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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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资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事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且贻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圣神，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藉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凜凛，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氏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治，荡然无存，澔涆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建，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抑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黎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瘁，民力壮盛，有若捕风，国势颓隋，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国局始奠，海内虚耗，财用竭蹶，义宜根本整理；袁乃专事虚缘，日以借债政策，利诱他邦，为私托外援之计，断送利权，绝不顾惜，逐鹿争臭，坌集庙朝，遂妄以中北二部横断铁道，分许他人，惹起国交之猜疑，增益宗邦之危难，其罪十三也。欧陆战争，义宜严守中立，及时进奋；袁乃内骄外谀，折冲无状，既反复狼狈，贻羞东鲁，复徘徊雌伏，巽立要盟，失满、蒙矿权，至于九处，承他邦意旨，发布誓言，辱国辱民，倾海不涤，其罪十四也。民族虎争，领土强食，外债毒国，既若饮鸩，竭泽厉民，何异自杀？袁于欧战既发，外资猝断，乃专事掊克，内为恶税，房亩烟赌，一再搜刮，复先后发行内国公债，额逾万万，按省配摊，指额求盈。小吏承旨，比户勒索，等于罚锾，致富户惊逃，阎里嗟怨，国民信爱，斫丧无余，神州陆沉，殷忧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贵有恒，纵博浪游，谥曰败子，盗贼充斥，此为厉阶，修政明刑，首宜致谨；袁乃纵容粤吏，复弛赌禁，使南疆富庶之区，负群盗如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恶相济，清乡剿杀，无时或己，政以福民，今为陷阱，其罪十六也。烟害流离，久痼华族，张皇人道，仅获禁约，奋厉阏绝，犹惧不亟；袁乃恬其厚获，倚以箕敛，宠登劣吏，设局专卖，重播官烟，飞扬淫毒，失信害民，辱国贻讥，其罪十七也。民权政治，积流成海，国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旧家，且凛兹盛谊，汲汲改进，华族后起，方发皇古训，追踪世法，断脰流血，久而后得，大义既伸，迕则不忠，乔木既登，返则不智；袁乃身为豪奴，叛国称帝，尽谤饰非，无焦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气横溢，妖孽丧邦，甘为祸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筮日无妄，圣学传经，谊唯存诚，故忠信笃敬，保为民彝，衍为世德；袁乃机械变诈，崇事怪诡，貌为恭谨，潜包祸谋，秘电飞词，转兴众口，涂刍引鹿，指称民意，欺世盗名，载鬼盈车，背誓食言，日月舛午，使道德信义，全为废词，民质国华，尽量消失，其罪十九也。
　　维我当世耆德，草野名贤，或手握兵符，风云在抱，或权领方牧，虎步龙骧，或遭系乡间，鹤鸣凤翙，细瞩理伦，横流若此，起瞻家国，悲悯何如？凡属衣冠之伦，幸及斯文未丧，等是一家之主，胡堪义愤填膺，谯彼昏逆，洵应发指，修我矛戟，盍赋同仇。书到，都府勋耆，便合众兴师，郡邑子弟，各整戎马，选尔车徒，同我六师，随集义麾，共扶社稷！崑苍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原中，会洗蚩尤兵甲。军府则总摄机宜，折冲外内，张皇国是，为兹要约曰：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改造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义三。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义五。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贰忒。军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内外官吏，粤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于满、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第一军司令官蔡锷、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
　　京、津《泰晤士报》社论有《袁世凯之前途危险》一文云：“（上略）回忆去岁八月，帝制运动方兴之际，吾人曾为文以发表意见曰：使以君主代共和，而于现在或将来发生内乱，或总统称帝，必须流血而后有成，则吾人不能不请总统一追念其就任宣誓所云：‘谨以至诚遵守宪法，尽大总统之职务’之辞矣！总统苟守此宣誓，乃可告无罪于国民。若谓袁氏称帝，无人反对，即可举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对两院议员、内阁人员、外交人员，所宣之誓，弃而不守，必至流血反对君主无疑也。吾故谓袁氏惟一自重之法，即在遵守与民约束之词。当斯时，果将帝制运动完全停止进行，或展缓至较适之机会，亦未为晚。乃袁世凯竟任其进行，虽以总统之身，本负禁阻之责任，亦复充耳不闻，更使其专顾私利之贪鄙下吏，操运动之中枢，与选举之重柄，及经友邦公私劝告，语以事势太危，又举各省之虚构表文及假伪选举之最后民意，以为辩护。虽日、英各国之劝告，未免失之过迟，然谓现在西南部之变，实根劝告而生，无理取闹，抑何可笑？夫使中国人民果真一致主张君主，如捏造者所言，则纵有外国劝告，或少数革党，亦何能为力？质言之，则现在气势方张之滇、黔事变，乃根于南方不信任及厌恶袁世凯所生，亦由于人民为伪造民意所欺骗。盖彼固不愿以世凯为帝，始终未尝请袁世凯为帝。从今而后，谓袁世凯因一致民意而称帝之谎说，可一概消灭矣。今行贿劝诱，与夫调和等种种方法，既用之滇中共和党而失败，北京政府于是诉诸武力，以为解决国体之法。以愚所见，即使袁世凯因此而终获胜利，国内国外，亦将发生极悲之感觉。查推倒清室，建设民国而后，各订约友邦，亦几及两年，然后正式承认；袁氏果必主张变革，其承认之期，当较前为更长，可预言矣。总而言之，无论胜败如何，袁世凯之威望必落。今日者，正吾人渴望中国元首得保其威望之日也，而事竟如此，吾人对于袁氏，不识取劝进之时机以自保威望，能勿致其惋惜耶！夫使袁氏当是之际，不受帝位而坚辞，吾知袁对内对外之威望，定较今日而益高也。而竟不然，以致沦陷于力争帝位之地位，虽常人对于袁氏，未尝不望其保有威权，以成中国现在之最大政治家，但因奉袁为帝，以致再发内乱，能勿觉其为值太大，而于国家无所裨益耶？”
　　自云南独立之讯至，袁即褫免唐、任、蔡官职爵位，一面谋以武力压服。二十九日申令云：“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近者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拥兵谋乱，通电各省，举动离奇，词旨唐、任等意存反侧，或被乱人迫胁，故有此前后矛盾之词。自知一己主张，与全国民意相反，故必将国民代表所决，一概加以诋诬，不与承认，以避违反国民公意之罪。不知君主立宪，既经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稍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癸丑孙、黄之乱，亦于议会依法举定之元首而肆其反抗，但逞个人私图，蔑视人民公意，行动于法律之外，终为国民所弃。以昔例今，事同一律。法制拘束，本不便于犯上作乱之徒，然国家舍兹，何以立国？今唐、任等行动，直为违背全国民意，并即违背云南民意，自全国视之，直为国民公敌，此其大罪二也！三曰诬蔑元首。按唐、任等通电指斥元首之词，有食言背誓，何以御民，应请明誓拥护共和等语。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词，载在《约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国之元首，一切应以民意为从违，此义推之古今中外，无不可通。设民意欲共和，而元首仍欲帝制，是谓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为叛民。设使国民代表大会未经决定君宪之先，而元首即行帝制，又或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仍采共和，而元首偏欲独行帝制，则全国国民，皆可以违誓相责，何待唐、任诸人？乃今日之事不然，当国人讨论国体之初，不过论共和之利害，并未拟议推戴之人，此学者之常情，即元首亦不能目为谋叛，而施其禁令。皇帝当日且曾为变更国体不合事宜之宣言，然此不过个人意见之表明，亦无由妄行其权以左右民意也。迨至代表决定，举国推戴，又以信誓在前，辞让勿允，明令煌煌，可以按颂。以理论之，共和元首之机关，既为国民所不采，而一切法令，又经国民总代表声明，须与国体不抵触者乃为有效。是则《约法》所载大总统以及即位誓词，皆在无效之列，不过用固有之名义，以维持秩序而已。此时元首求所见信于国民者，应即宣誓不再维持共和，方为恪遵民意。设以机关仪式之誓词，再用之于今日，国民其谓之何？此本至浅之理，至常之事，特因唐、任等蔑视民意，故将与今日民意相反之誓词，引以力重，又不敢谓民意可违背也。故必先诬民意之非真，乃进而诬为一人之意，以遂其动摇国本，糜烂大局之谋。夫共和元首，国民已有相当之敬礼，何况今日名分已定，天泽懔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君子有怀刑之戒，庶人有敬上之忱，庶与此次国民拨乱求治之心，乃能无背。若如前之孙、黄，今之唐、任辈，猖狂恣肆，动辄以推翻元首为词，名为拥护共和，实即为共和不适国情之一大证。幸而天福中国，国民觉悟，设不早改，则墨西哥五总统并立之事，决不免于中国之将来，流毒所贻，不知伊于胡底。即以唐、任一事为鉴，万不可再留共和名义，以为随时煽惑之资；必宜永远铲除，绝其萌蘖！唐、任此次诬蔑元首，藉以倡乱，应以大不敬论，此其大罪三也！唐继尧、任可澄等具此三大罪，应请立予宣布罪状，克日出兵致讨，以翦凶顽而固邦国！本院为此依《约法》第三十一条第七款提出建议，奏乞施行等情。”
　　“又据各省将军、巡阅使、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及各路统兵人员先后来电，咸称唐继尧、任可澄、蔡锷通电煽乱，请加惩办各等语。唐继尧、任可澄两次劝进、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二十一日以前，迭次电称滇境虽有乱党秘密煽惑，现在防范甚严，决不致发生事变。乃未逾数日，遽变初衷。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任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由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五年一月五日，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藐藐之躬，举数万万人之生命财产，赖一人以保护之，数万万人之知识能力，赖一人以发育之，此人所谓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者，责任何等重大。古称神农憔悴，大禹胼胝，忧劳过于平民，诚非虚语。矧在今日，为竞存时代，为君之难，百倍于古，倘视南面为尊荣之地，元首为权利所归，是于立君本意及君之责任，全未体会，即此一念，必致误国殃民，灾及其身而后已。民国成立以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各趋于权利之极端，为非分之希望，或逞强力，或饰巧言，百计经营，务偿厥志，几若朝持魁柄，夕正首邱，亦所心愿。其次即暂据一隅，犹足慰情聊胜。至于何以抚辑人民，何以统治军族，何以因应国交，概不之思，其暴烈分子，行同盗贼，惟利是图，固无论矣。即号为有政治思想者，但凭心理之偏倚，不顾事实之利害，凿空向壁，大言炎炎，按之毫无实际。夫美锦尚不可以学制，顾可以亿万生灵，供其轻心试验乎？回溯以往四年，此辈多入政界，底蕴毕宣，绝少表见，一误再误，害中于国。推原其故，由于此辈但知居高之尊贵，而不知应事之艰难，权利是争，责任不负，鼎折覆悚，势所必然。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何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难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倘有墨、卜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倖一逞，偿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谭。予以薄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同日，又申令近滇各省，严筹防剿，并派曹锟率师进扎云：
　　前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唐继尧、任可澄拥兵谋乱，声罪请讨。又据各省将吏先后电称：蔡锷等通电煽动，请加惩办等语，当时疑其另有别项情节，先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褫职夺官，听候查办。嗣据各路边报，蔡锷纠合乱党，潜赴云南，诱胁该省长官及一部分军人，谋叛国家，破坏统一，宣言独立，遣兵窥川，稍拂逆谋，横遭残害，妄自尊大，擅立官府，人民多数反对，饮泣吞声，不能抗其威力。又任意造谣，传播远近，妄称某省已与联合，某国另有阴谋，非诈欺惑众，即挑拨感情，呓语谎言，全无事实。各省军民，皆服从政令，拱卫国家，各友邦又皆希望和平，敦睦邦交，决非该逆等所得诬蔑。当滇变肇端，政府及各省将吏，驰电劝诰，苦口热心，积牍盈尺，而该逆等别有肺肠，悍然不顾，以全体国民决定之法案，该逆等竟敢以少数之奸人，违反举国之民意，于政府之正论，同僚之忠告，置若罔闻，丧心病狂，至此已极。该逆等或发起改变国体，或劝进，一再赞同，为日几何，先后迥异，变诈反复，匪夷所思。自古国家初造，频有狡黠之徒，包藏祸心，托词谋变；而如该逆等之阴险叵测，好乱性成者，亦不多见。至滇省人民，初无叛心，军士亦多知大义，且边陲贫瘠，生计奇艰，兵仅万余，饷难月给，指日瓦解，初何足虑。国家轸念滇省军民，极不愿遽兴师旅，惟该逆等倚恃险远，任意鸱张，使其盘踞稍久，必致苦我黎庶，掠及邻封，贻大局之忧危，启意外之牵涉，权衡轻重，不敢务为姑容，竟废国法。着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该省之变，罪在倡乱数人，凡系胁从，但能悔悟，均免追究，如有始终守正，不肯附乱者，定予褒奖。所有滇省人民，多系良善，尤为妥为抚恤，勿令失所，用副予讨罪安民之王意。此令。
　　二十五日，又申令将军及统兵大员进剿滇军云：“迭据四川将军陈宦电称：蔡锷等率领叛军，侵犯川边，宜宾县及燕子坡、横江一带防营八百余人，被叛兵以大队突来围包攻击各等语。查蔡锷等反复变诈，入滇煽乱，当经褫夺官职，听候查办，冀其或能悔悟；乃竟率领叛兵，袭攻官军，甘心作乱，扰害治安，未便再事姑容，着附近各将军及统兵大员分途进剿，以保地方而奠生灵。此令。”
　　而无奈所派遣入川之军，败于蔡锷。外交又遭诘问，文书改元，使馆皆却还外交部不受。一月一日既未登极，又屡改其期，至二月二十三日，袁有明示延缓登极之令：“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登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计，而当局者，应负度势审时之责。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特此通令知之。此令。”
　　至此尚须补述延缓登极之另一重要缘原，则五国警告之来，袁知虽为五国联合，日本实为原动力，遂谋挽回日本之感情，冀得外交上之援助，拟牺牲某项权利，为日本承认帝制之交换条件，先与日公使商议，日使电告本国政府，得其承诺，袁氏遂以祝贺日皇即位大典名义，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拟即启行。日公使特于一月十四日晚，招请周使等饯宴，席间表示日本政府十分欢迎之意。周定十七日启行，而随员则已早日先行。及十六日，日公使忽至外交部，谓奉本国训令，俄国大使将至东京，不便迎接中国特使，且避两国间各种误解起见，请中国特使延期启行。此耗一来，袁氏之威望丧尽！及滇、黔事起，日使诘问：“贵国政府前言实行帝制，国内断无骚扰，今云、贵之事，何时可平？又其他各省，是否能保无变动？”是时袁又探悉日本招集宗社党于满洲，举勤王军之计划。各省既先后动摇，出师屡遭挠败，外论尤迫蹙，始悟向以为外交无问题，莫予为难者，实存心捣乱，大上其当。国内外情势既变，遂知帝制难成。
　　


第六节帝制之撤销
　　三月二十二日，袁遂撤销帝制，废“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复焚毁关于帝制之公文，凡八百数十件；又自称为大总统，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其申令如下：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