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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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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他因不满于体制的束缚而退出，经过五年痛苦而深入的思索，终于构建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就是这部七十余万字的《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
该书视域宏阔，分“哲学篇：人文视野”、“历史篇：文明反思”、“现实篇：文化剖析”、“大学篇：轴心重建”四大部分。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的几乎一切方面，大量资料和数据散见于浩繁的报刊文章，许多却是鲜为人知的，与作者亲历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相印证。这些信息集中地摆在一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它与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一脉相承，但在每个话题上都大大深化了，具有历史的深度和立体的动感。看看这样一些富有冲击力的句子：
百年中国梦想着富国强兵、超英赶美、四化小康，却并不反思，现代文明是怎么回事，我们内心缺点什么？
现代文明立足于人们内心的基本认同：普遍、统一、公开、明确的理性原则，是一切自由创造的无形前提；
如果没有普遍的理性思维，实用主义与神秘主义、科学崇拜与迷信邪教、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就是一回事；
文化、教育、科学只有外延、数量、骨架、功用上的存在，而在内涵、质量、灵魂、本质上几乎完全空缺；
思维是实践的先导；实践都为特定观念所覆盖；理论来自实际而超越实际；走出象牙塔，必须先有象牙塔；
精神岂只需要一点？一种文明，物质是外壳，精神是内核，两极一体；此外，并无所谓“两个文明”；
科教兴国是不够的，应当进一步提升为文教兴国；
中国曾有个“小心求证”的陈景润，却没有“大胆假设”的哥德巴赫；
创造力低，技术落后，根本不是利益激励与市场意识不够，而是科技人员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缺乏；
科学追求是好奇心驱动的，技术才讲实用效率；
中国教育异化的深层根源：与被动的“现代化”接轨一致的知识教育，抑制了自主发展之路所需的人文教育；
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的经常性误区：精神理想道德化，道德建设楷模化，楷模宣传表演化；
大学的病根——工具化、行政化、官僚化，权力压倒理性；大学的病态——技能化、市场化、功利化、实用主导选择；大学的酸腐——生活化、市侩化、庸俗化，物质消费泛滥；大学的沼泽——近亲化、人情化、宗派化，师门陋习猖獗，劣胜优败成风，公平竞争窒息；大学的死路——地方化、土著化、裙带化，小国寡民眼光，市井乡里胸怀，自给自足作派；
大学文化与校园民主是社会变革的实验场，总不能叫大学生将来到田间地头向村民学习现代民主；
大学教育使命的深远定位：摒弃“大学为什么服务”的短见，营建超越功利关系的文化象牙塔；
大学教育目标的根本转换：从实用人才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到完整人格所需的综合文化素养”……
从性格上说，姚国华是一个行动家和实干家，足迹遍布全国。但他的思想并不停留于底层的民情和切身的感悟上，而是有一种形而上的升华。他善于从一句话、甚至一个字眼中，领悟出极为概括的哲理，并经过反复的推敲和玩味，将它融入自己那逻辑缜密考虑周全的思想体系中去。因此，与时下许多就事论事的忧患之士不同，姚国华的思想更看重的是对当前现实弊端的深层次的反思，尽管也有梁任公式的一泻千里的文风，也有愤激的呼号和热烈的向往，但立足之处却是面对残酷现状的冷静的剖析和直达“终极关怀”的思索。正是理性与激情之间的这一巨大的张力，使这部著作给人们内心深处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作者对当代中国的诊断正如一位道行高深的郎中，针针刺中文化肌体上的穴位；而最根本的诊断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判断：中国历来以现实、经验、实用和利害为基础的文化结构应当来一个彻底的颠倒，从急功近利转向超脱功利，从物质生活（或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精神生活）转向精神生活（或以精神生活为基础的物质生活），从科技（或科教）兴国转向文化（或文教）立国。讨论最后落实到对现代大学的重建，使之成为当今市场经济时代的“文教特区”和“象牙塔”，以引领整个社会走向理性、自由和创新之途，至少是成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崇高理想的尺度和标准。
可以想见，这种切中时弊的宏论一定会被当前那些崇尚“实学”的政经人士斥为“空谈”。但这不过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精神的缺乏。的确，即使最讲精神超越的儒家文化，所谓的超越也无非是“内在超越”，即在现实和世俗生活中的“超越”，其最终归宿仍然是返回到“民利百倍”、“万世太平”的世俗理想。道家的超越则是人性的自暴自弃和返回到自然性，把自然的东西看得比人性的东西更高。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的真正立足处是融汇了儒、道思想的法家思想。法家就是中国文化“图穷匕首见”中的那把“匕首”，所以每当民族危亡、国家动荡、时局多变的时代，人们所想到的最后一招就是法家的物质主义的策划和操作。只有当这一套操作奏效，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才有了附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中国，凡理想主义的精神追求的确也只有依仗物质主义的业绩才可免除“空谈”之讥。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一切理想主义的变革措施通常都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像基督教那样以其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力而迫使世俗君权向其称臣的事，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中国文化的这一秘密，作者有非常深刻的思考。他指出，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文明一开始就是从工商业生产方式所培育出来的理性思维进入其发展历程的，这种文明本身具有一种超越自然之上的人为性。相反，中国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因而需要顺应天地自然，重经验而轻理论，重实践而轻创造。只有简单朴素的唯物主义，所以只能在自然主义里徘徊。
我们还可以用哲学上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文明结构上的差异。古希腊从柏拉图开始就完成了“名实关系”的颠倒，即倒名为实，把形式、共相、理念和“逻各斯”（语言、逻辑、普遍法则）看作比现实事物更为实在的宇宙本体；而中国古代哲学在名实关系的热烈讨论中，却没有任何一派是将“名”看得比“实”更重要、更实在的（要么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要么是“正名”，以便“名副其实”），这决不是偶然的。正是这种文明结构的区别，使西方古希腊有了研究型的“学园”，中世纪有了超凡脱俗的“经院”，近代以来有了养成人文精神的“大学”，而中国古代则除了宥于门派（不是学派，而是宗派）的道观禅院之外，只有民间私塾和书院及通过一级一级的考试向世俗官僚爬升的文官体制。这种学习的目标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学以致用”，并且所谓“用”也只局限于狭隘的日常人伦和政治实用（“仕途经济”），除此之外则是“百无一用”。
作者指出，这种只盯着世俗功利的“实用理性”正是我们近一百年来在现实生活中一贯失利的文化心理根源，它其实早已经不“实用”了。可惜的是，至今国人尚未意识到传统“合纵连横”式的“策论”的局限性，反而以为我们的一切现实问题都是技术问题和策略问题，大批知识分子为此争论不休，却无法阻止整个社会精神生活和文化层次的下滑，由此也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仍然不能摆脱危机。作者则从西方文化的截然不同结构中悟出一种极为优秀的素质，即“为知识而知识”、“为自由而自由”的超越性，它集中体现在西方大学精神中，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所缺乏的。所以，“远水才能真解渴，文教兴国是决定民族根本命运的最高战略，代价最小、成本最低、速度最快”。
当然，所谓“代价最小、成本最低、速度最快”，只是相对而言的，即相对于我们一百多年来已经付出的惨重代价和昂贵“学费”而言的；而且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即假定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本书的理念、扫除了观念上的障碍之后，事情就会大踏步地前进了。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问题在于，上述假定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传统思维的定式已经深深渗透在国人的血液中，更何况这还不仅仅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问题。因此我以为，作者的理论设想如果最终还是落实到一种从“代价、成本、速度”来衡量的对策论，那就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实用理性”的框架。从事实上来说我同意作者的观点：只有超越了实用的考虑，我们才能在实用的方面有长足的进展；但如果我们终究只是为了实用上能有更大的飞跃才超越实用的考虑，那么这种超越就还不是真正的超越（因而也不可能有实用上的真正的飞跃）。
这仿佛是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也许我们一开始就进错了门。我们很难做到把对知识、真理、自由和信仰的追求本身就看作是有绝对价值的，即使完全没有“用”，也愿意为之献身，老庄的“无用”之说只是为了“保身”。而西方人却恰好在那些“无用”的东西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永无止境的追求，认为这才是人性的本质。但我也并不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能够一下子完全摆脱自己的传统，而像西方人那样成为精神追求上的个人主义者，这种终极关怀层面上的中西融合也许需要好几个世纪。但意识到这一差别与对此毫无自觉意识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能最终走出中国当代文化的怪圈，而在于要自觉地进入这一怪圈，同时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由此形成一种张力和推动力，使我们的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有所推进。
当然，这样做的现实前提是，我们中国人在自由创造能力上其实并不弱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民族，只要我们不是有意地压抑这种创造力，而是将它充分的发挥出来，就可以成为使我们恢复自信心的可靠依据。本书的最终立足点正在于此。可以看出，作者尽管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向我们和我们的传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尖锐的问题，但却丝毫没有“崇洋媚外”或“全盘西化”的片面性，而是借此对中国人的自由精神发出呼吁，特别是致力于激发中国年轻一代的原创力，这种原创力在中国两千年的传统中虽然被掩盖和压制，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固有之血脉”。应当说，本书对现实生活的批判都是建立在对新一代“少年中国”的这种自我超越的生命活力的殷切期望之上的。“大学重建”在他那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治国方略，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有一种以人的创造能力和自由生命为基础的世界观，这是由作者长期对大学和中国最有活力的年轻人群体的思索而形成起来的一种哲学。而这就是我十分推重姚国华君此书的原因，相信他的疾呼会对国人迟钝的心灵形成警策，以一种自我批判的心态去重新塑造我们的民族魂。
质疑主流观念
敲打百年迷魂
姚国华
有预言家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入世了，大家更翘首期盼与人接轨带来好运！
然而，无论个人还是民族，深层的命运都由自己内在的文化所掌握（除非奴隶）。我们审视、反省过自己的内心吗？
我们准备了这样一种文化吗？——它不是一堆空洞的抽象概念，不是一套传统或外来的知识体系，不是一串苍白的摆设、排场、装饰、宣传与表演，不是一些低俗的娱乐消费，而是国民精神里的信念、理性、情趣、想象力、创造力。
我们准备了这样一代知识分子吗？——他们不只是掌握某种知识结论的学者，或有一技之长的专家，而且是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博大的战略心胸，灵动的创造思维，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情操，健全的自由意志的现代精英。
我们不敢贸然回答！我们需要从现在起，进行深刻的反省，远程的思索，踏实的建构，自主的创造。
今天，尽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早成为口头禅，可人们引进的大多只是吃穿行用产品及生产手段。中国引进技术软件与硬件设备的费用之比，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而引进设备与对引进项目进行消化创新的费用之比，竟只是日本的百分之一！在不能带来直接效益的文化、教育、科学领域，中国的投入比重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
一项令百所重点大学的知识精英们激动、呼号、奔走、设计、讨论、审议、争吵、期盼了数年的高等教育世纪振兴工程，总投入１１０亿元。仅相当于修１５公里地铁，或建两座机场，或买１５架飞机，或架半座跨海大桥，或建百分之五条京沪高速铁路；相当于全国五年间在电视剧（其中近一半是废品）上的总投入；相当于全国一年公款吃喝花费的百分之一（包括这笔投入中可观的部分）；相当于香港或台湾一所大学三五年的经费，或者某所世界名校一年半的经费。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科学春天”之后，人们清点自己的科技成就时发现，不仅世界领先的项目几乎绝迹了，连国家科技一等奖也如黄河断流，连续四年空缺。新世纪伊始，新设立的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只有授给从那万劫不复的“文化大革命”中漏网出来的老人们。是什么力量竟会比万恶的极左思潮还厉害，扼制了中国高科技发展呢？
近两年，在科教兴国的大势之下，这种情况似乎有了改变，高校投入加大——九所名牌大学三年投入就达１２０亿左右。然而，进一步的问题却更加要命，这就是大学已沦为现实生活的工具，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更沦为一群讨生活的高级市井。在中国的几乎每条街道，都可以看到无业游民张罗卖假文凭的广告，而与此并行的是，在神圣的高等学府，教授们也在热火朝天地忙着卖真文凭。前者只是维持生计，后者则可以购房买车奔小康。
如果人们关注的焦点，只在人的生存环境及体制，而不是人的内在状态。只有针对外部生活的经济战略、政治战略，而没有旨在改变人自身的文化战略、教育战略。即便强调文教科技及人才的重要，也只当作服务现实的工具，或者反映生活的影子。
国家文化动力体系的脆弱，民族精神积蕴的匮乏，个人精神空间的狭窄，造成了社会进步的根本障碍——只是以凝固的文化模式（传统或外来）机械复制、被动模仿，其结果是低层次，低价值，无后劲，无活力，没有自主性，没有创造性。
有人看到欧美市场上遍地中国货，便臆想中国不久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西方人害怕“黄祸”或者“中国威胁”，提防你、恭维你、麻醉你，让他去就罢了。偏偏有从国外镀金回来并且受惠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家们当起真来！朱镕基总理访美时举了的一个实例：一双名鞋，中国制造，美国市场卖１２０美元以上，台湾厂商赚２０美元，大陆打工者得２美元血汗钱。说出来是安慰美国人的，可我们自己的心没有觉得疼么？经济学家们没看见么？
稍懂一点历史的人便不会得此轻率而滑稽的结论。现代世界的中心是随文化与科技的兴衰而转移的。无论是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还是十六～十八世纪的英国，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德国，以及二十世纪的美国，都是有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先导，然后有社会思想与科学理论的兴起，再有制度与技术的创新，最后才有社会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
工业生产是人为的、非自然的，要先理论再实践，先设计再生产，先创作再制作，先创造再复制，先抽象再现实，从人的需要出发，在想象与思维中构造现实；与工业相关联的商业更是讲究人的能动、机动、新颖，需要理性知识和奇思妙想。
所以西方现代化是自上而下，从原罪中超越，从禁忌、禁欲、天国、彼岸出发，由精神到物质，通过理性、道德、功利实现生存扩张，这样才有了现代工业文明。今日西方物质消费、技术机器只是末端的表现，根本的支撑在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
中国传统则是自下而上，从现实求快乐，从生存、人伦、自然、此岸出发，由物质到精神，通过人情、伦理、理智达到天人境界，所以只在自然主义里徘徊。在这种背景下复制西方文明，即便造成孤立的经济增长，也不会有生命力与创造力。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思想家主要从感性经验出发，以直观体验和诗化想象把握现实生活，没有在现实生活之上，人的内心之中，建立抽象的、形而上的、象牙塔的理性世界。只有经世致用的技术和天人合一的艺术，没有实证的、数理的、精确的理论思维和实证科学。国家历来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本位，权力斗争与政权更替总是徘徊在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层面。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提亚·森指出：贫穷不只是因为缺乏财富，更是因为制度腐败。
但我更认为，一个民族贫穷和腐败的根源是文化生命的弱化，是自信心的失落、价值观的迷失、创造力的匮乏、凝聚力的瓦解，是人文精神的沦丧。因此，没有全民族的文化重建，没有教育、科学的全面而深刻的革命，任何经济发展都只能停留在粗制滥造的模仿上，没有后劲，任何制度革新都只是些装点门面的抄袭，不能生根。
我把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教育、意识形态的问题，通通放到文化层面上分析，发现其共同的内在症结。我主张文教兴国的文化战略，要从根本上建立一种思维的转换：由政治－经济二维平面视野，包括政治或经济一维单线视角，转换成文化－政治－经济三维立体视野（可持续发展问题构成第四维），其中文化是主导核心。
文化战略要超越近视、狭隘、肤浅、平庸观念，如经济中心论、市场至上论、体制决定论、文化反映（及反作用）论、教育服务论、科技万能论、简单开放与单向接轨论等，旨在积极地激发、调动、改造（而非保守、炫耀、自慰）内在资源，能动地选择、综合、同化（而非照搬、模仿、异化）外部资源，在自主与接轨的张力中，建构更具生机、更有后劲的社会动力体系。
文教兴国战略的实质内容：一，形成民族内部有凝聚力的基本信念、认知方式、普遍良知及情感认同；二，建立精英群体的成长机制，并树立其在社会变革中的文化权威；三，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形成社会的内在动力体系，推动经济、政治、法律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变革和进步。四，以新文明的主人姿态主动、自信、开朗、坦然地走向世界，主导全球化进程。
文化是内心的事情，要用心灵来培养。这个过程是独立的，不能依附于经济体系，或者行政体制。它一旦抛到市场上炒作，或者框入体制内去编织，就会畸形乃至死亡。市场上经营的只是消费文化，是外在于心灵的消费方式。意识形态的思想教育一旦脱离了文化信念，就只剩下空洞的宣传口号，滋生虚伪的投机表演。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积极变革和重大转折，都是大学、准大学、泛大学开创的新文化运动引导的。
这个世纪中国的不幸也在于，在平常年代里几乎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大学，能超越当下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需要，摆脱功利主义诱惑和教条主义支配，自主地履行其文化教育使命。
文化战略的立足点在人们心灵上，首先扎根在大学文化土壤里。因为大学是文明的象牙塔。它超越平面的世俗生活，展开深度的反省与创造，从本源上提升生命创造力。只有大学，真正意义的大学，才能超越现实利益的的束缚，站在人类文明的最高处，建构全社会最自由的文化天地，积蕴社会改造的内在动力。
大学是文教兴国的战略轴心，大学文化特区的地位应取代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经济特区。大学的文化推动与市场的经济推动，分别构成现代进程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方向相反而互为补充。只有内外联动，才能启动夹在中间的体制变革。
二十一世纪中国，需要全面引导现代进程的文教特区，摆脱目前经济－政治二维平面上的外部牵制、内部腐败的困境。需要确立以现代大学为轴心的远程文教战略，恢复、充实、改造所有社会组织的现代文化内涵，形成民族内部的动力体系。
中国能够而且应当成为人类新文明的中心。但这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出于弱势、挨打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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