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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驮睦�有一定的成熟度，他比较不是一个追逐流行寻找刺激的读者，说他保守可以，说他有深度也可以。

　　“事实上，”英根代说，“正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太厉害、太花哨、太凌乱，无处不变，我们坚持不变，反而成为一种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帜。我们副刊从来没有考虑过降低品质或怎么迎合大众口味。我们有一定的读者，而这些读者对副刊要求很高。我们只有高标准，没有低标准。”

　　1989年柏林围墙垮掉之后，《汇报》副刊率先讨论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德国顶尖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与探讨，充分发挥公共论坛的功能，为社会提供前瞻的可能。

　　四十万的“量”相当低，但它的“质”相当高，对社会的支配力及影响力因而极大。《汇报》副刊能够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态存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雄厚专精的编辑结构得以创造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一方面更因为这个社会里有四十万人——四十万有知识权、影响力的人——支持一个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两者缺一不可。

　　再追问下去：为什么这个社会可以拥有一份独立于财阀、报阀、政客、政党的报纸？为什么一个报纸愿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资金在副刊上——十五个驻外特派记者专职报道文化消息？为什么一个副刊对社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为什么副刊如此受到尊重？为什么这个社会永远有四十万人，’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不管后浪怎么推翻前浪，永远有四十万人愿意每天全神贯注地读书评、艺评、影评、文化评论、文艺创作——四千字的小说连载、四分之一版面的诗和诗评？

　　——5——

　　台湾报纸的副刊一个接一个消失。还没有消失的，承担着市场压力，而市场意指对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谓大众品位看齐。大陆的副刊在转型经济中面临同样的问题。关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忧色：副刊没落了。

　　副刊“没落”了吗？那表示副刊曾经“辉煌”过；可是我们仍旧记得副刊当年“辉煌”的重要原因：在没有真正新闻自由的时代里，社会的焦灼以文学的面貌出现，寄身于副刊，使副刊超载地承担了本不属于它的种种任务，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当那个时代过去，副刊卸下了过往政治所强加于它的种种异彩，回到它的本位，宁静平淡下来，不再呼风唤雨，这，能叫“没落”吗？

　　我倒觉得是新阶段的启始。没有大风大雨大灾大难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分众”社会，我过我的桥、你走你的路。一个副刊能使全国瞩目街谈巷议的时代已过，它就只能寻找一个局部的分众作为它的读者——四十万、二十万、五万，而不是辉煌的英雄时代的一百万！但别忘记，这是常态。

　　副刊在新阶段中面临的其实是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它所呼唤的是什么阶层什么年龄什么品位和知识的读者群，从而决定副刊的面貌。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应该会有各种风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软的硬的、俏皮的严肃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副刊。雅与俗各有理直气壮的生存权利，但若是为了获得最大量的读者而将雅俗掺杂，只能使一个副刊非驴非马，个性尽失，要吓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读者。

　　可是无论是旧阶段或新阶段，副刊总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指标。社会有多么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么成熟深刻。如果我们的副刊因为坚持一种较深沉的人文素养，坚持对人生世事做较为复杂的思考、严肃的探索，而失去读者，而无法生存，那意味着我们还没有那“四十万”个中流砥柱，社会的文化体质还没有成熟到我们期望的程度。

　　于是，唯一能做的只是等待？只靠等待的社会必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副刊不只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镜子，更可以是；应该是文化的标杆，一大步跨在社会的前面。倒过来说，副刊有多么成熟深刻，社会就有多么成熟深刻。一个社会要从原有的轨迹上冲刺跃进，得依靠杰出脑力的激荡，刺激社会前进。副刊，可以是一个脑力激荡的磁场，进发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大潜能。

　　做不做而已。

　　（原载1997年9月17日《文汇报·笔会》）


　　读者来信

　　编辑朋友：

　　你们好！

　　《笔会》推出龙应台《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一文第注节　，读后真解气，眼前豁然明朗。

　　作为读者，我不是报人、编辑，也不是文化人，对这篇文章说三道四，似乎与自己市井小民的身分“不搭界”。不过，这篇文章确实给读者及副刊编辑、撰稿人及专家学者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故，斗胆建议，此文应该收入九七笔会文粹集中。

　　这篇文章说它好，是有益于《笔会》改革之借鉴。读者企盼《笔会》能成为报界雅副刊而异军突起。这面旗帜能扯起，将云集一大批中华知识精英……

　　近年文化界、新闻界等方面亦喊“改革”，并标榜自己这个圈子“深化改革”取得如何如何的成就，云云。殊不知读者并不买这个账，不会去上当受骗的。唯一抵触，就是不读不看这些讲空话、讲假话、十足新八股味道的陈词滥调。读者这点自由确实运作得不错，他们决不会从牙缝中省出那点钱去买脸色看，甘受愚弄。

　　《笔会》之所以在全国报业中影响极大，是因为它的品位高，高品位来自独立的思考与见解构成的独特的文风。下一步，《笔会》能做到龙应台文章中阐述的那样，将是更大的进步。真正做到开副刊改革之先河，一定会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这一天目下看来似乎遥远，不过，《笔会》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刊登这篇文章，我们这些真正的读者确实看到副刊复苏的希望之光在闪烁，为之兴奋，为之欢欣鼓舞。

　　唉，有点自作多情了，说这些干吗？《笔会》编辑同仁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

　　由衷地感谢《笔会》把这篇好文章奉献给读者。

　　今晚是农历八月十六，人们还沉浸在中秋佳节的喜庆氛围中；可是室外下着雨，很大很大，看不到月亮；然而，灯下无聊乱翻报，一轮皎洁的明月从心中升起……

　　《笔会》给了我欣慰和温馨。

　　袁政煜

　　注：（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在《文汇报·笔会》发表时题为《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


　　如果没有龙应台
　　冰清

　　提起龙应台，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她的《野火集》、她的《龙应台评小说》、她的对于台湾社会及文坛的种种抨击……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她的文章愈来愈练达，风格愈来愈成熟，，思想愈来愈深刻。

　　她对待惯存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能够透过生活表层，揭示出文化的内蕴，如《论公共空间之必要》（载于《笔会》1997年12月18日）对世俗观念造成的弊病及陋习，予以大胆地、无情地揭露，她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强调人在文化中的主导作用，像《脑力激荡的磁场》（载于《笔会》1997年9月17日）；读她的文章，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不凡的气势、战斗的精神及洋溢着的英雄气概，其文字简洁有力，思路清晰，不蔓不枝，那酣畅的文风，精湛的笔触，饱含的哲理，每每披读，都令人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她将传统文化、现代意识、理性思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提炼出人或思之、却未言之的思想结晶，表现了一个为文者所背负的责任、道义与使命；她的说教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亦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之上，以深思熟虑的思索作前提，引发出关于时代、历史、民族、文化等种种启人心智的道理、结论或识见。

　　龙应台作为学者，其文章涉及古今中外，诸如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等多门学科，以学识见长；作为作家，她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世态及社会，触及一些亟待推进的、敏感的现实问题。在她的作品中，不难读出一种大我的存在。

　　当然，人们并不见得要认同她的全部见解，甚或也一样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她的深刻的批评、犀利的眼光、率直的品质、独立的人格，却不能不刮目相看。她的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思考。如果没有龙应台，那么，学界就少一分思维，文坛就少一分锐气，社会就少一分关注；龙应台现象是个标识，也是个启示，它标志着国内思想界的宽松、活跃、民主和开放，启示着众多知识分子为中国迈向21世纪的繁荣昌盛献计献策，为当代文化的建树与导向发挥才智。

　　（作者单位：山东曲阜师大图书馆）　
　
　
第9节　致命的星空

　　——1——

　　在黑沉沉的夜里独自驱车回家。风很大，枯叶从四面八方摇落，纷纷扑打着车窗，不及落地，又被吹得满天飞舞。星星不知怎么垂得那么低，低到刚好缀满了后视镜两侧，使我两眼迷离，不由自主要驰向那星光灿烂的深处。

　　无法继续开车；这样黑的秋夜这样眩目的星空，会让我车毁人亡。

　　于是将车驶进公路边的停车场，索性把星星看个够再上路。停车场傍着树林，落叶在风里簌簌作响，冷肃荒凉。推开车门，像舞台灯光乍亮，蓦然满天繁星绽放，华丽了整片夜空；一颗一颗摇摇欲坠，似乎随时可以掉下来，滚进那幽暗甜美的山谷。

　　——2——

　　仰望星空，人怎么能不觉悟自己的渺小？像莽莽地平线上一粒黑点，独对弯苍。黑夜的深邃沉寂使人心静神凝，而星光的辉煌壮丽使人震动惊诧。宇宙的奥秘有最奢华艳丽的演出。想必也是在这样无边无际的星空照耀下，诗人激动不已：“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只要有机会站立在星空下，只要在星空下立得够久，人的脑子里不得不充满了天问吧？

　　——3——

　　伽利略在意大利的天空下仰望星星。他的眼睛穿透奢华艳丽的星光直逼宇宙奥秘。1640年德国的汤若望，也是一个看星的人，把伽利略所看见的银河介绍给中国人：“古人以天汉非星，不置诸列宿天之上也……今则不然，远镜既出，用以仰窥，明见为无数小星。”同样是星光灿烂，欧洲人看见的是“乃知木星旁有小星四，其行甚疾；土星旁有小星二，金星有上下弦等，皆前此所未闻”。

　　欧洲的天文学家来到17世纪的中国，得知中国天文学之落后而感觉奇怪。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德国科学家开普勒听说中国人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在天箭星座附近或者人马星座尾端观察到二至点，非常惊异，特别写信请留驻中国的传教士发掘更多中国的天文知识。莱布尼兹对中国人看星星的智慧也充满期待。当他知道17世纪的中国人其实对星星没什么认识时，他说：“他们是不是因为要编撰一个完满的天象故事，而无法对天体进行观察？”

　　那是1689年。其实，如果莱布尼兹知道汤若望是怎么死的，他也许自己可以回答为什么中国人无法对天体运转进行科学观测。

　　——4——

　　1644年，汤若望被顺治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御前的首席天文学家。他从西方带来的仪器和知识经由实验证明了中国天文学的落后。顺治对知识的尊重使得汤若望可以不行三拜九叩之礼直接奏呈皇帝。他的时宪历取代了行之已久的大统历和回回历。

　　二十年之后，杨光先指控汤若望谋反，证据是汤氏用的明朝历法为顺治皇族带来灾祸。汤氏弟子南怀仁等人被判杖刑一百，驱逐出境。汤氏本人亦面临凌迟酷刑。一场及时的地震使他幸免予死刑，但他已饱受折磨，不久就死去。

　　研究星球，在西方是科学，在中国却属于政治学。私自学习天文者在唐朝要处两年徒刑，在宋朝是斩首罪。宋太宗曾经搜捕了三百五十一个天文学者，让其中考试合格的六十八人为国家司文台工作，剩下的二百八十三人打成犯人，“黥面流海岛”。汤若望为星星而丧生，不是意外，更不孤独。

　　——5——

　　汤若望死后七十年，1735年巴黎皇家科学院院长仍旧想知道为什么在“中国那么美丽的天空下”，早期天文学如此先进，而现在这门科学毫无进步？本身是科学家的巴多明神父提出许多看法：中国人“只顾眼前实在的利益，而不在乎天空中有什么新发现”，此其一。中国的天文学家害怕发现新现象，因为天上任何新现象都有政治意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埃及和希腊的天文学家却没有这种顾虑，他们得到国家的保护和鼓励，此其二。如果有一个钦天监积极进取，他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现状”，此其三。钦天监内外都缺少竞争，此其四。“要在中国发展科学，不光是需要一个皇帝，”巴多明写着，“而是需要好几个皇帝鼓励搞研究和付之实践的人搞新发明。设立足够的基金……解除数学家们的衣食之忧，使他们不致遭受那些不懂行、不会区分是疏忽还是操作错误，还是原则错误的人的指责。”

　　巴多明的批评写在1735年。

　　在巴多明的时代，中国的钦天监其实用的都已经是欧洲传教士了。但是我们看见，再过六十年，当马嘎尔尼率人马来晋见乾隆时，乾隆的首席天文学家传教士可怜兮兮地哀求英国使团把英国历书给他们用；他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天文知识，而法国闹革命又断了后继的法国历书。天文学家面临着汤若望的命运。

　　即使换了欧洲人来作天文研究，改变了的不是中国的科学环境而是使欧洲人陷入与中国人同样的处境。思想与科学，仍旧为政治、为统治者、为习惯服务。

　　——6——

　　1948年，张君劢在武汉大学演讲，题目是“吾国思想界的寂寞”，指摘当时思想界的沉寂麻木。他认为，政局虽乱，中国科学家却仍然应该有所建树，至少在思想上应该闪着火花。他的说法马上遭到反驳。一位科学家讥讽地说，如果美国研究者也得每天清晨提着篮子、带了身分证上街排队买米的话，结果可能和中国一样。“科学事业的造就和成功，是社会秩序进步和生活安定的自然结果，和火车必须在轨道上行走一样。”没有轨道，火车何从？

　　从巴多明到张君劢，这“社会秩序进步和生活安定”的轨道啊，磕磕碰碰了两百年，辗转到了1997年。

　　1997年，又有一个华人得到诺贝尔物理奖。得奖者强调自己是土生土长美国人，中国人则议论纷纷：他若在中国的环境中生长、求学，可不可能有此成就？为什么中国的科学研究者总要到了西方才能大放异彩？为什么中国人对非功利实用的基础科学不感兴趣？为什么为什么……？

　　奇怪，难道不知道为什么？

　　——7——

　　今天，1997年11月6日，被称为“当代英国哲学界真正代表”的以撒·柏林死了。他写过深刻动人的马克思评传，提倡过两种自由的界定，对当代西方历史做过最清醒的分析及批判。今天，我记得的，却是他与伊朗学者亚罕的一小段对话：

　　亚罕：你认为当今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

　　柏林：我不认为哲学家有什么特别任务，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哲学……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对哲学目的的一种误解……就如同你问我当今艺术的任务是什么，爱的作用是什么一样。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本身。同样，爱的目的就是爱。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

　　亚罕：那么哲学的目的呢？

　　柏林：哲学的目的就是哲学。

　　——8——

　　仰望繁星万点，人啊，怎能不觉悟自己的渺小，相对宇宙的无限；是对那宇宙的激动和探索使人的渺小进入无限。“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兽能言？”星空下脱口而出的天问，是知识的开始，可是，得为了天问而天问，才可能真正地认识星空吧，不管是透过诗的美学还是天文科学。

　　（原载1998年1月7日《文汇报·笔会》）　
　
　
第10节　人真的很脏

　　在一个警察国家里，对付异议分子有许多套招：把他杀了或监禁起来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结果经常是，异议分子反而变成群众的英雄或者自由的象征。把他驱逐出境，他也许在国外大声嚷嚷，破坏当权者的名誉。最聪明也最毒辣的手段，是把反对者“搞臭”：设计一个女人，一个旅馆房间，一个暗藏的摄影机，几个拿着对讲机等在门后的秘密警察。当反对者疲惫地从侦讯所出来时，他会发现所有的人都以闪烁诡异的眼光看着他：人们心里充满绘影绘形的异色想像和义愤填膺的卫道激情。本来也许代表了理想正义的政治异议分子突然变成一个龌龊下流的色情狂。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他已经被判了不需要判决书的“褫夺公权”。东德解体之后，安全部的档案全部公开。人们在里头读到一则又一则的“搞臭”记录。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政治立场的公民是否就没有这种威胁？刚刚在西班牙爆发的政坛大“丑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突然有一天，马德里的权力精英们——皇室贵族，政府首长，教会人士，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全从邮差手里得到一个邮件，是一支神秘录影带。谁挡得住好奇心呢？录影效果很差，暗濛溕一片模糊，但看得出是一男一女的作爱实景录像，

　　可能是从衣橱门上小洞偷拍所得。女人是黑人，没入黑暗遂看不清眉目。男人可是清清楚楚的白人，赤裸的男性躯体上却紧裹着女人的性感胸罩和透明丝袜。女人不断以淫秽的私语挑逗男人，男人发出各种令人面红耳赤的叫声。

　　一个拍得极没水准的成人色情片？不是的，所有接到邮件的人，目瞪口呆地，都认出了男人的面孔：那是拉米雷斯，西班牙最重要的保守派日报“ELMundo”的总编辑！不到五十岁，一表人才的拉米雷斯是马德里政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所写的政见和社论咄咄逼人，势若雷霆，往往影响西班牙政局。他更是现任总理阿兹那的密友和智囊。他的名字总被印在最重要的国家议题上，他的脸孔总出现在最严肃的电视讨论中。他是西班牙的意见领袖，社会贤达。现在，人们看见了他赤裸扭动的身体，听见了他激情昂奋的叫喊。

　　出卖了拉米雷斯的是拉米雷斯的女朋友。她把录影机藏在窗帘后面，录下了自己和拉米雷斯作爱的镜头。被警方逮捕时，她的供词更是惊人。是因为有人出了两百万美金的价钱促使她布下陷阱出卖情人。钱从哪儿来呢？谁的钱呢？拉裴尔·威拉出的钱！拉裴尔·威拉又是什么人？在西班牙，人人都知道，威拉是社会党执政时代的内政部长。

　　人们的记忆由于威拉这个名字又醒了过来；是的，80年代社会党的Gonzalez任总理时，曾经用特攻队去对付巴斯克主张独立的恐怖分子，杀了二十八个巴斯克人然后又试图掩盖谋杀的事实。把这个以暴制暴的案子揪出来而且指名要内政部长负责的正是拉米雷斯的报纸。社会党在连续执政一十三年之后，留下不少贪污腐败的污迹，被拉米雷斯毫不留情地一一追击揭露；社会党失去政权，保守党上台。拉米雷斯一直是保守党最能倚重的社会资源。

　　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帮她租房间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一个头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个市长……。

　　拉米雷斯仍旧写他尖锐辛辣的社论，但是避免在公共场合出现——报纸上不再有他的照片，电视上不再有他的脸孔。他显然受不了人们闪烁诡异的眼光。在那个眼光里，他永远是个没穿衣服的人！没有判决书，他已经被褫夺了参与公共聚会的权利。

　　这么说，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当然是有的。同样的强揭隐私，在警察国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国家行为，在民主国家却是必须惩罚的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在警察国家里，被统治者倾向于单一的、不容忍异端的道德态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认统治者定下的价值标准，也使得统治者轻而易举地可以把一个反对者“搞臭”；相对之下，民主国家的特色是价值的多元。某一个党认为是“臭”的别人不见得同意。拉米雷斯能够幸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西班牙人会认为真正“臭”的不是拉米雷斯，而是想把他“搞臭”的社会党人。也幸亏他活在一个已经民主的国家时，拉米雷斯不会“臭”了，只是“糗”了。糗得够呛够难堪，但并不致命。韬光隐晦一阵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是一条好汉。

　　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绝对相似的地方却是：唉，人真的很脏，不管在什么制度下。为了争夺权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显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民主制度并不使人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