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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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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接着说：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抢占了我大片国土，但它真正能控制的只是少数的城市和交通线。国民党的军队大多撤向大后方。由此，敌进我进，到敌人的后方去，才能获得我们生存的空间。畏缩不前，夹在日本人和国民党之间，只能是被消灭。父亲认为：“抗日战争中，我们在与国民党反摩擦时遭到的损失，从主观指导上检查，大多出于此原因。”
红大培养出了一批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显示出他们卓越的才能，打遍了整个中国。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而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却能打胜仗。”毛泽东在为他自己的学生骄傲。
父亲回忆，他受领任务后向毛泽东提出，想带些干部去。毛说你自己挑吧。他挑了余立金、吴克华和另外几个同志。我揣测父亲当时的心态，先不说上海郊区能不能开展游击战，仅就这种准军事性质的工作而言，并非父亲的初衷。谁不愿意到战斗部队？指挥千军万马，和战友们一起驰骋战场，痛快过瘾而且军史留名。
但是，在毛泽东面前，是不能讲条件的。
毛泽东要他顺路把贺子珍带到西安治病。父亲说，她一路话很多，什么都说……“一路上，国民党的县长们听说是毛泽东的夫人，都摆了酒席。哈，我们都沾了她的光……”
父亲回忆，他在离开毛泽东窑洞时，毛泽东最后说了句话：“中国大得很哩！”是啊！面对势如破竹的强大敌人，毛泽东大概是要说，格斗才刚刚开始，小鬼子们，接招吧！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代之而来的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场伟大的民族独立战争到来之际，毛泽东为他的弟子们做好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今天深山学道，明天要下得界去，救苦济世，普度天下苍生。”我的父亲正是背负着这样的使命和思辨走向了抗日的战场。
中国共产党人要走出深山，走向抗日的最前线。他们身负使命，迎接他们的将是八年的浴血奋战。
3 战场上的游僧
国共两党再次携起手来。红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稍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这点点军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日本人的胃口同样也太大了。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并组织起各个阶层的民众打击侵略者，也为了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真正确立起自己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又一次展现出他的智慧。他把他的弟子们像棋子一样的布满了整个中国战场，在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到达的地方，在广阔的敌后战场，大批的红军指挥员和党的干部，单枪匹马地深入到一个独立的方向或地区，搞统战、拉队伍、建政权、打游击。他们身边没有队伍，甚至没有同伴。他们孤身只影，就像一个个游僧，在战火中布道，为了他们的信念，吃尽了千辛万苦。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这样的游僧，但我知道我的父亲——
在抗战最初的两年里，他，就是这样一个在战火中布道的游僧。
上海，他太熟悉了。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这里，转眼就八年了。这里有他上过学的中华艺术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上海艺术大学，他为此和创办这所大学的中国文学泰斗夏衍成了校友。父亲说他当时叫沈端先，是教务长；还有他和同志们秘密集会的虹口公园，他还记得路边那家常给他赊账的小饭铺，1949年解放大上海后，他专程去找过，他说，我还欠他们的饭钱；南京路上最大的百货公司——先施公司，他在它的顶层撒过传单；还有苏州河上的泥城桥，他是在那里被捕后关入同孚路巡捕房的，和他一起坐监的有后来成为朝鲜人民军副总司令的武亭将军，他个子魁梧，他戏谑叫他“狗熊”；南京东路的会审公堂他也记得，和他一起受审的还有红极一时的影星王莹；提篮桥监狱，在那他被关了20多天；还有窦乐安路（多伦多路）的亭子间，他在诗中记载：“残更陋巷传叫卖，涎水画饼充饥肠”；再就是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农民运动的领袖彭湃，就是在这里走向刑场的。父亲说，他年轻时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彭湃。
90高龄的父亲在回忆他青年时代的流离生涯时，旧上海的一切，他都历历在目。
父亲到达上海后不久，日军在虹桥机场挑衅，引发争端，驻扎的日海军陆战队遂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由此拉开了上海“八一三”抗战的序幕。我妈妈说，当时她也在上海组织青年抗日救护队。只是他们还无缘相识，偌大个上海，命运的红丝线还来不及把他们拴在一起。
据前国务院副总理张劲夫回忆，当时从延安派来上海一批老红军干部，都担任过师长以上职务，省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是张爱萍同志，我们在卡德路旅馆二楼见到他，直接归他领导。张劲夫写道：“我高兴极了，见到的不仅是红军，而且是老红军干部，可以跟他们学干军事工作了。”（注：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3页）
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拉队伍、搞武装，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他回忆道：“第一步是培训骨干。先组建骨干培训班，然后扩编成抗日游击军。我盯住了难民群，这些人，对日寇怀有仇恨且又无后顾之忧，尤其是平津的流亡学生，吸纳其中的激进分子，经短期整训后，就可以作为骨干使用了。”
“我一直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溃败之势已成定局。我通过地下党，开始联络他们中的爱国分子，国民党一旦溃散，就连人带枪编入自己的队伍，坚持沦陷区的游击作战。时不我待。”
淞沪之战是抗战初期中日两军主力的首次会战。60年过去了，史学界谈起这场会战的意义以及由此引发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作用的讨论，至今仍喋喋不休。但父亲对我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是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来分析的。这场会战不管在当时对我父亲，还是今天对我们这些后人，的确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父亲说，你把地图翻来看看。
上海地区实际上是夹在杭州湾与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半岛，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地域狭窄，属战略防御的浅近纵深。在这样一个既无战场筑垒准备，又无回旋机动余地的地幅内，面对强敌，国民党囤积精锐主力70万大军，摆开了决战架势，这在战争初期，在战略指导上，是极其轻率的，也是危险的。从战役布势和兵力运用上看，是典型的内战套路。国民党军队是在追剿农民起义军和吞并地方军阀势力中崛起的，虽人数众多，但作战指导思想远不能适应二战机械化兵团大纵深突击的特点。既未形成纵深梯次的配置，又未掌控强大的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亘狭长，紧贴水域，在日舰炮不断轰击下徒增伤亡；二线兵力既不能支援一线，也不能相互构成犄角。这就给对方分割、围堵、聚歼提供了便利。其实，日陆军战术呆板，平推硬攻，但即使这样，开打十天后，防御体系即被日军割裂。由于没有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突击，增援部队逐次添油，不疼不痒，导致各守军被敌紧紧咬住，无法脱身，待援无望，最终只能在一城一地孤立拼杀。
11月12日，日军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成功，对国民党军实施侧后迂回。以二战的水准，这并不是上档次的行动，但由于我方只顾正面，原守军调离，遂腹背受敌，导致整个防线瓦解。仓皇间蒋介石又下令全面撤退，最终形成了兵溃如山倒的狼狈局面。上海沦陷。
淞沪会战书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壮烈的一页。参战军民面对强敌，浴血拼杀，以25万伤亡的高昂代价，毙伤9万敌军，粉碎了日本3个月亡我中华的迷梦，可歌可泣。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初战一仗，国民党精锐主力即被打残，由此导致首府南京的轻易陷落，30万生灵涂炭，日军沿江长驱直入，直逼我中原腹地。这一仗，是否就如现代许多评论家说的，提高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士气和信心呢？还是给当时的人们对抗战的前途、对胜利的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呢？父亲回忆时说：“可以看清楚了，依靠国民党抗战，没有希望。”
中国，危在旦夕。
就在父亲按原定计划在沪杭三角洲地区组建扩充游击军时，“在武汉的中央代表团来指示了，要我立即撤出上海。什么原因没有讲。”父亲说：“太可惜了！”
日军从三面围住了南京。日军以保护国际自由航道为名，在北面长江一线虚留生路。守军长官唐生智弃城逃跑，慌不择路，下了最后一道命令，全体官兵渡江北撤。日军立即用军舰拦击……血染长江。对当时南京情形的描述，父亲的回忆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关南京的报道视角不同。他说，到处是散兵游勇，到处是遗弃的枪支和随手可捡的军用物资，都是国民党退败时丢弃的。老百姓虽恐慌，但也有勇敢的、被激怒的。日本人只占了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周边地区一片空白。人数不多的一些民众自发武装和土匪游击队开始出现，反抗的、打劫的，无政府状态出现了。父亲说他怦然心动，通过曾山同志向武汉中央代表团报告，建议吸取上海失守后仓皇撤退的教训，就地组织武装。等了十来天，中央代表团指示到了：“张爱萍，立即撤回武汉述职。”
究竟是什么原因？对这个延安派来的军委书记如此漠视。按时间推算，长江局这时还没有成立，华中党的工作由中央代表团指导。据后来接任这一地区领导职务的刘少奇同志回忆，在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时，中央代表团赋予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只是协助国民政府，组织党员和同情分子撤往大后方。（注：《刘少奇自述》111页）父亲在回忆中没有提到撤回他的具体原委，我也只能是推测了。上面那些大员们大概会想，这个爱舞棒弄枪的家伙，别再生出什么事来，干脆撤他回来吧！毛泽东委任他的“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的使命转瞬间就这样结束了。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许多当时显赫的人物，王明、博古、周恩来、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还有叶挺、郭沫若都已云集在此。父亲的主要工作：一是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二是接待抗日青年。
父亲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总理、叶帅手下工作的，当时还有李涛、聂鹤亭、边章五、张经武、童小鹏。可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整天和国民党高层周旋、打嘴仗，有什么意思？可一些人热心得很。当时随处可见国民党溃撤下来的军队，都是些散兵游勇，扒火车、抢东西，问起他们战事，连日本人什么样都没见过。军官是一身呢子，扎着武装带、挂着佩剑，金光闪闪的，神气得很。一支军队，衣着漂亮，但贪生怕死；高谈阔论，又没有实在的学识，有什么用？抗战打得那样艰苦，但在武汉的国民党上层圈子里，仍然是一派浮华奢靡的风气。一次蒋介石来训话，也邀请了我们八路军代表，国共合作了，我们也算是友军了。在一个大剧院里，蒋介石一进来，全体起立，只听见乒乒乓乓的椅子声，佩剑掉在地上，叮叮当当的好不热闹。主持人喊，不要再拣啦！听委员长训话。刚安静下来，蒋介石一开口，当啷一声，又掉了一支，大家偷偷地笑。蒋介石皱皱眉头，还没讲两句，当啷！又一声，全场忍不住哄堂大笑……”后来呢？“还有什么后来。蒋介石发了一顿脾气，就拉倒了。”父亲说完，一个人先哈哈大笑起来。
东北三省不战而失；平津沦陷，华北沦陷，察哈尔、绥远沦陷；太原丢失，沪杭丢失，华东、华中丢失，武汉告急；在南京发生30万同胞被屠杀的惨剧……知耻而后勇！一个把自己的人民丢给凶残的敌人的国家元首，一个偏安苟且的政府，一个丢失了大片国土而不知羞耻的军队，是没有胜利的希望的。
这个故事，我不仅听过一遍，在他的笑声里，我感到被他嘲弄的不完全是这批国民党的高官们，也包括对这些他蔑视的高官们寄以希望的中共领导人。怪不得人家不喜欢他呢！
他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所做的工作中，现在有据可查的是按周恩来的指示，到李宗仁那里游说，促使他尽早定下台儿庄会战的决心。这是国共合作的典范，李宗仁也因为这一仗而成为了抗战的英雄。直到几十年后，在欢迎李宗仁回国的宴会上，李见到他说，这位将军好面善啊？在一旁的陈老总说，大总统，你好健忘啊！台儿庄，不记得啦？追忆往事，李宗仁感慨万千。
这件事，不仅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在当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但父亲在回忆中，似乎没有多少兴趣谈它。他在另外的场合曾说过：“我们党这时已经取得了合法与半合法的地位，不利用这个机会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反以帮助国民党抗战为满足，能有什么出息！”
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因为赞赏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希望周恩来给他派个能人去传授传授。父亲因此化名张舟，以政训协理员的身份来到金华黄绍竑的行营。黄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带兵老到。旧军队中有个行规，来了新人，总要找个机会在训练场上比试比试，一来显显自己的威风，二来也摸摸对方的底，算是个杀威棒吧。我军有些部队也常爱干这种事，上级机关派下去检查工作的一些参谋干事，听到下部队就发怵。父亲说他一到，就举行了实弹射击操演，这可是军中的最高礼仪，连以上军官参加，算是欢迎友军代表。为了表示尊重，先请友军代表打第一枪。靶子是装有石灰的罐头盒，打中了白灰就扬起来，老远就看得到。
父亲说：“这帮家伙鬼得很，摆的是鸿门宴，要看我的洋相。因为很久没有摸枪了，不敢大意，第一枪瞄了很久，枪一响，白灰就扬起来了，哈！首发命中。下面两发就有底了，三发三中，全场给我鼓掌。这下该轮到我将他的军了。国民党军队中裙带关系很多，想的是升官发财，他手下的几个将军，试了几个都不行，说是准星有问题，换了几支枪，还是打不上。黄很没有面子，不过他脑子也快，说，都看见了吧！这就是我给你们请来的八路军的训导官。哈哈！”
从目睹上海的“八一三”保卫战，到唐生智的南京大溃败，再到参加李宗仁的台儿庄会战，以至这次到浙江，亲身感受了日军轻而易举地渡过钱塘江，占领萧山的情景。多次战场实地的考察，使父亲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敌、我、友、顽，几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正规军、游击队、地方民团、社会组织，还有土匪武装、散兵游勇，形形色色的人物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他开始制订浙江敌后抗战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的文本，今天还保存在地方党史博物馆里。
早已发黄的纸页上印着这样的文字：“浙江处在敌人进攻武汉的外线和敌人进攻华南的后方，敌在指向武汉，占领南昌后，把浙江丢在后面，这就给我们控制浙江，坚持浙江的游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可北击向武汉进击之敌的翼侧，威胁他的江南后方；南可出击向华南发展之敌的后背，钳制敌向华南的行动。”（注：《张爱萍军事文选》25页）
文中列举分析了国民党军的状况。为阻挡日军，竟然炸掉了刚建成两个月的我国唯一的双层铁路公路大桥，即使这样，日军以极少兵力，利用夜暗偷渡过江，夺取萧山。国民党当局偏安苟且，一遇战事，则风声鹤唳，一乱百乱。此次沿途所见，逃难最忙者，多属机关眷属，拉车包船，惊慌不堪……如日军下一步发动打通浙赣线的攻势，黄绍竑部必然撤逃。因此建议，立即在黄绍竑部发展我党力量，组织起我党领导的真正抗战的骨干队伍。
在信的最后，他表达自己的决心：“一旦浙东为敌占领，我决心和这里的同志们留在金华地区开展游击作战。”父亲回忆说：“在江浙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是毛泽东亲自交给我的任务，离开延安算来快一年了，还在东奔西走，我觉都睡不着。”
他在焦虑中等待了一个月，中共长江局的密件到了：张爱萍立即撤出黄部，迅速回武汉述职。
他又踩上红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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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从许多历史资料中得知，长江局的工作思路仍是沿袭大革命时期依靠、利用国民党进行北伐的方针，派人打进国民党军队，帮助他们恢复政治工作，寄托于他们进行抗战。和我父亲在同时期工作的张劲夫说：“我们当时接受的任务，只明确帮助国民党军队坚持抗战，推动国民党军队进步。至于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怎么办？是否留下来组织群众坚持游击战争，没有得到明确指示。”（注：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5页、12页）
当他重新坐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办公桌前的时候，他内心的郁闷是难以言表的。没有人会告诉他这是为什么。长江局的书记是王明，而他只能是找周恩来，周恩来在静静地听完他的倾诉后说道，就把它刊登在《群众》周刊上吧！这是一本中共长江局出版的刊物。我是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的，翻开1938年8月13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目前的浙江应该做些什么？》的标题映入眼帘。它在这里静静地躺了60年，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看过这篇文章，但我能感受到当年父亲那颗跳动的心和他无法诉说的委屈。
使他感到委屈的还远不止这些。在这之前，有一个叫孙力的女孩走近了他。武汉蛇山刨冰堂有个抗日干部培训班，周恩来派父亲去授课。几次以后，下课时总有一个女孩子在等他，左问右问的，两人慢慢熟悉起来，自然有了好感。父亲还给她改了个名字，把孙力的“力”，改成了“莉”。大概是经历了战火的男人更渴望柔情吧。就在爱情悄悄地向这对青年男女走来的时候，军委特工部长李克农找到父亲。李是父亲的老相识，私交甚密，李告诉他，孙力可能是个托派分子。父亲极为诧异。李劝导说，不能再来往了！你和孙力的事，延安都知道了，毛泽东在一次开会时还点了你的名，听说张爱萍被一个托派拉下水了！这无疑是五雷轰顶。托派、恋爱、战争、特科、领袖……当这些名词连在一起时，意味着什么？当然，今天的人们可能不会再在意这些了。
托派，这是个让几代人都谈虎变色的名称。这个从共产国际引进来的概念，几乎就是反革命的代名词，而中国的托派则又增加了汉奸、特务的色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共中央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注释中，才对托派做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不再把他们称之为敌人了。这大概算是一种委婉的正名吧。
我问过父亲，他说：“是别人诬告的，一个同志的妹妹，原想介绍给我，我没有理睬她。后来，她知道了我和孙力的关系，想拆散我们，就编出了这个故事。这也是事后李克农告诉我的，组织上查明了是诬告。”
但时光不再倒流。后来，这个姑娘去了三斗坪，我的父亲去了豫东，从此天各一方。再见到时，我都已经出生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陪着父亲在庭院里漫步，月光如水。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用他浑浊的目光仰望那轮圆月，很久才说出一句话来：
“这是没有选择的；……这是党的纪律。”
爱情的失意与事业上的无奈交织在一起。他在奔赴抗日前线的那个晚上，在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领袖亲自交代他任务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这一晃，一年就过去了，毛泽东交给他的在江浙敌后开展游击战的任务，他完成得怎么样呢？今天，终于又听到领袖的声音了：自己是被个女人，而且是个托派，拖下了水，不管这个传言是真是假，足以使他心痛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命运竟会如此地捉弄着他，28岁的他，真的想不明白了。
但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三弟从家乡来了。三弟张灿明，也就是我的三叔。父亲曾写过信，要他和家乡的青年们一起出来参加革命。巧的是，他们一行遇到了父亲的挚友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据说是在船上，罗见一群青年学生在唱抗日歌曲，凭着共产党人特有的敏感，他去接近这些孩子们。当知道是投奔延安时，他好奇地问：“你们到延安找谁呢？”“找我哥哥！我哥来信叫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后来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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