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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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大声喊叫起来：“是谁毁掉了‘北京人’？是战争，是日本人挑起的这场战争！战争是个臭婊子！”喊罢，竟仰天长叹，泪流不止。　
　　　　几天之后，魏敦瑞教授才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的魏敦瑞教授立即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打探“北京人”下落的消息。而此时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也正为“北京人”的丢失而大为恼火，他们一边致电指责美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胡顿等人渎职，一边通过各种渠道探寻“北京人”的下落。然而这时的北平已不再是美国人的天下，所以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得到的消息，总是道听途说互相矛盾：今天从北平发来的电文称，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在日军占领秦皇岛兵营之前就已装上火车，向天津转移了，后来火车在中途被日军扣压，所有物件都经日军搜索后扔掉了，“北京人”当然也就在劫难逃；明天发来电文又改称，“北京人”化石已安全装上了“哈里逊总统号”轮船，正向美国开来，大约一周之后便可抵达美国；而后天发来的电文则称，“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被日军截获并租用后，不幸被美国军舰击沉，故“北京人”化石很可能已同“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一同葬身海底……　
　　　　魏敦瑞被这些眼花缭乱的消息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但作为一名杰出的古人类学家，他却深知“北京人”对人类演变的历史具有的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因此为了能尽快寻找到这稀世之宝，他最后下定决心，以一个科学家的名义，给美国政府写信，请求帮助寻找“北京人”，并希望政府要利用各种场合谴责毁掉“北京人”的凶手日本人。　
　　　　魏敦瑞教授哪里知道，这时的美国政府早已陷入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他写去的信如同泥牛入海，久久不见回音。尽管魏敦瑞教授每日焦虑不安，夜夜难眠，但这位痴迷的古人类学家却依然苦苦地等待着，哪怕一点点有关“北京人”的小道消息，也能引起他极大的兴奋。　
　　　　而这时的北平、天津及秦皇岛等地的人们，对“北京人”丢失一事，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说日本人把所有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箱子，统统装上一只驳船，准备送到开往日本横滨的一艘货轮上去，但恰在这时，驳船被美国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毁，于是“北京人”沉入了秦皇岛不远的海底；或说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把“北京人”装上船，而早在劫持火车之后，连同其他的美军货物一同扔掉或被当作“龙骨”卖给了当地的中国商人；或说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已经到了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但还未来得及装船日军就突然占领了天津。
　是在一片战乱中“北京人”不翼而飞，去向不明；而有的传说更是哗众取宠，神乎其神：日本人扔掉“北京人”化石后，被俄国一位神秘的女郎认出，而后携带着“北京人”火速逃往了欧洲……　
　　　　不管说法多种多样，也不管说法是否确切，所有的舆论矛头对准的，几乎全是挑起这场战争的日本人！　
　　　　而正当世界各地、尤其是北平和天津的百姓纷纷议论“北京人”，并将“北京人”的丢失和日本人紧密联系一起时，英文版《北平时事日报》突然又爆出了这样一条热门新闻：　
　　　　保存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北京人”头骨被窃　
　　　　有名的“北京人”被模型所调换　
　　　　一个美国职员被怀疑为主要盗窃者　
　　　　中华同盟社消息：约在５０万年前居住在北平附近的人类祖先——著名的中国猿人的头骨发现被窃，在它原来的地方被运出而替换了一个模型。　
　　　　这个惊奇的事情是被两位日本学者——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教授长谷部言人和该系的助教高井冬二先生所发现。他们在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９日到达北平，在周口店开始他们的研究工作。当这两位学者去参观保存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极为珍贵的原始人类化石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北京人”头骨已被模型所调换。该学院里的一位美国职员被怀疑曾在“大东亚战争”爆发时取走了真正的头骨，因为他预料到日本将以武力占领学院。　
　　　　偷盗发生在两年以前吗？　
　　　　不断变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使备受战争摧残的人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尽管这一时期的人们对“北京人”依然难以忘怀，并偶尔也投以关注的一瞥，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推进，特别是后来随着意大利和德国的失败，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毁掉了“北京人”的罪魁祸首小日本最终将是什么命运？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的命运决定着“北京人”的命运，或者说关系到“北京人”的命运。　
　　　　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８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迅速出兵中国东北，歼灭了近百万日本关东军。９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化为一片废墟。当晚，由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最后裁决，以不变更天皇地位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１５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至此，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至此，中国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终于打败了日本人。　
　　　　但打败了日本人的中国人，能找回“北京人”吗？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美联社自东京向世界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　
　　　　“北京人”遗骸在日本发现　
　　　　在被日本军队送往日本又被占领当局取得的掠夺品中，有来自已知人类最早祖先之一的山洞中科学上的无价之宝“北京人”。　
　　　　现在得知在取得这些掠夺物中，包括有粗糙的工具，雕刻的牙齿的装饰品和说明这些物品在１９２９年北平附近周口店石灰岩山洞中发现的位置略图。它们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保存过。　
　　　　从被没收的信中泄露，“北京人”的遗骸曾被中国人很好地保藏起来，躲避了日本科学家三年的追寻。在日本当局通知了盟军总部后，这些物品在东京帝国大学内找到。　
　　　　盟军总部的科学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职员怀特莫尔博士现在保管这个遗骸，并准备送回到中国中央地理调查所。这则新闻对世人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对刚刚躲过了战争一劫的中国人来说，恐怕就不仅仅是一次震动，而简直就是一声飞来的福音，甚至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了！因为中国人包括不少外国人一直认为，“北京人”最大的可能是落在了日本人的手上，而现在多年来渺无音信的“北京人”终于在日本露出峥嵘，这对苦苦寻找了多年的中国人尤其是科学家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安慰。　
　　　　当然，这毕竟只是一则报道，但发自美联社的、事关如此重大事件的报道，难道还能杜撰不成！何况，西方一家报纸早有透露，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怀特莫尔博士便奉美国国务院之命，以盟军总部科学顾问的身份专程赶往日本寻找“北京人”，这与现在这篇报道中提到的“盟军总部的科学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职员怀特莫尔博士现在保管这个遗骸”完全吻合。　
所以，多年来所有关注“北京人”的人们尤其是中国人，对这则新闻的真实性坚信不移。　
　　　　一个多月后，即１９４６年１月２日，英文版的《北平时事日报》又发表了英国路透社１月１日发自上海的一则消息：“北京人”将由日本归还中国　
　　　　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日本军队当作掠夺物运往日本的“北京人”，将归还到中国中央地理调查所。据东京大学报告说，这些名贵的遗骸和石器工具已经一同交给了盟国当局。寻找了三年之后，日本科学家在北平找到了“北京人”，有一个专家负责监督把它运往东京。遗骸和图标以及其他文件在日本人手中没有遭到任何损害。　
　　　　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１９２９年中国科学家在美国人类学家合作下于北平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在研究是“北京人”与“爪哇人”孰老的问题上，科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科学家们同意“爪哇人”可能较老，但是“北京人”在科学上价值更大，因为他更像人一些。　
　　　　在日本占领期间，日本科学家曾在发现过“北京人”遗骸的周口店附近进行过新的发掘工作，但是没有新的发现。　
　　　　“北京人”是中国被日本掠夺的宝物中首先将被归还的，但是中国爱国团体现在还正在设法取回其他被日本抢去的中国的古物和艺术的宝物。　
　　　　如果说去年１１月１９日美联社发布的那条新闻多少还让有些人不太放心的话，那么这次英国路透社发布的这篇报道，则完全让人吃下了一粒定心丸。尽管在日本发现的“北京人”尚未经过中国人的最后确认，但这篇报道已经明确说明，这些名贵的遗骸和石器工具已经一同交给了盟国当局。“遗骸和图标以及其他文件在日本人手中没有遭到任何损害。”想想看，倘若被发现的“北京人”没有经过有关专家的鉴定，美国美联社和英国路透社能凭空捏造、瞎编新闻吗？　
　　　　于是，不少人积极提议，中国人应该尽快组织人马，到日本去拿回或者说寻找自己的“北京人”！　
　　　　这个机会终于到来。　
　　　　民国３５年，即１９４６年３月３１日，中国航空委员会管辖的飞机第一次飞入了日本的领空。日本投降后，同盟国便纷纷派出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及被日军掠夺物资的接收等活动；而在抗日战争中付出沉重代价并为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自然也要派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各种活动。所以这架第一次进入日本领空的中国飞机，承载的就是前往日本参加战后各种活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其团长就是朱世明将军；而代表团的顾问，便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就李济先生当时的声誉而言，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前往日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由一种追寻丢掉了的灵魂的心引导出来的决定”。这所谓“丢掉了的灵魂”，指的就是“北京人”。事后有人曾怪他“放着正事不做而出去跑江湖”，这显然是对他一时的误解。他此次日本之行，主要执掌属于教育文化方面的事务，专门的责任是为调查战争期间日本劫去的中国的书画、古器物及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物品，并与盟军总部商量要求赔偿的步骤，预备为签和约时作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一点是教育部与外交部指定的工作，并在行前已征得盟军总部同意。但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前人“未完成的重要使命”，那就是寻找、查证“北京人”！　
　　　　承载着中国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日本横滨附近的厚木机场时，已是下午６时前后。这是１９４６年３月的最后一天，虽说已经过了春分将近１０天，但下午６时的日本，仍是一片黄昏景象，在横滨这座大城市的附近，并不见与黄昏相随的万家灯火。　
　　　　据李济先生后来回忆，由厚木机场乘汽车到东京中国代表团的住所，虽说只有三十余里路程，却走了两个小时。司机是美国士兵，却没开快车，理由很简单：炸毁了的路，仅仅刚恢复到可以通车的程度。横滨至东京的这条路，原为工业繁盛区域，日本投降前已被炸光；路旁的高楼大厦、工厂花园统统不见了，所见的只是一堆堆堆在路旁的破铁、乱板、残瓦、柱烬等。面对此情此景，李济感慨万千：“将近１０年的抗战及窜逃西南各省的经验，使我此时只感到悲悯：战时的那股怨气，似乎软化了，收缩了，隐蔽了；在那时我确实没有任何称快的心情。”　
　　　　应该说，这次由美国主持的盟军总部的工作做得十分周到。此前，李济得到南京美国使馆的通知后，盟军总部就派了一位“中国通”的美国人史克门少校特别先到上海来与他接洽，但是他却错过了。
日本的前一天，他去访史克门少校，少校又未到；到了东京的第三天，他又去找少校，少校却已飞往上海了。　
　　　　李济到东京后所见的第一个美国人是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斯脱特中等身材，灰色眼睛，平常最喜欢穿的衣服，就是黑色海军制服，他给李济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很诚恳率直的人”。在服役海军以前，斯脱特曾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博物馆工作者。最初他听说李济他们来日本寻找“北京人”，“似乎感觉到有一点惊讶”，等李济将有关“北京人”的前后发掘情况以及它的重大意义与他交谈后，他很快便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要苦苦寻找“北京人”了，同时也理解了中国对于文化教育注重的意义，并为中国人对古文明执著的追求精神所深深打动。　
　　　　斯脱特司令告诉李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北京人”的消息。遗憾的是，他谈的消息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斯脱特对李济说：“盟军总部已查询东京帝大的教授，据他们的说明及答复，‘北京人’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　
　　　　“这……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有两篇报道不都报道说，已经在日本发现了‘北京人’吗？怎么转眼间‘北京人’又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了呢？”李济感到很是惊讶，甚至简直难以置信。但斯脱特司令官的话又说得十分肯定。从对方的口气中，李济明显感觉到，斯脱特的话决非儿戏，而是十分慎重。　
　　　　“我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但目前我得到的情报就是如此。”斯脱特摊了摊手，有些无奈地说。　
　　　　“斯脱特先生，我恳切地希望您再协助我们查证一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不过，希望您能协助我们再找一找新的线索。您知道，‘北京人’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文明国家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李济再次强调说。　
　　　　“这我理解。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李先生。”斯脱特满口答应，十分爽快。　
　　　　李济先生与斯脱特道别后，接着就开始了对“北京人”的寻找。他当然清楚，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的线索，首先必须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然而，李济费尽周折，始终找不着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有关人士向他介绍说，这两个曾以学者身份多次反复出现在中国的教授，于１９４２年底返回东京后，便开始对从中国拿回的化石标本进行潜心研究。日本战败后，两位曾经风光一世的教授顿时失去了往日那种春风得意、霸领天下的“英雄气度”，很快变得神情恍惚、老态龙钟了。他们同所有参战和被战争所累所害的日本人一样，最终不得不受到了历史的严厉惩罚，进而陷入了战败后精神的巨大痛苦和绝望之中，不久便听说隐身于某个乡村角落里，再也无从寻找了。　
　　　　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李济难以作出判断，也无法判断，只能无可奈何地中止了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找。　
　　　　李济随后又和号称“中国通”的盟军总部的美国史克门少校取得了联系。史克门少校于４月８日由上海返回东京后，４月９日便与李济会了面。由于他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有甚深的造诣，故二人的谈话开展得既快又顺利。　
　　　　可惜的是，史克门少校同样否认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北京人”化石标本的事实。李济的希望再次落空。不过，在这次会晤中，史克门少校向李济表示了七点意见：　
　　　　（一）京都大学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约我当面谈退还日本劫掠的中国古物问题，他很赞成并愿前往；　
　　　　（二）盟军总部管美术品与纪念品物品的一组，保存有“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广播新闻的全份，其中有数条记载日本搬运中国古物的消息，可作中国代表团参考；　
　　　　（三）现在总部所订的规则为：凡是有确实证据、并及容易辨认为日本战时劫掠的属于盟国的器物，总部均可代为搜寻并退还原主；　
　　　　（四）在平时劫掠的美术品与古物，总部不拟办理；　
　　　　（五）周口店上洞层的遗物，已由盟军总部保管，可以退还中国；　
　　　　（六）中央图书馆的书籍现在东京，可以咨请盟军总部代索；　
　　　　（七）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编一完备的收藏目录送盟军总部及各国代表团作参考，可以考虑。　
　　　　史克门少校的这七条意见，有几条是对一些问题的答复，有的则代表的是盟军总部已经采定的立场，大致与斯脱特司令所说类似。　
　　少校谈完意见后，又与李济商量下一步如何查找的问题。由于东京除了沿皇宫区域及大学一带，大半都炸毁了，旧日收藏多已下乡或已散失，所以在那里可以说没有什么看头。而京都却完全不同，大战期间没遭任何轰炸，有关教育文化的事业更没停顿过，又为收藏家集中之地。因此，史克门少校提议，一起去京都走一趟，到那里好好查找查找，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北京人”。李济满口答应，因为这也正是中国此次日本之行的计划内容之一。　
　　　　史克门少校和李济一行当即赶往京都。他们在京都共住了七天，李济与史克门少校同住一个饭店，差不多朝夕相见，且同桌吃饭的时候甚多，李济便尽量利用这些机会与史克门少校多交换意见。史克门少校是一位爱好东方艺术的人，很富有收藏经验，对于中国抗战前的考古工作也甚为熟悉，并认识很多的东方学者，所以两人很谈得来，谈的范围也相当的广泛。自然，他们各自也都有必须保留的部分，对此都很理解，彼此心照不宣。但一般说来，史克门少校是很同情中国的愿望的。　
　　　　在此期间，李济曾提出三个问题征询史克门少校的意见：　
　　　　１．中日的战争，应该从何年算起？２．日本军阀在中国毁坏的文物，日本应该如何赔偿（例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文化图书馆、南开图书馆等）？３．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伪政府的允许当然不算），日本人在中国发掘器物，应如何处理？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时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即（１）从“珍珠港事变”算起；（２）从“七·七”事变算起；（３）从“九·一八”算起；（４）算到甲午战争那一年。对此，史克门少校认为，自“九·一八”起似乎最合理，但应该呈送到高一层的机关决定。毁坏的古物应该赔偿，盗窃的古物应该归还，这在原则上应无问题，但具体的办法仍应遵守“有切实证据的”及“可以辨别的”两个标准。　
　　　　史克门少校的这些意见应该说大致符合中国代表团的期望，不过真正实行起来，盟军总部似乎也不是那么痛快，或者说显得很困难。至于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一日，盟军总部有一个叫鲍尔士（ＧｏｒｄｏｎＢｏｗｌｅｓ）的高级美国顾问，在京都碰见了李济。鲍尔士曾在哈佛大学研究民族学，也在西藏考过古，与李济是旧相识了。两人在日本相遇，自然都很高兴。当鲍尔士得知李济所遭遇的困难后，很坦诚地对李济说：“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要求日本偿还劫掠的文物，是极同情的，但英国却不一定。他们对于‘劫掠’一词（斯坦因等在新疆、甘肃一带的行为）极为敏感，不一定会帮助中国。所以，我的意见这事最好就在盟军总部办理最好，不要推到ＡｌｌｉｅｄＣｏｕｎｃｉｌ去决定，那里是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的。”　
　　　　听了鲍尔士的话，李济已心中有数。但可惜的是，他和史克门少校在京都寻找了整整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　
　　　　在余下的日子里，李济依然坚持在日本四处奔波，八方打听，哪怕有一点点与“北京人”相关的线索，他也要亲自过问，亲自查询。但依然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日本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本来是一件不应该成问题的事情，可有关人士却推说：“地址不明，难以查询”。再者，去年１１月１９日美联社就曾向世界发布了“‘北京人’遗骸在日本发现”的消息，今年１月１日英国路透社又发表了“‘北京人’将由日本归还中国”的消息，但现在，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总部对“北京人”到底找到没找到，找到后到底在谁的手里，又避而不谈甚至干脆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呢？很显然，“北京人”还在日本人手上，或者遗失在了别的什么地方，是完全可能的；但谁又可以断言，美国就一定没有从日本人手上将“北京人”揽入自己的腰包呢？　
　　　　李济把有关寻找“北京人”的情况向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作了汇报。朱世明将军听了后，感到问题比较复杂，也很棘手，便当即给盟军总部发去一份《备忘录》，请求盟军总部继续协助查找“北京人”和其他人类学标本之下落。该《备忘录》原文如下：　
　　　　备忘录　
　　　　致威娄柏中将　
　　　　参谋长助理主文：为送还周口店的人类学材料及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　
　　　　１．根据报告，以下各项物件在战时从北平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被送到日本：　
　　　　（１）“北京人”标本，包括７个头骨，１２个下颌骨，一些牙齿及骨骼材料。　
　　　　（２）周口店第１地点，第１５地点及山顶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