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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北京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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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京人”标本，包括７个头骨，１２个下颌骨，一些牙齿及骨骼材料。
（２）周口店第１地点，第１５地点及山顶洞的石器、骨器及动物遗骸。
（３）关于周口店发掘的工作记录、照片和文件等。
（４）安阳发现的狗及狼等哺乳动物。
（５）步达生教授及魏敦瑞的关于人类学的书及单行本等。
２．已经知道，在发掘周口店的工作中及创办了新生代研究室时跟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曾经请求盟军总部查询上列失物。随后一些属于项目（２）和（３）的标本被送还了，现在是在盟军总部自然资源组保管。中国代表团李济博士应中国经济部的要求，请对这些高度重要的科学标本作更进一步的查询。经过请求从Ｃ．Ｉ．Ｅ．组已发现物件的清单。附在后面的是这个清单的抄件。
３．为此请求盟军总部指示文物保管处的外国及杂项财产部把重新找到的周口店人类学的标本和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交给代表中国代表团的李济博士。更请盟军总部对那些还未发现的物品继续作进一步的搜寻。
４．恳切希望你们对于这些请求加以注意。
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
１９４６年４月３０日
很快，盟军总部与日方就劫掠中国物品问题，初步达成了如下几项协议：
１．“七·七”事变以后之劫掠品，有证据者即退还中国；
２．登记日本私人收藏目录以备检查；
３．已决定之事项为周口店遗物即时缴还代表团；
４．中央图书馆书籍即时预备送还。
然而，令人大失所望而又无可奈何的是，尽管李济先生在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对“北京人”前后共进行了五次寻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
５月５日，带着一腔遗憾，李济先生离开了日本。
５月２４日，李济给裴文中复了一封信，并附了一份《备忘录》和物品清单。李济的信全文如下：文中先生：
５月２１日手示敬悉。弟于５月５日返国，因写报告各处信都未写。弟在东京找“北京人”前后约五次，结果还是没找到，但帝国大学所存之周口店石器与骨器已交出（弟已看过一遍，确是你们的东西），由盟军总部保管。弟离东京时，已将索取手续办理完毕。兹将致总部之《备忘录》抄奉，即可知其大概矣。一切详情容再谈。专此并颂撰安
弟济手启卅五．五．廿四
本来，此前裴文中曾致电在重庆的翁文灏，希望能随中国代表团亲自前往日本寻找“北京人”。但翁文灏不久回电说，国民政府已决定派考古学家李济随团赴日。所以，裴文中便给李济写去一封信，嘱他在东京寻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向他们要回“北京人”的标本。李济从日本回国后，裴文中又迫不及待地给李济写去一信，询问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所以才有了李济的这封回信。
裴文中收到信不久，在北平见到了李济。当裴文中详细问及李济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时，李济告诉裴文中说，在东京他曾通过中国驻日代表团要求盟军总部代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向他们询问“北京人”的消息，但是盟军总部最后给他的回答是：长谷部言人已迁往乡间，住址不明；高井冬二可能在东京，但因住址不明，也查询不着。
裴文中听后颇感奇怪，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日本是两个响当当的人物，既有知名度，又有详细地址，怎么会找不着呢？他认为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显然是美军总部欺骗了李济。
就在裴文中焦急地等待李济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消息的同时，远在美国的魏敦瑞也十分关注中国此次去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当得知李济先生从日本回国后，魏敦瑞博士马上催促美国方面，赶紧与中国取得联系。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２日，裴文中收到了曾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前往日本寻找“北京人”的美国著名地质学家怀特莫尔寄来的一封信：
尊敬的裴文中先生：
您大概已经收到了美国陆军当局在东京帝国大学找到的周口店的文件和标本。
在魏敦瑞博士的请求下我附上一张这些物件的清单。当去年冬天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努力寻找中国猿人遗物的线索，但是不能这样做。
如果您对被日本人拿去的任何东西提供东京任何进一步的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和美国陆军中校善克联系。
你的亲爱的怀特莫尔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２日
怀特莫尔曾在１９４５年从美国动身去日本寻找“北京人”之前，就由军邮转给裴文中一封信。
他在这封信中对裴文中说，他将奉命去日本东京盟军总部工作，同时又奉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接受洛氏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东京寻找“北京人”遗骨，要求裴文中为他提供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消息。裴文中当即给他回信一封，信中告诉他说，他可以到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找长谷部言人和地质教研室找高井冬二教授，他们二人是最后寻找“北京人”标本的负责人，他们可以供给他最后和最可靠的消息。但令人奇怪的是，裴文中去信后就没有收到怀特莫尔的回信，后来又去了两封信，还是没有收到怀特莫尔的回信，直到一年后的今天，才收到了怀特莫尔的这封来信？更令裴文中费解的是，怀特莫尔在信中说：“当去年冬天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努力寻找中国猿人的遗骨的线索，但是不能这样做。”“但是不能这样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不说他在东京的寻找没有成功，或者说他在东京的寻找失败了，而偏偏要说“他不能这样做”？很显然，怀特莫尔有其苦衷和难言之隐，那么这苦衷和难言之隐是什么？
按理说，怀特莫尔是盟军总部军事地质组的代理组长，并受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洛氏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寻找“北京人”不仅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完全可以做到畅通无阻！可为什么他又“不能这样做”呢？是谁，或者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不能这样做”的呢？为什么开始让他专程去日本“做”，后来又“不能这样做”了呢？这一变化，说明了什么？
而且，怀特莫尔在信中对他在日本询问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情况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到底见没见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见着了，这两人对“北京人”的下落怎么说？若是没见着，为什么？难道也是像盟军总部回答李济一样，是“住址不明”吗？很显然，从寄来的清单来看，盟军总部已经从东京帝国大学索取到了许多有关“北京人”标本的研究材料，而要取得这些材料，就得找到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而找到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北京人”的下落问题就应该会有一个说法，即使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避而不谈，怀特莫尔也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但是，为什么怀特莫尔避而不谈有关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一点情况，而只简单而含蓄说他“不能这样做”？怀特莫尔这句很微妙的话，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而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的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呢？
据悉，盟军在东京帝国大学发现有关“北京人”的材料后，美国曾经特派专人代表洛氏基金会去东京进行了秘密的接收，事后却对外宣称，只接收了一些拍摄周口店的电影片。美国方面派去接收的人是谁，谁也不知道；派去接收的人到底接收了什么东西，接收了多少东西，也不清楚；而在接收的那些东西中到底有没有“北京人”，除了接收者和少数人之外，则更是没人知道。
因此，裴文中反复看了怀特莫尔的信后，脑子里闪出的是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不过，根据怀特莫尔的建议，裴文中还是决定尽快与美国陆军中校善克取得联系。善克是盟军军事地质调查组的组长。此前，威娄柏陆军中将接到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备忘录》之后，便将《备忘录》迅速转交给了善克中校，并明确指示由他负责调查“北京人”以及其他化石的下落。同时，在魏敦瑞的反复请求下，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也开始协助善克中校全力寻找“北京人”。所以，裴文中与善克取得联系后，为善克提供了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情况，希望善克中校尽快帮助中国找回“北京人”。
于是，中国人去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故事刚刚结束，由美军善克中校牵头寻找“北京人”的行动，又在秘密中拉开了序幕。
据美国方面留下的资料表明，善克中校是个相当精明而又十分能干的人。受领任务后，他很快组织起一个调查组，并按照计划，立即开始了行动。
善克首先率领调查组仔细研究了由盟军总部转交过来的有关中国“北京人”的若干资料与情报，接着又对日本侦探锭者生前书写的关于搜寻“北京人”的《备忘录》进行了一番研究。当对“北京人”失踪的前后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后，他立即启程，首先赶往关岛美军医院。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全部被日军所俘。１９４１年１２月中旬，被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日军分别从北平、天津送往上海江湾战俘营，不久，又被转送到了北平丰台的一个集中营。哈斯特上校同他忠诚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上海江湾和北平丰台度过了艰难的一年零七个月之后，又被日军于１９４３年９月分两批押往日本。
而后，哈斯特上校和一部分陆战队官兵被送到了日本北部的一个废铁矿，在日军严密的监视下从事挖掘铁矿石的苦力；而另一部分美军则被送往冰天雪地的北海道继续关押。
战争结束后，关押在日本集中营的战俘陆续遣返回国。原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由于长时间的关押和日军的百般折磨，有四分之一的队员已死于非命；剩余的人员则因痢疾等疾病而导致了其他各种慢性疾病，个个生命垂危，大有朝不保夕之势。于是，美国军部决定：前驻华海军陆战队在遣送回国之前，先送往关岛美军医院接受治疗。
善克中校一行抵达关岛后，便驱车直奔美军医院。他们一路顺风，很快找到了正在医院疗养的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哈斯特上校和大部分前驻华海军陆战队员。善克简直没有想到，才短短几年，罪恶的战争便使哈斯特上校完全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精神恍惚的干瘪老头；而眼前这些活下来的陆战队队员也个个瘦骨嶙峋，面无血色，目光呆滞。
“哈斯特上校，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问候。”善克中校一脸真诚地说。
哈斯特上校苦笑了一声，人世间的一切似乎早已大彻大悟：“没有什么，作为一个军人，命运就是如此。”
“我这次专程赶来，是为寻找中国‘北京人’一事。希望上校能多多关照，把您所知道情况尽可能说得详细一些。”善克中校说完，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
然而，哈斯特上校的回答却有些出乎意料，他既没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未提供什么新的有价值的线索，回答的内容与４年前在北平给锭者的说法大同小异。他只承认他受美国公使馆的委托，派人到协和医学院取走了“北京人”化石并运往秦皇岛。至于具体方案、办事经过、转运途径、存放地点、最后去向等等，他一概不知，无可奉告。
善克中校大失所望。
双方一下陷入沉默。
“哈斯特上校，”片刻，善克中校又问道，“您作为驻北平海军陆战队最高长官，为什么对‘北京人’的转运没有负责到底呢？”
哈斯特上校一下激动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勾起了他的痛处。也许是为了证明他所说的真实性，他大声强调说：
“那时天要塌了，后来也真的塌了，作为一名军人，一名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最高指挥官，大敌当前，我要竭尽全力去维护我的部队，支撑危急的局面，而不可能一门心思地去看管那些死人骨头！”
二人的谈话，只得到此结束。虽是不欢而散，彼此倒也十分坦诚。
根据哈斯特上校提供的线索，善克中校又在医院里找到了曾参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斯耐德尔上士———即前文日本侦探锭者曾经找过的那位美国士兵。
两人见面是在一个晚上，窗外有星星，还有一轮似圆非圆的月亮，整个关岛沉浸在战后的寂静之中，很容易让人想起许许多多有关生生死死的事情。这位在北海道历尽苦难总算幸运地活下来的美国海军上士，在接到医院有关部门通知后１０分钟，便一瘸一拐地来到医院的会客室。善克中校一见上士，便首先热情地把手伸了过去，上士放下拐杖，顺便接住了善克中校的手，嘴里却吝啬得没吐一个字，表情也显得出奇地平静。
中校直截了当，提起了“北京人”。上士认真听着，还是一言不发。当中校第三次提出希望上士谈谈他的亲身经历时，上士这才抬起头来，专注地望着窗外，而后晃动着有些肿胀的脑袋，慢慢悠悠地开始了他的讲述。那音调，那表情，那感觉，既像是一个诗人在对着皎洁的月亮朗诵自己的诗作，又像是一个老到的小说家在讲述自己某部书稿的构思，总之有关“北京人”的这段故事，他好像已经在关押期间打了５年的腹稿：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４日上午十点钟，奉上司的指令，我和杰克逊下士驾一辆卡车前往北平协和医学院拉东西。至于拉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过问，因为在这之前许多美国驻北平机构都在忙着向外抢运东西，陆战队兵营也有大批物资开始运往秦皇岛港。因此这次去协和医学院，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例外，一切都是自然的事情。
当我们开车走出海军陆战队兵营时，天空布满了阴云，不时飘落下零星的雪花，雪花落到车窗玻璃上很快就融化了，并不影响我们的视线，更不会影响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驾驶卡车从东交民巷向东，然后转弯向北进入王府井大街，最后驶进协和医学院。
我们向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先生说明来意后，他让我们将车靠在医学院运货口的装卸台上，那些东西早就堆积在装卸台上等待我们了。卡车的尾门放下后，医学院的苦力开始将台上的板条箱和包装箱向车上装。由于我在车上指挥装箱的位置，所以就注意到两个带圆铜锁的红木箱，并指挥苦力把这两个箱子放在了车厢的最后边。现在看来，那两个箱子装的也许就是“北京人”化石。
车装好后，我坐上驾驶室，杰克逊坐在车厢里以便于监视，防止万一出现差错。当我们返回陆战队兵营大院时，这时兵营已经开饭了。
“怎么才回来？”麦克里迪中尉端着饭盒听完我的汇报后有些不高兴地问。
“箱子太多，医学院的那帮苦力又不肯卖命，总是磨磨蹭蹭的，真他妈见鬼。”我答。
麦克里迪中尉点点头，看样子已经理解了我们的苦衷，口气有些温和地说：“快吃饭吧，吃完饭准备卸车。”
当我们吃完饭后，发现一群士兵正在麦克里迪中尉的指挥下进行卸车。卸下的箱子分别用红色油漆写上了哈斯特上校、罗宾逊中校等陆战队军官的名字。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清楚也没有去问麦克中尉。不许随便问上级的规定，是美军的纪律，这你是知道的。
箱子上的名字写好后又重新装上了车，并用油布盖好，因为这时天空仍飘荡着雪花。当我们要回营房休息时，麦克中尉走过来说：“斯耐德尔和杰克逊，你们两个明天早上７点，押送运载这一车物品去秦皇岛，下午赶返平的火车回来向我报到。”
尽管我们不愿意执行这项无聊的差事，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因为作为军人只有服从命令。这天夜里，雪开始下大了。第二天早晨，大雪依旧下个不停，卡车的油布上足足积了两英寸的雪。我们将车上的雪扫掉后，急忙钻进了驾驶室，卡车在艾斯顿中士的驾驶下很快来到前门火车站。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一辆装载陆战队兵营物资的卡车。
通过火车站的苦力，两辆卡车的东西被卸下后又装上了北平至秦皇岛的列车。列车的第８节和第９节车厢归我们陆战队专用。
大约１个小时之后，火车出了前门车站向秦皇岛方向驶去。我和杰克逊还有另外两名陆战队员怀抱卡宾枪，爬进各自的车厢开始了这趟押运的征程。
没有暖气的闷罐车厢里，湿漉漉的冷得让人直打哆嗦，尽管我们带着毛皮手套，但手指还是很快被冻僵了，几乎握不住枪。路上的积雪时常将列车堵住，为了扫除障碍，火车不得不多次停下来等待铲除轨道上的积雪，直到黄昏的时候才总算到达秦皇岛。
借助港内专管搬运的苦力，我们监督着把物品从车上卸了下来，再用小车推进货栈和瑞士仓库。这时从天津和北平运来的各种包装箱已堆成了山，整个港内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放满了，它们都在等待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的到来。
我们总算去掉了一件心事，只是下午去北平的列车早就开走了。回营房已不可能，我们只好搭乘一辆黄包车，来到秦皇岛美国海军陆战队霍尔库姆营地过了夜，第二天才返回北平。
善克中校听完斯耐德尔的叙述，和同行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沉默了大约二分钟，然后才问道：
“你确实在霍尔库姆营地住过一夜？”
“是的，这不会有错。”上士答。
“从日本侦探锭者留下的资料来看，此事你并未向他提起过？”
“是的。我今天向您所讲的故事，从来都没向任何人提起过。如果您不是出于一种公心，如果您不是远道专程而来，如果您不是一名称职的美国军人，那么对不起中校先生，您也将永远听不到这个动听的故事。”
“那个叫杰克逊的下士现在还在医院吗？”
“他在北海道患了肺炎，死了。”
“什么，死了？”
“是的。杰克逊下士死了，还有麦克中尉，也死了。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我全说出来了。对不起，中校先生，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上士结束了他的精彩叙述。
善克中校似乎还是很不甘心，又追问了一句：“你认为‘北京人’的失踪，会出在哪个环节上？”“这该死的‘北京人’，我想……是在秦皇岛出的问题，而不是在这之前。”斯耐德尔上士摇晃着浮肿的脑袋说完后，马上转入沉默，不再肯说哪怕一个字。
善克中校点点头，对上士的合作表示谢意。而后搀扶着斯耐德尔上士，走出会客室的大门。当晚，中校一夜难眠。他把斯耐德尔上士的话回味一遍后，认为上士提到的霍尔库姆营地倒是一个新的线索，那么问题会不会出在霍尔库姆营地呢？
第二天，善克中校又找来几个曾驻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希望能从他们嘴里再掏出一些新的情况。但这几个美国士兵对“北京人”丢失的事似乎并无兴趣，他们想的大概只是如何尽快回国和家人团聚。所以当得知中校是为寻找“北京人”而来时，他们当即表现出一副十分扫兴的样子。
“我请你们来，是想请你们谈谈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前后霍尔库姆营地及港内的情况。”中校的话说得很诚恳。
“我们只是从窗子里看到日本兵在港区乱翻乱砸，有关‘北京人’转运的具体情况，我们一点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很快也被俘了，先是关在营区，后又押到天津。至于‘北京人’的头骨，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
几个士兵对中校的提问漫不经心地敷衍几句后，再也无话可说。中校又问了几个不关痛痒的问题，感到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便草草结束了与士兵们的对话。
但善克中校是一个办事执著的人，他的调查到此并未结束。他随后又在关岛美军医院查询了一个星期，当感到此地再也找不到什么新的线索后，便毅然决定亲自到北平协和医学院再做一些更详尽的调查。于是，中校把在关岛调查到的情况作了一番详细的分析记录，而后马上又率领着他的调查小组匆匆飞往中国北平。
中国的北平此时已是一副深秋景象。抗战结束后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从长期蛰伏的睡眠中醒来后，此时又焕发出了它原有的活力。当年一些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医务职员们又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虚弱的身体经过战后的营养补充，很快就开始变得精神焕发起来。整个协和医学院上上下下，几乎全都陶醉在战争胜利后的兴奋和喜悦之中。
中国和日本———战胜国和战败国，毕竟是两种氛围，两种感觉。善克中校一踏进协和医学院的大门，便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之感。他找到协和医学院的领导人，说明来意，协和方面非常高兴，马上便给他做了很好的安排。
……
善克中校在协和医学院对几位当事人员一一进行了查询，而后又像当年日本侦探锭者一样，直赴秦皇岛，再去天津城。当该找的人找了，该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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