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半-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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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孕产妇死亡率（可避免，却依然每分钟都在夺走一名妇女的性命）。
　　　　我们提出的让女孩接受教育及小额贷款等解决之道，目前也已在进行。的确，世界有许多不公平之处、有许多值得关注及支持的目标，而我们各有所拥护的理想。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议题上，是觉得这种迫害及其背后的机会都能跨越界限。我们看到，外人的帮助的确可以带来重大的转变。
　　　　让我们再回到拉思的例子。拉思的故事真的带给我们巨大的震撼，我们想找出马来西亚的那家妓院，采访一下那名老大，争取解救依然困在那里的女孩，可惜我们无从得知妓院的名称或地址。（拉思当时不懂英文，甚至连罗马字母也不认得，因此看不懂招牌。）当我们问她愿不愿意回到吉隆坡协助我们找到那家妓院时，她顿时吓得面如死灰。“我不知道，”她说，“我不想再面对那件事情。”但是，最后她心软了，跟家人商量后，终于同意回去一趟，希望拯救她的女性朋友。
　　　　拉思在一名口译员及一名当地反人口贩卖人士的保护下飞回吉隆坡，尽管此次回去情境已完全不同，但当抵达红灯区时，她看到那些在别人看来是象征欢乐、对她而言却勾起痛苦回忆的霓虹灯，还是吓得全身发颤。
　　　　最后我们得知，自从拉思逃跑之后，马来西亚因为人口贩卖而饱受舆论批评，警方已破获几家最残酷的监禁女孩的妓院，其中包括拉思被卖去的那一家。国际的谴责迫使政府采取行动，让处于权利金字塔底层女孩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样的结果再次显示，这是充满希望的行动，而非渺茫无望的目标。
　　　　可能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发生在遥远世界里的荣誉谋杀、性奴役和外阴残割等事情，虽悲惨但不可避免，就像以前许多正派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也普遍认为奴隶制度是人类生活中令人遗憾但不可避免的现象一样，在他们看来，对女性的迫害仅仅是另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恐怖行为而已。但是18世纪80年代，以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4为首的一些英国人愤怒不满，认为奴隶制度违反道德，非得废除不可，而他们的确做到了。今天我们看到类似的情况正在萌生，那就是解放妇女的全球运动。
　　　　因此，且让我们一开始就厘清重点：我们希望你加入这刚起步的救援行列，开启女性作为经济催化剂的力量，解放妇女，对抗全球贫穷。这就是目前正在上演的：不是受害者之剧，而是赋予力量之剧，这能够把青春洋溢的活泼少女从妓院性奴转变为飞黄腾达的女商人。
　　　　这是一个关于脱胎换骨的故事。这样的改变已经发生了，如果你敞开心扉加入我们，就能加速这个进程。
　　　　
　　　　第一章　解放21世纪的奴隶
　　　　
　　　　女性除了阴道之外，对于文明应该还有其他部分可以贡献。
　　　　——克里斯托弗·巴克利，《阿拉伯的弗洛伦斯》
　　　　（Christopher　Buckley；　Florence　of　Arabia）
　　　　福布斯根杰镇的红灯区其实没有红灯。没错，那里没有电。妓院只是泥路上以泥砖为墙的家庭宅院，再独立搭盖几间茅屋给恩客使用。泥路上孩子们在追赶着玩耍，转角处有一家单门脸店面，卖色拉油、米和一点糖果。在比哈尔这个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北印度穷乡僻壤，除了性交易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商业活动。
　　　　米纳·哈西纳走在路上时，小孩都停下来，瞪着她瞧。大人也停下脚步，有些还对她怒目而视，紧张感油然而生。米纳30多岁，褐色皮肤，眼神温暖，笑起来有鱼尾纹，左鼻子上穿了一个饰纽，是个可爱的印度妇女。她一身纱丽，把乌黑的头发往后束起，漫步在那些看不起她的人群之中，显得相当自在。
　　　　米纳是印度的伊斯兰教徒，多年来都在纳特（Nutt）部族所经营的妓院里卖淫。“纳特”是控制当地性交易的低种姓阶级部族，传统上从事卖淫工作，也喜欢犯一些不甚严重的小罪。他们是横跨两代的卖淫世界，即母亲自己卖淫，也把女儿养大做同样的事。
　　　　米纳经过一家家妓院，走进一间较大的茅屋（这个茅屋有时也用作学校），找个舒服的姿势坐好，那些停下来看她的村民又慢慢地重新干他们的活了。
　　　　“我八九岁遭绑架被卖掉。”米纳开始娓娓道来。她出生于尼泊尔边境的贫穷人家，被卖到纳特部族，又被带到乡下一间房子里。妓院老板把青春期前的女孩养在那里，直到她们成熟到能够吸引嫖客。12岁那年（她还记得是初潮来临的五个月前）她被带到妓院。
　　　　米纳·哈西纳和儿子在印度比哈尔。
　　　　（拍摄：尼可拉斯）
　　　　“他们带进来第一个嫖客，跟他拿了许多钱。”米纳面无表情、语气平淡地回忆道。这样的初次经验，跟柬埔寨女孩拉思的遭遇类似，因为全世界的性交易都采用同样的经营模式，也使用同样的手法来破身。“我拳打脚踢，又哭又闹，让他无法得逞，”米纳说，“妓院老板最后不得不把钱还他，之后就用皮带、棍子和铁棒把我毒打一顿，我被打得皮开肉绽。”她摇摇头，好把记忆甩开。“但是就算他们打得再狠，我也抵死不从，后来他们亮出刺刀，说我要是不乖乖听话，就把我杀了。他们又试了四五个嫖客，我还是死不认命，他们继续毒打我，最后无计可施，只好把我麻醉：在我喝的水里掺酒，让我醉得不省人事。”接着，其中一名妓院老板强暴了她。她醒来后，宿醉难受，下体疼痛，明白了生米已煮成熟饭。“我是个废人了。”她当时心想。于是让步，不再对抗。
　　　　在米纳所待的妓院里，暴君是该家族的女家长阿伊奴。有时候阿伊奴会自己动手毒打女孩，有时候则指派媳妇或儿子来执行任务，他们全都心狠手辣。
　　　　印度比哈尔的黑道试图强迫图中男人将女儿卖入妓院。他拒绝了，并让女儿躲了起来，于是黑道毁了他们的家。“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帮助了这个家庭。
　　　　（拍摄：尼可拉斯）
　　　　“甚至不准我哭，”米纳回忆道，“要是有一滴眼泪，他们就会继续打。我总觉得生不如死，有一次从阳台往下跳，结果毫发无损，连脚都没断。”
　　　　米纳和其他女孩从来不准离开妓院，也从来没拿过薪水。她们每天通常要接待十名或更多的嫖客，一周七天。要是女孩眯眼睡着，或是抱怨胃痛，老板就用毒打来解决问题。要是谁流露出任何反抗迹象，所有人都会被召集起来，目睹顽强不从的女孩被五花大绑之后狠狠鞭打。
　　　　“他们会把音响开到最大，好掩盖尖叫声。”米纳面无表情地说。
　　　　由此可见，说印度的现代奴隶比其他任何国家还多，几乎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印度有200万～300万名娼妓，虽然她们当中有许多是自愿卖淫，而且能拿到酬劳，但大部分是非自愿进入性产业的。2008年关于印度妓院的一项研究发现，从十几岁就入行的印度和尼泊尔娼妓，大约有半数表示她们是被强行带入妓院的；二十几岁入行的女性，比较可能是出于自由选择，经常是为了养孩子。一开始被迫入行的，通常最后还是会接受命运，心甘情愿地卖淫，因为她们没有其他技能，也因为深受社会歧视而无法从事其他工作。
　　　　矛盾的是，在性方面最为严格保守的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反而是从妓人数特别多的国家。因为当地的年轻男子很少跟女友上床，通过娼妓来发泄性欲就变成是社会可以接受的。
　　　　这种不言而喻的社会默契隐含的意思是：上层阶级的女孩保有贞洁，而年轻男子在妓院得到满足。在妓院工作的是从尼泊尔、孟加拉国或印度贫穷村庄所买来的少女奴隶。只要这些女孩是像米纳这样未受教育、低种姓阶级的乡下人，社会就会刻意忽视她们——就像南北战争前的许多美国人刻意忽视奴隶制度的恐怖，只因为被鞭打虐待的人看起来跟他们不同。
　　　　在米纳所待的妓院里，没有人使用保险套。米纳目前是健康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做过艾滋病病毒筛检。（虽然印度的艾滋病并没有肆虐，但是娼妓面临的风险特别高，因为要接触大量的客人。）后来米纳意外怀孕了，这让她的心情跌入谷底。
　　　　“我不想生孩子，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我不想再浪费另一个生命。”米纳这么说。但是就跟印度许多妓院一样，阿伊奴的妓院喜欢手下的女孩怀孕，认为这是繁殖新一代“摇钱树”的大好机会。孩子生出来后，女的长大成为妓女，男的成为洗衣做饭的仆人。
　　　　在没有医疗设备协助的情况下，米纳在妓院里生下一名女婴，取名为奈纳。很快，阿伊奴就把女婴从米纳身边带走，一方面不让她喂哺母乳（嫖客不喜欢分泌乳汁的妓女），另一方面把女婴当作人质，确保米纳不会逃走。
　　　　“我们不让奈纳留在你身边，”阿伊奴跟她说，“你是妓女，没有名誉，随时都会逃走。”后来米纳又生了儿子维瓦克，妓院老板也把他带走了。米纳的两个孩子都在妓院里由他人抚养，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宅院里她不准进入的区域。
　　　　“他们软禁我的孩子，认为这么一来我就不会逃跑了。”她说。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样的策略成功了。米纳曾经帮13名女孩逃脱，自己却没有逃走，她舍不得孩子。留下来的后果是遭受作为惩罚的一次又一次毒打。
　　　　阿伊奴年轻时也是妓女，因此对年轻女孩毫不同情。“如果连我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可以做妓女，你们也可以。”阿伊奴这么告诉女孩。她的确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当了妓女。“她们也是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只好认命，”米纳解释，“没有人想做这行。”
　　　　米纳估计，生活在妓院的十几个年头里，她平均一周有五天被打。大多数女孩很快就承受不住，妥协了，米纳却从来没有轻言让步。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顽强和固执，必要时可以誓死不屈，这是村民不那么喜欢她的一个原因。她违反了印度乡下所认同的女孩该有的柔顺气质，她不仅顶嘴，而且还手。
　　　　警方似乎不可能是妓院女孩的救星，因为警察定期光顾妓院，而且能得到免费服务。然而米纳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有一次她就偷偷跑到警察局求救。
　　　　“镇上一家妓院逼我卖淫，”米纳对警察局里一脸错愕的值班警员说，“老板没命地打我，还软禁了我的两个孩子。”其他警察出来观看这难得一见的场面，边看边冷嘲热讽，赶她回去。
　　　　“你还真有胆啊！”一名警察斥责她。米纳执意要告妓院，最后警方不得已，只好要求妓院承诺不再打她，才把她送回去。妓院老板没有立刻处罚她，但是一名友善的邻居偷偷警告米纳说老板打算杀了她。这在红灯区并不常见，就像农夫不会杀掉好乳牛这样的生产资料。但要是有人把这里闹得鸡犬不宁，老板也只好杀鸡儆猴。
　　　　米纳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只得抛下孩子逃出妓院。她搭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到福布斯根杰镇，该地有人向阿伊奴的一个儿子马奴杰报告米纳的行踪，他很快赶到，并把米纳毒打一顿。马奴杰不想让米纳再回到妓院惹麻烦，他命令米纳在福布斯根杰镇接客，把赚来的钱交给他。米纳不知道要是不乖乖照做是否还能活命，就同意了。
　　　　每次马奴杰来福布斯根杰镇收钱时，都对米纳给他的钱数相当不满，借此又是一顿痛打。有一次马奴杰把米纳摔到地上，用皮带狠抽，这时一名令人敬佩的当地男子——他叫库德兹，是名药剂师——打断了他：“你已经在利用她的身子，把她压榨成这副样子了，你还想把她打死吗？”
　　　　库德兹并没有扑到马奴杰身上把他揪开，但是对于米纳这种受尽社会白眼的女子而言，有任何人挺身而出替她说话，都算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马奴杰住手后，库德兹把米纳扶了起来。米纳和库德兹住得很近，这次的事件让两人产生了情谊。之后，库德兹时常来找米纳聊天，后来向她求婚。米纳兴奋不已地接受了。
　　　　马奴杰听说这桩婚事后勃然大怒，他说愿意给库德兹10万卢比（2500美元5）——非比寻常的高价——让他放弃米纳。这也许正反映了他的担忧：米纳可能会利用已婚妇女的新地位，为妓院带去麻烦。库德兹对于这项交易无动于衷。
　　　　“就算你给我25万，我也不会放弃她，”库德兹说，“爱情无价！”
　　　　米纳和库德兹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儿，然后回到老家寻找父母。她母亲已经过世（邻居说米纳失踪后，她母亲一直哭泣，最后疯了），她父亲看到女儿有如死而复生，不禁又惊又喜。
　　　　生活显然变好了，但是米纳忘不了她留在妓院的两个孩子，常常搭五个小时的巴士回到妓院。她站在外头，恳求他们把奈纳和维瓦克还给她。
　　　　“我尽可能多回去，”她回忆着，“我知道他们不会还我，还可能往死里打我，但我觉得我必须试试。”
　　　　没有用。阿伊奴和马奴杰不让米纳进入妓院，他们用鞭子抽她，把她赶走。警察不理她。妓院老板不但威胁要杀了她，甚至扬言要绑架她与库德兹生的两个小女儿，然后卖到妓院去。有一次，两个流氓出现在米纳家，要把两个小女孩偷偷带走，库德兹抓起一把刀，厉声警告：“你们要是胆敢动她们一根汗毛，我就把你们碎尸万段。”
　　　　米纳为她两个小女儿的安危恐慌不安，但是她也忘不了奈纳。她知道奈纳即将进入青春期，很快就会被推入市场，但是她能怎么办？
　　　　常年采访米纳这样的女性，我们对于性交易的定义有了不同的看法。我们在美国长大，在中国和日本都生活过，认为卖淫是女性改变境遇或走出贫困的方式。在香港，我们结识过一个澳洲妓女，她偷偷把雪莉带到她“男人俱乐部”的衣物间与当地女孩见面，这些女孩都是因为看到了致富机会而下海从妓的。我们以前当然不把娼妓当成被迫工作的奴隶，因为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大多数娼妓并非真正被迫卖淫。
　　　　然而，如果说今日有几百万妇女“确实”遭受奴役，其实并不夸张。（与19世纪奴役的最大差异在于，这些妇女有许多活不到30岁就死于艾滋病。）经常用来描述这种现象的用词“性贩运”，其实是一种误称。问题不在于性，也不在于卖淫本身。在许多国家，譬如巴西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卖淫虽然很普遍，但大多是自愿的（是出于经济压力而非肉体强迫）。在那些地方，妓院不会把娼妓锁起来，而且许多娼妓是独立工作，不依靠妓院或皮条客。问题也不全然出在“贩运”上，因为逼良为娼这回事，不见得就是把女孩运送到很远的地方。性贩运的恐怖，用“奴役”来形容更为贴切。
　　　　现代奴隶的总数难以估计。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推测，每时每刻，全世界有1230万人在被迫从事各种劳力工作，不只是性奴役。一项联合国报告估计，光是在亚洲，就有100万名儿童所处的环境跟奴役毫无差别。英国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的数据是：“每年有100万名儿童被迫卖淫，而被迫卖淫的儿童总数可能高达1000万。”
　　　　反人口贩卖人士往往采用较高的数字，例如他们说现代奴隶有2700万。这个数字源自凯文·贝尔斯（Kevin　Bales）的研究，他领导一个叫作“解放奴隶”的组织。人数之所以难以计算，一个原因是性工作者不可能被清楚区分为自愿工作和非自愿工作两类。有些时事评论家把所有娼妓都看成性奴隶，有些则把她们看成创业者。在现实社会当中，虽然这两类各占一部分，但是也有妇女是处于自由和奴役之间的灰色地带。
　　　　妓院经营模式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用羞辱、强暴、威胁和暴力来蹂躏女孩的心灵。我们认识一名15岁的泰国女孩，她在破身之日被逼着吞食狗屎，妓院通过这个方式来粉碎她的自尊心。女孩遭到的蹂躏和恐慌感让所有逃走的企图都烟消云散，这时要控制她，就不见得需要用到暴力了。她可能会对过路客微笑抛媚眼，试着抓住路人，把他们拉进妓院。许多外国人会以为她是自愿卖淫，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顺从老鸨的意思，不代表就是自愿的。
　　　　根据我们的估计，全世界有300万名女孩（以及极少数的男孩），可以贴切地说是在性交易中遭受奴役。这是保守的估计数字，不包括其他受操控及恐吓而卖淫的人数。这个数字也不包括其他几百万名18岁以下的人，她们未达到法定年龄，即便同意在妓院工作也无法成立。我们讲的这300万人，不仅确实是属于他人的财产，而且这当中有人在遭到主人杀害后，主人不受法律制裁的例子比比皆是。
　　　　严格来说，人口贩卖的一般定义是：（以暴力或欺骗手法）带某人跨越国际边界。美国国务院估计，每年有60万～80万人被贩卖跨越国际边界，其中有八成是妇女，目的大多是性剥削。米纳没有跨越国界，她被非法贩卖的际遇并不是传统所定义的贩卖。同样地，在妓院中被当作奴隶一般对待的娼妓也大多不是。如同美国国务院所注明的，这个估计数字不包括“全世界在自己国境内遭贩卖的几百万名受害者”。
　　　　朗·普罗斯13岁时被绑架卖到柬埔寨的妓院。当她不从时，老鸨用金属杆挖出她的眼睛，以示惩罚。
　　　　（拍摄：尼可拉斯）
　　　　相反，18世纪8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奴隶贸易鼎盛的十年里，每年平均只有不到8万名奴隶从非洲横跨大西洋被运送到新世界。在1811年和1850年之间，该平均人数下降到5万多名。换言之，21世纪初期，每年被贩卖到妓院的妇女人数，远高于18或19世纪每年从非洲运送到新开垦地的奴隶人数——当然，当时的总人口数远低于现在。根据《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观察：“不管确切数据是多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代的全球奴隶交易，规模绝对比18和19世纪的大西洋奴隶交易来得庞大。”
　　　　在200年前的新开垦地区，施加在奴隶主人身上的实际限制少之又少。1791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颁布法令，规定杀死奴隶等同于“谋杀”。后来佐治亚州规定，杀害或重伤奴隶，在法律上等同于杀害或重伤白人。然而，这些规定基本上是纸上谈兵，而不会在当地实施，就像巴基斯坦法律有明文规定，但是依然无法阻止妓院老板把制造麻烦的女孩杀人灭口。
　　　　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在处理许多人道议题上虽然有所进步，但是性奴役的问题却日趋恶化。原因之一是东欧剧变导致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陷入贫困，犯罪帮派猖獗肆虐而填满权力真空。资本主义不仅为大米和马铃薯创造新市场，也为女性肉体带来商机。
　　　　人口贩卖问题恶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此前，人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家里。现在，要前往城市或远方国家不仅容易而且便宜。一名尼日利亚母亲或许从来没有离开过部落地区一步，而现在，她的女儿却可能身处意大利的妓院。在东欧国家摩尔多瓦的乡间，可能连续开车经过好几座村庄，也找不到一名年龄介于16到30岁的女性。
　　　　情况恶化的第三个原因是艾滋病。以前，一个女孩被卖到妓院肯定代表命运悲惨，但是通常不代表被判了死刑，而现在，嫖客因害怕被艾滋病感染而偏好少女，认为她们感染的概率较低。在亚洲和非洲竟有此一说：与处女性交，可以治好艾滋病。这样的传说，使得妓女市场上对从村庄绑架而来的少女的需求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性奴隶而非其他的强迫型劳役。任何曾经在印度妓院与印度砖窑待过的人，都知道在砖窑当奴隶的日子更好过些。砖窑工人通常是跟自家人住在一起，工作也没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因此未来肯定有逃离的希望。
　　　　奈纳和维瓦克在妓院里挨饿、被打，他们也不清楚自己的父母是谁。从小到大，奈纳都叫阿伊奴为奶奶，叫阿伊奴的儿子维诺德爸爸。有时候他们跟她说维诺德的妻子嫔姬是她母亲，有时候又说她的生母已死，嫔姬是继母。但是当奈纳想去上学时，维诺德拒绝了她，他用更直白的语言来形容他们的关系。
　　　　“你得乖乖听我的话，”他跟奈纳说，“因为我是你的主人。”邻居试着跟这两个孩子透露实情。“别人总是说他们不可能是我亲生父母，因为他们把我虐待得不成人形。”奈纳回忆道。这对姐弟偶尔会听到甚至看到米纳来到门前呼喊他们的名字。有一次米纳看到奈纳，告诉她：“我是你妈妈。”
　　　　“你不是，”奈纳回答，“嫔姬才是我妈妈。”
　　　　维瓦克也看见过米纳。“我以前常看到她被打。”他说，“他们说我妈妈已经死了，但是邻居说她才是我妈妈。我总是看到她回来。”
　　　　奈纳和维瓦克没上过一天学，也没看过医生，很少踏出妓院的门。他们被支使做家务，比如扫地和洗衣服。他们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妓院也不给鞋子穿，以免他们更容易逃走。奈纳快12岁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