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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五百年-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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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银行家通过证券承销可以赚取暴利。在美国早期，购买某种股票或债券，一直持有或转手卖给他人，只能赚取微薄的利润，这是承销的原始形式。首先由投资银行组成的辛迪加筹集足够多的资金将首次发行的证券全部买下，然后再将其销售给投资者，则为承销辛迪加。辛迪加是法语“组合”的音译。参加辛迪加的企业，推选出它们的代表，组成辛迪加总办事处，统一购买，集中销售，占有垄断地位，抬高销售价格和压低采购价格，从而获取超额垄断利润。
很多纽约私人银行家都是从流动商贩起家，他们驾着马车四处流动，贩卖一些五金和家具用品。通常这些商人借钱进货，商品卖出后再还钱。这些商贩大部分又都是些犹太人。当时美国犹太人主要是德国移民。德国犹太人大多从事乡间推销日用百货商品的工作。犹太成衣商以极低成本收购大批旧衣，驾驶马车到交通不便的地方兜售，并渐渐在美国建立庞大的营销网络，后来又慢慢转型到商品批发业和百货公司。李维斯牛仔裤以及20世纪初发展为全球最大的百货公司的梅西百货公司都是德国犹太人经营的企业。
但金融业毕竟处在整个社会经济食物链的最高端，利润最为丰厚。他们很快发现，借钱给他们的人赚得更多，许多犹太商人开始转入金融业，开办私人投资银行。1860年建立了374家商号，到1870年则增为1714家，犹太人开始在美国金融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比如著名的金融家约瑟夫·塞里格曼，他是一位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的犹太移民，于1837年来到美国，原本经营日用百货，后创建了塞里格曼公司，他的家族成为纽约最著名的金融家族之一。马库斯·高盛也是德国巴伐利亚犹太人，他于1848年来到美国，创建了高盛公司的前身马库斯·高盛公司，这家公司现已成为在全球呼风唤雨的金融大鳄。
犹太金融家主要吸收来自德国的资金，但在当时规模都比较小，投资美国的主要资本仍来自英国。1833年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指出“美国货币市场的晴雨表挂在伦敦的证券交易所里”，美国金融受到英国金融家的控制。1853年，新泽西州和波士顿市政府一半以上的债券和纽约市1/4的债券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总资金有1。5亿～2亿美元。
美国内战之前最有影响力的私人银行家就是乔治·皮博迪。他出身贫寒，靠做服装生意赚得第一桶金。当时美国资本短缺，只有伦敦拥有大量资金，英镑又是世界货币。伦敦金融城中像巴林和罗斯柴尔德这样的公司，保持着帝王般的威严，高深莫测，决不招揽业务，也不开设分部，而只与各国政府、大公司和超级富豪建立独家业务关系。1837年，皮博迪迁居伦敦开办公司，成功打入英国私人银行家的圈子。他依靠英国的资金，跨越大西洋将资金引入美国，成了驻伦敦的美国各州债券的主要经手人。到皮博迪逝世前，他的公司仅次于巴林和罗斯柴尔德。1869年皮博迪逝世，英美两国权要给予其最高级别的待遇。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亲自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旁边为皮博迪塑像揭幕。维多利亚女王用当时英国最先进的战舰将皮博迪遗体运到美国，美国海军上将法拉格特亲自迎接，皮尔庞特·摩根负责安排葬礼。
当时，大多数私人银行都实行家族合伙制，一般是直系亲属的儿子或侄子来接管事业，只有少数天才的局外人才能成为接班人。可皮博迪一生未婚，没有子嗣。朱尼厄斯·斯潘塞·摩根成为众人瞩目的幸运儿，他于1854年被皮博迪吸收为合伙人并迁居伦敦，他的儿子后来建立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呼风唤雨的摩根财团。尽管皮博迪与摩根的公司由美国人创建，但其总部都在伦敦，主要任务不过是将英国人的钱吸引到美国来，因此，从本质上说，仍然是英国公司或者说是英国金融家的在美代理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继巴林之后，将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派往纽约，开始登陆美国。贝尔蒙特是普鲁士犹太人，其父长期担任当地犹太教会教长，其祖父哈君·汉努与罗氏家族有着深厚的关系。1828年，15岁的贝尔蒙特通过祖父的关系进入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的分部当学徒。据说，他是梅耶·罗斯柴尔德的私生子，只是寄养于贝尔蒙特家族。
1837年5月14日，年仅24岁的贝尔蒙特抵达纽约，在华尔街开设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代办所。1836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很多地方政府失去了美国第二银行的信用支持，大约有8个州完全无法偿还到期的债券利息。在当时美国人看来，皮博迪、摩根和贝尔蒙特是欧洲金融家族控制并奴役美国人的代理人。密西西比州政府甚至公开宣称，他们不会支付利息，决不能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奴役他们的后代。贝尔蒙特刚到美国时，正是纽约许多金融企业资不抵债陷入破产边缘之际，他依靠罗斯柴尔德强大的金融资源，狂扫被低价做空的债券和股票。大批纽约的本地银行纷纷倒闭，贝尔蒙特大手笔注入重金。此时的美国已没有一个中央银行来拯救濒于失败的信用与货币系统，而贝尔蒙特的出现和出手，事实上起到了中央银行挽救金融系统的作用。贝尔蒙特还大手笔吃进政府债券，获取了美国政府的信任，很快便成为纽约金融界的领袖级人物并被总统任命为政府金融顾问。
后来，贝尔蒙特在罗斯柴尔德代理公司的基础上，创建了奥古斯特·贝尔蒙特银行，并落户华尔街78号。这家公司成为罗斯柴尔德在美的新代理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隶属关系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由于罗氏家族的鼎力支持，贝尔蒙特很快就成为了美国财政部最大的债权人，墨西哥战争期间，贝尔蒙特银行为美国财政部的绝大部分贷款提供了金融担保。19世纪中后期，贝尔蒙特家族成为美国最有权势的政治与金融世家。1851年，贝尔蒙特妻子的叔父约翰·斯莱德尔帮助时任国务卿的詹姆斯·布坎南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1853～1858年，贝尔蒙特本人则担任美国驻荷兰大使。
除了犹太移民金融家与外国资本的金融代理人外，美国本土金融家也在茁壮成长。1837年金融危机，阿斯特从别人的绝望中赚取暴利。一位与他同时代的观察者曾写道：“在1836～1837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他通过购买政府的股票、债券和抵押贷款，从而使自己的财富有了巨大的增长。他很乐意以低于面值的价格从陷入贫困的持有者手中购买抵押契据；当这些契据到期的时候，他就取消抵押品的赎回权，他还以在当时看来极低的破产价格购买抵押财产。”如果利息没有准时支付，阿斯特就会坚定不移地利用法律的每一项规定，申请撤销抵押品的赎回权。法院在阿斯特金钱的支配下很快就会给出回应。就这样，阿斯特一块地接一块地，一笔财产接一笔财产，取得了完整的所有权。
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金融危机既有危险又有机会，危险由普通人承担。1837年金融危机，小农场主数量剧减，小企业主元气大伤，这些小资本的所有者绝大多数沦为普通的打工一族。机会留给了大金融家，危机不过是超级富豪一种很方便的夺取他人财富的手段，阿斯特这样的大金融家在1837年危机中占有了越来越多的资产。但是，能与英国人相抗衡的美国本土大金融家之崛起要等到美国内战以后了。
主权信贷工具助林肯打赢了内战
在美国内战之前，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是英国移民。与其他后起之秀不同的是，美国不仅继承了英国的科学、文化与经济财富，还继承了英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但是，就像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美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大工业的产物。目前的美国，仍然应当看做是欧洲的殖民地”——对欧洲的从属关系将阻碍美国的经济繁荣。
美国南部与英国的从属关系尤为突出。南方各州一直是采用种植园制度向英国输出棉花、粮食等原料，进口工业制成品的殖民经济。北方各州则以工业为主。早在18世纪90年代，北方的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英格兰地区就从事制造业和航海业，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曾颁布地方性的高关税法案，与南方各州所拥护的自由贸易原则产生了利益冲突。
自由贸易是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所在，他们希望加入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分工体系，专业生产棉花、咖啡豆和粮食等初级产品，低价进口工业品。关税保护政策则是北方崛起的关键所在，当时美国制造业实力远弱于英国，只有通过政府高关税的保护政策才能避免与英国人发生直接的竞争。不过，北方各州的政治与经济实力远强于南方。北方人口是南方的3倍，机器设备是南方的6倍，北方仅宾夕法尼亚一州的钢铁产量就是南方的16倍。虽然在1840年左右，短暂实行过自由贸易政策，但在北方工业利益集团的操纵下，美国政府从建国起主要是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贸易保护政策成就了北方各州的工业建设，1815～1860年，美国制造的产品总数增长了12倍，制造业工人数量从1810年的75000人增加到1860年的130万人；到1860年，美国工业实力已超过俄国、德国与法国，居英国之后，名列全球第二。不过，全国90％的制造业都位于北方，关税保护提升了北方工业水平，却损害了美国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美国财政有80％来自于关税，其中90％以上由南方各州缴纳。1833年，南方的南卡罗来纳州就关税问题威胁要独立建国。为了安抚人心，北方支配的美国政府迫不得已暂时下调关税。
到1861年，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林肯上台，南北方的利益冲突发展到了无法缓解的程度。林肯曾说过，“对关税我知道得不多，不过我确知，当从英国买一件上衣时，我得到上衣，但美国赚钱。”这表明他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忠实信徒。在林肯就任总统前，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里尔关税法》，全面提高了关税率。林肯的上台与关税法的通过，激起南方种植园主的叛变独立之心。
马克思曾这样赞扬过林肯：“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总之，这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的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其实林肯并非是解放黑奴的英雄。他曾公开明确表示过，“无意在黑白两个人种之间引入政治和社会的平等……应该永远禁止他们在极其平等的基础上生活……我的终极目标是要保住联邦，而不是废除奴隶制。如果解放黑人奴隶就能够保住联邦，我会那样做；假如不这样也能达到目标，那我就不解放他们；如果只解放一部分奴隶而同样能取得成效的话，我也会照章办事。”内战结束后，他还打算将黑人送回非洲或移民到中美洲。其实，内战并非为解放黑奴而打，而是为北方工业集团的利益而打。林肯也只是北方工业集团树立起来的一个代言人与偶像而已。
当时南方生产的棉花有3/4输往英国，内战爆发后，英国人理所当然地支持南方15个蓄奴州组成的邦联，英国资本大量撤离北方邦联。打仗需要的是钱。而美国政府此时却负债累累。1861年初夏，当内战打响时，每天战争费用高达100万美元，到这年年末，这一数字涨到150万美元，政府甚至没有足够的钱用来支付国会议员的薪水，仅靠政府财政已无法支持战争的军费开支。
虽然欧洲第一大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在美代理人贝尔蒙特表面上支持林肯的美国联邦政府，但实际上，他们作为英国资本的代表支持的是南方邦联。早在1859年，罗氏家族第三代——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之子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就表示将在金融上支援南方，愿意尽全力帮助南方邦联获得欧洲国家的承认。
1861年年底，随着欧洲资本的撤出，北方邦联的大部分银行停止用黄金支付债务，随后联邦财政部也被迫暂停硬币支付，整个国家已脱离了金本位，国外投资者更不愿投资给政府了。林肯呼吁美国联邦的银行发放贷款，为动员和装备联邦军队所需的补给融资，但在那些金融家的眼中没有国家，只有利益。就在美国政府内外交困之际，金融家向林肯总统开出利息率高达24％～36％的贷款条件。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勒索与敲诈，林肯严词拒绝。
此时，美国需要征兵40万，筹资4亿美元来镇压南方邦联的叛乱。而林肯政府的国库极度空虚，黄金储备总共不到200万美元。为了缓解现金严重短缺的压力，在林肯的推动下，联邦财政部部长蔡斯发行了没有任何储备或硬通货作基础作为担保的政府纸币，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绿背美元。1862年2月25日，林肯签署《法定货币法案》，授权蔡斯发行1。5亿无息的绿背美元。法案规定，绿背美元除了关税和政府债券利息外，可支付一切公私债务，包括政府税收。同时规定，绿背美元能以面值与以硬通货支撑的私人银行券直接兑换。1862～1864年，为支付战争经费，联邦政府共发行了3次绿背美元，总额达到4。5亿，几乎占全部流通货币的50％，占军费的13％。
绿背美元本质上是一种主权信贷工具。私人银行发行的信用货币是一种债务凭据，拥有信用货币就可以与黄金或白银兑换。而作为主权信贷工具的绿背美元却完全不同，持有绿背美元只能兑换另一张等值的绿背美元。绿背美元这样的不可兑换纸币之所以被普遍接受，主要是因为人们相信政府可以用国家税收做背书。只要政府收税时接受自己发行的纸币，这样的纸币就成为税收债务的主权信用，可以用政府发行的国债对冲。
因此，当一个主权国家禁止私人银行发行银行券而以财政部的名义发行货币时，实际上是发行了主权信用凭证。私人发行的货币只有在政府允许和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而且和政府发行的货币根本不同，它只是发行者的欠条而已，说明发行者欠持有者一定数量的钱。但是政府货币并不是政府欠你的债，因为这钱由持有者以税负形式体现出来的潜在的债务支撑。
当绿背美元成为纳税凭证时，拥有国家主权的政府只要在国内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所有债权与债务之间的结算均用绿背美元来清偿，政府就不需要向民众借债。当政府用绿背美元的税收进行消费时，货币供给将保持不变。但如果政府的支出少于税收而带来财政盈余，那么货币供给收缩，而经济增长放慢。这失控的财政赤字是通货膨胀，而财政盈余将导致衰退。
当然，只有主权国家才可以发行主权信用的法定货币。政府发行的货币被看作是可随时兑现的主权债务工具。主权政府可以任意发行货币，以不兑现纸币标价的主权债券永远都可以兑现。不兑现纸币是只有政府才能自由地和不受限地制造的。因此，绿背美元这种纸币的价值高低只与政府信用有关，而与硬通货无关。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内战时期，当联邦政府军节节败退时，绿背美元会随之大幅贬值，其价值最低曾贬值过1/3，而物价水平最高则上涨到战前的180％。反之，联邦政府统一在望时，绿背美元的价值就会上升，物价随之下跌。绿背美元这样的主权信贷工具与联邦政府的生存前景紧密相连。
虽然得到了欧洲金融家的支持，南方邦联政府的财政状况却很糟糕。他们也不得不发行不可兑换的纸币用以支付超过一半的战争费用。随着南方政府的战争失利，南方纸币也随之大幅贬值。战争结束后，南方政府垮台，南方纸币就像法国纸券一样贬得一文不值，物价达到战前的9000％。而欧洲金融家在南方的债权也被林肯的一纸“不承认南方债务”的公文抹得无影无踪。
林肯非常清楚，是主权信贷工具拯救了美国，他曾这样赞美绿背美元：“我们终于造就了它，赋予了这个共和国的人民他们曾有的最大福祉——以他们自己的纸币清偿其债务。”不仅如此，绿背美元的诞生还将美国金融控制权从金融家尤其是欧洲金融家的手中抢到政府的手中来。当时美国在国际上并非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美国的对外贸易仍用黄金进行结算。
遗憾的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身亡后，在金融家的操纵下，绿背美元逐渐退出流通。1873年2月1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硬币法案》。这部法案十分巧妙，一字未提白银非货币化，却从字里行间表达出美国要实行白银非货币化政策的意思。当白银失去法定货币功能后，美国货币供给急剧紧缩，中下层民众损失巨大。与此相反的是，金本位制度却让金融家更容易操纵黄金与货币信用，并让他们对中小工商企业与普通民众具有更强的控制力。1875年1月4日，美国国会又通过了《恢复硬币支付法》，撤销绿背美元的法定货币地位，并授权财政部于1879年1月1日起，以每盎司20美元的兑换率，用黄金兑赎绿背美元，恢复了以黄金为基础的信用货币的流通。换言之，美国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加入了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林肯死后不久，美国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就变得权势熏天了。美国最早的一家托拉斯企业——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宣告成立。托拉斯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联合而成的垄断组织，参加的企业在生产上、商业上和法律上都丧失独立性。托拉斯董事会统一管理全部的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凭此赚取垄断利润。托拉斯的领导权掌握在最大的资本家或金融家手中，其他企业的老板变成仅仅按股份收取红利的没有发言权的股东。从此，一个又一个美国行业逐步形成了巨大的垄断寡头。大金融家则是这些垄断寡头的最高领导者。
最终，美国的控制权又回到了金融家的手中，只不过这一次是回到了美国金融家的手中。等到美国再次发行不兑换纸币时，是在100年后了，而那时主权信贷工具却变成了美国金融财团剥削其他国家人民的霸权工具。
大发国难财的金融新贵
美国南北战争的直接成本高达5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全国60万人的死亡与47。5万人的伤残。不过，在普通平民与军人付出生命与鲜血的时候，美国的金融市场却兴旺发达起来。
除了发行绿背美元之外，美国联邦政府还大举借债。1857年，美国国债只有2870万美元，战争爆发后的1861年增加到6480万美元。到1863年已超过10亿美元，战后增至27。55亿美元，整个战争期间激增了42倍之多。
这些国债并未依赖欧洲的金融家，而是依靠美国本土的金融新贵。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杰伊·库克，其父是美国众议院议员，还是俄亥俄州立法机构的律师。1861年，库克在费城成立自己的私人银行——杰伊·库克银行，资本金只有区区15万美元，尚无法与欧洲金融家的美国代理大亨们相提并论。美国财政部为了支持战争，准备发行5亿美元的政府债券。该债券票面利率6％，利息以黄金支付，期限为20年，但在5年后即可赎回。财长蔡斯一开始试发行了一小笔债券，但效果极不理想。
库克之父与蔡斯是老相识。他邀请库克帮助发行这笔债券。库克的债券销售方法与过去的私募完全不同，私募是金融家将债券出售给熟识的银行和经纪商留作银行券发行的储备。而库克的代理人则是遍布全美各州、市、镇的金融家、保险推销员和房地产经纪商，他依靠这些代理人以大规模市场证券交易的方式公开销售债券。库克还在报纸、传单和露天广告牌上广泛宣传战争债券，他将个人投资者定位为主要的销售对象，不断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强调债券收益与背后的政府信用。结果远远超过先前的预期，3。6亿美元的债券销售一空，政府募集到足够多的资金来支持战争。
尽管库克在这次债券承销中获利不多，只有20万美元，但这次债券销售的方式对美国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华尔街证券逐渐从私募变成全民投资的公开发行，美国资本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在内战前，美国国债的规模是6480万美元，而到了战争结束时，美国国债的规模达到了28亿美元，增幅是40倍。在内战结束之前，库克募集的国债资金已经比政府所需要的军费还要多很多。内战前，美国证券持有者主要是远不到总人口1％的富人。普通美国人还是习惯于把多余的现金藏在床垫之下，但库克使5％的美国人投资了证券。1865年，纽约交易所日交易量高涨到60亿美元，证券经纪人日佣金收入达到800美元～1000美元，比当时普通平民的家庭年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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