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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另一半-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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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也不给鞋子穿，以免他们更容易逃走。奈纳快12岁时，有一天，他们要她在一个老男人面前走两圈，这让她相当不自在。“我向‘妈妈’打听那个男人，”奈纳回忆道，“结果她把我毒打一顿，叫我回去睡觉，不准吃晚饭。”
两三天之后，“妈妈”叫奈纳洗澡，带她去市场，给她买好看的衣服，还买了一只鼻环。“我问她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给我时，她又开始骂我。她说不管那个男人说什么，我都要乖乖照做。她还说，‘你爸爸已经收了那个男人的钱，把你卖了’。我开始大哭。”
嫔姬要奈纳穿上新衣服，但是奈纳把衣服甩开了，坐在那里泣不成声。维瓦克刚刚11岁，个子矮小，看起来乖乖的，却遗传了他母亲不肯屈服的脾性。他恳求“父母”和“奶奶”放姐姐一马，或是帮她找个丈夫。可维瓦克每一次求情，只是换来又一次毒打，一边挨打还一边被奚落。“你一毛钱也没赚过，”“父亲”嘲弄道，“别自不量力了，你以为自己是个英雄能保护得了你姐姐？”
然而，维瓦克没有泄气，他锲而不舍地与虐待者对阵，恳求还姐姐自由。在这个镇上，警员、政府官员、印度教祭司和有头有脸的中产阶级市民都对强迫卖淫视而不见，唯一可以听到的良知之声是一名11岁大的男孩发出来的，而他每一次发声，都遭到一顿毒打。他的直言不讳，并没有为姐姐带来好处；维诺德和嫔姬把他锁起来，逼奈纳穿上新衣服，卖淫为娼的事业从此展开。
“‘妈妈’跟我说不用害怕，因为那个男人不错，”奈纳回忆道，“接着他们把我锁进一个房间，那个男人已经在里面了，他叫我从里头把门锁上，然后凑了过来，我打了他一巴掌，他强暴了我。”
有一次一位恩客给了奈纳小费，她偷偷交给维瓦克，姐弟俩认为也许可以用电话（他们都没有用过这个科技产品）找到那位自称是他们真正母亲的神秘女子，好向她求救。但是当维瓦克试着打电话时，被妓院主人发现了，两个小孩又被一顿毒打。
阿伊奴打算用美人计来让维瓦克分心，她命令他和娼妓性交，他慌乱地逃开了，嫔姬又是一顿狠打。维瓦克既愤怒又恐惧，认为唯一希望就是他逃出妓院，试着找到那位自称是他们母亲的女子。维瓦克打听到女子名叫米纳，住在福布斯根杰镇。一天早上他逃到火车站，用奈纳的小费买了一张车票。
“我吓得浑身发抖，以为他们会来抓我，把我剁了。”他回忆道。到了福布斯根杰镇之后，他一路询问，拖着沉重的步伐终于走到红灯区，拦住路人一个个问：米纳在哪里？米纳她住哪里？
最后，在走了好长一段路、转错了许多街巷之后，他知道离米纳家不远了，于是放声叫道：“米纳！米纳！”一名女子从一间小屋子走出来（维瓦克重述这段故事时嘴唇发颤），惊讶地打量着他。维瓦克和米纳互望了好一阵子，最后米纳震惊地开口：“你是维瓦克？”
母子团圆是人间至喜，那是被上帝祝福的几个星期，充溢着令人眩晕的纯然快乐，这是维瓦克这辈子第一次尝到的幸福感。米纳是个感情丰富的女人，维瓦克第一次感受到母爱，仿佛置身天堂。但是在得知奈纳的消息后，米纳固执的脾性又上来了——她发誓这次一定要救出女儿。
“她是我生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米纳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要去救她。没有奈纳，简直度日如年。”
米纳注意到在印度打击性奴役的“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已经在福布斯根杰镇开设了一间办公室。“世界自救妇女”的总部设于加尔各答，而曾经担任记者、极具决心的创办人鲁奇拉·古普塔（Ruchira Gupta）有段时间在福布斯根杰镇住过。米纳是头几位进去求援的人之一。其他救援团体不愿意在比哈尔设立办事处，因为当地犯罪猖獗，但是鲁奇拉熟知这个地区，认为值得冒险。“求求你，”米纳恳求鲁奇拉，“帮我把女儿救回来吧！”
众所周知，比哈尔的警方从来没有突击检查过妓院，但是鲁奇拉决定做个第一次。虽然阿伊奴的妓院跟地方警察关系不错，但是鲁奇拉跟中央警察的关系更硬，而且鲁奇拉耍起狠来，不输任何老鸨。
“世界自救妇女”开始炮轰地方警察，要他们突击检查妓院，拯救奈纳。警方破门而入，找到奈纳，把她带到警察局。但是奈纳当时被下了猛药，她面如死灰地望着米纳，麻木地说：“我不是你女儿。”米纳崩溃了。
奈纳刚被从妓院救出来。
（拍摄：塞邦尼·雪加）
奈纳后来解释，当时她觉得孤独又害怕，因为阿伊奴告诉她维瓦克已经死了。但是在警察局待了一小时之后，她逐渐明白自己有逃出妓院的希望，终于，她低语道：“是的，你是我妈妈。”
“世界自救妇女”迅速把奈纳送到加尔各答的医院，让她接受重伤和吗啡瘾的治疗。妓院经常给奈纳打吗啡，好让她乖顺听话，而戒吗啡的过程让人看得心如刀割。
在福布斯根杰镇，米纳一家人的日子变得更加困苦且危机四伏。那里有些妓院老板是阿伊奴和马奴杰的亲戚，对米纳深恶痛绝，就连纳特社群里不喜欢卖淫这一行的人也不赞同警方突击检查。镇民刻意避开“世界自救妇女”所设立的学校和庇护所，米纳和她的孩子也被瞧不起。后来矛盾激化，在“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工作的一名年轻男子遇刺，米纳跟库德兹生的两个女儿也受到威胁。然而，米纳走在街上时，依然神色自若，她认为自己要是被这些吓到，那才叫好笑。
“他们善恶不分，”讲到当地村民时她轻蔑地说，“他们可能不屑跟我说话，但是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择善而从。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决不再接受自己或孩子卖淫。”米纳在福布斯根杰镇的工作是担任小区组织干部，试着劝阻父母不要把女儿送去卖淫，呼吁他们让女儿接受和儿子同样的教育。后来，大家对于她的憎恶感减少了一些，但是依然认为她这个人咄咄逼人，没有女人味儿。
后来“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在比哈尔开办了寄宿学校，学校的部分资金来自美国支持者的捐助，米纳的孩子都在那里。学校有警卫看守，他们很安全。奈纳希望有朝一日成为老师，尤其想帮助贫困弱势的孩子。
一天下午，米纳唱了这首歌给两个小女儿听：
印度不会自由，
除非印度女性得到自由。
至于这个国家的女孩呢，
如果这个国家的女孩遭受污辱、虐待和奴役，
请扪心自问，
这个国家是真的独立吗？
学校帮助学校
人们总是询问：如何帮助她们？贪污、浪费、管理不当的情况如此严重，我们能够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帮助米纳这样的妇女对抗现代奴役？普通人帮得上什么忙？
首先能够做到的，就是非常诚实地认清：取得改变具有其复杂性。直接说好了，人道主义者有时候会夸大和捏造，对于错误和陷阱则略过不提。他们有时候会扭曲数据，直到其符合心中所要的“证据”。原因之一是，这些人道目标需要被注意到。比如研究女孩教育的人，自然会相信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态度导致研究的严谨程度不如其他的调查，比如关于牙膏效用的研究。救援团体也不愿意承认错误，因为坦白讨论失策终究有碍于募款。
实际情况是，过去帮助女孩的努力，有时候会产生反作用。1993年，参议员汤姆·哈金想帮助在血汗工厂做苦工的孟加拉国少女，他推行了一项法规，严禁进口14岁以下童工所制造的商品。孟加拉国工厂立刻解雇几万名女童工，导致其中许多人沦落妓院，现在想必已经死于艾滋病。
然而，也有许多援助形式（尤其是卫生与教育方面）取得了漂亮的成绩。让我们来看看弗兰克·格里哈尔瓦的工作。他是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市上湖学校的校长。这所优秀的私立学校里，从五年级到十二年级，共有450名学生，每人一年的学费在2。2万美元左右，这里的大多数学生是在备受呵护的中上阶级环境中长大的。格里哈尔瓦费尽心思，想让他们见识一下世界另一半人们的生活状况。
“我们逐渐明白，身为得天独厚的一群人，我们需要成为世界上规模更大的正能量。”格里哈尔瓦回忆道。他对之前担任《新闻周刊》特派员的伯纳德·克里舍（Bernard Krisher）的善举有所耳闻。克里舍惊骇于柬埔寨的贫穷，成立了“美国柬埔寨援助机构”。他相信把女孩从妓院解救出来是很重要的，但拯救她们的最佳方式是一开始就防止她们遭受性交易，这意味着必须让她们持续上学。因此，“美国柬埔寨援助机构”把重点放在教育乡村儿童，尤其是女孩上。克里舍的招牌方案是“乡村学校计划”。捐助者捐助1。3万美元，再加上世界银行给予的1。3万美元，以及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另一笔1。3万美元，就可以在柬埔寨的村庄建立一所学校。
格里哈尔瓦灵机一动：他的学生可以出资赞助，在柬埔寨成立一所学校，用这种方式来强调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刚开始，学生及家长出于礼貌而响应，态度谨慎，不过后来发生了“9·11”事件，大家突然开始对更广大的世界投以热切的关注了，他们积极配合这项计划，学生通过烘焙糕饼义卖会、洗车服务及才艺表演来筹款，也自发研读柬埔寨的战争及屠杀历史的资料。最后，他们把学校建在了靠近泰国边界的柬埔寨城镇拜林。该镇有许多便宜妓院来满足泰国男人的需求，因此恶名昭彰。
2003年2月，学校兴建完工，格里哈尔瓦带领由上湖学校19名学生组成的代表团到柬埔寨参加启用典礼。也许有人会不屑地说，把这趟行程的经费省下来再建一所学校岂不是更划算？但事实上，对于那些美国学生而言，这趟参访是极其重要的校外学习机会。他们吃力地拖着一箱箱文具上了汽车，当汽车离拜林越来越近时，他们发现柬埔寨的需求远比想象的还大。通往拜林的碎石泥路上车辙痕迹极深，车子几乎无法开过去。他们还看到一辆推土机因误触了地雷而翻倒在弹坑旁。
这群美国人抵达柬埔寨的学校，看到校牌上用英文和高棉语写着“上湖学校”。他们受到热烈欢迎。柬埔寨人蜂拥而至，为首的是一位缺了一条腿的校长，他也是地雷的受害者。当时柬埔寨男人受教育的时间平均只有2。6年，女人更短，平均1。7年，他们对于新学校的感激程度，美国人几乎无法想象。
学校的开幕式以及待在柬埔寨的一整个星期，在美国学生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上湖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决定跟柬埔寨的这所同名学校建立长久持续的友谊。美国人筹募资金，聘请一位英文老师在该校任教，并为他们安装网络，建操场，寄书。到了2006年，美国的上湖学校决定每年成立代表团，派遣学生及老师趁春假期间到柬埔寨教英文和美术。2007年，师生家长决定也在加纳支持一所学校，并派遣代表团前往该校。
“我从事教育36年，这是我做过的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弗兰克·格里哈尔瓦表示。柬埔寨的上湖学校的确位于一个特别的地方，途中的桥梁已被冲走，你得跨过一条小溪才能走到学校，但是校舍并不是在发展中国家经常看到的破烂建筑。学校共有270名学生，年纪小到6岁，大到15岁。那名英文老师受过大学教育，英语讲得流利。我们到该校参观时，最震惊的是看到六年级学生正忙着用雅虎的账号发送电子邮件给美国上湖学校的学生。
其中一名正在写信的学生是13岁的女孩昆索奇雅，她即将成为她们家第一个从小学毕业的人。她父亲死于艾滋病，母亲也感染上了，必须时时照料着。昆索奇雅骨瘦如柴，黑色长发略显干枯。她很害羞，两肩因贫困的重担而下垂。
“妈妈鼓励我继续上学，但有时候我觉得应该出去赚钱。”昆索奇雅说，“我没有爸爸可以养妈妈，所以也许应该由我来养妈妈。我去割草或种玉米，一天可以赚70铢（略多于2美元）。”
为了缓解这样的经济压力，“美国柬埔寨援助机构”发起“女孩有志气”（Girls Be Ambitious）计划，说穿了就是贿赂家庭，好让女孩继续上学。如果女孩在学校全勤一个月，她家就会得到10美元。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皆采用类似的方式来提升女孩教育，效果显著且费用低廉。昆索奇雅家现在就固定领取这样的津贴。对于无法资助整所学校的捐助者来说，这是切实可行的打击人口贩卖的方式之一，每年每个女孩只需要120美元。这样的方法大有帮助，因为遭受贩卖的通常是像昆索奇雅这样的女孩。她们的家庭非常缺钱，女孩又受教育不足，人贩子总是打着保证她们将在遥远城市里得到像卖水果这种一流工作的幌子，成功将她们拐走。
昆索奇雅在柬埔寨的上湖学校前。
（拍摄：尼可拉斯）
昆索奇雅带我们去她家，那是在学校附近田地里的一间摇摇欲坠的简陋小屋，为了抵御洪水与害虫，小屋被架在了桩子上。屋里没有电，她的所有家当都在一个小袋子里。她永远不需烦恼今天要穿什么：她只有一件衬衫，没有鞋子，只有一双夹脚拖鞋。昆索奇雅从来没看过牙医，只去看过一次病。每天她从邻近的小溪打来全家的饮水，也在同样的那条小溪清洗全家的衣物。她洗自己的衬衫时，就得借别人的衣服来穿。她与弟弟共睡地板上的一张草席，家里的另外三个人睡在几英尺之外。昆索奇雅从来没碰过电话、坐过汽车或喝过汽水。我们问她有没有喝过牛奶时，她一脸困惑，说她在襁褓中时喝过母乳。
但是昆索奇雅床边倒是有一样宝贝：美国上湖学校学生在校园里的大合照。有时候晚上睡觉前，她会拿起照片，细细观看那一个个微笑的脸庞、整齐的草坪和气派的建筑。在她的简陋小屋里，母亲病得很重，兄弟姐妹饿着肚子，那张照片是一片神奇土地的窗口。在那片土地上，人们衣食不缺，生病时有药可救。她心想：在这样的地方，大家一定每时每刻都很开心。
昆索奇雅一家人不是唯一的受惠者，美国上湖学校的师生家长跟柬埔寨人一样，生命都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转变。这是你会一再看到的情形：援助计划在国外助人的成绩好坏参半，但是在启发和教育捐助者方面却是战绩辉煌。不过，有时由此得来的教训却也让人困惑，比如昆索奇雅小学毕业之后，上湖学校想帮助她进入中学却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中学离家很远，她需要交通工具，而该地区的女学生在上学途中经常受到年轻男人的骚扰。
因此上湖学校听从当地老师的建议，买了一辆脚踏车送给昆索奇雅，几个月来都没有出现问题。后来有一名年纪较长的女邻居向昆索奇雅借脚踏车，昆索奇雅无法拒绝长辈的请求，就借了，但那名妇女却将脚踏车卖掉，把卖得的钱私藏起来。弗兰克·格里哈尔瓦和美国学生得知这个消息后，简直气得抓狂，但是他们也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打击贫穷比一开始认为的还要困难。美国人认为光是再买一辆脚踏车送给昆索奇雅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昆索奇雅又回到走路上下学的日子，每天来回各一小时。可能是距离遥远，加上上学途中危机四伏，昆索奇雅常常逃课，成绩也一落千丈，终于在2009年初辍学。
现在每日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的还有27亿人，相当于世界人口的四成。对于这点，美国的学校很少能有深刻的了解。因此，为女性所发起的新运动，除了终止奴役及荣誉谋杀这一目标外，另一目标是让青少年了解国外的生活，这样一来，他们也能学习成长——长大成人后，继续解决这些问题。
“去了一趟柬埔寨之后，未来规划改变了。”上湖学校17岁的纳塔莉·汉摩克斯表示，她固定跟两名柬埔寨学生发电子邮件，“今年我选修了三门外语课，打算到大学再学更多。”
纳塔莉的柬埔寨笔友想成为医生，但是负担不起大学学费，这让纳塔莉义愤填膺：一个跟我一样的女孩竟会因为家里负担不起学费而被迫放弃梦想。现在纳塔莉的职业规划是启迪全世界的年轻人：“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天赋，找到自己的路。而这就是我的路。能亲眼见到柬埔寨的现状，这样的经验对我来说弥足珍贵。那一趟行程对我产生了影响。”
第二章 禁令与卖淫
虽然成堆的书籍证明奴役制度是极好的事，但我们从没听说过有人希望成为奴隶，好从中得利。
——亚伯拉罕·林肯
在拜访完比哈尔的米纳·哈西纳与鲁奇拉·古普塔之后，尼可6从印度的一座边界村庄进入了尼泊尔。该村摊位林立，出售衣服、点心和极不人道的商品——数千名尼泊尔女孩就是从这个地方跨越边界，被贩卖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妓院里的。在那里，她们要是肤色较浅、面貌姣好、乖巧顺从、不会说当地话（降低逃脱的概率），价值就会比较高。尼可在边境检查站填写规定的表格单时，看到尼泊尔人大批涌入印度，并不需要填写什么入境单。
在简陋的边境办公室中，尼可跟一位英文流利的印度官员交谈了起来。官员表示他是情报局派来监视边境的。
“那你到底在监视什么？”尼可问。
“我们在看有没有恐怖分子，或是恐怖行动的补给品。”官员说，他并没有监视得非常仔细，一辆又一辆的卡车从眼前开了过去，“‘9·11’事件之后，我们这里要严加管制，我们也查看有没有走私或盗版的商品，要是发现的话，就会没收充公。”
“那么被贩卖的女孩呢？”尼可问，“你们检查吗？一定很多吧！”
“噢，多得不得了，但我们不担心她们，反正也无能为力。”
“你们可以逮捕人贩子啊！贩卖女孩难道不跟盗版DVD一样值得重视吗？”情报局官员哈哈大笑，举手作投降状，“卖淫是不可避免的。”他轻声笑道，“各国一直都有卖淫活动，要不然男人从18岁以后，一直到30岁结婚之前这段时间要怎么过？”
“可是绑架尼泊尔女孩，把她们囚禁在印度妓院里，这真的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吗？”
官员耸耸肩，不为所动。“的确是不幸，”他附和道，“但是只有牺牲这些女孩，我们的社会才能和谐，良家妇女才能够安全。”
“可是这些尼泊尔女孩很多也是良家妇女啊！”
“噢，话是没错，但她们是农村女孩，完全不识字，是从乡下来的，所以印度中产阶级的好女孩就能安全了。”
尼可咬牙切齿地说：“我懂了！要知道，美国在社会和谐方面也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来绑架印度中产阶级的女孩，强迫她们在美国妓院工作！这样一来，年轻的美国男人就爽了，你说是不是？那我们社会就更和谐了！”
接着是一阵不祥的静默，但最后官员捧腹大笑。
“你真会说笑话！”官员咧嘴笑说，“我差点被你耍了！”
尼可只好作罢。
人们对于奴役乡村女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跟200年前大家容许把黑人当作奴隶的原因是一样的：受害者从不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个人。印度政府派遣情报官员搜查盗版商品，因为他们知道西方国家在乎知识产权。只有当印度政府感受到西方对奴役的重视等同于盗版DVD时，才会派人到边界逮捕人贩子。
粉碎现代奴役的技术手段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政治意愿。政治决心一定是任何废奴运动的起点。我们并不是说因为这是西方的过错，所以西方人要为此负责。西方男人并非大多数贫穷国家卖淫业的主角。没错，在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和伯利兹，也有部分美国和欧洲的性观光客，但他们依然只是嫖客中的一小撮，大多数毕竟还是当地男人。此外，西方男人通常是跟多少出于自愿的妓女在一起，因为他们想带她回到旅馆房间，而被迫卖淫的妓女一般是不能离开妓院的。因此，并不是因为西方人是祸源，所以西方人有责任带头处理。我们之所以特别点选西方，是因为我们虽然处于奴役的外围，但我们的行动在克服可怕的人口贩卖方面是必要的。
一个柬埔寨少女站在她工作的房间前。她曾遭绑架并被卖入妓院中。
（拍摄：尼可拉斯）
现代废奴主义运动的效果有限，原因之一是处理卖淫的政治立场分裂不合。20世纪90年代，美国左右两派并肩合作，共拟了《2000年人口贩卖受害人保护法》（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of 2000），这是在全球议程上提升国际反贩卖意识的里程碑。当时的反贩卖运动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两党合作，该运动同时受到了已故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通（Paul Wellstone）等自由派民主党人士以及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等保守派共和党人士的强烈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也是这项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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