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秘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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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到灵帝时终于发生了变化。起义等来了一位猛人，他成了东汉帝国的掘墓人。这人是一个流民，纯粹的无产者，名字叫张角。他之所以能成为猛人，没有像其他数十个农民起义领袖那样，被杀后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是因为他有文化。
　　有文化的人在那个时代是绝对的少数，张角有文化，所以可怕。张角喜欢看书，他最喜欢看的是一本叫《太平清领书》的书。
　　传说《太平清领书》的作者是著名方士于吉（也叫干吉、干室）。所谓方士，就是有方术的道士。所谓方术，是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东汉以后，“方士”这个词不太常用了，代替它的是“道士”。
　　于道士写的这本《太平清领书》，据说篇幅很浩大，分为十部，每部十七卷，共一百七十卷。里面内容庞杂，以老庄之道、鬼神信仰以及阴阳五行、神仙家的方术为基础，创造了一套极为神秘复杂的神学体系。这部书里既有老子的宇宙观，《周易》的元气论，也谈长生不老的修道思想。
　　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这本书真正想谈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在本书中，于吉陈述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设想，即太平盛世的建设纲领。他不仅描绘了太平盛世的模样，也阐述了要达到太平盛世，必须做到君明、臣良、民顺。
　　所以，这部书不是教人如何造反的，而更像是向君王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于吉的学生宫崇把这部书直接献给了顺帝刘保，刘保让大臣们讨论了一下，大家认为这是“妖妄之经”，于是把它封存在国家图书馆（东观）里。
　　桓帝刘志一直没有儿子，听人说有个叫襄楷的方士很有法术，就下旨召他进宫，帮助他生个儿子。襄楷不是专科大夫，治疗不孕不育不是他的长项，他能做的就是给皇帝弄一些所谓的灵丹妙药，这是他的特长。
　　桓帝吃了襄楷献上的药，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他甚为欢喜，给襄楷安排了工作。桓帝对他很是信任，处理国家大事遇到疑难问题时也经常向他请教。这个襄楷，是于吉的另一个学生，为了完成于老师的心愿，他旧事重提，再次将《太平清领书》呈报给桓帝。
　　可是，桓帝的兴趣只在能不能生出儿子，以及那些灵异事件如何解释，对于襄楷的治国理念没有太大兴趣。
　　后来襄楷与党人搅到了一块，在党锢事件中因为替党人求情而被治罪。襄楷出狱后，依然痴心不改，但这次他对皇帝失去了信心，开始把活动的重点转向民间，最后成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颠覆活动的专家，后面还会再讲到他。
　　张角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这部书，也有说法称他是襄楷的朋友，二人志同道合，一个是理论家，一个是实践者，立即联起手来。张角对《太平清领书》佩服得要命，那些皇帝没有实施的政治纲领，他决心试试。
　　张角是冀州刺史部钜鹿郡（今河北宁晋）人，出身于社会下层。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张梁，一个叫张宝。张角早年信奉黄老学说，对神秘预言学之一的谶纬学也深有研究，懂民间医术和巫术。他领着两个弟弟，手持一根九节杖，经常活动在冀州一带，用符水、咒语等为人治病，深得穷人的拥戴。名气一大，就有人跑来表示愿意给他当学生，张角开始吸收徒众。
　　没有想到，来的人越来越多，多到让张角感到吃惊。不过，他没有害怕，因为他是个有胆识的人，想干出一番大事业，于是琢磨如何把这些人组织起来。
　　张角深受《太平清领书》中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的影响，创建了一个民间宗教团体：太平道。其纲领、目标、教义、称号、教区组织、口号、宗教仪式、活动内容、传教方式等都依据《太平清领书》来设计。
　　当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流民，这些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人都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没有人关心，也没有前途。太平道的出现，至少给了他们温暖和希望，所以不用动员，这些人都撵着跑着来入道。
　　还有一些人，虽不属于流民范围，但看到这个组织挺厉害，于是也加入进来，就像一些有钱人愿意给青红帮老大当门生一个道理，遇到事好有人罩着。这些人里，有基层官吏，也有宫里的宦官。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是太平道的总首领。他两个弟弟张梁、张宝自称大医，是太平道核心领导班子成员。他派出八个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太平道势力已遍布全国十三个州中的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徒众达数十万人。张角把这些徒众划分为三十六个教区（方），大的万余人，小的六七千人，每个教区都设一个渠帅作为首领。
　　闹出这么大动静朝廷那边不知道吗？其实朝廷是知道的，而且很早就知道了。熹平六年（177年），灵帝的老师、时任太尉的杨赐和他的属下著名党人刘陶，分别上书灵帝，报告了这个民间组织的动向，请求给予关注。刘陶更是指出，据他得到的情报，张角的党羽已经潜入京师，活动于民众和官宦之中，大有觊觎朝廷之意，应速加侦缉，并诏令天下，重赏捉拿张角。不知什么原因，如此重要的上书竟然没有下文。后来杨赐因故离职，刘陶找个机会向灵帝寻问此事，灵帝居然莫名其妙地岔开话题，让他给自己编一本容易阅读的《春秋》。刘陶没有办法，只得到图书馆里埋头完成天子交付的新工作。
　　从各种迹象看，灵帝本人确实没把太平道当回事，甚至觉得有个民间团体把流民组织起来，教人向善做好事，还挺好。这种心理可以从灵帝意识形态变化的蛛丝马迹里寻找答案。灵帝这时已经开始崇信黄老之学，对老子的思想充满崇拜，他可能认为，这个同样视老子为先师的教派，与他的思想还有些吻合呢。
　　前来投奔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张角想，既然事情已经干大了，想收手是不可能的，未来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太平道消灭刘汉政权，要么太平道被刘汉政权消灭掉。
　　太平道的公关工作做得很出色，就连宫中的高级宦官封谓和徐奉都成为它的信徒，这样，朝廷中枢机构的消息很快就能送到张角的面前。综合分析各种情报之后，张角对形势做出了判断，他看出太平道和刘汉朝廷翻脸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谁先动手谁主动。张角马上召集几个大弟子和弟弟张宝、张梁商议，大家决定发动武装暴动，目标是推翻现政权，建立太平盛世。以冀州南部与司隶校尉部结合的邺县地区作为暴动中心，由张角全面负责，前线总指挥为大方首领马元义。暴动的时间定为光和七年（184年）三月五日。
　　这个日子选得很有讲究，它葬送了这次起义。
　　【二、精挑细选好日子】
　　即将到来的光和七年是甲子年，在六十年一轮回的历法周期中，甲子年是新周期的开始，让人联想到新天命的降临。
　　这一年的三月五日又是甲子日，也就是说，太平道确定的武装暴动时间，是更为难得一遇的“双甲子”。
　　张角和他的谋士们在选择暴动日期上可谓动了一番脑筋。但问题是，确定这一时间是在光和六年底，离“双甲子”还有三四个月，从筹备起义的角度说，时间充裕一点，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得更细些。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又是致命的，那就是夜长梦多。
　　暴动是策划实施一场规模盛大的集体活动，参与的人数众多，涉及的区域广泛，在没有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情况下，沟通信息、协调各部行动、保证命令畅通已经十分困难，更困难的是，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还必须完全保密。
　　像起义时间这种极端机密的事情，起义总指挥部竟然在几个月之前就已下达到基层，甚至还发布了起义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在前线总指挥马元义带着他的骨干分子潜入京师后不久，洛阳城里的小孩甚至把这几句话编成了歌谣到处传唱。朝廷各办事机构的大门上，也时不时地出现用白土书写的“甲子”二字。
　　事后来看，这可是一大败笔。
　　起义军内部果然出现了叛徒，只要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人，他叫唐周，济南国人，他是张角的弟子之一，在起义军内部属于高级干部。光和七年（184年）刚过了年，朝廷便接到唐周的密报，整个起义计划暴露。
　　有人遗憾地说，黄巾大起义都毁在这个唐周的身上，如果不出这个叛徒，起义的结果就会两样。问题是，如果没有唐周，张角、马元义他们就一定能于当年的三月五日这一天顺利发动起义吗？
　　其实基本上不可能。不是因为东汉王朝强大到不能推翻，事实上东汉王朝已经很虚弱，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只要组织得当，推翻起来应该不难。问题在于，起义军不可能把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保证在长达三个月时间里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唐周。
　　由于唐周的告密，刘宏不敢再大意，他立即下令对马元义等骨干分子实施秘密抓捕。马元义被抓，处以车裂之刑。
　　然后灵帝清查太平道的徒众，他以通令（周章）的形式下达三公府、司隶校尉，派钩盾令周斌总负责，清查在宫省直卫、朝廷各办事机构以及百姓中的太平道信徒，很快查出来一千多人，全部予以诛杀。根据侦察到的线索，灵帝要求各州郡同时搜捕张角等太平道骨干人员。
　　起义军只好仓促起事，正史记载他们“杀人以祠天”。之后，张角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在冀州正式起义。起义军个个头戴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但在官府下达的通缉文书里，一律称他们为“蛾贼”。
　　虽然动作仓促了点，但一开始仍然很顺手。黄巾军所过郡县，“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
　　东汉的地方政权如此不堪一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起义军深得民心，有长期准备，来势很猛，另一方面是东汉国家军制特点造成的。
　　东汉沿袭了西汉的军制架构，全国主要军力集中于南军、北军两大块。南军负责四方征战，是野战部队，北军即前面介绍过的北军五营，驻扎在洛阳附近，负责京师的防卫。北军之外，天子还有一部分近卫部队，如卫尉、虎贲、羽林等，性质与北军差不多。
　　这些都是中央军。除此之外，东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方部队，即州郡不能典兵。郡、县以下虽设有都尉等职，如曹操曾担任过的洛阳北部尉，但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属于警察部队，而非正规军。
　　国家遇有事情怎么办？这项任务基本上都交给了南军。南军是一支常备部队，也是精锐之师，但不幸的事，此时此刻，这支武装力量却指望不上。
　　数十年来，南军主力一直奋战在西部和北部前线。在西部，帝国陷入与羌人作战的泥潭，进不可全胜，退不得脱身。在北部，虽然匈奴人暂时消停下来，但新崛起的乌桓和鲜卑，跟当年的匈奴人一样强悍不逊，你来我往陷入胶着状态。
　　帝国划出了几大边防区，设立护羌校尉、护匈奴校尉、护乌桓校尉等职，负责边境作战，所使用的主力，正是南军。也就是说，此刻帝国所能依仗的主力部队正担负着保卫边疆的重任，轻易调离不得。
　　面对已经军事化组织起来，虽然打仗不一定在行、但打起来不要命的黄巾军，州、郡、县统属的治安部队不堪一击。黄巾军节节胜利，京师洛阳震动。
　　朝廷一下子慌了神。宦官平时权大势大，但流血打仗的事从来没想过，朝官士人文的在行，与宦官斗、跟皇帝吵都不怕，但打仗从来没有弄过，面对四面开花的局面，一下子也傻了眼。看来看去，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仿佛只有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颓。这个人曾经是曹操的同事，也是议郎，名叫皇甫嵩，是名将皇甫规的侄子。皇甫嵩字义真，安定郡朝那人，他的父亲皇甫节是名将皇甫规的兄长，曾担任过雁门太守。皇甫嵩少年既好诗书，也好弓马，是一个文武全才，在皇甫规的栽培下仕途比较顺利，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议郎，目前担任北地郡太守，此时正好来洛阳出差。
　　北地郡属幽州刺史部的边境地区，在这里当太守与内地不同，主要职责是配合正规军对敌作战。因为有长期边防作战的经验，又身为名将之后，大家都想知道他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在灵帝主持的御前会议上，皇甫嵩列席会议，他不负重望，提出了化解时局危机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下诏各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组织地方武装，修筑防御工事，制造军器。其中，在洛阳周边地区各个方向重点构筑八个战略据点，即洛阳八关，分别是函谷关、大谷关、广城关、伊阙关、辕关、旋门关、孟津关、小平津关，每关设一个都尉，负责军事。
　　对现有的军事力量进行整合，主要是北军及天子的御林军，分路讨击冀州刺史部（中心是邺县一带）和颖川郡的黄巾主力。同时他建议将天子西园小金库里的钱和西园的厩马拿出来，以充实军力。
　　还有，就是推行政治改革，解除党禁，重新任用党人。
　　对于前两项，灵帝都认可，目前看来也只能这么做了。灵帝是少有的比较贪财的皇帝，自己建有小金库，属于个人财产，积累了大量钱财，现在国库空虚，筹备常规军费已经很吃力，根本拿不出来钱，只得由皇帝出血了。
　　但对于最后一条，即解除党禁一事，灵帝仍然犹豫。实行党禁是他做出的政治决定，解除党禁等于推翻自己以前的主张，面子上下不来，而且会不会因此造成混乱？
　　从内心来说，灵帝比较讨厌党人，这些人一天到晚吵吵闹闹，不是对他进行批评，就是跟宦官找茬。与宦官比起来，灵帝更喜欢宦官。
　　而且，让灵帝感到困惑的是，当前要解决的是黄巾军，与解除党禁有多大关系呢？但是很快灵帝的思想工作就被做通了，一个叫吕强的宦官，只用一句话就让灵帝坚定了决心。他说：“听说黄巾军也在大量招募人才，如果我们不赦免党人，这些家伙难免会跑到黄巾军那里去。”
　　这一下灵帝总算是听明白了，立即下诏赦免党人。
　　吕强字汉盛，司隶校尉部河南尹成县人。从小即为宦官，担任过小黄门、中常侍，在宦官中是少有的正直之人，《后汉书》里有他的传，称他“清忠奉公”。
　　于是灵帝下令组建讨伐部队。在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曹操的命运也将发生又一次改变。
　　【三、灵帝的讨伐兵团】
　　光和七年（184年）三月，灵帝下令调整帝国的军事领导机构，升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坐镇洛阳，指挥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部设在洛阳城内的都亭。这是继梁冀、窦武之后，再次设立大将军，并且继续由外戚担任。
　　同时组建讨伐兵团，由何进兼任总司令。该兵团包括三支人马，约五万人左右。一支由新任命的北中郎将卢植统帅，讨伐冀州的张角，另外两支分别由刚任命的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统帅，讨伐豫州刺史部颍川郡的黄巾军。
　　东汉将军的名号比较多，也比较乱，不弄清这些就会影响到对史料的理解。有一个笨办法不一定准确，但却比较简单省事。
　　最高一级的是大将军，可以理解为上将；其次是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以及所谓的四方、四征、四镇将军，四方是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四征是征西将军、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北将军，四镇是镇西将军、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北将军，这些都是沿袭前代的固定称号，可以理解为中将；再下来，就是偏将军、裨将军以及杂号将军，杂号将军即临时起个名号，也称将军，如奋武将军、讨虏将军、扬威将军等，名目很多，均因事而设，事罢就撤，这些都姑且理解为少将。
　　这样理解未必准确。大将军的地位高于三公，车骑将军、骠骑将军等与三公同列，似乎把他们理解为元帅更妥当。但是，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上面的理解大体上还是可以的。中郎将就容易理解了，可以看做是准将，介于将军和校、尉之间。以后大家再遇到的时候可以先这么理解，至于东汉军队的编制，后面再作介绍。
　　在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前，帝国军队拥有高级军衔的将军还比较少，地位最高的名将“凉州三明”（即段、张奂、皇甫规）除投靠了宦官、又在宦官内斗中被杀的段外，张奂、皇甫规此时分别承担着西线和北线的防卫作战任务，他们的职务是护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大体上是个准将或大校。再往上的军衔，这时候基本上都空缺。
　　所以，灵帝一口气任命了一个上将、三个准将，已经是很破例了。
　　何进、皇甫嵩的情况前面已有提及，现在看看另外两个人的情况。
　　卢植字子干，幽州刺史部涿郡涿县人。他有几个明显特征，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钟”，八尺二寸约合现在一米九三。有资料显示，当时的人平均身高普遍低于现在，所以卢植往人堆里一扎，绝对是大高个，东汉要是组建CBA联赛，卢植即使打不了中锋至少也能打个后卫什么的。他声音洪亮，适合做配音演员或者演舞台剧。《后汉书》还说他酒量特别好，一次能喝一石酒（约合一斤装的二锅头六十多瓶，这种酒量实在不好理解）。
　　但卢植没有向体育界、娱乐界发展的打算，他的志向是做学问。他和日后的学术泰斗郑玄一道拜大名士马融为师。这个马融，除了是个大学士，还是外戚，他的一个表姨当过皇后，所以被称为“外戚豪家”。马大师有一个爱好，喜欢一边研修学问一边请些女演员表演歌舞（列女倡歌舞于前）。马大师性情超脱，他做这些事从来不避学生，讲课讲累了就把私人歌舞乐队叫到讲室里来消遣，别的学生都争着看，可卢植“侍讲积年，未尝转眄”，眼珠都不带转的。卢植谢绝了马老师的挽留，从马氏民办学院毕业回到家乡涿县当起了教书先生。他在教育方面挺有成就，学生里一口气出了两个名人：一个叫公孙瓒，一个叫刘备。
　　眼看就要混成一代名师了，但卢植心里很不满足，因为他“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灵帝熹平四年（175年），扬州刺史部九江郡的蛮人造反，卢植因为“才兼文武”而被公府选中，由布衣直接拜为品秩二千石的九江郡太守。卢植还真有两下子，到任后三下五除二就把蛮人制服了，名声大震。
　　但在此时，他却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官。后来，朝廷多次征召，卢植实在没有办法，才来到洛阳，不过提出请求说只想担任轻闲自在一点的官职，于是被任命为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人志趣相投，整天待在国家图书馆（东观）里校书，补撰《续汉记》。在灵帝眼里，卢植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从事文化工作是极大的浪费。黄巾起义爆发后，便拜他为北中郎将，任命护乌桓中郎将宗员为他的副手，带领一部分由北军五营中抽调的兵士和临时征募的人马，讨伐冀州的张角。为了便于指挥，灵帝下诏卢植“持节”，即带着天子特颁的信物，形同天子亲自出征。
　　再说说朱俊。
　　在《后汉书》里与皇甫嵩合为一传的人就是朱俊，说明了他的名气和历史地位。
　　朱俊字公伟，扬州刺史部会稽郡上虞县人，家境较苦，小的时候父亲死了，母亲以贩卖一种叫缯的纺织品为业。朱俊年轻时担任过县政府的文书管理员（书佐），“好义轻财，乡闾敬之”。后来发生过一件事，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朱俊有个朋友叫周规，“为公府所辟”，也就是在中央机关找到一份固定工作，这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但是，他却干了件蠢事，差点去不成。
　　周规想现在要到京师任职了，得弄点路费、置装费，不能太寒酸，于是偷偷挪用了“库钱百万”。这当然是一笔大数目，部长级官员月薪不过一到两万钱，百万钱亏得周规也敢挪用。周规原来的想法是，反正这一去未必再回来了，就是以后被发现也奈何不了自己。但是，管后仓的人偏巧发现了，要周规归还挪用的钱，可这笔巨款已经让周规花掉了。
　　这个时候，朱俊帮了他。朱俊干了回小偷的勾当，偷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他们家虽然也不富，但朱俊母亲搞的是缯帛贸易，他把母亲的货物偷偷卖了，拿钱为周规解困。而朱俊的母亲，无奈失业了。
　　母亲恚责朱俊，朱俊说：“小损当大益，初贫后富，必然理也。”
　　朱俊的回答耐人寻味，他没有说为朋友两肋插刀、人要讲义气、不要把钱看得太重这些空话，而是说现在看是受到小损失，将来没准会因此得到更大的回报。说明朱俊对未来有远大的规划，也有深谋远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