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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秘史-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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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政殿门前分布着尚书台以及丞相府下的各个机构，属于机要部门，再向外，一直到东西大街的北侧，分布着魏王府下的部分九卿等办事机构。铜雀台在邺县城西北角上，与其对应的城东地区是一个叫“戚里”的地方，这是贵族集中居住区，九卿中的郎中令府、大理寺、太仆寺、中尉寺分别在戚里南北两边，如果在以上那些部门办公在戚里居住，那是相当方便。
与千里之外的许县冷清的场面相比，邺县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曹操成为魏王后，乌桓单于普富卢率领其下的各位侯王，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率领其下的各名王，先后来到邺县朝贺，魏王曹操以礼相待，最后把呼厨泉留下来长住邺县，让他手下的右贤王去卑回国主持工作（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
【六、高处不胜寒】
曹操一连串的政治动作，让不少人对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表白产生了怀疑。在拥护和同情汉室的人看来，曹操的作为分明是步步紧逼，汉室已经退无可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尤其是曹操称魏王后，这种猜疑、不安和担忧就更加强烈，少数有极端想法的人不甘于被动受制，他们试图铤而走险，联络那些因为其他原因对曹操不满的人，集体向曹操发难，于是接连发生了三次谋反事件。
第一次是谋反事件发生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即曹操登上王位的当年。谋反事件的主角叫严才，关于他的情况后世所知甚少，整个事件仅记录在《三国志王修传》中。据记载，当时严才突然起事，率领“徒属数十人”攻击位于邺县城内的魏王宫门。担任郎中令的王修最先得到消息，他来不及调动人马，就率领正在官署值班的属下们步行赶到宫门，保卫王宫的安全。
郎中令是秦朝官名，汉代改为光禄勋卿，魏国建立后把名字又改回郎中令，保卫宫室的安全是其主要职责之一。在平息这场叛乱中，王修立下了大功，同时刚刚落成的铜雀台在安全防卫方面的功能也突显出来。谋反事件发生时曹操本人正在铜雀台上，居高临下地看到了整个过程。当曹操看到有人出来与叛乱者搏斗时，虽然离得太远看不清是谁，但曹操对身边的人说那一定是王修。
这场谋反事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严才等人想必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严才的具体背景虽然没有记载，但从他拥有“徒属”来看，他不是一般平民，应该担任某种官职。
又过了两年，即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月，在许县发生了另一起谋反事件，这一次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
参加这次谋反的有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关中人金以及吉本的两个儿子吉邈、吉穆等人。
太医令隶属于少府卿，负责皇宫内的医疗保健工作，是司局级干部，吉本本人情况不详。少府卿是太医令的顶头上司，九卿之一，正部长级，负责宫内事务，相当于清代的内务府，耿纪原来在丞相府当过处长（丞相掾），得到曹操的赏识，提拔他担任了侍中、少府聊。
司直这个官名不常见，但却相当了得，这也是部长级（比二千石）高官，最初是汉武帝时期设置的，辅佐丞相检举百官的不法行为，算是纪检工作，后来撤销，根据《后汉书孝献皇帝纪》记载，建安八年（208年）又重新设置，职责是督察、检举朝中的百官（督中都官）。
金父子职务不详，但他们不是普通平民，他们出身于京兆尹（今陕西西安一带）的金氏家族，这个家族出过跟袁绍一家有亲戚关系的金日等名臣。金与曹操的心腹近臣王必关系很好，王必此时担任丞相府的秘书长（丞相长史），但不在邺县供职，而是受曹操派遣领兵负责许县的守卫工作（典兵督许中事），是掌握许县局势的关键人物。
据《三辅决录注》介绍，这几个人之所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也就是想乱中夺权。他们的具体计划是，利用金与王必的私人关系，想办法借机控制王必，或者把王必杀了，之后挟持天子占领许县，然后引当时坐镇荆州的关羽为后援，伺机成事。金先派人设法潜入王必的军营作内应，因为平时关系不错，王必并无防备。夜里，吉邈等纠集了门人、家僮共一千多人突然火烧王必的营门。金的人在里面作内应，事发突然，王必仓促应战，结果被射伤了肩膀。王必不知道是谁挑起的叛乱，带伤逃了出来，因为平时与金关系最好，竟然投奔到金处，可笑的是金不知道来的是王必，还以为是吉邈等人回来了，黑暗中对王必喊道：“王秘书长是不是死了？咱们的大事看来要成了（王长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
王必一听吓坏了，赶紧改投他处。据《三国志》记载，王必后来在负责颖川郡屯田工作的中郎将严匡的帮助下，将叛乱平息。
但是，王必伤势很重，十多天后不治身亡。
据《献帝春秋》记载，参与此次叛乱的耿纪、韦晃等人全部被抓，曹操下令将他们就地处死。行刑之前，耿纪喊着曹操的名字叫道：“曹操，只恨我做事不周，被这帮小子给耽误了（恨吾不自生意，竟为群儿所误耳）！”韦晃一边跺脚一边抽自己的脸，表示心有不甘（顿首搏颊，以至于死）。
《山阳公载记》还说，曹操听到王必的死讯，“盛怒”。王必的地位不是很高，但却是曹操绝对的心腹，他很早就跟随曹操，类似于家臣的角色，当年通使长安的重任就交由他来完成。
曹操命令在许县的汉室百官全部到邺县来接受审查，让当晚参与救火的站在左边，没有救火的站在右边。大家还以为凡参加救火的人不会有罪，于是大部分人都往左边挤。哪知曹操的思路刚好相反，他认为半夜没有跑出来参加救火是正常反应，跑出来的人恐怕都是想参加叛乱的，于是把站在左边的人都杀了（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皆杀之）。
后面这条记载很有名，也最能反映曹操的奸诈和残忍。但细想一下却不大可能，尽管在汉室名义下的百官此时已所剩余无几，但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仍然不能低估，曹操如此轻率地说杀就杀，实在不大可能。不过，借着审理这桩案件，深挖幕后指使，将案件扩大化以借机清除那些平时有不满情绪的人，倒是有可能。
这次谋反事件余波未定，第二年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九月，发生了影响更大的魏讽谋反事件。这件事发生在曹操的大本营邺县，钟繇、张绣、王粲、刘、繁钦、杨俊等曹操身边的人，要么因此事被免官、降级，要么有亲属受到牵连。
《三国志》中有十余处提到此次事件，但却没有集中记述该事件的全过程，综合张绣、钟繇、徐奕、董昭、王粲、陈群、刘、杨俊、王昶、文钦等人的传记以及《世语》《傅子》《魏书》《文章志》《博物记》等书的记载，可以看清这件事大致的来龙去脉。
魏讽字子京，是曹操老家豫州刺史部沛国人，很有口才，拿《世语》的话说就是有“惑众才”，在邺县很有名气（倾动邺都）。邺县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那里什么能人都有，能在社交场所频频亮相并获得追捧，必然是精英中的精英，魏讽就属于这样的人。
担任魏国相国的钟繇也受其蒙弊，举荐了他。魏讽居然当上钟繇手下负责人事工作的处长（西曹掾），他利用职务便利，与邺县一批上层人士子弟拉上了关系，其中包括张绣的儿子张泉，王粲的两个儿子，刘的弟弟刘伟以及曹操的老乡、曹魏后期的风云人物但在这时还是一名小青年的文钦等人。
有人看出来魏讽有问题，王昶、傅巽、刘晔都对朋友或家人说过魏讽肯定会造反。刘也劝戒弟弟刘伟，说魏讽这个人不修德行，整天编织关系网，为人华而不实，喜欢沽名钓誉，必将扰乱社会，让刘伟小心些，不要再跟魏讽来往（吾观魏讽，不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复与通），但是刘伟听不进去。
要么说明魏讽魅力太大，蛊惑能力太强，要么说明这些高干子弟缺少人生历练，又喜欢出风头、交朋友，稀里糊涂地卷了进去。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有谋反的动机，有的人事后虽然被追究甚至被杀，但多是因为与魏讽来往太密切招致的。
魏讽的主要支持者是长乐卫尉陈，他手里有兵权，卫尉负责宫室的守卫工作，长乐卫尉负责长乐宫的安全保卫。邺县没有长乐宫，长乐宫通常指太后的寝宫，然而无论汉室还是魏国，此时都没有太后或王太后，陈这个长乐卫尉不知所司何职，不过他手里应该掌握一定兵权，所以魏讽把他作为重点拉拢对象。
陈其他事迹不详，魏讽跟他约好准备起事，恰在这时曹操率大军西征刘备未归，曹丕留守邺县，正好是个机会。
但是，据《世语》说陈到举事时产生了恐惧，他将谋反的事向曹丕告发，曹丕当即立断实施抓捕行动，魏讽下狱后被诛，经过对案件的审理，又有一批人被捕，包括上面提到的那几位高干子弟。
根据《三国志王粲传》的相关记载推断，曹丕不等曹操回来，已经先把魏讽诛杀，还杀了包括王粲两个儿子在内的其他一些人，大概有数十人之多。曹操听到魏讽事件的报告时还在汉中，这时王粲已经故去，据《王粲传》说曹操听到王粲两个儿子受诛连被杀，叹息道：“如果我在，不会让仲宣（王粲字仲宣）绝了后（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
这一案件波及到不少人，魏国相国钟繇被免职，在家中反省（就家）。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曹操对钟繇的信任没有改变，不久之后钟繇还会出来担任要职，直接负责邺县安全工作的中尉杨俊被降级。
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反思，曹操认为魏讽等人之所以敢生叛乱之心，是因为要害部门工作不力，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讽所以敢生乱心，以吾爪牙之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曹操发出了“哪里才能找到像诸葛丰那样的人才来代替杨俊”的感叹。诸葛丰即诸葛亮的先祖，他曾在西汉初年担任过司隶校尉，工作十分出色。
此时负责魏国人事工作的是尚书桓阶，他向曹操推荐了徐奕。徐奕担任过首任雍州刺史，后来改任魏郡太守，魏国建立后担任尚书，后来被提拔为尚书令，正是桓阶的顶头上司。
张绣死后被追封为定侯，由儿子张泉继承，食邑二千户，张泉被杀后这一封爵取消。多年前曹操的长子曹昂就死于张绣之手，有人认为曹丕这么利索地杀了张泉，收回封爵，是为大哥报仇。
刘受到弟弟刘伟的诛连也下了狱，本来要连坐处死，但是刘之前劝刘伟不要与魏讽来往，再加上刘的好朋友陈群竭力向曹操求情，曹操下令免刘死刑，并且恢复原来的职务。
文钦被关在监狱里，先挨了几百板子，吃尽了苦头，判绝下来仍然是死刑。曹操知道后，考虑到他的父亲文稷曾经立下战功，就饶了文钦一命。
文钦后来成长为一员猛将，曹魏后期担任过前将军、扬州刺史。他对曹魏感情很深，对司马氏专权十分不满，他与丘俭联兵讨伐司马师，兵败之后逃到吴国，被吴国封为镇北大将军。但由于他跟诸葛亮的侄子、当时在吴国掌握兵权的诸葛诞意见不合，为后者所杀，不过那是四十多年后的事了。
魏讽事件想必引起了曹操痛切的反思，这些年轻的高干子弟们居然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想想这真可怕。
第六章 三分天下
〔赤壁之战后并没有立即形成天下三分的格局，多年后刘备的突然崛起打破了既有的势力版图，孙权也不断向外扩张，曹操的对手们越来越强大。但是曹操也并非一无所获，他降服了张鲁，得到了汉中，而这场胜利竟然来自于一些意外。〕
【一、豪门的蜜月】
回过头来看看曹仁北撤以后荆州的情况。
大约在建安十四年（209年），刘备所表的荆州牧刘琦病逝，刘备趁机兼任了荆州牧（备领荆州牧），但荆州不完全掌握在刘备自己手中，刘备可以无视曹操，他还不能无视孙权。
为了换取孙权的支持，刘备表孙权为车骑将军，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总司令是已故的大将军袁绍。袁绍死后曹操并没有担任大将军，理论上车骑将军是目前最高的军职，但这也仅是理论上。
不过这也不是毫无意义，刘备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落个人情，他索性把这个人情做大，同时表孙权兼任徐州牧。
徐州是曹操的地盘，刘备除了送空头人情之外，还有点挑拨离间的嫌疑。刘备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孙权表达救命的谢意和不与之为敌的善意，在荆州立足未稳的刘备，太需要孙权的支持了。曹仁退走后，南郡被刘备和孙权共同占有，根据双方达成的默契，刘备在江南发展，将大本营设在江南的油江口，刘备改其名为公安（今湖北公安），而周瑜占领着南郡的江北地区。
刘备现在最渴望的是孙权能让出南郡的江北部分，好让自己有一个真正的立足点。为此，刘备专程到京口（今江苏镇江）来见孙权，当面请求，诸葛亮对刘备此行表示忧虑，劝他不要前去，以免遇到危险，但刘备执意前往。
周瑜对刘备这个人看得比较透，他当时还在南郡主持军务，于是向孙权上书说：“刘备是个枭雄，又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熊虎之将，不会久居人下。我建议把刘备留在吴地，给他修宫室，让他整天吃喝玩乐，使他与关张二人分隔一方，我趁机发起挑战，大事可定（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
周瑜认为，如果割地给刘备，刘关张三人必然如“蛟龙得云雨”，一定不是池中之物。
据《三国志吕范传》记载，时任彭泽郡太守的吕范也建议孙权趁机扣留刘备，不要放他走（范密请留备）。
孙权何尝看不出刘备是什么人物，吕布、袁绍、曹操都玩不转的人他焉能小视？但孙权对刘备却强硬不起来，因为他此时的日子并不好过。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为解合肥之围正整顿人马以谯县、寿春、合肥等为基地发起东线攻势，孙权不得不全力以赴保东线，此时他既无力量增兵荆州，又不能与刘备闹翻。
不管刘备真正的实力如何，他的名气就是一张王牌，只要孙刘联盟在，曹操就不能不有所忌惮，在荆州一线就得保持足够的兵力，这样东线的压力可以减轻。
鲁肃也看到了这一点，据《汉晋春秋》说，鲁肃建议把南郡的江北部分让给刘备，理由是给曹操树个对手，给自己添个盟友，这才是上计（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让之上也）。
孙权同意鲁肃的建议，撤出南郡的江北地区，这就是“借荆州”的来历。其实，孙权让出的并非整个荆州七郡，只是半个南郡。
从战略上看这的确是高明的一招，孙刘联盟得以巩固。从孙权一方来说，由于受制于东线战事，目前占有整个荆州并徐图益州的时机并未成熟，与其荆州让曹操逐步蚕食，不如通过支持刘备给曹操制造一个强大的对手，对曹操进行制衡。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曹操听说孙权撤出南郡的消息时正在给人写信，这个消息让他吃惊不小，一紧张笔都掉到了地上（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刘备拥有了南郡，虽然也只是荆州的七分之一，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地盘，他的动作很快，迅速以南郡为支点向荆州的江南四郡扩展势力，武陵郡太守金旋、长沙郡太守韩玄、桂阳郡太守赵范、零陵郡太守刘度都投降了刘备。刘备任命赵云为桂阳郡太守，任命诸葛亮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督办零陵、长沙、桂阳三郡的赋税，他自己把大本营仍然放在公安。
刘表过去有一个部将叫黄忠，字汉升，是南阳郡人，刘表任命他为准将（中郎将），与自己的侄子刘磐一起驻军于长沙郡境内，曹操南下荆州时黄忠投降了曹操，曹操提拔黄忠为副军长（裨将军），让他归长沙郡太守韩玄指挥。韩玄这时投降了刘备，黄忠也投身于刘备阵营。
黄忠如果继续在曹营发展，不知道还会不会成就日后的大名，不过看来有点玄，因为曹军中的一流猛将太多，像黄忠这样的资历和出身，熬出来的几率较小。黄忠在刘备手下进步却很快，他后来离开韩玄直接归刘备指挥，刘备入益州黄忠随行，他作战勇敢，冲锋陷阵，战绩卓著（忠常先登陷阵），逐渐成为刘备手下与关羽、张飞和赵云齐名的猛将。
到建安十五年（210年），荆州七郡的大体格局已定，在这七个郡里，曹操占有南阳郡，孙权占有江夏郡，刘备占有南郡、零陵郡、长沙郡、桂阳郡和武陵郡，他们三家瓜分了荆州，这种格局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
大约在此前后，孙权和刘备阵营先后各有一个人死去，他们的死反而促进了孙权联盟的巩固。
一个人是周瑜。建安十五年（210年）周瑜去世，时年三十六岁，一般认为他英年早逝与当初在江陵城外所中的那一箭有关。
周瑜是孙策的好朋友，孙策死后孙权的母亲吴夫人让孙权把周瑜当成兄长来看，周瑜对孙权也很尊重。《三国志》记载，孙权当时名义上只是一个将军，大家跟他在一起礼节都还很简单，只有周瑜每次见孙权都毕恭毕敬，行臣子之礼（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
但是，周瑜在对待孙刘联盟的态度上不如鲁肃积极，他一心防着刘备，直到临死前还向孙权建议由孙权的堂兄奋威将军孙瑜率军攻取益州，自己率军进攻襄阳，同时联合张鲁、马超共拒曹操。
然而，周瑜偏偏在这个时候英年早逝。对于孙权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损失，对于曹操来说却是少了一个劲敌，而对于刘备来说此事却是一个福音。
周瑜的死让孙权十分哀痛（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灵柩还吴时，孙权从京口（今江苏镇江）亲自到芜湖（今安徽芜湖）迎接，可见情谊之深。
周瑜病重期间上书孙权：“当今天下并不平静，所以我夙夜忧心。现在北有曹操这个敌人，刘备又近在公安，边境地区也不安定，应该选良将来镇抚（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的智慧和谋略足以胜任，请让他来接替我，那样我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江表传》也载有周瑜临死前写给孙权的信，大意相同，但言辞完全不一样，信中有“如今曹操在北方，战事未停，刘备寄居于公安，好像养虎，天下之事还未见分晓（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之句，周瑜认为鲁肃为人忠烈，临事能当即立断，所以推荐他来代替自己（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
这样，孙权就任命鲁肃为奋武校尉接替周瑜。周瑜去世前担任的职务是偏将军，算是副军长，鲁肃此时担任的校尉一职比偏将军低，算是师长，就职务本身来说周瑜和鲁肃都不高。前面已经说过，这与他们在军中的资历有关，但就实际职权而言，他们的地位又很重，负责孙吴在荆州前沿地带的一切军政事务。
南郡让出后，鲁肃将指挥部搬到江陵下游的陆口（今湖北蒲圻西北），他在这里治理地方，发展军务，很有成效，所统率的人马由接手时的四千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多人。后来孙权把自己一方占领的长沙郡以及周边一部分地区新设了一个汉昌郡，任命鲁肃为汉昌郡太守、偏将军。
鲁肃最能认识到孙刘联盟的重要性，与周瑜的鹰派观点不同，他是一个鸽派。在鲁肃主政期间，孙刘关系总体不错，为刘备不断拓展势力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周瑜去世之前，大约是建安十四年（209年）刘备的夫人甘氏也去世了，孙权趁机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双方达成了一桩政治婚姻。
史书对这件事的记载十分简单，只有《汉晋春秋》《华阳国志》以及《三国志》的《二先主妃子传》《赵云传》《法正传》中略微提过几次。孙权的这个妹妹叫什么名字无考，《汉晋春秋》说她叫孙仁献，这不太像女人的名字，也有叫她孙仁、孙尚香的，那都是后人的附会。
孙坚的这个女儿实在算不上淑女，简直是一个野蛮女友。据《三国志法正传》记载，她很有才，但也很有男人气（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身边有一百多名侍卫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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