么回事，老师笑了，她说因为课间没有休息，学生想上厕所时就拿牌子出去。一班有两个牌子，同学们可以轮流去厕所，但一次最多只能去两个，以免妨碍其他同学听课。李易之又讲了津津开不开厕间门的事，老师立刻叫过一个女孩子，让她陪津津去厕所教会她开门。老师说津津很文静，她很喜欢她，会好好照顾她的。李易之临走前，把老师的话告诉了津津，又把牌子的事和其他一些要注意的事告诉了津津，让她乖乖地留在学校听课。津津懂事地点点头，爸爸的话使她的情绪安定下来。
此后，大人们便忙着应付学习和生计，无暇多管孩子，以为过几个月津津就能适应了。没想到已经过去三四个月了，津津还是听不懂老师讲课。杜迎想到，也难怪孩子，津津从小都很听话，只是性格内向，胆子小。到美国后，自己不会英语，易之又上学又打工，根本没空教孩子。孩子上学是第一次，做学生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个刚从幼儿园出来的孩子，一下子到了异国他乡的学校里，学习的困难可想而知，可自己为津津想得太少了。杜迎边想边流下泪来，她心疼孩子，替孩子委屈，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那样冲动，不问青红皂白地责打孩子。她仔细回想，当时只觉得心中猫抓一般，烦躁极了，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她那样大打出手。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宣泄，在拿孩子出气。她感到可怕，这是因为自己受不了在美国的各种生活压力造成的。她真怕长此以往，自己人格变态，会毁了家庭，害了孩子。
深夜，李易之回来了，杜迎向他讲了白天的事，也讲了自己的担忧。看到妻子哭得红肿的眼睛，李易之没有多责备，他只是掀开津津的被子，看到津津的伤，说了一句：“你下手也太重了。”
杜迎的泪水又涌出来，易之搂着她的肩，一同回到卧室。
“算了，都过去了，别再多想了，明天我抽半天时间，到学校再跟老师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小迎，你别把这事看得太重。我想，你这段在陈老板那儿，工作太累太紧张，又发生了那件不愉快的事使你心理负担过重。好多人来美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也有承受不了寻了短见的。咱们条件不算好，但比有些人还是强多了，那么多苦都吃了，咱们一定能挺过去，你说是吧？”
听着丈夫的劝慰开导，杜迎好受多了，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卡尔曼老师听完李易之的来意，就表示说非常愿意帮助津津。她说自己也是自小随父母从西班牙移民来的，她非常理解移民的苦衷，特别是孩子。随父母移民到美国的孩子，不论父母状况如何，孩子自己都有一个自我奋斗打天下的过程，语言是最主要的难关。津津很听话，守纪律，学习跟不上的原因完全是语言关系，她的数学就很好，从来都是A。卡尔曼建议寒假期间送津津去一个专门为外国学生办的英文补习学校学习，那儿有华语班，有会讲华语的老师，一般只要补习很短时间，孩子的英文水平就会大大提高。在孩子英文过关以前，暂时由卡尔曼老师每天将留的作业内容通知李易之，由李易之向津津说明作业的要求，她还特许津津比其他孩子晚交一天作业，因为李易之每天回家太晚。
卡尔曼老师说到做到，从那天以后，她每天都跟李易之通电话，或者把作业内容写在一张纸条上。李易之每天早晨把作业和一些课堂内容告诉津津，津津放学回来就补上头一天的作业。这办法果然有些效果，到学期末，津津的学习成绩有了提高，期末考试数学是A，英文也及格了。
到第四个星期上，陈老板还没有让杜迎走的意思，杜迎终于向他表示不能再拖，她无论如何要离开，她已经多做两个星期了。陈老板无奈，只得给她结账。
杜迎接过陈老板开的工资，想起这一个月中为了找新的工作，她曾请过一次假，而老板给她开的是全薪，便提醒道：“陈先生，我请过一次假。”
陈老板听后，脸上仍是一副怪怪的说不出的表情。他什么也没说，直接从杜迎手里抽走20元钞票。杜迎把剩下的工资放进手提包，和同事们道了别。走出餐厅，杜迎舒了一口气，她决心重新找一份工作，但前提是必须能有时间照顾津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七）GWU的第一个中国硕士
初夏是华盛顿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气候温润宜人，天空总是湛蓝湛蓝的，几片洁白的云朵悠悠地飘浮在天上。夜来的雨，把整个城市洗刷了一遍，使它显得更加清新。波托马克河闪着粼粼波光，沿岸绿树成荫，树下是宽阔而又宁静的滨河大道。大道上出现最多的是晨练的人们和安度晚年的老年人，他们往往携带一份早餐，坐在河边的长凳上，看看报纸，欣赏美景，回忆着往事沧桑。波托马克河绕过世界闻名的水门饭店和肯尼迪艺术中心，与阿纳科斯蒂亚河汇合，静静地流向东南方浩瀚的大西洋。
华盛顿是一座美丽而宁静的城市，是名副其实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除了繁华的大商店、大酒店而外，没有任何大型工业企业。政府机构精简到最低限度，大量的行政司法权力下放到联邦的各个州，以便使行政司法更适应当地的具体情况。各行业的规范运作及仲裁审批权则大都有赖于行业自律组织，因此在华盛顿几乎看不到什么企业或部门的头头到政府钻营，如果有这样的端倪出现，一定有关系重大内幕交易之嫌，立刻会引起新闻界和社会舆论的关注。他们会明察暗访，追本溯源，不遗余力，哪怕抓住一点点蛛丝马迹，也会立刻见诸报端或电视广播大事煽情，大做文章，在民众中掀起一片大哗。虽然许多事最后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但惹上了舆论媒体的注意，对任何官员来说都是一场麻烦。水门事件的暴露就是美国舆论界的一件杰作。因此政府的公务员行事、处理问题都非常谨慎小心，视每一个来访的公民和纳税的侨民为上帝，客客气气地为之服务，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些人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得罪不得。
美国实行12年义务教育制，从事义务教育的学校和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由政府负担。政府的经费来源于税款和罚没收人。当经济不景气时财政必须紧缩，所有靠财政维持的部门概莫能外。比如博物馆，此时就可能采取暂停开放或暂时欠发员工工资的办法来渡过难关。学校不能停办，就在平时尽量节约开支。比如学生的课本是免费提供的，但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生，而是“代代”相传。课本的装帧很好，扉页上有一个登记表，上面记载着每一个使用过它的孩子的姓名，无论是一年级的幼童还是高年级的毛头小伙儿，都懂得爱惜课本，从不在上面乱写乱画，大家都认为课本在自己使用期间被损坏是一种耻辱，是很没面子的事，因此往往一本课本被几个学生使用过后，还是崭新的。
大学虽然也受到政府资助，但对学生来说除非拿到奖学金，否则学习期间的费用全部要自理，一般的奖学金也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最突出的一个好处是，美国的大学教育是完全开放的，任何年龄段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通过入学考试，进大学读书。李承之在外语学院读书时的一个外教，就是在中国工作几年后，回到美国，在60岁时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私立大学的学费是最昂贵的，为了交纳每学分450美金的学费，李易之辛辛苦苦地打工，挣的工资除了交学费和房租，所剩无几。头一年里，他严格地把自己的伙食费控制在每月40美元之内，每天除了方便面就是热狗，吃伤了胃口不说，还因缺乏维生素，经常口腔溃疡，咽喉上火，还便秘。他不得不买一点香蕉润肠，吃杜迎从国内设法托人带给他的一些维生素来补充营养的不足。
上学第一年是最艰苦的，除了生存的巨大压力外，学习上也有很大困难，主要是语言不过关。李易之虽然在国内拿到了英语的大专学历证书又通过了托福考试，但在法医系听一句中文也没有几乎全是专业辞汇的美国老师讲课可就远远不够用了。李易之十分感谢柔丝给他的建议，找了一个美国人做室友。麦克在英语提高方面给了李易之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最先修的几门课中有法医课程，而麦克是学医的，很多内容相通，这样更多了共同语言。至于刑法学的课程，麦克是大学生，美国人从小学就接受法制教育，在法学辞汇上做些指点对麦克来说亦能胜任。在宿舍里，麦克常常纠正李易之的口语表达方式，也替他解答教科书上不理解的内容和专业词汇的意思，而李易之便时常炒两个中国菜作为对麦克的报答。
麦克真的像他自己宣称的，对中国很有好感，他找的女朋友莎拉就是一个有中国血统的姑娘，虽然长得金发碧眼，但她的外婆却是一个正统的中国女人。她外婆随做牧师的丈夫住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富有田园风光的小镇附近。她原是江南水乡的一名女学生，认识了当时在中国传教的年轻牧师，两情相悦终成连理。抗日战争爆发，他们便一同回到了美国，并且在马萨诸塞州定居下来，生儿育女，白头偕老。莎拉是牧师小女儿的孩子，现在和麦克一样，在医学院读书，不过学的专业是牙医。麦克说，他们已经计划好，毕业后他和莎拉要一同去中国旅行，看看长城，也看看莎拉外婆的家乡。莎拉的外婆总是把自己的家乡描绘得无限美好，像是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卷。
最难熬的第一年过去了。在麦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李易之不仅顺利过了语言关，而且学习成绩全部达到要求。现在李易之已拿到30个学分，正在修最后的两门课。
“李，中国监狱怎样改造犯人？”犯罪学和罪犯改造的讲师向李易之提问。
“我们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
十几人的课堂里传来一片不以为然的声音。
“那是侵犯人权，”一个女同学站起来，“劳动要靠自愿。体罚或强制犯人劳动，那是侵犯人权。”
“我们不这样理解。”李易之对西方人的人权概念早已耳熟能详，对他们的偏见并不惊讶，“劳动创造了人，也能改造人。我可以用我亲眼所见的实例来证明，劳动对一个人思想的改造是十分有效的。”
李易之侃侃而谈。他讲了一个扒窃惯犯的放事，这是在检察院工作时，他亲自参与过的一个案子。
这个惯犯从小失去父母，随祖父生活，因为缺少管教，十几岁时结交了一群坏朋友，多次扒窃被拘留，在派出所长期挂号。有一次，在派出所民警的耐心教导下，他被感化了，痛哭流涕，说要重新做人。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拿来一把刀，当着干警的面跺下一段右手食指，举着血淋淋的手指发誓再也不偷了。这誓言发得是够狠的，派出所相信了他。没想到几个月后，他旧病复发，又用那只伤手去偷人家的钱包，被当场抓住。他说作案时，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胁迫着他，使他不由自主地将手伸向别人的钱包。
就是这么一个恶习极深的惯犯，经过三年的劳动改造，彻底改变了。他在日记里写道：
“自从进了监狱，我才知道了劳动是怎么一回事。本来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经过我们双手的劳动，在上面盖起一所漂亮的房子。在会陷进双脚的烂泥地上，我们用双手筑起一条经得住10吨大卡车通过的公路。劳动苦中有乐，但我这双手以前却从没干过这些有意义的事情，而是用可耻的手段去剥夺别人的血汗钱。一看见别人口袋里的钱包，心里就痒痒，回想起来，真是痛心疾首。是劳动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个犯人出狱后，靠自食其力成为一名普通劳动者，从未再违法犯罪。
李易之发言时，同学们都静静地听着，没有一个人插话，显然被这闻所未闻的故事吸引住了。李易之一讲完，大家便热烈地讨论起来。议题是在美国监狱试行劳动改造的可能性。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列举了许多劳动改造的好处，又想出一些鼓励犯人劳动改造的措施。例如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用参加劳动的天数折成点数，优先考虑假释等等。还有人提出一些限制措施，以防止狱警滥用职权，对犯人变相体罚。同学们兴高采烈，不时向李易之询问中国监狱的有关问题。从他们的问话中，李易之听出，不少人一直认为中国监狱就是关押不同政见者的集中营。他想，这全是那些民运组织的宣传影响。
两门课很快结业了。在美国研究生毕业有两种考核方式，一是论文答辩，一是毕业考试。采取哪种考核方式由学校决定，学生没有选择的余地。多数人喜欢论文答辩，一来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二来可以找人帮忙，到答辩时已经胸有成竹。而毕业考试则不然，坐在考场里整整4个小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也帮不上忙。考试内容是所修的全部课程。考试的结果只有通过与不通过之分，未通过者允许补考一次，再不通过就惨了，不仅学位拿不到，所修的36个学分也全部作废。
李易之的刑侦专业采用的就是毕业考试，以往，每年毕业的十几个学生中总有一两个被淘汰。这些给李易之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对他来说，毕业考试必须一次通过。他的时间和金钱都不允许他再来一次。
李易之停止了一切打工，全力以赴复习两年来所学的全部课程。好在他每门功课学得都很好，除了第一学期有两门B以外，其余课程都以A的成绩结业。杜迎又找了一份带孩子的工作，每月有将近900美元收入，加上一点积蓄，短时间维持生活还不会出现问题。
考试前两周的准备时间，李易之见缝插针，苦读不辍，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坐在房间里读书，虽然有空调，但因为是顶楼，上面的大屋顶不隔热，房间里的温度还是很高。为了节省电费他早晚都关掉空调，宁愿让汗水顺着脸往下淌。
“易之，喝杯酸梅汤吧！”
杜迎走到他身边轻声说着，顺手抄起一把扇子给他扇风。杜迎的动作让李易之回想起10年前在国内准备高考时的情景。
那时他家祖孙三代挤在一间临时搭的防震棚里，李易之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复习功课只能在两平方米的小厨房里。当时也是夏天，小厨房里又闷又热，家里没有电扇，他在身上涂满避蚊油，光着膀子坐在小板凳上看书。有一次突然停电，他站起来找蜡烛，猛然发现背后站着个人，仔细一看是母亲，正站在那儿给他扇扇子，也不知站多久了。
“喝呀，发什么呆？”杜迎催促道。李易之从回忆中醒过神，把放着冰块的酸梅汤一饮而尽，又低下头看书。他想：
“一定要一次通过，不然谁都对不起！”
毕业考试一结束，李易之又陷入另一种不安之中。他担心通不过，一天往信箱跑好几趟，看有没有考试结果。杜迎自然和丈夫一样，捏着一把汗。她觉得以易之的学业功底，通过应当没问题，可这毕竟是美国，以前易之从来没有参加过美国任何学校的毕业考试，没有经验，通不过的可能性不是一点没有。万一通不过，对易之的打击太大了。她想起，为了应付每学期4000美金的学费和全家的生活，夫妻俩省吃俭用，没看过一场电影，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全家只到餐馆吃过一顿饭，那还是用的易之在西餐馆打工受奖得来的60美元就餐券。
杜迎心疼地看着丈夫在这大热天的苦读中一天天消瘦下去。此刻，她和易之一样焦心地等待着通知书，可又怕等来的是坏消息。她只有不停地说着宽慰的话，尽量为丈夫分担着。
两周后通知终于来了。李易之从杜迎手中接过没有启封的通知，不知是凶是吉。他用颤抖的双手撕开信封，心情紧张地抽出通知。
通知很简短，只有一行字，李易之却反复念了十几遍，接着他一屁股坐进沙发里。杜迎不知怎么了，急忙凑上去，拿过通知，那上面说李易之的毕业论文通过了。杜迎扑到丈夫怀里，两人抱头痛哭。两年的辛苦和等待通知的煎熬都随着泪水流走了。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八）天涯共此时
易之终于通过了毕业考试，再经过一段实习，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了。这意味着他们三年多的耕耘终于结出了果实，从此易之可以找一份正式工作。他们的生活可以有所改善，也可能有报答父母养育深恩的条件了。杜迎的心境变得格外愉快起来，她一连写了几封信，分别寄给国内的父母、公婆和姐妹，又给费城的承之和辛迪挂了电话，她急于让亲人分享自己的快乐。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杜迎急于告知的朋友，那就是玛丽。
玛丽是杜迎看护的小男孩亚瑟的母亲，她是个办公用品的推销员。小亚瑟出生40天后，她就想去工作了，但孩子不能没有人看护。于是，玛丽就在华盛顿大学贴了一则招聘广告，想找一位学生看护小亚瑟。她认为大学生比较单纯，请他们看孩子能够放心。
这则广告被李易之看到了，当时杜迎刚刚辞去了餐馆的工作。他把广告撕下来，拿回家去交给杜迎。
杜迎仔细地看了广告，那上面说要求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4点在玛丽家照顾孩子，每小时的工资是5美元。杜迎算了一下，除去周末，一个月下来可以挣900美元左右。而且时间很理想，她再也不用把津津一个人丢在家里。玛丽家住在市中心，可以乘地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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