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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秘史-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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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次行政区划调整,目前天下共有兖州、豫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冀州、益州、雍州等九个刺史部,和“禹贡九州”的概念对比,双方的差别只在益州一地,“禹贡九州”没有益州而有梁州,但这两个州指的都是一个地方。
  按照调整后的区划,目前“曹统区”的范围包括冀州、兖州、豫州、青州的全部,以及雍州、徐州的大部,荆州、扬州的一小部。孙权拥有扬州的大部以及荆州的一小部,刘备拥有荆州的一部分,刘璋拥有益州,另外现属于冀州刺史部的辽东一带有公孙氏的割据势力,而原交州刺史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处于割据状态。也就是说,截止本次行政区划调整时,天下三分的局面尚未形成。
  赤壁之战造成了三足鼎立,这是没错的,但并非在战后立即就形成三分的局面,它还有一个过程。
  魏公不是“郡侯”,他的食邑范围不仅包括魏郡,尽管这个郡已经有二十九个县之多。根据献帝颁布的诏令,魏公的食邑范围还包括魏郡周边的其它九个郡国,即河东郡、河内郡、魏郡、赵国、中山国、常山国、钜鹿国、安平国、甘陵国和平原国,幽州和并州撤销后,它们此时都隶属于冀州刺史部。
  这十个郡其实就是一个国中之国,姑且称之为“魏公国”。
  郗虑一行带来了献帝为策封曹操而发布的长篇诏令,这篇诏令仍然完整地保存于《三国志武帝纪》中,它文辞华美,相传为供职于尚书台的陈留郡中牟县人潘勖所做,他是有名的碑颂高手。
  但凡这样的文章读起来都比较吃力,里面典故和生僻字太多,肉麻的话太多,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不过里面也有些实质性的话,比如说允许魏公国像汉初诸侯王那样设置丞相以下的百官(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僚,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
  献帝同时赐予曹操“九锡”的殊荣,根据历史记载,从周公开始,到王莽再到隋唐时期的李渊,大约有十来个人被授予过“九锡”,包括孙权、司马昭以及东晋的桓玄、南朝的李裕、隋唐时期的王世充等人。他们大都是在前朝受了“九锡”,转眼就成了旧王朝的掘墓人,这让“九锡”的名声一落千丈,李渊、王世充之后再也没人尝试过了。
  据《魏书》记载,曹操对魏公和“九锡”也进行了多次辞让,有一次曹操说:“接受‘九锡’,建立国家,这是周公这样的伟人才能承受的。汉初八个异姓王,都跟汉高祖在当老百姓的时候就共同起事,建立王业,功劳巨大,我怎么有资格跟他们相比(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当然,这只是客气客气,费了那么大的劲,又是改区划,又是四处做工作,哪有不接受的道理?曹操再辞让,大家就搞了一个劝进,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魏书》里记录着一个三十人左右的劝进者名单,他们是:中军师陆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杜袭,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以及长史万潜、谢奂、袁霸等。
  这是一份难得的第一手史料,里面有几个人事迹已经所知不多了,如刘若、刘展、董蒙、王图、袁霸等,但在当年他们都担任要职,并能跻身于劝进者行列,想必也并非等闲之辈吧。
  在大家的劝进下,曹操表示接受魏公和“九锡”,但“魏公国”的范围只能接受魏郡,不接受其他九郡(于是公敕外为章,但受魏郡)。荀攸等人再次劝进,言辞更加恳切,最后曹操才表示受命。《魏略》一书保存着曹操拜谢受封的上书,虽然文字工整,文笔不错,但一看就是秘书们的代笔,读起来跟《让县自明本志令》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一年的七月,在邺县修建魏公国的社稷、宗庙。九月,在铜雀台的边上修筑了金虎台。十一月,根据汉初的制度,魏公国内设置尚书、侍中、六卿等官职,据《魏氏春秋》记载,魏公曹操任命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其副手(尚书仆射),毛、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他们大都从丞相府转任而来,都是实干型人才,初步搭建起魏公国的管理架构。
  第二年即建安十九年(214年)正月,曹操按照旧时制度在魏公国耕种籍田。
  所谓籍田,就是在春耕之前由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有祈求丰收之意。根据《通典》的记载,其具体的仪式是:当天一大早,以太牢之礼祭祀先农神,之后来到国都南面专门辟出来的千亩田地里,天子亲自执犁,来回耕作三次(天子孟春之月,乃择元辰,亲载耒耜,置之车佑,帅公卿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亩于南郊。冕而朱躬秉耒,天子三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这一年的三月,献帝下诏明确魏公的地位在所有刘姓诸侯王之上,改授金质印玺、红色绶带,授予远游冠,献帝派左中郎将杨宣、亭侯裴茂专程送来这些东西。
  也是在这一年,“铜雀三台”中的最后一座竣工,取名“冰井台”。据晋人张载《魏都赋注》记载,这是一组庞大的建筑群,三台不仅体量巨大,而且上面修有众多的宫室,其中铜雀台一百一十间,金虎台一百零九间,冰井台一百四十五间。
  仅台基就有十丈高的铜雀台位于正中,两边的金虎台和冰井台分别高八丈,最独特的是冰井台,上面不仅有米窖和盐窖,还修了数口冰井,从台上垂直伸向地下,利用井内的低温储藏冰块和煤炭(石墨),即使在天气较热的时候,台上的人也能喝上冰镇的饮料,吃上冰镇的瓜果。
  【四、伏皇后事件】
  现在说说前面提到过的伏皇后事件。
  除了《献帝春秋》一书外,一般都认为伏皇后事件发生于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一月,这时献帝刘协的正妻、当今皇后伏寿多年前写的一封信被发现。在这封信里伏皇后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曹操的极端不满,并请自己的父亲、时任屯骑校尉的伏完设法除掉曹操。
  这封信无疑在政坛上激起了巨大波澜,十多年前的董承事件使献帝身边已经有一个贵人被杀,但与这件事相比,影响力差得很远。作为在位的皇后,伏寿的地位在理论上与天子同尊,她出了事将会引来更大震动。
  伏寿今年三十五岁,比天子大一岁,她是豫州刺史部琅邪郡东武县(今山东诸城)人。东武县伏氏是汉代经学世家,名门望族,历代多有达官显宦。伏寿的父亲伏完是前大司徒伏湛的八世孙,史书说他“深沉有大度”,世袭不其侯的爵位,后来娶了桓帝刘志的女儿阳安公主刘华为妻,成为桓帝的女婿。
  据《后汉书》记载,伏寿进入皇宫是在初平元年(190年),当时被封为贵人。对此有人表示怀疑,因为她这时还不到十一岁,而献帝更不到十岁,有点不靠谱。比较明确的是,到兴平二年(195年)她十六岁时,被立为皇后。
  晋人王嘉所著《拾遗记》有一则记载,说在献帝东归过程中被李的军队追击,身边的人四处逃散,只有伏皇后等少数几个人。他们被逼到一条河边,献帝受到惊吓不敢过河,十六岁的伏皇后就背着十五岁的献帝趟水过河,到了河对岸,又碰到乱兵举刀乱砍,关键时刻伏皇后爬到献帝身上,并大喊:“这是万岁陛下!”献帝才免于一死。献帝脚受了伤,伏皇后把衣服撕了为他擦血、包扎伤口。
  伏皇后与献帝也算是一对患难夫妻了,他们历经了兵乱、饥荒和逃亡,到了许县才慢慢稳定下来。伏完被拜为辅国将军,享受三公的待遇(仪比三司),但与董贵人的父亲董承相比,他手中并没有什么实权,因而也避免了董承的下场。伏完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于是自己提出辞去军职,被改任为中散大夫,后来又改任屯骑校尉。
  屯骑校尉是北军五营之一的指挥官,原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此时许县的防卫工作都由曹操派来的嫡系部队掌管,伏完的这个职务也只能是挂名。
  伏皇后可能亲眼目睹了董承事件,尤其是董贵人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仍然被杀,使她深受刺激。恐惧、愤懑之下她给父亲写了一封密信,历数曹操的所作所为,言辞甚为激烈(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让父亲想办法除掉曹操(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
  伏完是个理性的人,他并不认为董承办不了的事自己就有把握办成,所以接到女儿的信后,他不敢声张,也不敢有什么行动(完不敢发)。建安十四年(209年)伏完去世,秘密仍未泄露,根据有关制度,他世袭的不其侯爵位由儿子伏典继承。
  按说伏完一死这件事也就带到坟墓里去了,只要伏皇后自己不说,也就不会有人知道。但是,到建安十九年(214年),伏皇后写的那封信却神秘地到了曹操手中,曹操大怒。
  虽然是一件陈年旧案,但曹操还是决定以雷霆手段予以反击。据《后汉书》说,曹操强迫献帝下诏,废除皇后。诏书说:“皇后伏寿出身卑贱,登显尊之位身处后宫,既没有贤良的美德,又没有美好的才华,却私下里怀有妒嫉之想,包藏祸心,不能承天命、奉祖宗。”
  曹操命令御史大夫郗虑拿着皇帝的信物以及诏书,来到后宫向伏寿宣布决定,收缴伏寿的印绶,强行将她迁出中宫,移到别的宫室居住(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它馆)。
  《曹瞒传》补充了相关细节,说曹操还派新任尚书令华歆为郗虑的副手,带兵直接进入宫中搜捕伏皇后。伏皇后当时藏在夹壁墙中,华歆把墙砸开,把伏皇后弄了出来(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
  这时,献帝正跟郗虑坐着说话,伏皇后披头散发、光着脚被人拉了过来(后被发徒跣过),她拽着献帝的手说:“就不能想办法让我不死吗(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
  献帝想必也悲愤难当,他说:“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到什么时候(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献帝转而对郗虑说:“郗公,天下难道有这样的事吗(天下宁有是邪)?”
  对于伏皇后的最终结局,《后汉书》、《三国志》和《曹瞒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据《后汉书》记载,伏皇后被关进宫廷里的监狱,最后幽禁至死(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伏皇后与献帝所生的两个皇子,也都被鸩杀,受此诛连,伏氏一族男性中有一百多人被杀,女性中有十九人被流放到幽州刺史部的涿郡。《三国志》与此记载相同,称伏皇后被废后幽黜而死,家中男丁都被杀(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而据《曹瞒传》记载,伏皇后直接被杀了,本族被杀的有数百人。《曹瞒传》甚至说伏完也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杀的(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相比而言,《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记载更可信。
  素有容人之量的曹操处理此事件的手段相当严厉,这倒不是因为荀死后他在处理与天子关系时更大胆,而是他对这类事件的一贯态度所决定的。十多年前处理董承事件时他也如此果断,甚至更为残酷,就连怀有身孕的董贵人也没有放过。
  在曹操看来,可以接受战场上的降将,可以原谅背叛过自己的人,但不能容忍有人在身边搞阴谋。
  通过伏皇后事件曹操再次向世人表达了他在政治上的诉求,那就是凡涉及政治问题、政权问题他都不会有半点让步,无论是天子还是皇后,凡在政治上向他发起挑战的,都将受到无情打击。
  还有一种解读,说曹操此举是为自己的女儿能当上皇后扫清道路,因为就在一年前,即建安十八年(213年)七月,曹操有三个女儿同时被封为贵人。
  据《后汉书》记载,这三个女儿分别名叫曹宪、曹节和曹华。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若按照男女出生比例大致相当的算法,他的女儿至少也有一二十个,但留下名字的只有这三个,其他知道名号的还有清河公主、金乡公主、安阳公主、高城公主等,其中清河公主是曹操的长女,嫁给了夏侯之子夏侯,安阳公主嫁给了荀之子荀恽,金乡公主嫁给了曹操的养子何晏。
  据《三国志》记载,除了曹宪年龄较长外,曹节和曹华二人年龄还小,暂时留在家中(少者待年于国)。到第二年春天,献帝派太常卿王邑、宗正卿刘艾持节前往魏公国迎接其余二女入宫。
  《献帝起居注》将这个过程记录得很详细:王邑、刘艾一行还包括五位副手(介者五人),以及黄门侍郎、掖庭丞、中常侍各二人,带着“束帛驷马”等聘礼前来魏公国迎接,在魏公宗庙前授给两位贵人印绶,随后两位贵人到邺县城内的延秋门拜别父亲曹操,并在此登车(诣魏公宫延秋门,迎贵人升车)。曹操派魏公国的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黄厩令以及丞相府的有关人员侍送贵人。当月,两位贵人到达许县附近的洧仓。
  据《水经注》记载,许县城东有条河叫洧水,枣祗年许下屯田时在此筑有储粮基地,也就是洧仓城。据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考证,许县东郊的洧水河畔建有朝廷的高级宾馆(祗阁),两位贵人入宫前暂时在此下塌。
  献帝派人将他们迎接入宫中,相当于副丞相(御史大夫)的郗虑及以下全体高级官员(中二千石、将、大夫、议郎)在宫中集会,招待魏公国使者在殿中饮宴。
  到伏皇后事件发生前,许县宫里刚刚有曹操三个女儿当贵人,所以伏皇后被废不由不让人产生联想,这是不是一场策划好的阴谋?这样的说法在当时一定会被众人议论纷纷。
  对于这些议论,曹操干脆用行动直接给予了还击,伏皇后被废的第二年,即建安二十年(215年)正月,他让献帝正式下诏策立曹节为新皇后。曹节,是曹操进宫的三个女儿中年龄排在中间的一个。
  司马彪的《续汉书》曾说曹腾的父亲叫曹节,对此很多人表示怀疑,因为曹操的这个女儿也叫曹节,曹操总不可能给女儿起个与她曾祖父相同的名字吧?
  董承事件后,曹操对献帝的后宫一直不放心,三十多岁的献帝也不是个安分的主,如果再出一个董承那样的人,不知道会弄出什么事来。现在不管怎么说,女儿成了皇后,曹操对天子的控制更进了一步,他再也不用担心后宫里有人搞阴谋诡计了。
  【五、登上王位】
  当上了位于刘氏诸侯王之上的魏公,女儿当上了皇后,还享受着“赞拜不名”以及“九锡”这些超规格待遇,曹操的地位早已无以复加,如果不想自己当皇帝,这些似乎已经到顶了。
  自己当皇帝的可能性已经被曹操亲自否决,自从《让县自明本志令》发布后,大多数人相信在曹操手里不会出现朝代更替的事。
  不过,到了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曹操的魏公又向前迈出了一步,献帝下诏,进封曹操的爵位为魏王。《后汉书》记载这件事时,用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自进号”就是自封,也就是非法的。这实在多此一举,谁都知道无论是丞相还是魏公、魏王,都不是出于天子的本意,不过在史书中捎上一笔,恶心曹操一下,对于拥汉派史学家来说也算出了口气。
  献帝照例颁发了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有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废话,但最后有几句话颇为重要:“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
  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献帝派到邺县的使者是御史大夫、宗正刘艾,他本身也是刘氏宗亲,由他来当使者,增加了这项册封的合法性。刘艾带来的不仅有诏书,还有两份重要礼物,即金虎符和竹使符。
  调动军队历来都是一件大事,必须有皇帝颁发的信物,否则就是谋反。汉代用于调兵的信物大致有虎符、节、羽檄、诏书等,其中最郑重的是虎符,有铜质的也有金质的,这次送来的金虎符是金质的,一共有五枚。竹使符与虎符作用类似,不同的是它是竹质的。根据应劭的记载,其形似箭,每枚长五寸,上面用篆书写有“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它在使用上与虎符有何区别以及如何使用,由于史料欠缺,今人已经不得而知。推测起来,也许跟调兵的规模有关,小规模的调兵用竹使符,较大规模的调兵用虎符吧。
  竹使符没有出土文物,但陕西省凤翔县曾出土过金虎符,让我们直观地了解了这件神秘东西的面貌。它体型很小,高仅二厘米多,长不到五厘米,呈卧虎状,中间一分为二,一半在天子手里,一半在带兵的将领手里,使用时要看这两件东西能否完全合上。
  献帝颁发这两件东西给曹操,是因为曹操作为魏王在名义上也拥有调兵的权力,即魏国拥有独立的军事权。这一点在刘氏诸侯王之上,汉武帝刘彻之后,刘氏藩国已经不再掌兵了。
  当然,现在就连汉室朝廷其实也不掌握任何军队,曹操每次调兵也不大可能先到许县申请虎符,那样既不现实也耽误事,献帝颁发金虎符和竹使符给曹操也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这份诏书传达出来的另一个信息是,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原担任的丞相、冀州牧两个职务保持不变,这样曹操身边就有三套班子同时运行:魏王府、丞相府和冀州的州政府。
  这三套班子都挺重要,现在曹操身边不缺少职位,只缺人才。
  先说魏王府,它是从魏公府直接转化而来的,但魏王府升格之后,内设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也大量增加,成为曹操掌握权力最重要的部门。
  前面说过,曹操受封为魏公时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和六卿,可能因为是公国,所以没有像汉室朝廷那样设置九卿而只设了六卿。这是哪六卿目前已无法确知,清人赵一清认为与汉室相比,这六卿里没有廷尉卿、宗正卿、少府卿,应当有太常卿、光禄勋卿、卫尉、太仆卿、大鸿胪卿、大司农卿,都相当于魏公国政府的部长。
  但从史书记载看,魏公国曾出现的郎中令、中尉、大理等九卿中没有的部长级官职,说明魏公国建国时进行了一次机构改革,没有完全因袭汉室制度,王修、王朗、袁涣、国渊、钟繇等人分别担任过魏公国部长级官员。
  以上这些人加上在魏公国尚书台供职的荀攸、凉茂、毛、崔琰、杜袭、和洽、王粲等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作班子,这说明曹操没有把魏公国的内设机构当成摆设,它担负着重要的职能。
  魏公国升格为魏王国后,把六卿增加为九卿,并任命钟繇为相国,类似于丞相,魏王国下设的办事机构进一步加强。此时魏王国的范围至少有北方的十个郡,仅行政管理的任务就很繁重,而从魏王国下设机构的人员配备看,曹操不仅让他们管理魏王国,还把整个“曹统区”都纳入到管理范围中。
  如此一来,魏王国与丞相府的职能便出现了交叉。从大批原丞相府人员已转入魏王府任职的情况看,此时丞相府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
  魏王府和丞相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魏王府偏重于行政管理,包括王室事务,而丞相府重点负责军事,包括军队将领的选拔任用、军队调动、军事后勤以及战略谋划、战役参谋等。
  至于冀州的州政府主要定位于管理冀州的事务,幽州、并州撤销后,冀州的管辖范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口和实力都居九州之首。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州,想必人员也有所加强。
  这段时间,行政区划大调整、魏公府和魏王府的设立,都需要大量人才。曹魏阵营出现了人才大流动现象,人才不够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建安十五年(210年)颁布了第一份“求才令”的基础上,建安十九年(214年)、建安二十二年(216年)曹操又先后两次颁布“求才令”,广泛征集人才,史称“求才三令”。
  “铜雀三台”完工后,对邺县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暂告一段落,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较几年前更新、也更壮观的大都市。
  根据《水经注》《魏都赋》《邺中记》以及宋人编著的《邺都宫室志》等史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城内宫室、官署的名称和具体位置:整个城内被一条东西大街分成两个部分,宫室和官署都集中在北边,王宫的大殿叫文昌殿,是魏国举行重大活动、典礼的地方,而魏王曹操处理日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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