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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雄心之舰男穿越记-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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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日本还在消化从东北抢得的地盘，在英美的压力下，即使有这个想法也只能憋在心里。日本人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一些旧军舰布置在台湾海峡靠近福建一侧只待红军进攻沿海四地就以“护侨”的名义进行武装干涉，但日本人等了一年，红军兵临城下一年，愣是没主动对四城开一枪一炮过。
漳州战役结束后，被困了近一年后，十九路军的上层蒋光鼐、蔡廷锴上层也看明白了红军的战略想法，却毫无办法。他私下联系红军，想要以主动放弃城市为代价让红军放他的部队一条生路，却被红军一口拒绝。深知中国军阀脾性的李润石反过来向蒋光鼎提出了一个建议：解散福建人民政府，把城市和部队“卖”给南京国民政府。
作为交换条件，红军用林汉提供的二十万美元买下了他手中部队的大部分装备，其中也包括了日本人支援十九路军的枪械弹药——不过这笔钱这回倒全是真钞，主要是林汉为求稳妥，不想在这地方暴露了伪钞的来路。尽管林汉对自己印制的伪钞很有信心，但小心驶得万年船，在这种容易暴露假钞来路的地方还是小心为妙。
蒋光鼎等人长考之后同意了这个建议，六月份他开始联系南京的宋子文商讨“归建”的事谊，在从宋子文那儿又敲收了一笔钱后，将地盘连同部队一起卖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使用银弹收买对手，这在宋委员长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的事了。
七月份，南京国民政府在英、美的支持下，通过海运派出四个师进驻四地，接收了十九路军的地盘。而蒋光鼎等人随后宣布下野离开福建前往香港。
接过十九路军班的宋文子，很快就发现他花钱从蒋光鼎手上买过来的是一陀臭狗屎。在他接手之前，原十九路军的部队早已将手中的装备弹药大量地卖给红军，守军手上拥有的只是一堆从红军手中交换过来的膛线都磨光了的破枪。武器方面的损失也就罢了，原本士气战力在炮党中都算出色的十九路军，近一年的困守下来，精气神全失，早已褪化成一支废物军队。
这也就算了，更要命的是战略上的极度劣势。入驻福建的这四个师，被分散在四个城市里，本身就是兵家大忌。1933年完成打通海外交通线的任务后，红军主力只在福建留下了三万人的主力部队。但在夺取农村，完成土改和根据地建设之后，到炮党接手福建四城1934年时，这短短一年的时间，福建的红军正规军，就已“暴兵”增至十五万人之多——这还不算各地的赤卫队和地方游击队。至于装备方面，由于有林汉掏钱支援供应，现在的红军不但有枪，更有炮，早已成长成一头巨兽。
红军的武器来源，除了来自德国冲锋队淘汰的一战旧步枪外，另一部分却是来自日本。
1929年暴发的经济危机，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伤害之大，已经大到想卖军火，都没什么地方可卖的地步。当时全世界唯一有能力消化军火的地方，也就是中国。可是1933年的中国，除了炮党还在和红军开战外，其他地方基本处于和平状态。军火消费量其实也不大。
林汉是有意派人向日本人买军火的。一是红军中本就有一批他援助的日式枪械（奉天的缴获），和广东陈济棠的战争中，红军也缴获了一批日械。二来却是想把日本人也拖下水。这几年林汉通过各种渠道疯狂地向苏区运送德式枪械，早已引发各方势力的关注。大军火商弗郎西斯更是各国政府监视名单上挂号的人。从日本进口枪械，可以把日本人也拖下水，这也是为了给德国商人弗郎西斯洗白和掩护自己援共行为的一种手法。
（注：陈济棠反蒋时，曾得到日本大量的军事援助，其军队中装备了大量的日械，甚至还有日械师，除清一色的“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外，每人还有一顶钢盔，号称广东当地唯一戴钢盔的中国部队。）
有人质疑德国卖枪械给红军时，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后来扮成希特勒的汉娜，反驳的说法都说成这是无良的犹太军火掮客弗郎西斯的个人行为。而弗朗西斯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更当着记者的面说出了让全世界军火商皆心有戚戚焉的名言：
“你们说我把帝国主义的子弹卖给社会主义，这算什么？我本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但我无法反抗共产主义的钱。”
“军火商是有国籍的，但是军火商的生意是国际的！不把武器卖给国家敌人的军火商不配称为国际军火商！”
为了掩盖德国援共的真象，德国大骗子弗郎西斯牺牲不小，在林汉的安排下，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耻的国际军火掮客。他说的这些话未必能骗过英美日各国，但能骗过南京国民政府的那帮人就可以了——或者根本不需要主动去骗，只要送给他们一个推托理由就行了。即使是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宋子文委员长座下的财政部长孔祥熙，这两年来在红军和德国人之间当中间人，此外替林汉使用假钞洗钱，从中抽水也是狠发了一笔大财。
逐利是资本的天性，就算是意识形态也不能影响干涉。日本的资本家，在面对金钱的诱惑时，节操同样是很低的。只要有钱，他们一样什么都卖。
1933年，林汉援共的枪械，有整整三千条“三八”大盖步枪就是来自日本，甚至连刚刚制造出来的九二式轻步兵炮，日本商人也偷偷卖了好几门。这些武器都通过弗郎西斯的周转从东山港上岸。而另外还有一千条三八大盖则是来自台湾的驻军——台湾驻军的高官把上级命令用来援助十九路军的军火给私下扣了，然后盗卖给了弗郎西斯，转手交给了红军。
什么日本武士七生报国的美德，这是什么东西？大日本帝国的军火商同样只信钱。至于大日本帝国卖掉的子弹在未来会不会被红军反过来打进大日本皇军的胸膛，日本的军火商根本不会去想这么多。
宋子文派过来接收的四个师，很快就发现自己吞下的四个城市根本不是一块肥肉，而是主动钻进了李润石为他们准备的老鼠笼子。
为了夺取周围的农村，接手四个城市，整编了十九路军的残部后，这个四个师同时出动，开始扫荡周边的农村。结果却在早有准备的红军猛烈的打击下，全部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四个师变成了四个“半师”——这也是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和红军最大的冲突。这四个师所以能以“半个师”、“三分之一”师的身份退回城内，这还是红军手下留情，留枪留械不留人，打完了歼灭战后随手就将被俘的炮党士兵全部放回城内的原因。
在过去两年里，用银弹帮常凯申击倒无数对手的宋委员长，这回却在福建亏了血本，被李润石和蒋光鼎联手狠坑了一把。他所接收的福建四城，变成了身上长蛆的臭肉，不但不能带来任何好处，却还要每个月从江浙用船运送补给维持这四座城市的运作，此外还要整天提心掉胆红军会不会变主意攻下这四城——他们不是不能通过购买的方式从周边农村获得补给，只是周围的红军只认银元和金条，不认炮党发行的法币。
宋子文不是没想过放弃这四个城市，壮士断腕脱离李润石为他准备的四个老鼠笼。可是不战弃城而走的影响实在太大，红军的李润石也不愿意他这么做，反而通过制造舆论的手段，在报纸上大肆宣扬“保卫福建”的重要性。然后自有一批从福建逃出的“名流”，集体排队拥到南京国民政府门前哭泣游说，大谈福州不能丢，厦门不能弃，泉州很重要，莆田不能不战而逃，利用社会舆论的压力，愣是逼得想要吐出这四团臭肉的宋子文又不得不捏着鼻子将这四陀臭肉咽了回去。
李润石之所以放过这四个师半条命，就和有意留着十九路军一口气一般，将这四个城市变成宋子文的伤口，长期地放他的血，这样他的损失更大，同时变成自己的人质，让炮党不敢轻易地封锁东山港出海口交通线——一旦打下这四个城市，那就等于撕下炮党身上最后的遮羞布，英美日干涉之下，必然封锁红军的对外海运交通线。
宋子文不知道的是，历史上的解放战争的豫东战役里，也是因为类似当地名流向国民政府游说高喊“开封不能丢”的理由，逼得想壮士断腕的常凯申不得不继续下注，结果把丘清泉、区寿年两个兵团给赔了进去。
把南京国民政府“筐”进福建这个老鼠笼后，江西红军主动找宋子文和谈，以保证不攻击四座城市为交换条件，换取闽江口的通航权。虽然红军夺取了东山港的出海口，但这里离红军核心基地还是稍远一些且交通不便。开辟了闽江这条航道后，物资的中转也多了一条渠道。
第123章两湖
1934年是红军实力发展最快的一年。
支援江西红军的国家，除林汉和汉娜操纵下的德国，一直瞧不起中共的斯大林，在基尔密谈之后，也转变了对中共“小气”的态度。
1934年5月，当十九路军被李润石红军逼得把自己“卖身”给宋子文时，两条来自苏联的货船在东山港靠岸，船上装载着整整三万条莫辛那甘步枪，以及一千万发子弹。这是基尔会议后，斯大林答应援助中共的第一批武器。此外还有上百门的50mm迫击炮和配套的炮弹。
这些莫辛那甘步枪和北伐时代苏联援助广州政府“水连珠”步枪是同一个型号，对红军来说并不陌生。江西红军手中也有不少南昌号起义时带出来的莫辛那甘步枪，不过由于子弹缺乏，加上后来得到林汉海量的德械毛瑟枪的支援后，莫辛那甘步枪退居二线，交由新兵或地方民兵使用。
和德式毛瑟步枪相比，莫辛那甘步枪结构更简单，维护更方便，精准度方面，甚至被称为二战精准度最高的步枪。更难能可贵的是，历史上哪怕是苏联最危险的1942年，生产简化，武器质量大大下降的这一年，苏联生产的莫辛那甘步枪的性能仍然没有太大的降低，相比之下德国毛瑟98K的1944年版就糟糕得不成样了。和毛瑟步枪相比，莫辛那甘步枪唯一的不足是开栓相对费劲，影响了射速，但对子弹并不是太富裕的红军来说这并不是缺点。虽然红军得到了林汉援助，武器弹药供应方面大大改善，但战斗时仍然无法象西方国家战斗时那般奢侈地放手射击。
1934年随着地盘不断地扩大，红军的数量也急剧扩张。1934年年初时，光是福建的红军正规军的数量已达到二十个师，共十五万人，江西、湖南两地红军数量加起来，更达到惊人的三十万。而这还不包括地方的不脱产民兵赤卫队。红军所以能够如此大规模地扩张，一是1932年到1933年的战争中连续胜利，缴获枪枝超过十万条，加上林汉的不断援助，武器的问题得以解决。另一方面是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货币战争”取得的辉煌胜利。林汉借助伪钞，疯狂地在“国统区”内采购粮食。除了一部分反复地倒卖套现外，余下的部分全部转手送给了红军。对于德国来说，大米不是德国的主食，而且从中国运到德国运费上也不划算，找不到卖家的粮食也就全部送了红军充作军粮。
在1932年到1933年这两年期间，湖南、江西、福建三地的红色根据地的粮食供应十分地充足。伙食、营养大大改善的红军也得以放手扩军和练兵。
红军的武器中，装备数量第一的是国内各路军阀“慷慨支援”的德制1888步枪（即著名的汉阳造），不过这类步枪工艺落后，质量更是参差不齐，很多枪械膛线已被磨平，加上其子弹只能使用圆头弹，远不如其他枪械更受欢迎。汉阳造在中国使用量巨大，更是各路军阀武装杂牌军、民团、地主武装的主力装备，红军在战争中缴获了超过十万条。
排名第二的就是林汉送来的一战德军使用的1898式步枪，这款毛瑟步枪的经典之作在改进后甚至是二战德军的主力装备。林汉前前后后总共往苏区运送了六万多条这一型号的毛瑟步枪。红军手中这款步枪的另一个来源就是炮党大方的“馈赠”，全部装备总量约在十万条左右。
排名第三的原本是日式的三八大盖，来自奉天银行的缴获，日本人的偷卖，以及陈济棠“慷慨”的“赠送”，总量大约在一万条左右。考虑到福建战场面对台湾，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红军中所有的三八大盖步枪几乎都被集中到福建这边。
不过，随着大批苏械的到来，莫辛那甘步枪立刻超越了日式步枪成为红军中装备数量第三的武器，而且子弹更是充足。
几乎在这批武器在东山港卸货的同时，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三百吨级别的货船，也在长江里逆流而上。
这条船其实是林汉麾下隐藏多年的走私船，早在1932年时就在长江跑运输，过去和红军有意地没有任何接触。这条埋了两年的暗线，终于在这个月启用。船上装的是苏联偷运过来的四门拆解状态的107毫米1910年型加农炮。这四门炮虽然是沙俄时代的旧货，但架在长江边上，就可以对整条长江航道造成巨大的威胁。
如今的红军，经过两年的大发展，已经将根据地延伸到了长江边上。毗邻长江的洪湖这一带，现在就完全在红军的控制下。只是由于这一带的红军缺少重武器，无法对长江航道横行的外国军舰造成威胁。
依照基尔谈判的结果，湖南红军将在1934年九月发动秋季攻势，彻底解决湖南问题。这四门加农炮就是准备到时候用来封锁长江航道的。在这之前，根据地的红军已经在长江边上适合的地点，借助从前偷运进来的钢筋水泥，在德国工程师的指导下，秘密修建好了四座小型混凝土炮台。
大炮运到洪湖根据地附近后，在一座岸边的栈桥，借助一台小型起重机，拆成零件状态的大炮很快从船上吊装搬运下来，运到建好后的炮台内，然后在随船而来的苏联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迅速组装还原成火炮状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来自苏联的火炮源源不断地通过长江航道被偷运进洪湖根据地。主要为三十门76。2毫米的轻步兵炮，一百门50毫米的迫击炮，红军手中的火炮，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充足过。
而炮手方面，虽然林汉前期也派出相应地炮兵教官进入根据地培训，已培养出一些炮手，但数量并不是太够。好在苏联方面也已想到这一点，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批火炮，也派出相应的炮手和教官进入根据地指导红军。
在援共这一点上，林汉有些小瞧斯大林了。林汉的出现，虽然在过去狠坑了斯大林两次，但对于处于困境的苏联来说，林汉所极力主张的“中苏德”三国联盟，建立社会主义轴心，赤化整个世界岛。这个野心勃勃的设想，同样也让斯大林看到了摆脱面前被世界孤立不利局面的契机。
而整个1933年，南方红军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中国革命本就和苏联一脉相承。“因为手下几个愚蠢的蠢货而和中共关系闹僵”，在斯大林看来这是极不明智的，身为现实主义者的斯大林知道该如何弥补。在任培国苏联之行，消除前期的误会之后，斯大林在心里就开始重新构思对中国革命态度的定位问题。
在他看来，希特勒的“合作”明显是别有用心，但这并没有什么。国与国之间，从来不都是这样的吗？这才是正常的。
而苏联的东边，出现一个对苏联亲近，同时可以对抗日本的强有力的红色政权，为苏联解决东部的压力，避免未来苏德间爆发战争时，苏联可能要两线作战的问题。这是一个很美妙的设想。
几万条步枪，百来门迫击炮，加上几门沙俄时代留下来的旧炮，对现在的苏联来说算什么？
援助红军的加农炮虽然是沙俄时代的旧炮，却是那些货色中质量最好的，送来中国前还翻修过一次，性能其实并不差。在过去，林汉援助红军的火炮，大都不是从德国出口的，而是通过弗郎西斯出面，从法国人的仓库里廉价买来的一战旧炮。
一战德国战败后，德国国防军战时生产的火炮在战后几乎全成了法国人的战利品。一战时法国人自己就生产了海量的火炮，这些德国货最后的收场大都被回炉炼钢。只有少部分作为纪念品留了下来。所以林汉在法国人这儿所购买的，也不过是重量最轻的58毫米法制迫击炮，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其轻巧便于机动。同时体积小也便于隐藏偷运。至于炮弹，为了省钱林汉干脆让自己在基尔的工厂自造。
考虑到还要和南京国民政府做生意，希特勒和汉娜都坚决反对对红军援助德制火炮这种露骨的事情（不过这个时期的德国受制于凡尔赛条约，军工生产一塌糊涂，也没有象样的火炮）。所以后来林汉才不得不从日本人方面下手，购买他们轻巧的九二式步兵炮。
在1933年，早期红军手中最多的火炮，几乎全是林汉提供的迫击炮。好在这个时代中国国内的军阀也都严重缺乏火炮。影响倒是不大。此外红军装备的最多的另外两种武器就是林汉提供的掷弹筒和简易的榴弹抛射器。
一直到斯大林派人送来这批107毫米重炮之前，红军手中最强力的火炮，居然是林汉从海里捞上来的那门卡莱尔号的海军炮。
在余下来的几个月里，苏联人通过长江航道，一直秘密地朝洪湖根据地偷运火炮。之所以不走东山港航线，主要的原因还是那儿离长沙距离太远，交通不便，倒不如通过长江航道走私偷运更来得快捷。
在九月之前，苏联人一直通过长江和东山港这两条渠道，不停地朝红军这儿输入武器弹药。而三省的红军也疯狂地开展大练兵活动。在这过程中，斯大林也不是完全那么大方卖肝卖肾地援共，林汉还是支付了他一部分的费用——所以不再运送德国的军火，一是为了节省运输成本，从苏联远东调运军火要比德国本土运过去便宜得多。而苏联产的军火价格也比德国货确实便宜许多。加上斯大林也只收了炮弹的费用，其开出的价格也是不过是象征性的“三折优惠价”。
1934年九月，来自在福建整编换装完毕的五万红军进入湖南，和当地的红军会师后，红军准备了近半年的秋季攻势终于开始。
红军的战略目标很简单：一战彻底解决湖南问题。
三地红军加起来，参战兵力超过三十万人的主力部队，直接对湖南何健的湘军发动全线猛攻，抢在周边军阀和南京政府反应过来解决湖南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湖南的湘军在红军的“压迫”战术下，其主力已经被挤压到常德、长沙、岳阳三地这块狭小的三角地带中。湖南湘军本土的兵力，本来也就只有十个杂牌师，前期与红军的战斗已损失不小。算上地主武装、民团和这一年的扩军，总兵力也不过十万人。如果再除去中国特色的“吃空饷”，挤掉水份后，撑死也就是七、八万人。红军之所以准备到今天才全面开战，主要是为了防止周边的军阀出兵干涉。以及前期根据地扩张太快，根基不稳。
如今土改完成，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湖南各地的农村赤卫队、游击队也有如雨后春笋般不断长成，发动总决战，一股作气解决湖南问题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到了九月初，红军发动了前期攻势，很快清除了长沙外围的据点，逼得外围的守军退缩长沙内。三地之间的联系被完全切断。
红军战略目标很简单，黑虎掏心，首取长沙，湘军的首脑何健就在长沙，打下长沙，其余两地的守军也就斗志丧失，再要夺取也就更加容易。
红军的火力空前凶猛，外围的守军几乎是一触即溃。
到了九月三日这一天，满头白发的何键坐在长沙司令部的官邸里，愁容满面地听着城外响个不停的炮声。
红军并没有直接攻击长沙城，而是对城外的岳麓山发动攻击。
长沙紧靠湘江，岳麓山是长沙的屏障，只要岳麓山上摆上几门山炮，就可以轻易地俯瞰炮击长沙全城。作为何健的老巢，长沙经营多年，大小堡垒修建了不少。虽然这些所谓的堡垒全是很粗糙的土木工事，但对于1932年前，缺少重武器红军来说，却是每个堡垒都要用生命来填的死亡陷阱。
但在1934年，得到了苏、德两大工业强国暗中支持的红军来说，这些用土木堆起来的堡垒，不过是给红军炮手练习射击技巧的最明显的靶标而已。
若是从前，红军缺少火炮时，岳麓山的失守并不致命。但是当红军手中拥有大量火炮时，这里就成了决定长沙城存亡的死生之地。
何键在以长沙为首的三角地带，蚁聚了十万人的兵力。自从红军将战略重心从福建转向湖南后，意识到自己将成为红军的下一个目标的何键，就拼命地扩张军队作垂死挣扎。
只是军阀型的军队和革命型的军队相比，劣势实在太大了。革命型的军队，以红军为例，土改之后，即可以轻易地从获地的农民中征得士兵，加上政委教育，诉苦大会，几个月的训练，一个入伍的农民很快就可以完成从农民到战士的素质上的转变。
而军阀型的军队，什么都要慢半拍不说，士兵更纯是为军饷赏银而战，士气更是极差。在过去一年里和红军的战争中，何键已损失了接近一半的实力，这一年多他疯狂地四处抓壮丁扩军，又通过长江从各处进口一批武器，但扩充了一年，算上各种不靠谱的地主武装，手中的兵力也不过勉强达到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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