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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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那三个月，4师被马彪的骑8师追着打，毫无办法。仁和集会议后，彭雪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新四军唯一的骑兵团。三年来，他秣马厉兵，励精图治，多次提出：豫皖苏是我丢的，我一定要收复它！

1944年8月，彭雪枫率部西征。下旬，越过津浦路，初战小朱庄，大捷。9月10日，再战八里庄。11日清晨，当警卫员匆匆跑到指挥所，报告他敌人已突围逃跑时，极度疲倦正准备睡一会儿的彭雪枫，要亲自指挥最后的战斗。他登上南门围墙，居高临下……一颗流弹飞过来，正中心脏。彭雪枫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永远地倒下了。

整整3年了，父亲又回到了他亲手开创的皖东北大地，这次回来，是接替亲爱的战友的事业。回想起与彭雪枫相识相处的许多往事，父亲泪水潸然。

彭雪枫在当地影响太大了，牺牲后，华中局决定密不发丧。彭的妻子正怀六甲，为使她能顺利地生下彭雪枫唯一的儿子，父亲仍以彭雪枫的名义给其夫人林颖发了几封电报告安。父亲说，写信会暴露字迹的。12月孩子平安出生，她直到1945年2月彭雪枫出殡前，才知道丈夫已牺牲半年了。

彭雪枫创建的拂晓剧团吟唱着我父亲写的挽歌：多年同患难，长别在战场。

2004年9月，彭雪枫殉国60周年纪念。我正在美国中部的草原上，妈妈来电要我一定赶回来。辗转几个航班才达北京，妈妈说：“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你赶回来吗？你爸爸生前，在众多的高级干部中，唯独和彭雪枫关系不一般。”

是的，父亲和彭雪枫关系的确不一般。9月，当我又一次来到洪泽湖畔，又一次走进雪枫墓园时，我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我是为他们而活着的。”

彭雪枫的儿子彭小枫，中国战略火箭部队的政治委员，曾对我说：“我有今天，多亏了张叔叔。”当年，在那个一切都讲阶级成分的年代，因他的母亲林颖被错划成右倾，小枫不能报考哈军工。他找到我父亲，父亲对政审部门的同志说：“难道彭雪枫的儿子也不能信任吗？”小枫上了哈军工后，分到一系，常规武器系。当时最时髦是学导弹专业，年轻的娃娃们谁不想去？正巧父亲到哈军工检查工作，把我哥哥和彭小枫找去，说今天找你们两个来，就是吃红烧肉。因为正赶上60年代初大饥荒的年代。席间，两个娃娃都争着要去学导弹专业，父亲指着我哥哥说：“小枫我可以给说句话，但你，不行！”在后来政治斗争的风云中，小枫曾受到组织上的审查。父亲路过沈阳听说后，对军区负责同志说：“审查可以，但不能在身体上、人格上折磨人家。”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上面能有这么一句话，其作用可想而知。

前两件事我多少知道些，但后面这件事令我惊讶。按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父亲的做法的确有悖常理，甚至违背了原则，也不是他自己一贯倡导的风格。但他都做了，为什么？因为那是彭雪枫，彭雪枫死了，而他，还活着！

“我是为他们活着的。”父亲的话在雪枫墓园中回荡，令我热泪盈眶。在以后的战争和政治生涯中，每当父亲遇到危险、困难，面对政治风浪，需要他铤而走险时，他总会用这句话激励自己。我理解父亲，他要让那些先他而去的战友死而瞑目。

9月的皖东北，风光秀丽。站在宁静的洪泽湖岸边，望着浩渺的湖水，我的耳边又飘荡起彭雪枫对他妻子的倾述：

“9月，这月份对于我有特别的意义，是我生平过程中的转捩点，阴历8月初二（往往在阳历是9月）是我生日，1926年的9月2日是我由当时的青年团转入党的日子，1930年9月是我们从长沙入江西开始建立苏维埃，而1941年的9月呢，终身大事得以决定了！这叫做巧合吧？我总以为我还是个小孩子。”

也许，9月真是彭雪枫的一个定数。彭雪枫生在9月，死在9月。淮北9月遍地的黄花和飒飒的秋风啊，也许正是为纪念这位英雄才如此金黄。

第二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

向东！再向东！到敌人后方去，打进鬼子占领区的纵深去，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华中战场的第二个阶段到来了。

父亲的抗战岁月，一半在淮北；一半在苏北；江淮大地留下了他的足迹。

1　苏北战场

路西一仗，10旅被打惨了。黄克诚从华北带来的这支劲旅——八路军344旅，现在只剩下两个团四个营共3200人了，黄克诚能不心疼吗？他提议，将父亲创建的九旅调归4师，换回曾经调出去的10旅。这个建议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合理的。九旅兵强马壮，又是皖东北土生土长的部队，4师路西失利后，也急需加强。10旅是他自己带过来的，苏北局面相对稳定，过来后可以休养生息。由于路西豫皖苏根据地的丢失，华中局将皖东北改为淮北苏皖边区，成立淮北军区，由邓子恢、刘瑞龙、彭雪枫分别执掌。我父亲被任命为3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率10旅奔赴苏北战场。

命令是陈毅宣布的，他专程来了一趟皖东北。他什么时候都不改他特有的洒脱幽默的作风，在大会上他说，我这次就把你们的旅长带走了，你们有意见没有啊？掌声稀稀落落。人们的感情是复杂的，在部队干过的人都明白，自己追随的首长晋升，是好事，当然应该鼓掌；但部队又要并入一个新的单位，过继给人家，成了后娘养的，有了难处去找谁呢？这掌真鼓不起来。许多地方的新四军纪念馆都保存了父亲离开九旅时的照片，中间是陈毅，还有接管他们的彭雪枫师长，新任九旅旅长的韦国清和九旅的其他领导干部，被欢送的主角我父亲却站在最后排的边角上。这是一张喧宾夺主的照片。好奇怪啊，或许是无意识的，是父亲一贯低调的风格所致？或许是有意的？他想跟他的部队说，我已不再是九旅的灵魂了，但我的心，将永远伴随着你们，牵挂着你们。中国革命任重道远，前方的路充满艰险，走好啊，我的战友，我的兄弟！

或许，什么都不是……

新四军的军部和华中局也设在苏北，3师成为拱卫军部的一支劲旅。在这里，父亲和他敬爱的领导人陈毅元帅，以及在战略思想上支持过他、肯定过他的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他以自己的成功赢得了上级对他的信赖和器重，他不再像皖东北时期那样孤军奋斗了。这无疑对他今后的人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十年生死两茫茫”。自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丢失，红军主力被迫转移。父亲随中央大队长征北上，陈毅和其他战友粟裕、叶飞、钟期光、傅秋涛等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从此天各一方，音信全无。今天，在经历了艰难和困苦之后，老战友们重逢，大家不仅健在，而且戎装齐整、兵强马壮。还是在上次共同开辟苏北时，正赶上父亲打开皖东北的局面，雄心勃勃；陈老总和粟裕又刚指挥了黄桥决战，各自的胜利使他们沉浸在共同的喜悦之中，抚今追昔，怎不叫人热泪盈眶！陈毅元帅即兴写下了他那著名的诗篇：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悲喜之情，跃于纸上。

父亲说：“陈老总的诗是在大会上写的，黄老（注：黄克诚）拿给我看，我也和诗一首，‘忆昔聆教几多回，抗日敌后旧属归。’我是他的部下，就用了旧属；忆昔，过去几次听他的教导；‘南援北进江淮会，兄弟共举红旗飞。’兄弟指的是八路军和新四军，陈从南边，黄从北边，共同开辟苏北根据地。”都这么多年了，父亲谈起和陈老总会师的往事，还是那么真切和兴奋。

父亲要与黄克诚共事了。和认识彭雪枫一样，父亲也是在红3军团和黄克诚相识的，长征中，他们都在彭老总手下，黄是4师政委，父亲是师政治部主任；土城战斗后，红3军团在扎西改编，黄是红10团政委，父亲是红11团政委。

黄克诚生于1902年，比父亲大8岁。也许是他少年老成吧，8岁的跨度，就像两代人一样遥远。父亲习惯称黄克诚为“黄老”，也有时称“黄瞎子”。在父亲当年写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长征中的黄克诚的：“四师的黄政治委员一副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用那嘶哑的喉音在对团一级的干部们谈话。他握着他那瘦得骨头都看见的手，（他说）‘一颗流弹牺牲了洪师长……捉着蒋介石来坐铁笼！’”（注：张爱萍《第六个夜晚》1936年写于瓦窑堡。收集于1954年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父亲回忆，长征进广西，过两河口，红4师师部住苗寨。白崇禧为了离间苗人和红军的关系，经常派人化装去苗寨滋事，搞些小名堂。一天半夜，师部突然起火，黄克诚住的苗家小木楼浓烟滚滚。父亲说他组织营救：“整个屋子浓烟滚滚，黄克诚这个家伙，还在那里磨磨蹭蹭的，我急了，对警卫排长喝道，架起来，拖走！黄还在那找，我的眼镜！我的眼镜！”父亲边说边学，哈哈大笑。

黄克诚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他的性格特征与彭雪枫和我父亲不同。从我母亲嘴里我知道，他是个理性人物，处事缜密，深谋远虑；性情温和，但却外柔内刚。外表看起来，他灰色低调，不像彭雪枫，潇洒英武之气溢于言表。当年在苏北3师师部工作的扬帆同志蒙冤下狱时，写了很多诗词，追忆他的领导和战友。其中对黄克诚的描写是：“推食解衣空恋旧，慰海勤勤未敢忘”；而描写我父亲则是：“狂人介士尽云从，年少将军气度宏”。历史不能再现，但从扬帆的诗中不难看到，两个人风格和气质的差异跃于纸上。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黄克诚。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五一、十一的夜晚，党的高级干部是可以带子女上到天安门城楼看放烟花的。在天安门城楼上，黄克诚戴一副眼镜，裹着大衣默默地坐着，不像父亲和陈赓、杨勇、刘亚楼、陈锡联那样相互开着玩笑。

再见到他时，已是“文革”结束后的事情了。黄克诚已经很老了，戴着很深的墨镜，坐在轮椅上。他像一尊雕像，凝重而威严。我和周围的青年军官们不自主地都举起手来，向他致以军礼，虽然我们知道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说，是他提议把父亲调来给他当副师长的。他是这样谈他自己的：“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都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不利条件。”（注：《黄克诚自述》200页）

应该说，他们之间是一个最佳的组合。黄的老谋深算，我父亲的血气方刚。但我听母亲说：“是不是有别的考虑就不知道了，但黄老和你爸爸之间，不是太和谐的。”

喔，是这样，为什么呢？

“黄偏重于稳健，而你爸则是个拼命三郎。再加上你爸这个人，事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意，又不讲究方法，谁愿意要他！”

我问父亲，谁调你去3师的？

“我怎么知道。”回答的真干脆！

当时黄克诚不仅是3师的师长兼政委，还是苏北根据地党政军的第一把手。黄在他的回忆中说道，苏北这个地区长期为反动地主武装所把持，土匪、封建会道门遍及各地。他们打砸抗日政府，杀害干部，抢劫群众。更有甚者，刚来苏北，就遇到海啸成灾，疮痍满目，难民遍野。黄克诚说，他到了苏北后，着力抓了几项工作：抢修海堤；消除匪患；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加强主力；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统一战线。黄说，邹韬奋、范长江、钱杏（阿英）、沈其震、薛暮桥、贺绿汀等，这些著名文化界人士的到来使这块敌后根据地一时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但苏北留给我父亲的记忆好像不完全是这样。父亲是从另一个角度回顾的：“苏北这个地方，在人家眼皮底下，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他说：“如佃湖，滨海县的大、小尖子，陈家港等，都是敌人薄弱的部分，我们完全可以从这里扩出去。佃湖就是伸到我们这边的一颗钉子，非常孤立的，完全可以拔掉。我们应该抢在敌人之前，调整态势。”

父亲继续说：“……我提了几次也就算了。后来敌人扫荡就是从佃湖这里开始的，一下子就插到我纵深来了。刘、陈说是右倾，重了。但保守是有的，太过分强调保存实力了。”

我已经感觉出来了，父亲调到3师后，他和黄克诚在总体思路上有些微妙的差异。父亲强调军事斗争，黄更偏重于根据地和党政建设。我问过母亲，她说：“你爸这人也固执得很，黄老大概也烦他了，后来就不要他再管作战了。”

难得一闲。军人不打仗还能做什么？从皖东北东征西讨的日子走过来，可真不习惯，但总不能无所事事啊，不如下去搞整军，整顿纪律，组织练兵，提高战斗力。父亲说：“既然这样，不听就算了。我向黄克诚提出，我还是去整顿部队吧，都是游击队起的家，不正规，不训练，怎么能打仗？黄很赞成。我说，先从军容风纪抓起，我们师里领导可要以身作则喔！黄说那没有问题。24团团长谢振华，3军团的保卫干事，就从他的部队开刀。以后他们搞了阅兵式，很是轰轰烈烈。解放后碰到，他还和我说起这段往事。黄克诚军容风纪最差，从来不打绑腿，敞开个领子，揣个手。我就是要将他的军，我说你一个师长军容风纪都不整，要我怎么说服下面？黄克诚这次很痛快，哈，第二天就打起了绑腿。他说，这是他第一次。”

你就不怕他不高兴？我问。父亲说：“怎么可能？他是太了解我了，都计较起这些，还怎么干工作？”他讲起了长征路上的一段往事：

红3军团夺占娄山关占领遵义后，国民党吴奇伟的两个师反扑上来，首先对防守在老鸦山左翼的我父亲指挥的红11团发起攻击。父亲说：“敌人从一个团增加到两个团，我们三个营都顶上来了，胶着在那里，但后续的敌人还在源源不断地上，我看光靠自己是不行了。黄克诚的10团守在老鸦山顶上，我跑上去要他配合从敌人侧面出击一下。黄不干，说他的任务就是守卫老鸦山顶。我看说服不了他，只好又跑了回来。想不到的是，敌人看攻不动我们，就改变转向攻击老鸦山顶，10团顶不住退了下来。彭老总命令我们从左侧攻上去夺回主峰，攻了两次没拿下来。这时陈赓的干部团上来了，彭要我们配合再攻，又把彭雪枫的13团用上，并要他统领12团，他们从侧面，我们从正面，把敌人打下去了。我们一直追到鸭溪，1军团追到刀把水，敌人把浮桥截断，结果后面一个营当了俘虏，吴奇伟的两个师就这样被消灭掉了。”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父亲继续说：“我军大获全胜。军团在鸭溪开战评会，我说，你黄克诚就是见死不救！我才不管他是谁呢！彭德怀很恼火，把黄、张给撤了，黄下连队，张宗逊当伙夫。不久，他们又回来了，有意思。我觉得黄克诚、张宗逊的战术思想不对头，依照我的打法不会损失那样大。我同黄、张相处的是很好的，打仗总有胜败，但这次黄是太固执了。”

对这一战斗的回述，黄克诚和父亲两人是有差异的。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说，团长张宗逊已带队出击了，我怎么好擅自离开阵地。另外，他回忆，林彪对他讲，敌人其实已经撑不住了。我理解黄的意思是，形势未必有那么严峻。我没有对这个战例做过详尽的考察，其实孰是孰非并不重要，也许是年代久远，记忆有所偏差；也许是两人观察问题的切入点就不一样。我只是想要证明前面我父亲和黄克诚在作战问题上是有过分歧的，他们可以在彭老总面前开诚布公地争吵，但并不因此影响他们的感情，他一直把黄作为兄长，尊重他、维护他，黄也把他视如小弟，一直器重他、关心他。

我说父亲，就你这样，哪个领导会喜欢你？

父亲说：“干什么要别人喜欢？我这个人干起事情来，有时候是有些左倾、鲁莽，只想要干好，不讲究方式方法。打土城时，同敌人对峙在那里，部队很疲劳，在阵地上打起瞌睡来。我在4师当政治部主任，召集各团开会，在会上批评杨勇，说你们10团在阵地上表现最差，打瞌睡。有的同志提醒我，说杨勇同志都负伤了，我说，负伤也不光荣。话一出口，心里很后悔……”

这件事，他曾提过多次，因为自己的情绪一时失控，使战友受到委屈，当时的那种内疚之情，60年都过去了，可见自责之深。

这就是那一代人的历史。如果说黄克诚像是个兄长，他对这个年轻气盛的小兄弟恐怕真是哭笑不得了。

1942年11月7日，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军部和3师原计划组织阅兵式，然后是运动会；晚上还有演出，搞军民大联欢；还办了展览……但一切都在突然间被取消了。

五百里加急：鬼子对根据地要发动大规模扫荡！

“鱼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新四军战史记载：“日军调集第17、第15师团以及华北方面军第35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2旅团，伪军第22、第28、第36师及徐继泰、胡冠军部，对盐阜区进行大规模扫荡。”这就是华中抗战史上著名的“盐阜区反扫荡”。

华中局紧急会议。

刘少奇早在年初已调延安，会议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代表华中局党委做出反扫荡部署，他说：为了迎接空前的反扫荡斗争，适应斗争的需要，决定：一、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2师去；二、3师师部也准备跳出敌合围部署之外；三、坚持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由3师副师长张爱萍统一指挥。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由3师副师长张爱萍兼8旅旅长、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统一指挥8旅和7旅部分部队。四、团以上干部每人准备一套便衣，党校解散，女同志疏散到外地打埋伏。（注：打埋伏就是隐蔽在老乡家里或转移到敌占区去）

……

只准胜利，不准失败！云云。

按照惯例，轮到个人向党组织表态这个程序了。

华中局的这个部署，对于其他的人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大家自然把头扭向坐在最后排的张爱萍了。在书记、常委、军长、副军长、师长，还有华中局和军部机关的领导人面前，他的地位最低嘛。

“我不干！”他站起来只说了这三个字就坐下了。

可以想像会场的情景。父亲讲到这里，得意地说：“哈，他们全都哑了。”

陈老总赶紧出面打圆场，宣布休会。

“陈把我找出来说，你怎么这样讲话的？我说，要我怎么讲？他们不是总都正确吗？这次就要他们来指挥嘛！陈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吧。陈老总说话我当然是要听的。于是，又复会。我说，打完了仗，那几顶帽子最好都给我收回去。哼！”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少给我来这套！

大敌当前，公然抗拒上级党委的命令，这还了得！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过去没有过，今后也再没有过了。可奇怪的是，会上没有人责怪他，大家都沉默着。

以当时新四军部署的态势看，苏北是核心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扎在这里，由3师，也就是黄克诚和父亲这个师，2万余人拱卫；1师，也就是粟裕的部队，1．3万，在南面，与上海、南京敌人的政治经济中心区相对峙；4师彭雪枫部队在西面，1．5万人马，原来是占据津浦路两侧的豫皖苏地区和皖东北地区，由于前面讲过的反顽失败，被压缩在皖东北地区；西南方向是张云逸和罗炳辉的2师，在淮南，部队1．5万，与彭雪枫的4师，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形成对西防御。北面过陇海铁路，就到了山东解放区了，不属于华中局的地盘。东面，临大海。李先念的5师1．4万，远在鄂豫皖地区，名义上是新四军，实际受延安的节制。其他6师、7师是小师，各为6000和3000人马，处在敌纵深内的苏南和皖南地区，条件异常艰苦，由谭震林和张鼎丞分别执掌。

这样大的一支力量摆在人家眼皮底下，行吗？

其实，早在一年半前，1941年的第一次盐阜区反“扫荡”结束后，刘少奇和陈毅就向中央报告：“利用水网以建立相当巩固的根据地已不可能，因此，在苏北建立华中总的战略根据地之任务，现在无法达到。”“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军部与华中局秘密移至皖东为好。”那次反扫荡，因为司令部自己先行转移，搞得刘、陈大为光火。但中共中央于8月17日复示是：“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特别强调了是“最困难时”。

现在，这个计划终因眼下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大“扫荡”而落实下来了，最困难的时刻到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迁移到苏皖边界的盱眙县黄花塘。年老病残的发给路费回原籍，女同志或者孕妇就地安排打埋伏，隐蔽到可靠的群众家中。将非作战部队的军、师鲁工团（注：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