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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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农村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这也就是我们习惯上所指的敌后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正如毛泽东说的，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了。当然，也有一部分处在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占领区的夹缝地带。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带。以后发生的几次惨案和失败，大多源于此处。

对下一步局势的走向，父亲说：“我那时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普遍的看法是：日军在夺取武汉后，必然要打通平汉线，也就是北平至武汉的铁路沿线，控制以河南为中心的广大中原地带，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占领区衔接起来。然后，以此为依托，沿粤汉线，也就是武汉至广州的铁路线向南推进，夺取华南。从而挤压蒋介石于大西南，夺取并控制大半个中国。”

依据这个判断，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初期的战略意图了：待上述形势来到时，我军随敌后跟进，渗透中原，以豫西的伏牛山和鄂北的大别山为依托，北联华北，中联华中、华东，南联鄂豫皖根据地，在马蹄形的两端，拉直南北的这条轴线，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原敌后游击区。为此，要求在豫东等待机会的彭雪枫支队随时准备向西出击，实现这一战略意图。

宏伟的构想，神圣的使命，让热血男儿心潮澎湃。应该说，向西较之向东，气魄更大，前景也更为诱人。

但实施这一构想，必然会遇到两个不确定的因素：第一，这个局面什么时候才会到来？第二，这个局面一定会到来吗？这，就是这一计划致命的死穴——因为，这个局面的到来，是有赖于日本人的。但如果日本人无意或是无力打通和控制平汉线和粤汉线两侧的广大地区呢？那么中原地区仍然会维持日、蒋对峙的局面，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其坐等，不如另图发展，这正是父亲坚持向东发展的立论依据。

1938年10月25日，汉口弃守，抗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武汉会战结束。4个多月来，中日两军在数千里的战线上，进行着激战。日军使用兵力达12个师团，死伤达10万人以上。中国参战部队133个师又13个团，伤亡14．34万人，被俘官兵9500余人。仅大别山一役，据日方统计，日军伤亡约4400余人，中国军队阵亡约1．5万人。战况惨烈。

武汉虽然丢失了，但武汉会战的意义并不在于此。历史学家们是这样评价的：这次会战虽以放弃武汉告终，但使日军力量受到很大消耗，尔后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日军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破产了。

战争的双方，从此进入了相持阶段。

随着双方战争力量的消耗，战事渐次进入僵局，参战各方的作战意志和企图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日本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对中国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国民党人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中国实在太大了，假如继续深入中国的腹地，无休止地追击那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结果只会使自己精疲力竭。而他们自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华北和华中地区，能有效控制的还不足10％——基本上是在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干线上。因此，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确保对占领区的控制。首先，要集中兵力清剿在占领区内共产党的抵抗力量，使占领区内的资源能够弥补一下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其次，要拖垮国民党人，瓦解他们的意志，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

面对日本进攻势头的衰减，国民党领导人也意识到，日本人其实并不可怕，两军只要保持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以中国的地广和众多人口拖住他们，坐等西方盟国腾出手来，局面不愁不变。现在，令人不安的倒是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地区性的实际控制，这些，对战后的国家统一和稳定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他们对与日本人作战，开始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了。

共产党应该怎么办？

抗战初期，我军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毛泽东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华中。这里所说的华中地区，和现在的概念有所不同，是指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的范围，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集中在淮河流域的江苏、安徽，连带河南东部。这是一个位于敌人后方的，直接威胁到南京、上海敌伪巢穴的战略前冲地带。抢先夺占它，可以打通华北和华东的联系，北连八路军，南接新四军。而皖东北又是通向华中核心区苏北的必经之路，是经略华中的滩头阵地。回顾这段历史，父亲曾撰文写道：“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并强调，大力发展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明确指出，这个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北可连山东，背靠八路军一一五师；西可连冀鲁豫，与一二九师相呼应；将来连成一片，既可独立作战，相互配合，并可为以后西进南下预作安排。”（注：《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张爱萍、刘瑞龙等著）

父亲回忆说：“中央当时考虑日本人控制了平汉路，我们可以依靠平汉路以西，在南阳、伏牛山一带打游击。但现在情况变了，它已经不是抗战初期大举进攻的架势了，它占了大半个中国，控制都困难，没有力量继续向西了。我们不能把自己摆到面向日本人，背靠国民党的位置上。我们只能向敌后发展，这样，国民党想和我们搞摩擦也没有办法了。”

“再一点，即使日本人要打通平汉路，什么时候呢？难道我们就在这里坐等？豫皖边的南面紧靠国民党第一战区，摩擦要发生了，待在这个地方是不行的。不如乘此向路东发展。”

父亲继续他对这次会议的回顾：“我太了解彭雪枫了。我向彭雪枫提出来，自己先去路东，算是给你们侦察一下。彭先不敢同意。正巧晚上路东来了个同志，叫刘子吾，是宿县地下党的。他报告说，敌人兵力不大，只占了几个县城和大一点的镇子。特别提到，立煌（注：金寨县）来了个专员，叫盛子瑾，很开明，在发展武装。根据他谈的情况，更坚定了我的决心。第二天，我又提出到路东去的想法。吴芝圃同意了，彭的想法也变了。”

“我太了解彭雪枫了”，我相信父亲的这句话。在我很小的时候，听父亲讲起他自己的经历时，总会时不时地蹦出彭雪枫这个名字。我读过《彭雪枫家书》，林颖编撰。她在前言中说，在她和彭雪枫相识后的短短3年里，彭给她写了80多封信。实在是不算少了！信中那些文笔流畅、细腻婉约的语言，凸显出30年代新潮派文人的风格。信的内容，充满了对人生的抱负和为理想而献身的豪情，同时，流溢于笔端的是军旅男儿对年轻妻子缠绵悱恻的恋情，使人联想起苏东坡笔下的周瑜：“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以我有限的涉猎范围，我至今尚不曾发现在党内老一辈人中是否还有第二个人，像彭雪枫这样将文人雅士的多情善感，与金戈铁马的军人气质集于一身。侠骨柔肠啊！

彭雪枫比我父亲大3岁。长征中过了大渡河，调父亲到13团当政委，和彭雪枫搭班子，父亲死活不愿意。他说：“我那时在红11团，团长邓国清负伤了，王平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两个配合得很好，调我去彭雪枫那里当政委，我就不去，那个家伙英雄主义的厉害。后来，彭德怀发了脾气，我只好去了。”前些年，听王平也说起过这件事：“本来是要我去的，我一听说给彭雪枫当政委，我不干。我说自己能力不行，还是张爱萍行，哈哈！把这个难题推给他了。”邓子恢也有类似的说法。张震回忆录中说：“一次，子恢同志同我讲，开始上级要他到4师来时，他心里也有点害怕，因为听说雪枫同志爱发火，脾气怪。在一起工作后，彼此间都很尊重，配合得很默契，相处很好。”（注：《张震回忆录》216页）

我军将领中，有一些人，是很难给他们搭班子选政委的。彭德怀算一个；林彪也算一个；彭雪枫当然不用说了，这么多人都不愿意给他当政委。我也听有人说过，张爱萍也算一个，哈！说到我们老爷子头上了。还有说刘亚楼、韩先楚、王震的。我自己接触过的有北京军区的司令秦基伟、周依冰，给他们当政委也不是件轻松的事。除了我们通常讲的德才和资历外，气质、秉性都至关重要。军、政首长搭班子，两个一把手，要互补，而不是相克。奇怪的是，人们在谈起他们的这些毛病时，似乎都很宽容，看来对一个军事指挥员来说，脾气大兴许不是缺点，重要的是看他在战场上的勇敢顽强。

父亲和彭雪枫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极富理想的热血男儿；都是小知识分子出身，博览群书，擅长吟诗作赋；既热衷于真刀真枪地拼杀，又喜欢钻研军事理论。性格气质上，又都是那样桀骜不驯；甚至，两个人名字的风格都那样相似，一个爱萍，一个雪枫，都带着同样的飘逸和浪漫。在我们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中，他们的个性特征尤显得惹人耳目。生活的阅历告诉我，可以是朋友的，未必能成为搭档。也许正是这种相似，使他们在情感上惺惺相惜；而在建立功业上，都会固执地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行，而义无反顾。

父亲说：“长征时，一路走着，彭雪枫总说，要走到哪一天呢？我说，管他呢，天塌了有长子顶着。有几次聊得彭老总火了，就喊……”

“……翻过了四座雪山，我就感到体力不行了，没有力气，这种感觉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沿途看见的都是牺牲的战友，特别在宿营地，到处是尸体，只能把他们抬开，再睡在那里。自己明天还能起来吗？不知道……冻、饿、疲劳。最后一座雪山是梦笔山，一些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了，许多带的是冲锋枪，我舍不得丢掉，就自己挑起来。彭雪枫一直在山顶等着我，说你老兄终于上来了，你挑那么多枪给谁用啊？我一想，是啊，部队一再减员，妈的，一下子全扔到山谷里去了。”

我没有见过彭雪枫，也不知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但说到这里，他们两个身上不同的特质我已经能够触摸到了。彭雪枫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指挥员了，而我父亲呢？他好像还没开窍。

父亲决心离开彭雪枫，执意独闯路东，是不是还另有隐情？据刘玉柱（注：二机部副部长，时任彭雪枫支队宣传科长、豫皖苏省委秘书）讲，他到竹沟向刘少奇汇报，带回了一封信。他向我父亲透露说，少奇同志对几个领导同志的职务已经做了安排，并决定成立豫皖苏省委，由吴芝圃（注：建国后曾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当书记云云。

父亲说：“这封信没有看到，宣布时，我任豫皖苏省委书记，上面还有个党政军委员会。……我就有了些想法。”

究竟有没有这件事？刘少奇的信上写了些什么？历史尘封的往事无人知晓。干部的配备，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何况这种事捣腾出来又有何意义呢？我只是想了解我的父亲，为什么他就不肯留在彭雪枫的部队里，为什么如此义无反顾地冒着危险独自走向敌人的营垒。不错，他向来在自己认定的事情上，是不容动摇的。但这里或许多少也有些委屈和不平，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年轻人，那年他才29岁。

而年轻人身上的冲动是可贵的。应该说，父亲的这个决定是理性的，是建立在对抗日战争特殊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但同时也是冲动的、激昂的。孤立和不服气有时也是兴奋剂，也会激励人，尤其是当自己怀有抱负，握有真理，它会激励人们去探寻、去冒险、去证明自身的价值。

同生共死的战友，今天又要各奔前程了。

前面的道路有多艰险？谁也不知道。但决心一下，就再也不允许瞻前顾后了。也许是不放心吧，彭雪枫说，再带一个人去吧。据国防科工委办公厅主任黄林同志回忆，他当时是党政军委员会秘书，临行前，彭雪枫说，看你的鞋都破成这样了，要供给处给爱萍赶做双新鞋吧。父亲记得，过雪山时，他有些喘不上气来，彭雪枫说，你病了吗？骑我的骡子吧！父亲的那匹骡子在过泡桐岗时摔死了，全团就剩彭的这匹。两人你推我让，最后还是伤员骑了。

他曾就独闯皖东北这段经历写过一首长诗，但诗中反映他当时心态的只有两句：“恨不生双翅，疾飞到路东。”

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向东发展的举措是正确的。他到皖东北后，仅用了三个月，就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建立了5县16区的皖东北根据地。很快又将豫皖苏与苏北连成一片，以至于日后彭雪枫在路西走麦城时，才有了便捷可靠的退路。

对这段历史，至今人们说法不一。1987年，长期跟随彭雪枫、担任彭雪枫参谋长的张震曾撰文，题为《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其中写道：“根据少奇同志5月份关于……的指示以及张爱萍在淮上时曾提出的可向津浦路东发展的意见，7月份张爱萍到皖东北地区……创建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由于我们对皖东北的情况不了解以及对开展这一地区工作认识不足，没有派部队随爱萍去，失去了一段有利时机。”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那段历史一个委婉的交代吧。

5　草莽江湖

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我曾经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

“爸，在你这一生中，什么时候最苦、最艰难？”

沉默……

显然，在这以前，他还没有从这个角度回顾过自己的人生。

“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吗？还是在长征途中？”我试图诱导他。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表情凝重地说：“不！在皖东北，在九旅，在生你的那个地方。”

他为什么会把在皖东北敌后组织抗日武装这段历史，看作是人生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呢？这仅仅是他个人特有的经历？还是深含着更大的全局上的背景呢？当年曾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是这样回顾的：“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注：《刘少奇自述》119页）

毛泽东要深入敌后，抢占华中，蒋介石也不是傻瓜，更有甚者，他都联想到，华中一旦被共产党控制，即使抗战胜利了，他要再回南京、上海恐怕都困难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又说：“这是和华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独是在同敌伪的不断战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顽固派的不断自卫斗争中，即是说，是在三角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注：《刘少奇自述》122页）父亲解释说，华中抗日斗争的特点，是和敌、伪、顽的斗争。这里的敌，是指日军，伪是汪伪汉奸，顽则是指专门和我党搞摩擦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叫顽固派。

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的这个先敌抢占华中的战略思想并没有被党内同志所理解。刘少奇在《自述》中继续回忆道：“1938年，党的六中全会决定了发展华中的方针，但这时发展华中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但“还来得及补救”。可我们又“继续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注：《刘少奇自述》117页）

刘少奇在这里指的是又犯了个什么错误呢？他说，我们估计日军攻陷武汉后将继续向内地发展，因此我们将着眼点集中于可能成为敌后的河南，而忽略了津浦路和淮南路以东现有的敌后广大地区。他的这个结论和我父亲当时的主张是一致的。刘继续说，一直到1939年冬，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来了，在河南发展不可能了，才把中心移到津浦路两侧去。但这时，时机过去了，条件更困难了。国民党在敌后恢复了他们的秩序，而我们在那里则很孤立。他写道：“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注：《刘少奇自述》119页）

皖东北，这是个不算太大的地区，相当京津唐地区，甚至还要小一些。用现在作战条令来衡量，也就是约合一两个集团军的活动地幅，但从当时历史条件下军队的作战和机动能力来看，建立一个旅一级的游击区已经是足够的了。鬼子和伪军16000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县城和乡镇，共100多处，平均每个点不过百八十人，兵力相当分散。父亲回忆说：“国民党正规部队都跑光了，这个地区从国民党统治变为日伪统治，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还在，只不过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我是沿着父亲当年进入皖东北的路径寻访的。经涡阳的临涣集向东北，再从宿县的符里集和夹沟之间穿越京沪铁路（当年称津浦线），就进到皖东北地界了。现在这里已经是车水马龙，居民点、集贸市场星罗棋布，熙熙攘攘。为了体验当年的感觉，我特意将车开上了一条早已废弃的老路。

一组镜头：1939年的夏天。一个29岁的青年，着布衫，戴斗笠。手里拿着东西？或者没拿？这不重要。空旷的原野上依稀散落着村庄，两边的庄稼随风浮动，像大海的波涛，天好蓝，云好深。在战火纷飞中，告别了自己的同伴，只身走向敌营，没有武器，没有队伍……前面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是你一个人去的吗？父亲告诉我，还有一个向导，叫刘子吾，是宿县地下党的交通员；再一个是游击支队的民运科长刘作孚。后来，刘作孚换成了宣传科副科长刘玉柱。一行三人，穿越了鬼子的封锁线。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不懂得什么叫乱世了，当年在这里作过战的军委副主席张震用两句话作了概括：“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战乱中的皖东北大地，一时群氓蜂起、土匪啸聚、水寇出没、恶霸横行。

父亲他们一跨过铁路，就遇到一伙人，簇拥着，斜挎着盒子枪，看不清面目，但从走路的姿势看，侉侉的，不像是好人。是土匪！快跑。好在这时青纱帐起来了，也就是高粱地，皖东北叫绿豆秫秫，钻进去对方就不敢贸然进来了。父亲考虑，敌后侦察，免不了鬼子盘查，反复权衡，就不带枪了，可不带又有不带的麻烦，他说：“撞死在土匪手里才冤呢！”

肚子走饿了，到集镇上搞点吃的。在铁路边临涣集的一个小饭铺里，遇上了鬼子汉奸盘查。他说：“我倒真想会会他们。鬼子这样分散，组织小分队突袭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第一站在宿县的时村歇脚，巧遇国民党泗县县长黎纯一带着百十号人的队伍过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不要以为就共产党懂得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的零星小股也先我渗透进来了。既是友军，不妨一会，黎还是四川老乡呢，见是武汉八路军派来的高参，大地方来的，设宴款待。酒刚过三巡，就听枪声大作，说是鬼子来了，黎连告辞都来不及，拽着县大队就溜了。父亲说：“他不行！”听得出，他根本不把这个异党的竞争对手放在眼里。军人就是军人，枪声很刺激，它让人兴奋，枪声里隐含着重要的信息，他迎上前去。果然，枪声给他引来了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的营长梁兴初（注：原成都军区司令员），他带了一个营从山东窜过来，和鬼子打了个照面。这是北方局所属的一支山东部队，而父亲是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属中原局。虽不是一个系统的，但他对外的身份是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高级参谋，也可以说是梁的上级了，何况他们在红军时期就很熟悉。他才得知，山东的八路军也在打皖东北的主意，时不时地派小股部队在这一带出没。梁还告诉说，我们的头头可是你的老熟人，谁？吴法宪；谁是吴法宪？就是吴文玉啊！

噢，吴胖子！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在中央苏区团中央工作时，吴年纪小，他们愿意带着这个活泼的小胖子一起玩。由彭明治、吴法宪带的苏鲁豫支队，是支正规的红军部队，长征路上一起走过来的，如今兵员齐整，装备精良。他这个豫皖苏省委书记，不过是个空头司令，谁知道那儿水有多深，既然您老兄一意孤行，就自己去蹚蹚吧。他现在该知道这里的凶险了，他真诚地说服梁能留下，共图大业。但梁实在为难，他们归山东方面节制，今晚就得返回，军令如山啊。父亲说：“我还是给吴胖子写了封信，并交代了电台沟通的办法。”

吴胖子还真不错！父亲再次过路东时，吴法宪真带着部队来接应他了。吴说，我给你开路。父亲说，那还不把人家都吓跑了，怎么搞统战？你就带人后面跟着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枪杆子的天下，有了吴胖子保镖，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拜会地头蛇了。许志远，当地恶霸，抗战后投靠国民党桂系，被任命为沦陷区灵璧县县长。雷杰三，许的嫡系，握有五六百条枪，横霸一方。他们在几里路外就布开了阵势，刀枪剑戟地欢迎新来到的友军代表。

是挺悬的！我说，国共两党是多年的仇家，就不怕人家下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