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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另一半-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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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夜拍卖给一名泰国赌场经理。经理把她锁在旅馆房间里好几天，跟她上床三次（后来他死于艾滋病）。现在娜思被幽禁在宾馆里，因为年纪够轻、肤色够浅，嫖客找她必须出高价。
“我可以在波贝镇走动，但是一定要有老板的近亲跟着。”娜思解释，“他们密切监视我，不让我单独出去，担心我会逃走。”
“那为什么不晚上逃走？”尼可问。
“他们会把我抓回来，那我就惨了，可能会被打。我听说有几个女孩试图逃跑，被抓住后锁到屋子里一顿毒打。”
“那么警方呢？女孩可以向警察求救吗？”
娜思不感兴趣地耸耸肩。“警察不会帮我，他们都被妓院老板收买了。”她像机器人般面无表情地说道，眼睛依然盯着电视。
“你想离开这里吗？要是得到自由，你想做什么？”
娜思突然把目光从电视上转开，眼睛亮了一下。“我会回家，”她说，似乎在判断这个问题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回到家人身边。我想开一家小店。”
“你真的想离开吗？”尼可问，“要是我把你买下来，带你回家，你百分之百确定不会再回来？”
娜思无精打采的样子一扫而光，目光完全离开了电视，眼中的呆滞也烟消云散。“这里简直是地狱！”她不屑地哼了一声，第一次显露出了心中的激动，“你以为我想做这行？”
茉姆在她工作的妓院房间里。
（拍摄：尼可拉斯）
于是，尼可和娜思私下里仔细研拟了计划。一阵讨价还价之后，老板以150美元将她售出，给了尼可一张收据。
我们在另一家妓院认识了茉姆。她是一个瘦弱的女孩，眼睛大得有点不合比例，从业五年，似乎因为身心过劳而濒临崩溃。茉姆这一刻还在说说笑笑，下一刻就情绪激动地啜泣。她请求我们把她买下，给她自由，带她回家。我们与茉姆的拥有者协商，最后以203美元把她买下，有收据为凭。
我们把这两位女孩带出波贝镇，让她们回到家人身边。娜思的家比较近，我们留给她一些钱，让她在村庄里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一开始生意兴隆。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同意照顾并协助她。娜思才离开六周，家人能够接受她出去卖蔬果的故事，毫不起疑地欢迎她回家。
茉姆就不同了。她住在柬埔寨遥远的另一边，在这一趟长途车程中，离家愈近，她就愈加担忧，拿不准家人是会接受她还是抗拒她。她离家已经有五年了，这期间一直都没有跟家人联络过。当我们终于接近茉姆的村庄时，她紧张得如坐针毡。突然间，她尖叫了出来，车子还在开动，她就猛力把车门打开，跳了出去，朝一名纳闷地打量我们车子的中年妇女飞奔过去，接着这位妇女——茉姆的姑姑，也开始尖叫，两人相拥而泣。
不一会儿，似乎整座村庄的人都尖声大叫地奔向茉姆。茉姆的母亲在一英里之外的市场看摊儿，一名小孩跑去跟她说茉姆回来了，她一听，连忙冲回村庄，边跑边流泪。她紧紧抱住女儿，女儿试着跪下来请求原谅，结果两人都跌到地上。一两个钟头之后，尖叫喧嚣声才慢慢停歇，泪水也渐渐干去，大家临时办了一场宴席。家人可能怀疑茉姆当初是被人贩子给卖了，但是当她模糊表示这几年一直在柬埔寨西部工作时，他们并没有继续追问。家人决定让茉姆去市场卖肉，就在她母亲的摊位旁。尼可也留下一些钱，用来资助这个计划。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同意照看茉姆，协助她转换人生跑道。接下来几天，茉姆一再打电话报告进度：“我们已经把母亲旁边的摊位租下来了，我明天就会去工作。”
她告诉我们：“一切都很顺利，我再也不会回到波贝镇了。”然而，一周之后，我们的口译洛·钱德拉（Lor Chandara）发来一封令人痛心的电子邮件：超级坏消息。茉姆小姐的父亲说她已经自愿回到波贝镇的妓院了。我问她父亲是否有人打她或责怪她，但他说茉姆没有遭到任何负面的对待。茉姆星期一早上八点就不告而别，但是把手机留给了家人，昨晚打电话跟他们说她在波贝镇。
就像许多妓女一样，茉姆染上了甲基安非他命8的毒瘾。妓院老板常给旗下娼妓注射甲基安非他命，让她们听话，并因依赖毒品而无法离开。她回到村庄之后，毒瘾发作无法自拔，不得不回到妓院注射毒品。
但一旦注射了毒品，她就想离开妓院。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的伯纳德·克里舍又把她送到金边两次，并且资助她在那里安定下来，但是她每一次都在几天之后逃走，拼命想回到毒品的供应处。茉姆绝非“难缠的女人”，她很甜美，甚至甜到令人有点厌腻。她总是买礼物送给朋友，天天在佛龛前为朋友祈福。她渴望永远离开妓院，但是无法克服毒瘾。
我们再到波贝镇时，已经是整整一年之后了。尼可走进茉姆的妓院时，正好撞见她，她流着眼泪连忙跑开了。直到冷静下来后，她才出来跪在地上请求原谅。
“我从来没撒过谎，但是我骗了你。”她楚楚可怜地说，“我说我不会回来，但是我回来了。我不想回来，但我还是回来了。”
娜思和茉姆的例子表明，许多娼妓既非自愿，亦非受到奴役，而是活在一个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灰色地带。茉姆回到妓院之后，老板准许她自由地和嫖客离开，她要是想逃跑，也很容易做到。但就因为毒品和欠债，她想走也走不了。
几年过去了，茉姆年纪越来越大，接客价降至一回1。5美元。后来她多了一名室友，不接客的时候，两人就共享她在妓院的小隔间。这名新室友名叫温柔，年方十六，她是离家出走的：有一天她骑着家里的摩托车出去，结果摩托车失窃，她无法面对父亲的责骂，就跑了。人贩子说帮她在波贝镇找个旅馆清洁女佣的工作，却把她卖到茉姆待的妓院，她在那里被毒打，直到同意接客。茉姆成为她的看守者，确保她不会逃跑。
茉姆在妓院里被虐待了多年，现在却似乎不知不觉地滑入了管理者的角色。如果继续下去，她就会成为年轻女孩进入情色行业的推手——或是打手，就像她自己曾经被打那样。奴隶晋升为监督者。
然而那样的命运并没有实现——警方强制取缔妓院，结束了茉姆的经理之路。茉姆的老板是名中年妇女，叫作娑蔻儿，她总是抱怨这个行业艰辛。“赚来的钱仅能糊口，要做的活儿可多啦！”她坐在妓院兼全家住所的门厅里，总是这样哀叹，“再加上那些醉汉总是酒臭熏天又讨人厌，而警察只会伸手讨红包。”娑蔻儿的美梦幻灭了。一来是她丈夫在妓院里从不做事，只会没完没了地和妓女上床，这让她怒不可遏，最后终于跟他离了婚。此外，她也替13岁的女儿担心，女儿在门厅做功课时，随时都有喝得酩酊大醉的男人大摇大摆地闯进来，只要看到是女的，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摸乱抓。2008年，柬埔寨当局因西方逐渐增强的施压而强制取缔了性交易，这导致人贩子或妓院引进新女孩的成本提高，警方也开始向妓院老板索求更大的红包。附近任何一名警察都会顺道进来，勒索五美元。这样一来，波贝镇大约一半的妓院倒闭了。娑蔻儿气愤地表示她会改行试试看，说：“既然没赚头，不如早点收手，也许可以开个小杂货店。”
其他妓院也没有一家要买进女孩。茉姆突然发现自己自由了，这让她既兴奋又恐惧。她嫁给了一名警察恩客，两人在男方家安定下来。2008年的圣诞假期，我们带上三个小孩，全家五口一起去柬埔寨，在波贝镇与茉姆愉快地相聚。“我现在是家庭主妇了，”她春风满面地跟我们说，“我再也不用接客了，我永远摆脱那样的日子了！”
至于娜思，一开始因为村里没有其他店面竞争，她的杂货店生意很好。但喜上眉梢的日子并没有过太久，后来其他村民看到娜思财源广进，也相继开起店来。很快，村里就有了五六间店面。娜思的生意萎缩不少。
更糟的是，娜思的家人还是把她当没有权利的傻ㄚ头来看，家里任何一名男丁只要需要东西，就直接去她店里拿——有时候付钱，有时候没有。有一次过节，娜思家族的男丁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来准备盛宴，就去她的店里洗劫一番。娜思抗议了。
她母亲后来说：“娜思气疯了，她说我们整个家族都不准再靠近店铺一步，否则就完蛋了。她说她需要钱来进货。”但是在柬埔寨的农村，没有人会听一个没上过学的女孩说话，大家继续我行我素，她的店很快被掏空了，她也没有钱再补货。店面开张四个月，她的经商计划宣告失败。
娜思觉得很丢脸，她跟几名闺友计划去城里找工作。人贩子答应帮她们在泰国找份洗碗的工作，但是要偷渡到那里得交100美元，她们没有这笔钱，只好欠人贩子的债。这是掌控女孩的经典方式：借她们高利贷，要是无法偿还，就把她们卖到妓院。
娜思担心这样的风险，但是赚钱是当务之急。她父亲患了肺结核，不时会咳血，他们急需钱给他治病。娜思决定放手一搏。当她和她的闺友正要动身去泰国时，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的一名救援人员顺道来访，得知了娜思的情况。救援人员担心她们中了人贩子的圈套，劝娜思不要冒这个险。但是她还能怎么办呢？
该机构的伯纳德·克里舍尝试了另一个方法。他安排娜思搬到首都金边，在莎波美容院学习理发，那是该市一家顶尖的美容院。娜思住在援助机构的大楼里，一边学习英文，一边在美容院工作，学习剪头发和修剪指甲。在一次化妆比赛上，她得了第三名，这鼓舞她更踏实地生活，把一切精力都投注在学习上。
“我很满意娜思小姐的表现，她学得很认真。”老板莎波·蓝道说，但他觉得娜思有一个问题，“她不想帮人按摩，我已经跟她讲了好多次，但是她非常抵触。”娜思从来不敢跟莎波解释她畏惧按摩的原因。在“莎波”这样体面的美容院，按摩是跟性无关的，但是对于有娜思这种经历的女孩而言，想到要替人按摩，不管是哪一种，都会激起可怕的回忆。
慢慢地，娜思更柔和了。她原本瘦，带着些忧郁，但现在圆润了些，也松弛了下来，有时候还很活泼，喜欢咯咯傻笑。她回到了一个少女该有的样子，男孩子也注意到了。他们喜欢逗她，她则一概视而不见。
“我离他们远远的，”娜思冷冷地说，“我不想跟男生打情骂俏，我只想学做头发，想有一天能自己开美容院。”
娜思打算等学业完成之后，先在一家小型美容院当美容美发师，积累些经验，一两年之后，她要在家乡附近的马德望市（Battambang）开自己的美容院，这样既可以照顾父亲，也能赚钱给父亲治病。
没想到的是，娜思的健康状况开始下滑。她莫名地发烧和头痛，持续了好几个月，好不容易增加的体重又降了下来。她去马德望的诊所检查，医护人员给她做例行的艾滋病筛检。半小时后，他们交给她一张纸条，检验结果是艾滋病病毒呈阳性。
娜思如遭晴天霹雳。她走出诊所，那张纸在手中被揉成一团。在柬埔寨乡村，被确诊艾滋病有如被判了死刑，娜思不知道她还有多少日子可活。她日日以泪洗面，彻夜失眠。她这种人不习惯跟别人透露心中秘密或表达情感，但是压力在她内心愈积愈大，最后她终于告诉了我们。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试着安排她接受治疗，但是她认为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她的神经因为强烈的自我否定和愤怒而紧作一团。她打算回到村里，好在家人身边死去。这时，一名叫作索西亚的男子开始追求她。对于娜思这样的乡下女孩来说，他真是魅力四射：上过大学，会说英语，身材高挑，文质彬彬。他比娜思大，看起来更成熟。能找到娜思这样漂亮的姑娘，他也欢喜无比。但是造化弄人，娜思没有办法，只能板起脸把他打发掉。这对一个陷入爱情的男人来说，可没那么容易。
“我爱上了娜思小姐，她却要我打退堂鼓。”索西亚说，“她跟我说：‘我很穷，又是农村的（他来自首都金边），别爱上我。’但我跟她说我依然爱她，至死不渝。”
娜思也爱上了他。不久之后，索西亚求婚，她同意了。娜思跟索西亚说她曾经在波贝镇工作，跟一位美国新闻记者是朋友，但是她不敢承认曾经当过妓女，更不敢说她艾滋病病毒检验呈阳性。心中的秘密时时啃噬着她的良心，但她还是没有勇气说出实话。
婚后不久，娜思怀孕了。带菌孕妇要是在分娩前服用卫滋这种药物，生完孩子后也不喂母奶，就可以大幅降低母体垂直感染的风险。但这样一来，她就得告诉丈夫她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且是在从妓时感染的。看着娜思和索西亚夫妻经历这些，我们感到非常心痛，因为索西亚是如此深爱着这个秘密危害他及他们孩子性命的女子。
一天下午，我们坐在他们家外头聊天，索西亚跟我们说他父母瞧不起娜思，因为她曾经在餐厅工作过，他们认为女孩子做这种工作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我父母气疯了，因为我告诉他们我会爱娜思一辈子。”索西亚说，“父母永远不准我回去了，说：‘选娜思还是选我们，你自己看着办！’我父母想把我们分开，把我送去马来西亚，但是在马来西亚虽然吃得好住得好，我还是非常想念娜思，我必须回到她身边。就算惹上麻烦，也永远不会离开她——即使挨饿，我也要跟她在一起。”
听到这一番公开示爱的表白，娜思看起来心事重重，但是当他们四目相对时，便一起笑了起来。这原本该是娜思人生的巅峰，但是她骨瘦如柴，满脸病容，似乎已经进入艾滋病晚期。
“她变得越来越虚弱了，”索西亚担忧地说，“通常孕妇会想吃东西，但是她食欲没那么好。”
索西亚走开的几分钟，娜思转向我们，满脸憔悴。“我知道，我知道，”她低声说，听起来内心正经历一番天人交战，“我想跟他说，我试着跟他说，但是他那么爱我，他该怎么办啊？”她摇着头，哽咽了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真心爱我，我开不了口。”
我们跟她说她要是爱索西亚，就得跟他明说。索西亚回来时，我们试着把话题导向娜思的健康。“你们夫妻俩都应该在生产前做艾滋病病毒检查，”尼可建议道，语调故作轻松，像是随意地提起，“感染方式无奇不有，现在检查是最好的了。”
索西亚温和地微微一笑，不屑地表示：“我确定我太太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我从来不和其他女孩出去，也没上过妓院，她怎么可能感染？”
我们后来又去拜访过娜思好几次，给她带食物和奶粉，让她吃得有营养一些，但是我们每一次看到她都心如刀割。在妓院短短的那段时间，带给她一个无药可救的绝症，而这个绝症正在让她、她丈夫和他们未出世的孩子步入穷途末路。她的生命似乎刚有好转，却又立刻跌入了谷底。
后来产期将至，娜思同意再做一次检测。不可思议的是，这次的检验结果是：艾滋病病毒呈阴性。这次的检测比上一次还先进可靠，娜思之前确实看起来病重憔悴，但可能是结核病、寄生虫或精疲力竭之故。无论如何，她没有艾滋病。
结果一出，娜思立刻觉得好了起来。她体重眼看着增加，很快地看起来更健康了。索西亚的父母因为孙子即将出世，原谅了他们夫妻，全家再度团圆。
2007年，娜思生了一个大胖儿子，看起来强壮又健康。娜思在院子里抱着他时，眼里散发出喜悦的光芒。2008年年底，我们全家顺道再次拜访娜思和她先生，她把她儿子抱出来给我们的孩子看，小家伙摇摇晃晃地走路时，娜思乐不可支。她回到学校，修习美发的最后课程，她婆婆打算买下一间小店面，让娜思经营美容美发的小生意。“我知道店名要取什么，”她说，“就叫作‘尼可与伯纳德9’。”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与障碍后，她又重拾了生命的重心。那名曾经在妓院里恐惧得发颤的女孩，已经被永远埋葬了。
对我们而言，这则故事有三个教训。
一、把女孩从妓院解救出来不仅复杂和困难，未来也是个未知数。解救她们有时候的确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重心放在预防及终止妓院运营上的原因。
二、永不放弃。帮助他人是困难重重且变量很多的，我们的介入不见得总是成功，但是成功是可能的，而这些胜利之举无比重要。
三、即使如此广泛的社会问题无法全面解决，能够减轻和缓和也是值得的。我们可能无法教育贫穷国家的“所有”女孩，或是防止“所有”妇女死于分娩，或是把囚禁在妓院里的“所有”女孩解救出来，但是我们想到娜思的经历，就想起一则夏威夷寓言，这是曾经担任《纽约时报》摄影师的那卡·纳撒尼尔告诉我们的，他本身是夏威夷人。
一名男子到了海滩，发现到处都是被潮汐冲刷上岸的海星。一个小男孩在海滩上边走边把海星捡起来丢回海里。“小子，你在做什么？”男子问道，“海滩上有多少海星你知不知道？你怎么做都没用的啦！”男孩若有所思地停顿一会儿，又捡起一只海星，把它丢回海里。“至少对这只是绝对有用的。”他说。
第三章 学习大声反抗
讲理的人会调适自己以适应世界，不讲理的人企图调整世界来适应自己，因此所有的进步都有赖于不讲理的人。
——萧伯纳
有那么多妇女遭到绑架、贩卖、强暴和虐待，原因之一是她们逆来顺受，把苦水往肚里吞，尤其是任由男人予取予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女孩从小根深蒂固的心态，她们通常乖乖听从指示，即便那个指示是面带微笑地一天让人强暴20次。
这不是在怪罪受害者。女性受虐时乖乖接受，而没有冒着被杀的风险反击回去，其实是有实际理由和文化因素的。但现实情况是，只要妇女忍气吞声，虐待就会持续。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尖叫反抗、逃离妓院，那么拐卖的经营模式就会受到破坏。人贩子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往往找未受过教育的农村女孩下手，她们最有可能服从命令，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如同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民权运动时所说：“我们一定要挺直腰杆，为自由而战。没有人可以骑着你，除非你自己弯下腰。”
当然，这是个微妙又棘手的问题。外国支持者们呼吁当地女孩冒不当的风险，这是很危险的。但是，帮助年轻妇女找到自己的声音也是当务之急。教育和赋权训练能够让女孩知道，女性气质不等于顺从，决断力是可以培养的，妇女可以为自己发言。这正是我们在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Nagpur）郊外的卡斯特巴纳加（Kasturba Nagar）贫民窟看到的现象。
卡斯特巴纳加的臭水沟渗透出污水、臭味和绝望。当地居民是达利人（Dalits）——碰不得的“贱民”。他们大多肤色黝黑，从服装和举止看得出来出身低下。他们住在弯曲泥土巷的简陋小屋里，每逢下雨，巷子就成了污水和烂泥混杂的沟渠。卡斯特巴纳加的男人大多拉人力车、当仆人或从事肮脏的体力工作，妇女则出去做帮佣或在家里带孩子。
乌莎在她居住的贫民窟附近。
（拍摄：那卡·纳撒尼尔）
在这种几乎失去了一切可能性的恶劣环境里，竟有一名叫作乌莎·那拉亚尼（Usha Narayane）的年轻女子在逆境中甩掉了绝望。乌莎28岁，脸蛋圆润，浓眉大眼，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她虽然个子矮小，却全身充满活力。在印度这种地方，人们长期营养不良，身上的肉可能是地位和名望的象征，而乌莎的体重正显示了她的成功。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她父亲马都卡·那拉亚尼也是贱民，但有高中学历，目前在电话公司上班，这在当地算是一份好工作。乌莎的母亲奥卡也是难得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虽然15岁就嫁人了，但是她读到了九年级，阅读书写都难不倒她。父母皆认定小孩要接受扎实的教育，这才是脱离卡斯特巴纳加之道。他们节衣缩食，省下每一卢比来用到孩子的教育上——果然每个孩子都闯出了一番事业，在一个从没有人上过大学的贫民窟里，那拉亚尼家的五个孩子，包括乌莎，都拥有大学学历。
想到这样的教育对女儿带来的影响，乌莎的母亲虽然欢喜，但也有点恐惧。“她什么都不怕，”奥卡说，“任何人都吓不到她。”乌莎大学毕业后拿到了酒店管理的学位，将来似乎一定会在印度某处管理一家高级酒店。她已经逃离了卡斯特巴纳加，正准备接受一份工作。没想到当她回来探望家人时，却遭遇了野心勃勃、志得意满的阿酷·亚达夫。
阿酷·亚达夫可以说是卡斯特巴纳加的另一种“成功”。他的种姓阶级较高，原本是黑帮老大底下无足轻重的走狗，后来成为无恶不作的流氓，称霸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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