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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秘史-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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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坚的这个女儿实在算不上淑女,简直是一个野蛮女友。据《三国志法正传》记载,她很有才,但也很有男人气(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身边有一百多名侍卫婢女,个个执刀弄枪,刘备每次见了都心惊胆颤(刘备每入,内常觉凛然惊惧)。
  不过在当时,这桩政治婚姻让孙刘联盟更加巩固。婚后刘备告别孙权,携新婚妻子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返回公安(今湖北公安),对刘备而言此行超额完成了既定任务,不仅借到了地盘,还有了意外收获。
  据《江表传》记载,刘备临行前孙权在“飞云大船”上与张昭、秦松、鲁肃等十余人共同送别刘备,在船上举行宴会话别。张昭、鲁肃等人走后,孙权和新妹夫刘备进行了长谈,他们在谈话中还说到了周瑜,叹息于他的早逝。
  但是刘备心里并不轻松,他知道此行是冒了极大风险的,要不是曹操的军事行动给孙权施加了压力,无意中帮了他的忙,此行能否顺利回去都很难说。据《江表传》记载,后来庞统到了刘备那里,刘备知道他曾经在孙吴任职,就问他当初在孙吴做客,是不是有人打算扣留自己。当得知确有此事后,刘备不禁十分后怕,认为当初赴孙吴是一步险棋,不是万全之计。
  据《山阳公载记》记载,刘备一离开京口,就对左右说:“孙权长得上身长下身短,这样的人不会居于人下,我不能再见他了(孙车骑长上短下,其难为下,吾不可以再见之)。”于是他们昼夜兼行,恨不得马上回到公安。
  不管怎么说,这一段时间是孙刘结好的蜜月期,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曹操,双方尽量搁置分歧,互相让步,让联盟不断巩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与曹操真正抗衡。
  【二、濡须口】
  建安十七年(212年)九月,孙权正式把大本营从京口(今江苏镇江)移到秣陵,改名为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此后一段时间,孙吴的政治中心就放在了这里,孙权以后还将在这里称帝。
  孙吴最早以吴县(苏州)为基地,后来迁到京口,现在又迁到建业,战略重心一步步靠前,目的是在长江一线与曹操展开争夺。孙权在长江边上的石头山(今清凉山)上筑城,号为石头城,以此扼守长江的咽喉。
  孙权迁址于建业的想法早就在规划中,为了保障建业上游的安全,一年前,孙权接受吕蒙等人的建议,在距建业上游数百里处的濡须口修筑了一处军事要塞,即著名的濡须坞。
  曹操目前以合肥新城为进攻孙吴的基地,合肥新城与长江之间隔着巢湖,这是一片比现在面积还要广阔的水域,在巢湖与长江之间通有一条河,名叫濡须河,史称它发湖于巢湖,流入长江。
  合肥新城有一条叫施水的河与巢湖相连,也就是说,战船由合肥新城出发,经过施水、巢湖、濡须水,可以很轻松地到达长江,成为曹魏的一条黄金水道,这也就是刘馥当年花大力气修筑合肥新城的原因,合肥新城的地理位置对曹魏来说太有利了。
  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孙权想在江北修建一处军事基地,他看中的地方是濡须水的入江口,即濡须口。据《吴录》记载,孙权想在此修建军用码头(坞),但是大部分将领认为在长江对岸修工势没有必要,孙吴擅长的是游击战,上岸杀敌,转身上船,有没有固定的码头无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
  在孙权手下担任副军长(偏将军)的吕蒙认为修建这个军用码头十分重要,他说:“打仗有胜就有败,如果打了败仗,仓促之间都来不及上船(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于是孙权下决心修筑濡须坞,作为建业上游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濡须水流入长江的地方两边都是山,孙权依托它们夹水筑城,下了很大功夫,把濡须坞修筑得很坚固,同时储存大量军用物资,来抵御曹军的进攻(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濡须坞成了一把锁,牢牢地锁住曹军入江的门户,让曹军手中的黄金水道发挥不出作用。
  孙权在江北修建的军事基地也成为在扬州的庐江郡、九江郡一带拓展势力的战略支撑点,有了这个基地,孙权就能随时寻找机会攻击曹魏。
  所以吕蒙的见解是高明的,在江北设立军事基地,无形中把双方共有的长江天险变成了自己独家拥有,进可攻、退可守,在战略上完全处于主动。
  赤壁之战后吕蒙在年轻将领中进步得最快,尤其是鲁肃代替周瑜负责前线指挥以后,对吕蒙特别欣赏。据《三国志吕蒙传》介绍,鲁肃赶赴陆口上任时路过吕蒙的辖区,当时鲁肃对吕蒙还不完全了解,也不够重视(肃意尚轻蒙),但经过与吕蒙的一次谈话,鲁肃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二人在饮酒之间,吕蒙突然问鲁肃:“您接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采取什么战略以备不虞之需?”鲁肃没有多想,顺口说:“临时应变吧。”吕蒙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回答,他说:“现如今跟刘备虽然名为一家,但关羽实乃熊虎之人,哪能不预先制定好应对的策略?”
  吕蒙于是向鲁肃提出了五项应急预案(因为肃画五策)。鲁肃听罢吃惊不小,再也不敢轻视吕蒙,他激动得越过坐席跳到吕蒙那边,拍着吕蒙的背说(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子明,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才略原来比你差得这么多(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
  鲁肃于是跟吕蒙结为挚友,并拜见了吕蒙的母亲。
  据《江表传》说,吕蒙开始并不喜欢读书,有一回孙权对他和另一个青年将领蒋钦说应该多读读书,这样有好处(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回答说军中事务繁忙,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于是耐心地给吕蒙上了一课,从自己的读书体会讲起,说明勤学的重要。这次谈话打动了吕蒙,改变了他对读书的看法,于是开始发愤向学,手不释卷,经过长期坚持和积累,学问居然超过了一些文人(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鲁肃跟吕蒙熟悉后,对他的进步感到不可思议,跟他开玩笑说:“现在你的学识这么好,既有武力又有谋略,再也不是吴下阿蒙了。”吕蒙回答:“一个人分别三天,就应该另眼相待(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这就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出处。
  后来,鲁肃去世前向孙权推荐吕蒙接替自己,使吕蒙成为孙吴军队里继周瑜、鲁肃之后最重要的统帅。
  孙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主动态势让曹操不能坐视不管,就在孙权迁址于建业的次月,即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他亲率大军前来合肥,与孙权争夺长江天险。
  这一仗规模不小,但打得时间不长,在《三国志武帝纪》里只记载了几句话,在曹魏一方的其他各人传记里也基本上没提,具体有哪些人参加了这次会战不得而知。而在记录孙权一方的传记、史料中,对此战记载得很详细,这是因为此战曹军无功而返,虽然不像赤壁之战那样惨败,但也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失败。
  据《江表传》说,曹操此行带来了四十万人马,很快打到了长江岸边,与孙权对峙(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四十万的数字显然有点夸张,或者是曹操又在故意虚张声势。孙权得到报告,不敢怠慢,立即率领七万人马应战,这个数字如果是真实的,那基本上就是孙权的全部家底了。
  《江表传》的政治立场亲吴,说曹军四十万,自己一方七万,更能突出此次战果。孙权派折冲将军甘宁率三千人为前锋,并给甘宁下达秘密指令,让他一到前线就发起攻击,打曹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是孙吴惯用的手段,人数既然不占优势,就得先发制人,先取得小胜,鼓舞士气,甘宁圆满完成了任务。
  据《三国志甘宁传》记载,甘宁挑选了一百多名勇士组成敢死队,孙权赐给大家米酒和饮食,吃完,甘宁用银碗盛酒,自己先喝了两碗,然后再斟满交给敢死队队长(都督)喝。这个队长可能有点紧张,伏在地上起不来了,甘宁火了,拔刀横在队长的膝上,大声呵斥他。队长见他神情严厉,赶紧接过酒喝了,后面的敢死队员每人也都喝了一银碗的酒。二更时分,甘宁率敢死队悄悄出发(衔枚出斫敌),杀往敌营。据《江表传》记载,他们拔掉曹营的鹿角,潜入营垒,杀了几十名曹兵。曹营一片混乱,不知道有多少敌人攻进来了,乱了好大一阵,等到慢慢平静下来,甘宁等人已顺利返回自己的大营。
  这时孙权也到了,甘宁连夜拜见孙权。孙权高兴地说:“这下子一定吓着曹操这老家伙了吧,让他也看看我们甘宁的胆量(足以惊骇老子否?聊以观卿胆耳)。”孙权还对大家说:“孟德有张辽,我有兴霸(甘宁字兴霸),足以匹敌!”
  据《吴历》记载,濡须口附近的长江中有一个叫中洲的沙洲,曹操看到可以利用,于是命人乘油船率兵趁夜渡到洲上。哪知此举被孙权侦察到,立即调集水军前来围攻,曹军不是孙吴水军的对手,仅被俘虏的就有三千人。
  曹军两战皆负,孙吴士气大振,反而主动在曹营外发起挑战,曹操下令坚守不出。《吴历》说有一次孙权亲自来挑战,乘轻船从濡须口前往曹军营寨,曹军将领要发起攻击,曹操说:“这是孙权前来观阵,后面没准有阴谋。”于是下令军中整齐军容,严阵以待,弓弩不得妄发。孙权又向前行进了五六里才回去,在船上吹吹打打,故意气曹军(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
  《魏略》记载了另一次孙权来挑战的情形,这一次孙权是乘大船来的,曹操倒不客气,下令射箭,弓弩乱发,箭射到船身上。射中得太多,把船身都压偏了,孙权下令掉转船头,让另一面受箭,等船只恢复平衡后下令回去(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这大概才是真实版的“草船借箭”。
  对曹操来说,这一仗打得实在窝囊,整体实力虽然占优,但在场面上却处于劣势,以至于孙权频频挑战都不敢应。曹操手下有个“泰山帮”,由于不是嫡系,曹操经常派他们南下扬州参战。据《魏书》记载,“泰山帮”的主将之一、曹操任命的青州刺史孙观也参加了这次濡须口会战,他在战斗中被流矢射中左脚,但仍然坚持战斗。事后曹操对他进行了嘉奖和慰问,把他由偏将军升为振威将军,但孙观够倒霉的,本来只是被冷箭射中了一只脚,结果伤势越来越重,居然死在军中。
  此战再次暴露出曹军不善水战的弱点,随着春季到来,江水渐涨,孙权的水军优势将进一步发挥出来,形势对曹军更加不利。
  据《吴历》记载,曹操在江上看到孙吴舟船整齐,军伍整肃,感叹道:“生个儿子就应该像孙权这样,刘表的那几个儿子要比起来都如猪狗一样(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这就是“生子当如孙仲谋”的由来。
  孙权大概也洞悉了曹操的心理,他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春水马上就要涨起来了,您应该赶紧撤退(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在这封信里孙权还另外夹了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接到孙权的信后,对将领们说:“孙权没有骗我(孙权不欺孤)。”曹操于是下令撤退。
  这是一次劳而无功的战事,据《三国志孙权传》记载,曹军撤退后孙权趁机攻占了江北的许多地方。曹操担心沿江的各郡县被孙权占领,下令官民内迁,造成大面积恐慌,沿江的庐江郡、九江郡以及蕲春、广陵等地有十多万户渡江逃到孙吴,曹魏在合肥以南只剩下皖城了。
  一般认为濡须坞故址在今天安徽省无为县境内,《资治通鉴》和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等书认为“无为”地名的由来与曹操有关,是说曹操多次用兵于此但始终无所作为。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中也有曹操“四越巢湖而不成”的话,据说说的也是同样的事。
  【三、刘备的机会】
  在孙权与曹操争锋于濡须口的时候,刘备早已离开了公安,他趁曹操、孙权相持不下之机,率兵进入益州。刘备此行竟然是应邀前往,邀请他的是益州刺史刘璋。
  前面说过,在曹操南下荆州前后,刘璋曾先后派出三个战地观察团前往荆州考察形势,最后一个观察团的团长是张松。由于没有受到曹操的重视,张松对曹操很不满,加上曹操随后在赤壁打了败仗,张松回到益州后竭力劝说刘璋联络刘备。
  曹操西征关中前曾派钟繇攻打汉中,不仅汉中的张鲁感到紧张,刘璋也深受震动。他意识到曹操迟早要拿下汉中,进而徐图益州,对此必须早作筹划。张松反复劝说刘璋邀请刘备来益州,增加益州的防卫力量,张松认为刘备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刘汉的宗室,也就是刘璋的本家,另一个是他是曹操的“深仇”,在抗曹这件事上刘备比谁都坚定。
  张松说动了刘璋,刘璋问他派谁出使刘备,张松推荐了法正。
  刘璋手下派系林立,有益州本土派,还有随刘璋入川的东州派,除了这两派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小的帮派,法正属于一个叫“扶风派”的帮派。他们都是关中地区扶风(今陕西眉县)人,除了法正外,还有孟达、射坚、射援、上官胜等人,都是建安初年由关中逃难到益州的。
  张松是蜀郡人,应该属于益州本土派,但他平时与法正、孟达等人关系不错,政治上倾向于扶风派,所以关键时候推荐了法正。这其实是他们商量好的,但为了不引起刘璋的疑心,法正还假模假样地推辞了一番,之后受命出使刘备。
  对于张松、法正、孟达等人主张引入刘备的建议,刘璋身边有不少人表示反对,刘璋属下的州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簿)黄权说“一国不容二君”,希望刘璋慎重考虑。对刘备有所了解的刘巴也认为,刘备不是能屈居于人下的,把他弄来必然是引狼入室(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纳也)。刘璋手下有个叫王累的做得更绝,据《华阳国志》记载,这位仁兄为了劝说刘璋,不惜自刎于州政府大门外,希望刘璋能够警醒,但刘璋不为所动。
  这让人想起了多年前韩馥引袁绍入主冀州的那一幕,不是袁绍或刘备多有能耐,而是韩馥和刘璋太糊涂,再者就是跟前有一帮人太能忽悠。当初忽悠韩馥的是高干、郭图和辛评那伙人,现在忽悠刘璋的是张松、法正和孟达。
  扶风派之所以卖力地替刘备公关造势,根本出发点还是为自己着想,他们既不是强龙也不是地头蛇,虽然个人能力都很强,但在益州一直受排斥。如法正当年在关中的时候就很有名气,但当他跟同乡孟达一块来到益州时,只谋到了一个新都县令的职务,后来无缘无故被调职,又一直没有安排新的工作,就是因为自己是外来户没有后台,因此长期不被重用(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
  扶风派想通过引入刘备改变益州的政治格局,至于将来由谁主政益州他们倒不在乎,如果刘备取代刘璋他们没准也欢迎。现在,有这帮兄弟在里面帮忙,刘备不想要益州都不可能了。
  要说明的是,刘备占有益州后这个扶风派仍然存在,他们依旧大行其事,法正、孟达的权势一度盖过诸葛亮,并且后来又有一位祖籍扶风的重量级人物到来,使这个小集团更加了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马超。
  现在,受刘璋派遣,法正来到公安面见刘备,他一到就立刻暗中倒向刘备,他对刘备说:“以将军的英才,应该乘刘璋懦弱之时有所作为。张松在益州是个重要人物,他可以在内响应您(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得手之后您就拥有了益州的殷富,以及天府之国在地理上的险阻,以此成就大业易如反掌。”
  刘备大喜,决定率军溯江而上,进入益州。这是建安十六年(211年)的事,大概在孙曹第一次濡须口战役之前。
  当时,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守荆州,自己率数万人进入益州。在随军队伍里还有庞统,此前他在孙权那里任职,现在投奔到刘备阵营,刘备开始并未重视他,后来得知他与诸葛亮齐名,就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结果大为高兴,任命他也担任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职务并列。此次率军到益州,诸葛亮和关羽守荆州,刘备就让庞统随行。
  刘璋派法正率四千人前往接应,随后又亲率三万人马赶到涪县(今四川涪陵)迎接刘备,二人相见甚欢,刘璋大摆宴席招待刘备及其手下将士,“欢饮百余日”。
  张松认为在涪县就可以解决掉刘璋,他让法正向刘备转达这项建议,庞统也认为现在正是机会,但刘备经过考虑后觉得时机并未成熟(此大事也,不可仓卒)。
  刘璋表奏刘备代理大司马,同时兼任司隶校尉,考察刘备此前担任的最高职务,应该是曹操授意献帝任命的左将军,刘备后来担任了荆州牧,如今又被刘璋推举为大司马,地位更高,但这并非朝廷任命,并不合法。刘备也礼尚往来,表奏刘璋为镇西大将军,仍然担任益州牧。
  刘璋想让刘备去打汉中的张鲁,为此他给刘备补充了人马,又把成都北面白水关的驻军划归刘备指挥,刘备所部人马达到了三万多人,武器装备等军用物资也很充足。刘璋回到成都,让刘备驻军葭萌关,此关位于如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这里与川北另一个著名关口剑门关仅几十里,刘璋想让刘备以此为基地展开对张鲁的攻击。
  刘璋净想好事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别人也不傻,更何况这个“别人”是老江湖刘备。
  刘备到了葭萌关,根本不考虑进攻张鲁的事,而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率大军进抵濡须口,孙权向刘备这个新妹夫发出联合行动的请求(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刘备此时远隔千山万水,且压根没有援救孙权的打算,但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一下。
  刘备派人告诉刘璋,说曹操攻吴,同时派乐进攻关羽,如果不及时援救,荆州将有失,这件事的紧急程度目前大于征张鲁(其忧有甚于鲁),因此请求刘璋再拨一万人马,以及后勤物资,让自己率军回援荆州。
  刘璋又花钱又出人,目的是让刘备打张鲁,现在事情没有任何进展,刘备倒有趁机溜走的嫌疑,心里很不痛快,但也不便撕破脸,他只给刘备凑了四千人马,所要物资也都减半提供。
  按说你没给别人办任何事,现在这些是人家白给的,已经很不错了,但刘备抓住把柄大做文章。据《魏书》说,刘备故意激怒手下的人说:“我替刘益州征讨强敌,历尽辛劳,不怕牺牲,但是他却吝惜钱财,有功不肯奖赏,还希望大家出死力作战,有这样的道理吗?”
  张松、法正等人也抓住机会,作好了暗中与刘备配合的准备。张松的哥哥、广汉郡太守张肃知道了他们的密谋,害怕连累自己,于是向刘璋告发,刘璋下令把张松抓了起来,处斩。
  刘璋同时命令川北各路驻军加强防范,不让刘备人马通过。刘备大怒,把白水关守军将领杨怀召来责斥一顿后杀了。刘备派黄忠、卓膺率兵进攻成都的刘璋,自己到白水关把驻军家属看起来作为人质。白水关的驻军很有战斗力,号为白水军,刘备手里握有白水军将士的家眷,不担心他们会叛乱,于是率白水军赶上黄忠、卓膺,占领了涪县。
  刘璋派刘、冷苞、张任、邓贤等人领兵与刘备相拒于涪县,这几路人马都打了败仗,刘璋退保绵竹。后来他又派李严统率绵竹各军与刘备对抗,哪知李严一上战场就率众投降了。
  这时,东边的濡须口会战已经结束,荆州的威胁也降低了,刘备派人通知诸葛亮,留下关羽守荆州,让他与张飞、赵云等人带兵溯江西上,先后攻占了白帝城、江州、江阳等地,刘璋最后退保成都以北的雒城(今四川广汉雒城镇)。
  刘璋之子刘循以及张任、刘拼死守卫雒城,刘备围了一年之久,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雒城才被攻破。此战刘备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他的军师中郎将庞统率众攻城,被流矢所中,不治身亡。
  攻占雒城后,刘备进围成都。成都城池很坚固,雒城尚且守了一年,成都更不好打,但刘璋只守了几十天就开城投降了,原因是刘备那边来了个猛人。
  这个人就是马超。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被曹操打败,后又被杨阜等人赶出了凉州,他只好跑到汉中的张鲁那里栖身,但张鲁对马超很有戒心。马超又跟张鲁手下的将领杨昂等合不来,心里很不痛快,听到刘备跟刘璋在益州交手,感觉是一个机会,就写信给刘备表示愿意转投他。
  马超主动跳槽对刘备来说是意外之喜,他派人迎接马超,让他驻兵于成都城外。马超从张鲁那里跑出来时没带几个人,他新纳的妻子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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