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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雄心之舰男穿越记-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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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这批钞票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不过为防万一，汉娜在上海一直都暗藏了一支人数超过五十人的特种部队，装备以芝加哥打字机、狙击步枪为主力武器，单兵火力极其强大，其任务只有一个：一旦有内部人员在套购物资使用假币时东窗事发被捕，这支特种部队就负责救人或灭口。所幸的是，由于这批德国制造的美元、日元、英镑和真钞的差别微不可察，使用了近一年基本都没有发生意外。
汉娜和林汉曾将自己印制的假钞，请鉴定专家进行过鉴定，十张假钞和十张真钞混在一起，鉴定专家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愣是无法从印刷纹路上分辩出来——在林汉和汉娜的“微控”能力面前，他们自制的印钞模版和真货模版完全没有差别，可以达到原子级别的精确，“误差”仅仅只是原子级别的（等于没有）。唯一可能分辩出来的手段，是得放在试验室里用专业的灯光照射分辩色谱才会判断出差别。但是寻常的银行，哪有用得了这么高精尖的仿伪手段。
为防万一，汉娜派往上海的间谍，以美国人的身份在上海注册了多家皮包公司，然后使用自己印制印发的“真钞”，雇佣了一批中国买办，轮流在上海滩的各条商业街和批发市场疯狂扫货，金银贵金属、皮草药材，丝绸布匹，粮食和矿物，几乎是什么商品都收购。
贵金重属和矿物被运回德国给德国的战争机器输血，皮草药材，丝绸布匹还有粮食，则在中国进行内部交易消化进行“洗钱”，有的回售给市场以金银的形式收回再运回德国，有的则直接做为援共物资送给江西红军，而有的则拿来贿赂从中吃拿卡要的炮党官员和地方大大小小的军阀以货易物。而到了1933年，六月，当红军取得了福建的出海口后，汉娜在上海开设的皮包公司，用假钞收购来大量的粮食和药材，装上轮船掉头南下，直接就在福建东山港停靠，转手送给红军。
另一方面，江西苏区的红军也是“德版”美元、日元、英镑的使用大户。赣州围城时，红军就是大撒钞票，使用林汉提供的“外汇”从守军中大肆收购枪枝、子弹甚至火炮和炮弹。不过在使用“外汇”这一点上红军还算有节操，基本上都是用来贿赂“防守悍将”马司令，至于底层的守军官兵，红军主要是使用德国“帮忙”印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来收购对方手中的武器弹药。
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的防伪能力比日元还要糟糕，纸质和印刷质量也不佳，最初德国人印制的，反而因为质量“太好”而无法使用，后来有意降低了质量后才印出了完美的法币。
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上半年，大笔日元、英镑、美元钞票滚滚涌入上海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海的失业率，促进了上海市场的经济繁荣，增长了有关当局的税收。南京国民政府在被江西苏区红军一顿痛打，丧师无数的情况下，为了恢复实力，军费开支疯狂暴涨，财政所以没有破产，除了英美的支援外，也离不开汉娜和林汉“帮忙”制造的虚假繁荣。
当然，由于知道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库里堆满了自己制造的钞票，希特勒卖给宋子文用来“雪中送炭”的那十万条毛瑟步枪，是要求他用银行转帐的方式付帐的。
这些堪称“完美伪钞”一直用到1933年四月和五月，才发生了两起意外。
当时，一位汇丰银行的外国职员，在停业清点货币时，发现了两张编号一模一样的美元，事后告诉经理。
“都是真钞！？”
银行里最优秀的假钞鉴别专家拿着这两张钞票比对了半天，又和别的美元进行对比，结果认定这两张都是真钞，但这明显是不可能。
幸运的是，这个经理当时急于下班参加晚上的一个沙龙酒会，把这事暂时搁在一旁准备明天再处理。他的手下的一名职员，是德国收买的卧底，下班后紧急通知了德国人。
德国在上海的负责人拿到这个消息后，当晚就采取行动。特种兵们伏击了那位经理，制造了他酒醉坠河而死的“意外”。由于负责人的突然死亡，原定在第二天进行的仓库大盘点也就此不了了之。
第二起意外发生在法国人开设在上海的“巴黎”银行，有职员在结帐盘点时同样发现了两张编号相同的日元，报之上级，不过当时的部门负责人在看到两张“比真钞还真”的“伪钞”后，他不想多事，直接吩咐手下“明天把他们发出去用掉”。
于是这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这位“不负责任”的负责人也幸运地保住了一命。
林汉和汉娜疯狂地在中国上海使用假外汇套购物资，由于这些假币质量好到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只要能顺利地在全世界流通使用，最后也就是全世界的用户一起承担这种“滥发货币”造成的“量化宽松”的灾难，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伤害倒是不大。
真正给南京国民政府未来的财政带来致命一击的，是在当年二月美国的加纳总统宣布美国放弃金本位，以及在当年七月，加纳总统宣布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十月份又公布购银法案，即提高银价，禁止白银出口，规定美国的金银储备中银占四分之一。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动，受美国白银政策的支配，国际银价骤升。
而在这要命的时刻，中国市场市场上流通的白银，由于过去一年里林汉与汉娜疯狂地套购行为，已经大量地流失了——林汉自己估计，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六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先后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获得了超过一亿五千万元的银元。
这些银元，一小部分是直接以“印制的外汇”在上海各金融机构兑换的，更多的却是通过收购物资，倒卖周转“洗钱”洗出来的——反正那些“外汇”都是纸，零成本的生意，哪怕是亏本倒卖那也是卖多少赚多少。
在这过程中，红军拿到了大批不要钱“白送”的粮、棉、药材等急需物资，德国人拿到了“免费的”矿产和贵金属，至于损失，则由全世界来承担——这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一种危机转移吧。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刚开始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这边的一片“小好假繁荣”，繁华了一阵后，就因为市场上白银大量地流失闹起了钱荒。而在这要命的时刻，美国人抬高银价的行为，更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伤口洒起了盐——中国不是产银国。
林汉在洛极矶杀掉了罗斯福，并没有阻止《罗斯福新政》的出现，而是变成换名头的《加纳新政》，它几乎是一点不差地在加纳总统上台后就在美国出现。
但是，有一项法案，却因为林汉的干涉历史，比历史上提前了好几个月。
那就是著名的《白银收购法案》。
1929年的大萧条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了严重的打击，白银价格急剧下降，由1928年的每盎司58美分下降到1930年的38美分，而到了1932年下半年更是下降到了25美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白银集团立刻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例如召开国际会议、要求政府按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和储备白银、铸造和发行银币等，但这些游说活动在胡佛总统的任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而这批游说总统抬升白价格的白银集团的成员，多是美国的南方人士。
历史上，美国要到1934年6月才通过的《白银收购法案》。
而这个位面，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约翰·加纳，是出身南方的“红脖子”。作为一个南方人，本就和白银集团联系紧密，更是极力主张抬升白银的价格以维护南方的白银集团的利益。
白银法案对中国影响极其巨大，中国是当时世界上还在坚持使用银本位的国家。《白银收购法案》签订后，中国货币对美元的汇价骤然上升，每盎司白银可换回3倍的美元的购买力，也就是说，3倍的美元才能换取同值的中国货币。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居民，突然感到中国商品价格的昂贵，相反，中国民众则乐于消费外国的商品——此时外国的进口产品，反而变得更加地“便宜”。在中国的大部分商品不再具有出口竞争力的情况下，当时唯一能出口的商品就剩下了白银，而在最终导致了国民政府在一年后被迫进行币值改革，被迫放弃了传统的银本位制。
1933年时，南京国民政府因为白银价格的不断上涨带来的冲击，被林汉和汉娜用假外汇套走大量贵重金属，但这两处的伤口才刚刚破开，短期内还看不出明显的伤害，情况本不会马上这么严重。真正致命的，却是人为的“法币”泛滥。
林汉和汉娜在上海使用“外汇”扫货时，由于担心各国政府的注意，还有所收敛不敢过度地肆无忌惮。加上这些“人造外汇”质量好到足以假乱真，可以全世界流通，造成的通货膨胀的损失，那也是全世界来承担，影响并不大。真正致命的却是法币的人为滥发。
早在1931年第三次围剿时，常凯申还活着的时候，其手下就曾对苏区展开过印制“边区币”的经济战。而在常凯申完蛋，宋子文上台后，类似的行动他们也没有停止过。直到林汉将先进的印刷设备送入苏区，同时为红军设计了高质量的防伪印钞模版后，炮党方面由于技术限制，其伪币攻势方才收敛。
面对炮党的伪钞攻势，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得到了林汉支持的苏区红军，也决定以牙还牙，反过来对炮党还以颜色。
第121章郁闷的宋委员长
光是1932年，林汉就朝中国运了二十吨的法币，而1933年头两个月，更是足足有四十吨的“德版”法币被偷运到中国。而后林汉觉得运钞太危险，一旦被查获影响太大，林汉索性将印钞设备、模版，油墨通过长江航道直接送到苏区，交由红军自己处理，而他负责定期提供印钞所需的特种纸。
拿到了林汉提供的这个时代质量最高的印刷设备后，红军的印钞厂也很快开工，各地的红军、地下党拿着红军印制的法币到处套购物资，贿赂炮党军官倒卖军火和敏感物资，造成后果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区内“法币泛滥”，物价狂升，法币的信用度一落千丈。被逼急了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933年七月宣布废除旧币更换新币，这才暂时抑制住了红军的“货币攻势”。
当然，这种抑制也只是暂时的。几个月后，林汉这边解决了“新版法币”的复制问题后，新一轮的“货币战争”也将再次打响。
白银流失严重，伪钞泛滥，法币急剧贬值，这正是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上遇上的最大危机，在这个时候美国人突然又推出《白银收购法案》，结果在法案推出的当月，就有超过一千万银元外流——美国人搞《白银收购法案》提高银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借提高银价的方式来刺激银币国家的购买力，以便向这些国家推销过剩产品，转嫁危机。此时的中国早已是西方各国的经济殖民地，1933年时，为了转嫁国内的危机，海量的洋货更是疯狂地在中国国内倾销，甚至连中国农民传统的农作物大米都受到了冲击。
“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有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叶圣陶先生写的《多收了三五斗》这篇文章，说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故事。
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造成了中国国内的白银大量外流，不过美国人出手时迟了一点。先美国人一步动手的汉娜和林汉，先美国人一年，使用自己印制的外汇在中国市场疯狂地扫货套购贵重金属。
由于二人的伪钞质量好，可全世界流通，变相地也将部分外国转嫁到中国的经济危机又转回国外去了——面对洋货的倾销时，先前从林汉和汉娜手中流到中国人手中的外汇，大都被拿去购买往中国倾销的洋货。
在这个时代的江南鱼米之乡的粮价，比历史上叶圣陶先生写这篇文章里的内容要好一点，文章里“糙米五块谷三块”的低贱粮价，由于林汉派出的买办商人疯狂地在市场上用“自制”的美元、日元、英镑到处扫货，民间生产出来海量的粮食有了销路，1932年时粮食收购价格一直维持在“糙米七块谷五块”，种田的农民还算有点活路。而到了1933年七、八月的粮食丰收期，由于市面上法币泛滥，通货膨胀严重，粮价涨到了“糙米十五块，谷十三块”，不过此时十五块的法币购买力也就勉强和去年的七块相当。
江浙鱼米之乡的农民因为林汉的扫货而“受益”，但南京国民政府来说，《白银收购法案》的通过却可谓雪上加霜。白银外流、银价提高使中国币值大大抬升，严重地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市场上流通的银元原本因为林汉前一年的大扫货就已经大大减少，美国人在这时又借白银法案捅了一刀，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下半年的日子很快就感觉过不下去了。加上这时苏区红军疯狂的“伪币”攻势，原本恢复了一些元气的南京国民政府，却因为在内、外经济战场上的惨败，原计划在1934年春节后发动的“第五次剿匪”大业，还没发动就直接胎死腹中。
注：美国的人《白银收购法案》不光是为了转嫁本国的危机，另一个目的也是打击英国的经济。当时全世界的银本位国家其实不止中国一家，还有印度，加拿大，袋鼠国澳大利亚，世界最大的四个银本位国家是英国的四个台柱子。在这过程中其余三家其实也损失惨重。
1933年的最后几个月，整个南京国民政府都忙着应付白银危机和伪币攻势带来的经济困难。
他们一方面进行货币改革，计划取消银本位，实行法币改革。另一方面制定各种政策力求挽回由于白银出口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严禁不法商贩偷运白银走私出口。同时还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美国“不再购买世界生银”。
但是，在罗斯福当总统的位面，美国尚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跪求不理不睬，比罗斯福更加“保守”的加纳总统，又怎么可能理睬炮党这伙人的死活？
至于说取消银本位，建立信用货币政策，这个想法也有问题。如今的法币，早已被红军的“伪币”攻势折腾得信用全失，想搞信用货币，这个难度可不小。
焦头烂额的宋子文一方面派人和红军联系，乞求对方停止“假币战争”，一方面对英、美跪舔，恳求更多的外汇贷款作为货币准备金。同时请英美帮忙，设计新式的防伪度更高的货币，进口更先进的印钞设备。至于红军怎么突然拥有了印制伪钞这么先进的手段，宋子文理所当然地把这个罪名推到了苏联头上，让斯大林又一次地中枪。
不过炮党要进行货币改革，取消银本位，动作再快也要近一年的准备时间。这过程肯定少不了对英、美财团各种让步和签定各类丧权辱国的条约，比如在银行、币制、预算、金融、海关管理及税收等方面作一系列重大让步（历史上就是如此）。
此时的炮党，因为林汉的搅局，红军的提前崛起，能控制的地盘只剩下五省——江西只剩下长江边上的一小块“皮”，福建的地盘同样也只有沿海的几个孤零零的城市，这两省的地盘对他们来说甚至是负担而不是收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真正抓在手里的，只余下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五省。
至于名义上归属中央的相邻的山东，那是韩复渠的地盘，湖南的何键自成一体，他现在正被红军围困在长沙里虐得欲仙欲死，19路军被红军逼得走投无路之后，把地盘“卖”给了宋子文，但那儿的局面和江西一样糜烂。1934年刚开始的时候，实力大大缩水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实已窘迫到了“想卖国也没多少东西可卖”的地步。
整个1932年到1933年年底，林汉和汉娜在中国这里投放了“总价值”超过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各国外汇”，前前后后圈走的银元更高达三亿。当美国人想起用《白银收购法案》往中国身上吸血时，却发现这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汁水了。
注：历史上美国人搞出《白银收购法案》往中国身上抽髓时，日本人也趁机落井下石，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人吃肉，日本人吸血，只有中国损失惨重。不过这个位面林汉通过大量地印制伪钞，变相地把危机对外向全世界转嫁，对中国来说反而是减少了损失。
当南京国民政府因为内外因素造成的金融危机而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南方红军在各条战线依旧高奏凯歌。
首先悲剧的是福建的十九路军，东山港对南方红军的战略意义非同一般。所谓卧塌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红军所以不干掉十九路军，夺取整个福建，纯是担心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影响面前大好的形势。不消灭十九路军，只是为了让他们帮着“占”着这个“茅坑”。
一九三二年的江西战役，红军已经切身地体会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的好处：夺取生产型的农村，通过土改，建立民兵和地方游击队组织，搞根据地建设，将炮党的势力从农村里挤出去，把消费型的城市当成负担丢给炮党。炮党的军队想离开城市据点夺取农村，那就通过运动战的方式将其分化，吃掉。这一系列战术不过是十几年后炮党在东北遇上的局面的翻版。何应钦在江西近二十个师的家底，就是这么被活活玩死的。
红军复制在江西的成功经验，福州，泉州，厦门，莆田这四个沿海城市有意地压而不攻。先前的漳州战役中，十九路军损失惨重，全部的残余兵加起来不过万余人，却要分散在这四个城市内，兵力更是捉襟见肘。
针对这种情况，红军采用的战术就是不断地挤压他们在这四地的生存空间，红军留下了两万人的部队对分散在这四个城市的十九路军进行压制，逼得其只能困守城内。然后在城市周边进行土改和根据地建设。
第122章李润石的老鼠笼
打土豪，分田地，镇压残余的地主还乡团——实际上这四地的地主还乡团势力早在过红军过来时就吓得躲进城内了。当地的农民分到田地后很快就站到了红军这一边，然后就是照例不变的建立民兵组织、赤卫队，进行根据地建设。一年下来，四个城市周边被红军经营得象铁桶一般。
林汉在苏区之行时曾经说过，中国的城市和沙俄的城市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还是一个农业国的中国，大多数城市都是消费型的而不是生产型的。福建的这四地，除了福州还留有一点满清时的小工业残余外，余下的都是需要外部农村支持的消费型城市。在周边的农村几乎全被红军占领之后，困守四地的十九路军的日子就变得极为难过，因为他们维持城市运转需要的粮食果菜都需要周边的农村供应，而农村已是红军的天下。
在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上半年期间，十九路军不是没想过挣扎，也多次组织军队出城，象后世的日本鬼子般想“下乡抢粮”，结果却被早有准备的红军打了回去，损失惨重却一无所获。
这四座城市都靠近海边，靠着海运还能从外部输入物资。于是在“美国”商人的“好心”帮助下，林汉在上海开设的几家皮包公司，拿着用自己印制的外汇在各地扫货购买到的粮食药材等物资，然后通过海轮运到四地销售，维持城市的运作。而从上海开出的十条货轮，只有四条船进了这四地，其余的全驶向东山港，和十九路军做生意成了极好的掩护。
由于红军有意困而不打，又担心十九路军撑不下去投降或弃城而走，所以一直有意地不攻击四地的海上运输线——实际上往这四地运物资的轮船上很多成员都是地下党。
这一年来，被困在四地的十九路军过得极其苦逼。四个城市本身没有多少税收，紧贴的周边农田勉强还能榨点汁水，稍远一点就全是红军控制区，几乎拿不到收益。外来的物资输入渠道虽然一直通畅没有被切断，可是全部都要使用真金白银去购买——其实围困四地的红军也没有切断对这四座城市的物资供应，反而大开生意之门。只要守军能掏出真金白银硬通货出来，粮食，蔬菜，药品，甚至是上海那儿出产的奢侈品，全都不设上限的无限量供应。一年的生意做下来，愣是把困守四座城市，坐吃山空十九路军口袋里的家底榨得干干净净。至于下层的官兵为了过得更好，偷偷地拿枪械和子弹与红军换补给的事就更是多得数不清了。
守城同样也怕闷守，为了筹集向红军和“洋船”买补给的银饷，困守一座座孤城的十九路军在城内也是刮地三尺，刮得城内的商家大户叫苦连天。最严重的时候，四座城市里的大户哭着往城外跑主动向红军表忠心，愿意当“带路党”。只是红军本着“困而不攻”的原则，夺取周边后就是不肯轻易攻击四城。
困守四地时，十九路军也不是没有得到外来的援助，和福建一海之隔的日本人，对福建的战事就十分地关注。他们通过海路从台湾调拔了一批武器增援十九路军，甚至还打算派出干涉军进行干涉。但是在这一点上，十九路军的高层守住了底线，他们一手拿过日本人送来的枪械弹药，别一边却拒绝了日本人的“好意”。英美两国也对日本人插手长江以南十分的警惕，严词反对。
此时的日本还在消化从东北抢得的地盘，在英美的压力下，即使有这个想法也只能憋在心里。日本人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一些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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