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秘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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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大的回报。说明朱俊对未来有远大的规划，也有深谋远虑。
　　他很快得到了回报。这时候上虞县县长叫度尚，这是一个老党人，以后群雄混战的时候他还会出现。度尚听说朱俊的事迹后连连称奇，把他推荐给会稽郡太守韦毅，再后来尹端接任韦毅，任命朱俊为郡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簿）。
　　熹平二年（173年），会稽郡许昭起义，尹端讨伐不利，被州刺史纠举，经过有关部门审理，处以弃市的刑罚。作为尹端的办公室主任，朱俊又干了件让人称奇的事，他带着一笔巨款到洛阳，拉关系、走后门，上下打点，费尽周折，把老领导的死罪改判为劳动改造（输作左校）。尹端保住一条命，但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朱俊也从不向别人提起。
　　后来交州刺史部梁龙造反，没有人能平息，光和元年（178年），派朱俊为交州刺史参与平乱。朱俊到任后，“斩梁龙，降者数万人，旬月尽定”。朱俊被封为都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官拜谏议大夫。皇甫嵩是名将之后，有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作战经验，卢植、朱俊分别在地方上平定过农民起义。从这三个人选的确定上，可以看出灵帝这回是真急了。以往出风头的事都被宦官垄断，就在数年前，宦官们还谋划过征鲜卑的军事行动。但那是形象工程，要玩真的，不能指望宦官，还要靠人才。
　　三路大军出发后，坐镇京师的最高军事统帅大将军何进也没有闲着，他开始组织招募战略预备队，并很快编成了一支骑兵部队。
　　而何进对这支骑兵部队指挥官的任命，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四、也是一个兵】
　　这支被赋予厚望的战略预备队共有五千人，其指挥官是骑都尉，任命公布后，虽然名字大家都知道，但很出乎意料。
　　新的骑都尉是议郎曹操。这一年他虚岁整三十岁。
　　都尉次于中郎将，中郎将次于各种名号的将军。如果把中郎将理解为准将，都尉就是校级军官。
　　东汉叫都尉、校尉的实在很多，前面已经出现过的有北军五营的校尉，还有司隶校尉、城门校尉、洛阳北部尉等。这些职务，除了司隶校尉更偏向于行政职务外，其它的都可以视为军队或警察部队里的校官或尉官。
　　具体说来还有些不同，县下面的都尉，如曹操曾经担任过的洛阳北部尉，估计应该是个上尉；而北军五营的校尉，则相当于上校。现在曹操将要履职的骑都尉，不是常规编制序列，下面有大约五千人，可以理解为大校。这个职务如果再上一级，就该是中郎将或杂号将军了。所以，曹操担任的这个新职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直属骑兵独立师大校师长。
　　说到这里，必须谈谈东汉的军制问题了。
　　读汉魏历史，无论正史还是演义，往往感到其长于叙事或议论，而短于对历史细节的关照。比如，历史人物的出生时间，除了零星地夹杂在叙事之中外，大部分只能靠前后推理，实在推不出来的，后面写史的人只好用“？”来代替。所以，翻开历史人物传记，到处是这个符号。
　　历史细节的不足也表现在军队编制问题上，无论正史还是野史，要么简单化，要么模糊化，一般只说某某人带着几百、几千或几万人到某某地方跟某某打，而那个某某又是带着多少多少人，很少谈及双方部队的内部组织结构。军职里除了上面讲过的各类名号繁多的将军外，其下的各级建制要么不详细，要么很混乱，让人读得一头雾水。
　　其实，东汉的军队编制是很系统化、规范化的。其基本单位是军、营、部、曲、屯、队、什、伍，类似于现代军队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但编伍方法和人数略有不同。
　　从下往上说：伍即五个人的战斗小组，是最基层的战斗单位，主官为伍长；二五为一什，主官为什长；二什为一队，主官为队率；二队为一屯，主官为屯长；五屯为一曲，主官为军侯。这样算下来，每曲的人数是五百人。
　　再往上，二曲编为一部，主官为军司马或别部司马（假司马、军假司马为其副职），是一千人；五队编为一营，是五千人，主官为都尉或校尉；二营为一军，人数为一万人，主官一般为校尉或各类将军。
　　这种编制方法，从秦到魏大体上没有变化，不过写史的往往是文人，对军事要么不重视要么不在行，于是留下来的史料中，一涉及这些方面读起来就比较费劲。
　　比如，曹操的这个新职务骑都尉，手下是五千人，如果按照正规的编制，应该是一营（不是现在的营），营是军以下、部以上的编制，这个营下面应该有五个部，约相当于五个团。
　　曹操自光和二年（179年）担任议郎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这段时间，除了偶尔上书之外，曹操没有更多的活动。后来，曹操连上书的事也很少做了，从来没有涉足军事的曹操，怎以会突然被委以如此重任呢？
　　对曹操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但是，所有的史料都没有记录或探究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只好猜测。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曹操喜欢军事，并且有了点名声。曹操不好读死书，好读杂书，尤其是法家、兵家的著作。近几年，他酷爱一本叫《孙子兵法》的书，而且学有所得。他经常会与朋友们讨论相关问题。皇甫嵩担任北地郡太守前的职务恰巧是议郎，卢植也担任过议郎，如果曹操与他们刚好在一块儿共过事，他们应该比较熟悉，对于这个个子不高、但却干练果敢的青年，皇甫嵩或者卢植没准有过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张奂、张温等人的影响。张奂、张温可以算作上一辈的军事统帅，曹腾与他们的关系已如前述。这两个人在军界威望很深，并且仍然活跃于军界，虽然因为边境战事脱不开身，没有出现在清剿黄巾军的序列里，但在军事方面无疑保持着重要的发言权。如果曹操事先得到消息并求助于他们，他们的建议应该在灵帝的决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个原因看来荒谬，但也确实存在，帝国的教育体系虽然发达，但培养的都是文人，武将基本上靠自学成才，或者像张奂、卢植那样弃文从武。由于教育结构的失衡，造成军事人才的匮乏，到了需要的时候，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
　　而且打仗不是好玩的事，现在面对的是来势凶猛的黄巾军，带兵打仗、冲锋陷阵、马革裹尸，好多人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骑都尉看着很威风，但任职条件极苛刻，危险系数又大，前途不被看好，世家大族即使有子弟符合条件，也不会出这个风头。如袁家的袁术，担任过多年的虎贲中郎将，此兄一贯喜欢出风头，但这回也没敢吱声，毕竟干天子卫队和上战场厮杀是两码事。
　　这个时候，如果曹操主动请缨应该机会也很大。以曹操的个性，在朝廷里做议郎，然后一步步往上爬，做个九卿，再到胡子一大把时混进三公行列，这样的职业生涯规划不是不可行，但却不是他心中所想。
　　曹操欣赏许劭给自己的评论：“乱世之英雄，治世之能臣。”
　　以往认为，曹操只一心想当英雄，对当能臣不太感兴趣。其实不然，曹操不是从来不想当能臣，而是他明白当不了。
　　因为当能臣需要条件，这个条件是“治世”。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天下已经大乱，乱世里没有能臣，乱世里只有英雄。
　　曹操想做一个英雄，和曹操同时代的许多人也都有同样的想法。
　　不管怎么样，曹操脱下文官的制服，换上一身戎装，曹秘书成了曹师长，他要带领临时组建起来的这支五千人的队伍，开往前线。
　　曹师长接到的命令是到达目的地颖川郡后，听从左中郎将皇甫嵩的指挥。
　　在行军的路上，曹师长不断接到最新情报和皇甫准将发来的命令，中心只有一个：颖川前线战事吃紧，火速增援！
　　【五、长社的大火】
　　对付黄巾军的主战场有两个，一个是北部的冀州，北中郎将卢植任总指挥，他的对手是张角三兄弟；一个是南部的颖川郡，分别由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任总指挥，他们的对手是颖川黄巾军的首领波才。
　　先说说南部战场。
　　颖川郡的位置挨近洛阳，波才又是黄巾军中最有谋略的将领，朝廷不敢怠慢，派了皇甫嵩和朱俊共同迎击。黄巾军作战英勇，面对朝廷的两路大军，不急不怕，沉着应对。
　　皇甫嵩和朱俊虽然没有吃到大败仗，但一举荡平敌人的想法没有实现。尽管有过平叛的经验，这一次他们也不敢再大意，商议之后，他们决定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与黄巾军打持久战和消耗战。
　　这个决策本来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这次出征，队伍是临时组建而成，来不及训练，各部之间和上下之间都还不够熟悉，是一支战斗力还没有完全形成的部队，稳定一下慢慢来，是有必要的。
　　同时，大将军何进在洛阳正抓紧组建预备队，朝廷的援军以后会陆续投入战场，只要坚持下来，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改变。
　　波才也看到了这一层，所以他不想长期对抗，而是全力攻击。他选择的主攻目标是朱俊负责的方向，结果朱俊盯不住，吃了败仗。
　　皇甫嵩分析了形势，认为得找一个坚固的据点屯兵筑寨据守，这样他带兵退到了一个地方，叫长社。
　　皇甫嵩和朱俊的队伍退到了长社城内，波才随后指挥黄巾军将其层层围住。黄巾军的人数几倍于朝廷的部队，形势十分危险。
　　皇甫嵩不断向洛阳发出求援信号，这样，新组建的骑兵师共五千余人，在没有经过训练的情况下，即在师长（骑都尉）曹操的率领下投入战场。这时是光和七年（184年）五月，距张角正式起义仅两个多月。
　　长社是一个小县城，去过北京西南郊宛平城的朋友们可能会有更容易理解这一点，通常这样的城池只有四个门，站在南门楼一眼就能看到北门楼。平时，里面的常住人口至多数千人。依靠这样的城池抵挡黄巾军数万人的进攻谈何容易？皇甫嵩作为经验丰富的将领，一面指挥守城，一面思考如何摆脱困境。
　　站在长社城墙上，他看到黄巾军的营寨附近都长满树木和草，他们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宿营的时候更舒服一些，毕竟农历五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
　　皇甫将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波才，看来你只靠自学成才还是嫩了点。皇甫嵩立即布置下来，准备引火之物和大量易燃品。士兵们趁一个刮风的夜里冲出城去，他们个个手持火把和引火的东西，冲到敌营，见到树也烧，见到草也烧，见到营帐也烧。这时候风很大，火势很快起来，黄巾军数十天攻城不下，已经比较疲惫，大部分人都在睡觉，突然火光冲天，喊声四起，营帐里一下子乱了套。
　　皇甫嵩立即率兵进攻。黄巾军损失惨重，但他们没有完全退却，而是退到长社之外稍远的地方重新扎营。这时，曹操率领的骑兵部队赶到了。
　　三路人马合在一处，由北中郎将皇甫嵩统一指挥，这次皇甫嵩改变了打法，主动寻求与黄巾军决战。对于黄巾军来说，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打持久战只能对朝廷更有利，也只能选择决战了。
　　结果，这场决战以朝廷军队大胜结束，波才弃军而走，黄巾军被斩首数万。灵帝下诏封皇甫嵩为都乡侯。
　　皇甫嵩、朱俊会同南阳郡太守秦颉、骑都尉曹操等人继续追击，不断扩大战果，于宛城斩杀了黄巾军另一个首领张曼成，最后于阳翟和西华再次找到波才和黄巾军首领彭脱率领的主力，取得大胜。
　　朝廷军队三战全胜，黄巾军被迫退出颖川、南阳等地，京师南部的形势转危为安。在首战中朱俊所部曾经吃了败仗，所以皇甫嵩在上报功劳的时候，特意将后面取得的功劳多分一些给朱俊，灵帝下诏封朱俊为西乡侯，由右中郎将改任镇贼中郎将。
　　过去虽然都是中郎将，但左在右之上，右中郎实际是左中郎将的副手。朱俊不再担任右中郎将一职，意味着他将脱离皇甫嵩单独行动。果然，朝廷命令二人分兵，皇甫嵩率领所部以及骑都尉曹操所部开住洛阳东部地区兖州刺史部的东郡，在那里黄巾军首领卜巳渐成气候。朱俊仍旧在南阳郡一带平息黄巾军余部。
　　皇甫嵩、曹操率军到达东郡，击破了东郡黄巾军，生擒卜巳，斩首七千余级。
　　再来说说北部战事。
　　卢植到达冀州后，利用自己的名望，大量招募兵马，壮大力量。在这次招募活动中，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他们是卢老师的两个学生：公孙瓒和刘备。他俩不是一块儿来的，但都不是只身前来，还带着不少人，其中公孙瓒带的人里，一定有一个叫赵云，刘备带的人里，有两个人分别叫关羽和张飞。
　　关于他们的故事先按下不讲。先说卢将军的对手张角兄弟，几仗下来，张角兄弟渐渐不支，退到了广宗。卢植在广宗城外修堡垒、挖壕堑、造云梯，准备攻城。正要一举攻下广宗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卢植被解职。
　　朝廷往前线派来了一个人，名叫左丰，是个宦官，他来的目的说是慰问，实际上是监军，毕竟灵帝刘宏对这些手握重兵的将军们还不完全相信。这个左丰打仗是外行，搞钱却是老手，他依照惯例向卢植暗示给自己行贿，但几天过去了，卢将军那边丝毫不见表示，左丰于是很生气地回去了。
　　宦官向前线的将领索贿，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打仗得花钱，战争预算的制定和拨付掌握在宦官手里，如果不打点好这帮贪官，什么事都干不成。当年猛如“凉州三明”之一的段深知其厉害，刻意巴结宦官。
　　但卢植不是段，他本质上是个学士，打从心底里看不起这些宦官。卢植以为，到了现在这种时候，灵帝不应该再偏信这些宦官了。他也不相信宦官们会选择这个时候找事，所以没有理左丰的茬儿，继续做攻城的准备。
　　但是卢将军错了，坏人做坏事是不分时候的。左丰回去向灵帝报告前线战况，添油加醋说卢植消极怠工，故意不出战，是想邀功。灵帝大怒，给卢植派来了一辆囚车，临阵逮捕主将，押回京师问罪。
　　接任卢植的人名叫董卓。这厮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在这里是第一次说他的事。董卓长期在羌汉杂居的凉州一带长大，先后追随“凉州三明”之中的张奂、皇甫规与羌人作战，因为很会打仗，被提拔为并州刺史、河东郡太守。朝廷下诏调董卓前来冀州，指挥前线作战。灵帝重新设了个东中郎将给他，因为是卢植的职务此刻还没有免除。
　　说实话，论打仗董卓是那个时代一流的猛人，但此君长期与羌人作战，善长骑兵野战，属于速度型和力量型选手，拉到河网密布的冀州大平原上一试，居然找不到感觉。他多次想找张角的主力决战，但总也找不着。灵帝等急了，因为左丰告诉他的是，董卓只需一顿饭的功夫就能拿下张角。卢植怯战，怎么换了个够狠的角色，一样没有效果？
　　这反而救了卢植一命。他被押到京师本来要受到严惩，但由于董卓军事上的失败，从反面印证了当初他稳扎稳打策略的正确，于是他仅受到免官的处罚。
　　董卓眼看拿不下张角，干脆向灵帝上书，说自己无能，然后向天子推荐了一个人代替自己，这个人就是正在东郡一带清剿黄巾军的皇甫嵩。
　　董卓是皇甫规的老部下，自己学艺不精，只好把老首长的侄子请出来。这样皇甫嵩就接替董卓指挥对张角的战斗。
　　这一年对皇甫嵩来说实在是个人事业的颠峰，而且他运气也好得不行。接替董卓以后，还没等他拉开阵式，这场战斗就结束了。因为对方的主帅、太平道大贤良师、黄巾军天公将军张角不幸病故。
　　张角突然去世给黄巾军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两个弟弟张梁、张宝继续统领黄巾军主力。在皇甫嵩指挥下，朝廷军队在广宗这个地方取得了决战的胜利，张梁、张宝先后被杀。张角虽然死了，皇甫嵩仍然撬开棺材，戮尸、斩首，将张氏三兄弟的人头传送京师。
　　到这一年底，朝廷军队在各个方向都传来捷报，各种战利品以及砍下来的人头不断运到洛阳。灵帝下诏将乱军的人头集中起来，上面盖上土，居然像小山那样高，被称为“京观”。
　　本次平叛功劳最大的当数皇甫嵩，灵帝下诏封皇甫将军为槐里侯，拜为左将军，由准将升为中将，同时兼任冀州牧。朱俊也升为右将军。
　　凡参与平乱的都有不同的奖赏，骑兵独立师师长（骑都尉）曹操因为配合皇甫嵩作战有功，被任命为济南国相。
　　好了，一切太平了，张角兄弟死了，人头带回来了，各地的黄巾军都被镇压下去了，尽管还有一些地方有黄巾余部在活动，但已经成不了气候。灵帝想，该喘口气了，这一年真紧张得要死。
　　光和七年（184年）十二月，灵帝下诏改元为中平，寓意天下经过一场大乱开始走向安宁和平。
　　但如果他能未卜先知，他的心情一定会更沉重，因为这才是风暴的开始。
　　【六、群雄初亮相】
　　在这场平息黄巾军的战役中，还有几个人崭露出头角，引人瞩目，换句隆重点的说法，就是登上了历史舞台。
　　其实，这几位算来也都是大家的老熟人了。
　　一位是王允，字子师，太原郡祁县人，他很早就表现出异人之处。著名党人郭泰曾经“奇之”，称他为“王佐才也”。史书上说他“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跟青年曹操很相像，是文武兼修并在内心断定天下一定会大乱的人。
　　黄巾起义前，王允担任侍御史，负责监察方面的工作。这时朝廷抽调一部分中央干部到地方任刺史、太守，充实地方实力，王允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到任后，王允很重视领导班子建设，先后引进了两个名士，一个是颖川的荀爽，即“荀氏八龙”之一，是荀的叔父；另一个是孔圣人的后代孔融。皇甫嵩、朱竣与曹操在颖川郡与黄巾军交战，颖川郡是王允的地盘，他给予充分合作，给中央军搞后勤，同时组织地方武装作战。
　　在一次打扫战场时，王允从黄巾军那里发现了中常侍张让的宾客与黄巾军暗中相通的书信，立即呈报给灵帝，张让吓得半死。可奇怪的是，灵帝除了痛骂张让一顿外，并没有再作深究。张让“怀协忿怨”，捏造了一个罪名诬告王允。中平二年（185年）王允下狱，差点没了命，幸亏大将军何进出手相救，才保住一条命。王允随后隐居了一段时间，接着到何进手下任职。
　　中平元年从中央下派到地方的干部里还有一个陶谦，字恭祖，丹阳郡人，“以不羁闻于县中”，他的父亲做过县长，但很早就死了。十四岁的时候，由于缺少管教，陶谦整天骑着根竹棍满街跑（乘竹马而戏），但是有人却看好他，这个人是同郡的甘公，以前担任过仓梧郡太守。甘太守甚至想把女儿许配给陶谦，遭到了甘夫人的强烈反对。
　　甘太守不以为然，非把女儿许给陶谦不可，最后陶谦成了甘家的女婿。甘太守没有看走眼，陶谦后来被举为茂才，担任县令，又做了幽州剌史。名将张温主持西羌战事的时候，把陶谦调过来担任参谋（参军事）。
　　黄巾起义暴发时，陶谦还在张温那里当参谋，后来转任徐州剌史。与王允不同，陶谦担任徐州刺史可能是他要求或者积极活动的结果，因为他与上司张温正在闹别扭，急于走人。
　　张温对陶谦很不错（接遇甚厚），但陶谦偏偏看不上这个上司。一次军中宴会，张司令让陶参谋负责行酒，就是当酒司令，这位陶参谋还真当事儿，真以为自己是司令了，借着酒劲儿把张温侮辱了一番。
　　张温脾气再好，这下子也受不了，一怒之下给陶谦判了个流放边疆（徙谦于边）。刚打发走陶谦，张温的怒气就消了些，有人又从中相劝，张温于是下令将陶谦追回。按说陶谦该吸取教训了，但他见到张温的时候，仍然把头抬得高高的，一副誓不低头的样子。
　　好在张温没有再发火，只是笑着说：“恭祖，你是不是得了痴病呀？”
　　在张司令那儿不好混，陶参谋开始考虑另谋高就。正在此时，黄巾起义爆发，朝廷往地方上派干部。可能是在积极活动下，他最终被派到徐州当了剌史。陶参谋之所以敢清高，因为他确实有两把刷子，到任后，“击黄巾，破走之”。
　　陶谦从此就扎在这儿不走了，徐州成了他的根据地。
　　还有一个人，朱俊在被任命为右中郎将时，坚持提出来要调他来当帮手。这个人名叫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县人，是孙武的后代，时任下邳县副县长（下邳丞）。
　　史书上说，孙坚生得容貌不凡，性情阔达，好交朋友，年轻时做过县吏、郡保安团团长（郡司马）。当时，他家乡一带闹海盗，头目叫许昌（此为人名非地名），孙坚以郡司马的名义招募精勇，与其它地方武装共同讨伐许昌，因为有功，被任命为盐渎县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