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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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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觊觎华中这块心腹要地久矣！他要挤压共产党退出华中。国共两党的对抗一下子冲上峰顶。这就是史学家们所称的“我军敌后抗战进入了今后两年的最困难的时期”。
华中局发出指令：“必须坚持华中阵地，决不退让，也决不能向华北、华南转移。”（注：《新四军战史》217页）
战云密布，形势严峻。华中局命令我父亲立即率部回师皖东北：“肃清当地土匪和顽固武装，建立根据地，并保障皖东北与彭雪枫之后路。”（注：《华中局1941，1，22电令》）
在离开了皖东北的4个月后，父亲又带着他的几员大将赵汇川、李浩然、沙风杀回来了。在回皖东北的路上，1941年1月28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父亲所在的八路军第5纵队第3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第9旅。后来，父亲习惯于把整个皖东北时期统称为九旅时期。
自从归了3师，真是把他给憋坏了。父亲的个性和黄克诚完全两个样，黄老成持重，我父亲年轻气盛。“卧枕宝剑夜有声”，他说：“我就是一把剑，青萍剑。”这回，统领他的九旅脱离师部，回师远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下山之猛虎，可以杀个痛快了。
首战青阳告捷，皖东北震动。63师战史记载：“根据地的人民比过年还高兴，肥猪、鸡蛋络绎不绝送来慰劳部队，到处是祝捷的鞭炮声……”当地遗老有做诗的：“兵分八路打青阳，小丑岂能再跳梁。”盼新四军如盼云霓。
战史评价，青阳一战是分水岭，在这之前，九旅只能算是个游击兵团，现在它可以打运动战，也可以打攻坚战、阵地战了。华中局给出结论：“九旅已经成为了我正规化之党军。”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紧接着是泗县、宿县、宿迁，还有什么吴吁子、大柏圩子、刘圩、张小坝，等等，只有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才能找到的地名，一路打将下来，势如破竹。收复失地还不是目的，这帮鸟人，不给点颜色，不知道爷爷的厉害！
父亲这次回师皖东北还有他更大的野心。
稍事休整后，九旅会同配合作战的2师5旅一个团，发起了洪泽湖之战。父亲指着照片回忆说：“看！我发明的钢板划子，两侧铺上钢板，船头架上高射机枪，这就是我的‘艨艟斗舰’。”有些老同志回忆说，高射机枪可厉害了，是从鬼子的飞机上拆的，只是子弹不多，张司令舍不得，每次调上去，非得他亲自批准。
你想，双方百余条战船，还不把个洪泽湖打得昏天黑地。老爷子惯于用诗记事，在此一年前，他记述的是：“跃马扬鞭去，随员三五人……我部无大炮，攻坚暂不能。”而今天，他写道：“神兵夜昏重宵降，分兵扫遍落叶纷。”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我说：“看来你的心境前后大不一样了。”他说：“你再看看我写的战洪泽湖一首。”在这首诗里他用了：“蛟、蛇、蟹、鳖一网绝。”他说：“这四种东西是什么，知道吗？蛟，大蛇，很凶猛，是指日本鬼子；蛇，很滑很毒，是伪军；国民党顽固派是螃蟹，到处横行；鳖，藏头藏脑的，专做些龌龊之事，和当地的水匪湖霸一样。”嘿！你别说，还真挺形象的。
40多年前的事了，他讲到兴起时，把手一挥：“搅得它昏天黑地，那些乌龟王八蛋被我一网扫尽！”
快90的人了，难得这样兴奋，我赶快给老爷子助兴，在一旁帮腔：“正如曹孟德所言，我视袁军如土鸡瓦犬耳！”我们父子二人哈哈大笑。
从艰难中走过，老爷子有理由骄傲。
皖东北虽处战略重冲，但不足之处是纵深太浅。洪泽湖平定后，一下子把皖东北和淮南的路东区、苏北的淮宝区和淮泗区连接起来了，使洪泽湖成为华中根据地的内海。不仅可以避开敌人路上的封锁，使华中各战区间通过水运实现兵力的快速集中和转移，同时也消除了对西作战的后顾之忧。
如何经营这一大片根据地呢？父亲的考虑是：“我自知不懂得地方工作，同时也分不出更多的精力来搞政权建设。我知道2师有几个老红军，郑位三、邓子恢（注：邓曾在5支队工作过，改编后，5支队并入2师），专门搞这方面工作，很有经验。想来想去，还是得邀请他们来，这样我可以集中精力打鬼子，抓好部队建设。”
旧时的中国如同一盘散沙，中国人就像鲁迅笔下的人物，愚昧而麻木。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战胜外来侵略者的。迟浩田同志曾对我讲过他的亲历，在他的家乡山东招远，一听说日本人来了，从地方官吏到普通百姓，全跑了，一个县啊，挤踏死伤者无数，其实来了多少鬼子呢？一个小队。
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建立民主政府，把农民从阶级压迫和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所特有的做法。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觉悟的民众意志；人民，是不会为一个残酷压榨他们的政府而战的。父亲说：“这就是政权建设的意义。”
国民党和共产党比，不仅是战略战术上的差距，也是战争观上的差距。
毛泽东批准了父亲的提议。《邓子恢传》记载：“张爱萍知道，邓子恢在根据地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因此他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希望派邓子恢到皖东北主持党政工作。5月2日，毛泽东电函陈毅、刘少奇，同意张爱萍的请求，调邓子恢赴淮北路东主持皖东北根据地的工作。”（注：《邓子恢传》270页）
父亲说，邓老（邓子恢）在他心目中就像是一个“宽厚的长者”。
他回忆道：“邓老是坐船从洪泽湖那边过来的，带着陈兰（夫炫）和孩子，跟着一个挑夫，一边是烧饭的，一边是孩子。我们把最好的地方让给他住。”
真是少有的怪事，只听说要部下的，很少有要上级的。
时局如棋。皖东北这边发展得有声有色，可在路西的彭雪枫却经历着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预料中的风暴终于到来了。
就在彭雪枫准备迎战汤恩伯压境的大军时，突然间，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逼近的国民党大军全线溃退。什么原因？原来，1月24日，日军向汤的侧后发起了豫南战役，集中五个师团兵力（一个师团约两万多炫），分三路向豫南挺进，拉开了架势，企图于平汉路以东，将向东北挺进的汤恩伯、李品仙部15万人一举围歼。面对日军的攻势，汤恩伯立即放弃对我的进攻，丢下豫东、皖北的大片土地，望风而逃。
大军压境，可瞬息间，又销声匿迹，战局的转换，扑朔迷离。
这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吗？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局面居然顷刻间摆在眼前。日军打通平汉路南下的计划开始实施了，一切正如预料的那样，国民党果然慑服于日军的威势，丢下大片国土逃遁了。大三角的战略关系惟妙惟肖。是彭雪枫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先，还是中央、毛泽东、华中局急不可耐了呢？这段公案今天已经说不清了，也许都有一点吧！据老同志的回忆：“1月28日晚，我们接到刘少奇、陈毅发来的急电……命我部集中适当兵力控制某些战略要地，积极向敌后发展。之后，我们又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求我们准备两个精干的支队，在适当时机派往豫西活动，开展游击战争……2月2日，中央连发三电，强调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2月3日，华中局和军部也两次电催。”但我还看到另一种说法：“纵队首长向军委建议，抓住当前时机，挺进豫西、陕南，建立战略支点。”
2月3日军委复电：“你们应即向平汉路逐步推进（不要去得太猛，太吓炫），在全面破裂前是去抗敌不是去打顽。”华中局同一天电告：“不可进得太猛，不可专打顽军，否则会失败。”我们可否这样理解：此次行动的目的，是进占被国民党放弃的失地，而不是专门去打击他们。这是一个政策界线，听得出，上面使用了带有警示性的语言。
但事实是：2月4日，4师10旅一部已渡过淝河，11旅31团则渡过涡河，至2月7日，4师主力已进至阜阳以北、以东和东南的张村铺、阚疃集、江口集一线。显然，这就和国民党军靠得太近了。
这的确是彭雪枫的风格，兵法说：“静如处子，动如脱兔。”4师主力迅猛前出至上百公里之外，根据地一下子扩大了一倍还多。但是，他们忽略了，兵法上还说：“兵不厌诈。”在没有与敌主力决战之前，占据过大的地幅，绝非是件好事。
果然，两天后，2月9日，怪异的现象再次出现：日军突然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追赶，迅速撤出战区，放弃了涡阳、蒙城等地，日军声势浩大的“豫南战役”就像泡影一样，忽然闪现，又匆匆地破灭了。
只一天，即2月10日，溃退中的汤恩伯、何柱国部立即卷击回来，以9个师14万兵力杀了个回马枪。战局发生逆转。此时的4师，由于向西、向南突进过猛，兵力分散在收复国民党留下的城镇据点上，根本来不及收拢部队，面对7倍于己的国民党军，4师陷入重重的灾难中了。
彭雪枫极其顽强，他指挥部队左冲右突，在敌重围中历尽3个月的浴血厮杀，终于把部队从虎口中拽出来了。华中局连续两封急电：彭雪枫部迅速撤到了津浦路以东皖东北地幅上来；张爱萍，亲率3师9旅并统一指挥北调的2师5旅，封锁津浦路，掩护接应彭雪枫部撤入皖东北根据地内，确保安全……
这就是历史书上所称的彭雪枫3个月反顽斗争。中国政府军和侵华日军配合得竟如此天衣无缝，叫人称奇！是巧合还是阴谋？史学界竟无人深究。［小说网／／。。］
洪泽湖胜利的喜悦气氛很快就被冲淡了。父亲说：“开始，我和彭雪枫通电话说，不行就早点过路东这边来。彭雪枫说，暂时还不到这种程度，还能坚持。我是太了解彭雪枫了，以他的脾气，不到最后一刻是绝不会放弃的。”
路西的局势，当时究竟是个什么情况？父亲说：“可以考虑先把后方机关转过来，我向军部建议。”
最早一批撤过来的部队是在3月中旬。损失大的是4师10旅，即黄克诚留给彭雪枫的344旅，已经打惨了。344旅是由鄂豫皖苏区红25军和陕甘边红26军、陕北红27军改编而成，素以作战英勇敢打敢拼著称，但此时，他们元气大伤，不得不撤到皖东北休整。10旅旅长刘震建议集中兵力先打一路，但彭雪枫没有采纳。多少年过去了，刘震回忆起往事，还忿忿的。
12旅34团的一个营全部壮烈牺牲。我11旅与敌骑兵相遇，32团与师直属队遭到严重损失。部队疲劳，人心不稳，给养奇缺，随即豫皖苏根据地中心区被敌侵占。党政军民各机关部队共伤亡、失踪4000余人。
武装坚持已不可能。1941年4月25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彭雪枫部主力转入皖东北地区。
战争是一场生死角逐，一旦被对方咬住了，想要翻过身来谈何容易？从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开始，到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到红军长征血染湘江，到不久前的皖南事变，国民党追杀共产党人是从来不会手软的。撤到皖东北的我军不足万人，枪不足五千。血的代价啊！
父亲率自己的九旅并加强的2师5旅，迅速封锁了津浦路沿线，两个旅六个团成梯次排开，向西构成了强大的防御布势。我打趣地问，这个场面是不是有点像《三国演义》中的“长坂坡”？父亲回忆：“彭雪枫撤到路东来，是我去接他的。”据记载，彭由路西撤回路东，进入皖东北根据地后，先在灵璧县南边的濠城安营扎寨，那正是霸王别姬的地方。都是些不祥的兆头。
“彭雪枫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逃难逃到你这里来了。我说，这是什么话啊？我到这里来不就是给你搞后方根据地的嘛！不要想那么多，这里就是你的地方嘛。”父亲好像在劝慰，又像在解释，他说：“我知道彭心里不好受，但又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听得出，两人见面时多少有些尴尬。
我心里想，爸，你可真不会说话，这不明摆着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就这两句简单的对话，是不是无意中道出了两人潜意识中深埋的心结呢？我不好继续追问下去。
父亲说：“我把半城的九旅旅部让出来给彭雪枫，自己带机关住到新兴圩子去。”我到泗洪考察时，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4师师部从路西过来后，先没有住半城。一直到7月仁和集会议结束后，对路西失败做出了组织结论，4师师部才从管镇搬来半城的。彭、张两人还是和长征一路走来时一样，相互照应着。
仁和集会议。
仁和集是洪泽湖旁的一个小镇。遵照华东局指示，在这里召开了4师团以上干部大会，总结检查路西反顽战斗失利的经验和教训。
会议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主持。这完全是个巧合。邓到皖东北后，正赶上彭雪枫的路西失败，于是华中局责成由邓负责对彭雪枫问题的处理。
关于会议的情况，在众多的回忆录中，很少能看到这方面的记载，甚至在一些很权威的历史书中都少有提及。1941年9月15日，华中局和新四军的负责同志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出报告，这是第一份正式处理意见；1942年1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再次作出决议；同时还有华中局和新四军负责同志给中央的电报，和后来印发时的批语。
父亲没有全部参加会议。他回忆说：“军部怕顽固派追到路东来，要我统一指挥2师的5旅，在津浦路设防，5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是赵启民。5旅撤走后，留下13团，团长是胡炜。青纱帐起来了，我一直抵近到最前面侦察。这时接到邓政委的指示，要我马上赶回半城。根据地已经实行星期天制度了。”
“一进去，先遇到彭雪枫，彭说邓在后面等你，我问什么事，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邓见了我说，彭要调动一下，4师的工作由我来接替。……这也是华中局的意见。我怎么能同意？打了胜仗当然没有问题了，但现在这种情况，彭雪枫已经压力很大了，不仗义嘛！我不干这事。我对邓讲，这个部队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还是要依靠他重整旗鼓，谁也代替不了，尤其是这个时候。邓觉得我讲的有道理，赞同了我的意见。”
“……我还要急着赶回前方，出来时，又见到了彭，他指指自己住的屋子，说你就住到我这里来吧。我说，我的部队还展开在那里等着我呢。”
看得出，父亲的意思是，总结教训、追究责任；以及迅速控制局面，稳定部队，恢复战斗力；二者相比，就当前形势来看，孰轻孰重，孰缓孰紧，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在他和彭雪枫之间，确有个感情问题。两人长征路上一道走过来，虽然也有磕碰，但在父亲眼里，彭如同他的兄长，大哥遇到了麻烦，只能是帮衬，岂有取而代之的道理？
至于这里涉及到的，关于对彭雪枫和我父亲任职变动的问题，一直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争执不休的问题，原因是没有查到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而当事人邓子恢和华中局最高领导人都已过世。但我还是忠实地记录下来了父亲的原话，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一点佐证吧。
父亲谈话的基本内容后来写成文章，被收集在《回忆邓子恢》文集里。
豫皖苏地区，日、伪、顽、我四股力量交汇，矛盾错综复杂，尤其是“皖南事变”刚刚发生，这就要求一个军事指挥员必须具备很强的政策掌控能力，按中央确定的“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的方针，逐步化被动为主动。我曾就仁和集会议的内容专门问过父亲，但他所谈不多，只是说了句：“是个批判会。”5个月后，1942年1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党委在反摩擦自卫斗争中错误的决定》。《决定》肯定了彭雪枫在初期的成绩，指出由于潜伏着不正确的倾向，导致了这次严重的损失与失败。《决定》还分析了造成失败的四条原因，指出，这次错误首先由该师主要领导人彭雪枫同志负责。
父亲说：“失败并不可怕，在战争年代是常有的，我自己就经历过。彭雪枫的态度是诚恳的，我赞成这种态度，不推诿，勇于承担责任。”
“我说，虽然确实受到了损失，但还不能说是失败。主力、干部大部分都保存了，肖东、宿东地方武装还在，恢复是有基础的。”
“我不赞成因为有了问题，就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做法，尤其不能以个人恩怨替代党的原则。会前就有几个家伙找我和邓子恢，叽叽咕咕地，我说，要说就会上说去。我是看不惯这种作风，平时吹吹拍拍，到时候又落井下石。”
父亲继续回忆：“42年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从春节前开到春节后。会议后期，毛打电报要刘到延安，调中央工作。快结束时，又讨论了4师路西反顽失败的事。主要是邓子恢讲。我不赞成把责任统统归于一个人。敌人那样强大，我们是那样弱小，哪里能百战百胜？因为一次失利，就把所有的罪名加上来，什么好大喜功啦，不执行上级指示啦，算总账，这是不公平的。饶（注：饶漱石，继刘少奇后任华中局书记）最后作的结论，还是维持原来的调子。”
父亲这个人，在共产党里算得上是个异数，他对党内政治生活的问题一直持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在苏区的时候，批邓子恢同志也是，多印了些票子，就扣帽子，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必要的，但不能搞无情打击。好像只有上纲上线，才能显出是最革命的。更可恶的是有些人就热衷于这些。得势的时候就吹捧，失势的时候就打击，这种作风，党什么时候才能改掉？”
两个人真正的相知相交还是在这之后。
父亲继续说：“44年夏天整风，华中局扩大会议，召集四个师的领导。1师刘炎，2师张云逸、罗炳辉，3师黄老和我，4师彭、邓。这时陈毅调去延安，张云逸接替。会上，揭发陈老总闹独立性，哪天哪月，在什么地方，如何如何。下午，各师同志发言，我说，对军长有意见，当时就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嘛，集中起来算总账，算什么？不符合党内正常的同志式关系。他脸一下子红了，别人都不好说话了。散了会，黄找我，说在会上怎么这样讲啊，谭也说，太不应该了。我说，什么应不应该？整风嘛，不是叫有什么说什么吗？”
我问父亲，你这么让人家下不来台，不怕整你？父亲哼了一声说：“笑话！”“直到革’前，我都信奉党内是讲真理的，把整风变成整人，我是看不惯的。我后来给中央写信，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周恩来说，他一看就知道是我写的。”
嘴上痛快了，就要付出代价。从后来查阅的档案中我知道，彭雪枫牺牲后，任命我父亲接替4师师长，华中局就是反对的，但中央坚持不变。
也许是父亲在会议上表现出的鲜明立场吧，父亲回忆说：“晚饭后彭和我一起散步，他说过去对我有误解，他对少奇的话没有重视，路西反顽我没有看他的笑话。他知道了我不肯接替他的事，他说我是个正直的人。我说，我们在红军时期就在一起了，相互间还不了解吗？他也知道了华中局会上邓和我的发言。他说他们的做法是有意整人。”
“我们相识和共事已经很多年了，但这次，是最为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父亲感慨且动容地说：“他终于了解我这个人了。”
“天气太热了，洗澡时被冷水激了一下，起了风疹，住院了，是刘球（注：原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的夫炫）同志给我治的。会议结束时，彭专程来告别，他握着我的手说，此次分手，又不知何时再见面了？我说，各自为党珍重吧！”
“为党珍重！”这在战争年代，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既是对胜利的期盼和祝福，也是牺牲的准备和决心。彭雪枫向西要回到淮北战场，我父亲向东要返回苏北战场，两个生死与共的战友都做好了在这场民族战争中牺牲的准备，但他们仍然期待着重逢的那一天。
不想这次分手，竟成永诀。
父亲是在苏北得知彭雪枫牺牲的消息的，这时他调到黄克诚那里当副师长已经三年了。1944年9月15日，也就是彭雪枫牺牲的第四天，他接到命令，立即回皖东北接替彭雪枫任4师师长。
这么多年了，一谈起彭雪枫的牺牲，父亲总是很感慨，他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彭雪枫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分手时他说，路西根据地，失之我手，还要复之我手。他真厉害！”
英雄也会失败，但他们决不回避失败，决不回避责任。父亲欣赏的正是他的这种气概。
彭雪枫牺牲在他打回路西的战斗中……豫皖苏真是彭雪枫的宿命！
3个月反顽，彭雪枫吃亏最大的就是没有骑兵。路西是平原（所以彭雪枫总说要向西发展以山地为依托），岳飞有句名言：“步利险阻，骑利平地”，果然如此。那三个月，4师被马彪的骑8师追着打，毫无办法。仁和集会议后，彭雪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新四军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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