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究竟多彪悍-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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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狂奔。
　　王翦率军急追，在永安（今属湖北黄州）追上了楚军，两下里再战，楚军再败，完全溃散了。王翦随后与蒙武分兵，自己率大军直插淮南，让蒙武屯兵鄂渚（今湖北武昌一带），作为呼应。
　　王翦军摧枯拉朽，直捣楚国的新首都寿春（今安徽寿县），将楚王负刍稳稳擒住。然后，老将军与蒙武合兵一处，狂扫楚境。
　　捷报传回咸阳，一直在闷头等消息的嬴政，终于沉不住气，高高兴兴地跑到楚国旧都郢，举行受降仪式。他斥责楚王负刍犯了弑君篡位之罪，将其贬为庶人，楚国到此也倒掉了。
　　楚国毕竟是大国，死而不僵，还有项燕那一拨残部在活动。项燕狼狈逃至淮上，在当地召集青壮，伺机再战。募集了数万人马之后，仓皇间竟不知楚王下落。这时候，恰好遇到了一位楚公子，就是昌平君。
　　
　　第二十六章王氏父子横扫天下（3）
　　
　　这昌平君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就是协助嬴政歼灭嫪毐集团的那位客卿，后来不知为何有叛秦行为，得罪了嬴政，被迁徙到秦国占领下的郢。后来，他可能是擅离流放地，进入了楚境。顺便提一句，秦国对楚国发动的这场决战，名义上就是要捉拿昌平君。
　　项燕就拥立昌平君为新的楚王，率众渡江，到了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暂作喘息。
　　第二年，秦军浩荡东进，造大船数十艘顺流东下，直逼兰陵。项燕没办法，只能闭门守城。秦军士气旺盛，日夜攻城不止。
　　不久城破，昌平君中流矢身亡。项燕抚尸痛哭，而后仰天长叹，自刎而死。
　　秦发动的灭楚战争，在灭六国战争中殊为不易，差一点就半途夭折。项燕老将军的壮烈殉国，使楚人耿耿于怀。数年后，一位叫楚南公的老者，说了一句狠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这就是谶语，后来验证，果然被说中。当嬴政死后，大名鼎鼎的反秦义军领袖项羽，就是项燕的侄孙。
　　历史就是这样冤冤相报的，有些事，不可能做了就做了。
　　在秦灭掉了五国后，天下的局势是：一支秦军由少年王贲领着，在北方；一支秦军由王贲的父亲王翦领着，在江南。
　　这真是，嬴家天下王家军，无怪王翦在伐楚之前要那么战战兢兢，生怕秦王起疑。
　　这父子俩在分别灭燕和灭楚后，还做了一些扫尾工作，王贲顺手牵羊，灭了燕国的附庸代国，生俘代王嘉。王翦南征百越，降服了越君，置会稽郡。这样，北至辽东，南至江南，就都收入了大秦版图。
　　后世华夏大一统的雏形，已隐然可见！
　　这就是我们族群今日的根基。
　　所有的征战杀伐，都不是没有来由的。
　　秦王大喜，下令天下大宴三日。宴毕，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摆到了桌面上：六国中的最后一国，什么时候倒掉？
　　秦王嬴政把这任务交给了王贲。他给王贲下谕令说：灭代，是顺手牵羊的事，就不必专门兴兵了。而代与齐，道路相同，不过是归途中的一碟菜，小将军您也顺手把它给端了吧！
　　齐是超级大国，军事力量远远超过三晋与燕，历来与秦抗衡，以前秦的几次东进失利，与齐的幕后遏制都有关系。
　　秦发起统一战争后，在消灭赵、楚这两大强国时，都遭遇过重大挫折，为何这一次嬴政却看得如此轻松？
　　原来，今日之齐国，已全无大国的脊梁骨了。
　　现在的齐国国君是齐王建。齐王建上台的时候年龄太小，由他妈妈君王后掌权。这位君王后，是一位难得的贤明女主，她的外交方针是：对秦国恭谨有礼，对其他诸侯讲信用，维持良好的“国际关系”，致使齐王建上台后40多年里齐国未受兵灾。
　　她的韬晦战略颇受世人的赞扬，但也埋下了危险的伏笔，在列强兼并中独善其身，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秦国实行远交近攻战略，“远”只是放在最后去解决。齐国本应该充分利用空间优势，变革自强，利用这段缓冲时间，把自己打造成令秦国莫可奈何的堡垒。
　　但是，齐国保守的国策，决定了它在秦国的威胁面前无所作为，但求苟安。
　　君王后去世之后，齐王建毫无主见。秦国则派了大批卧底进入齐国，用重金收买了几乎全部的齐国大臣，使齐国的朝廷变成了秦国的一个“支部”。齐国的丞相后胜，则是卧底集团的总头儿。
　　被卧底操纵的结果就是：齐国不修战备，不助五国。当五国纷纷翻船的时候，齐王建不考虑自己的船是否也会翻——这种冷酷的现实问题，一想就头疼，不想，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吧？
　　于是，他治下的齐国，就成了腐败的安乐窝。
　　随着五国的崩溃，各国的贵族纷纷东逃，来到齐国躲避，这就更增加了齐国上下醉生梦死的气氛。
　　当时的齐国首都临淄，最繁华的地方是游乐场，大家斗鸡、赛狗、赌博、踢球……玩得不亦乐乎。当时最吃香的行当是“三陪”，最受人崇敬的是“蜘蛛侠”式的高级窃贼。
　　这样的腐败之邦，不是一踹就倒吗？难怪嬴政把它视为顺手牵羊的事。
　　当王贲率大军南下之后，原先灭魏国的一支秦军也进驻历下（今山东济南）。秦军的战车就要铺天盖地而来了，齐国朝中竟然掀起了一场大辩论：究竟应该“抗秦”还是“朝秦”？
　　由于卧底集团的撺掇，齐王建决定，还是去朝见秦王。服一下软，也许能换来苟安。
　　这一去，难道还能够回来？君王糊涂，却有小官不糊涂，当齐王车驾通过临淄的雍门时，一个掌管城门治安的小官拦住了车子，问齐王：“立您为君王，是为社稷呢，还是为您自己？”
　　
　　第二十六章王氏父子横扫天下（4）
　　
　　齐王建说：“当然是为社稷。”
　　雍门司马又问：“既然是为社稷立王，那么您为何离弃社稷而入秦？”
　　这问题既简单又深刻，齐王建品出了其中的道理，恍然大悟，便下令车队返回，不去秦国了。
　　下一步怎么办呢？齐王建与丞相后胜商量了半天，拿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发兵守西部边境，断绝与秦国的外交关系。
　　这还能有什么用？一个国家，无论经济怎么繁荣，如果不居安思危，不用心经营周边的战略缓冲带，那么大敌当前时，除了投降还能怎样？
　　这时仍有即墨大夫不甘心，向齐王建提出建议说：“我们齐国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不能就这么完了。现在三晋的大夫、楚国的大夫不愿意降秦，都跑到我们这儿来了。给他们百万之师，则三晋故地可以收归齐国，楚国故地也可以收归，那齐国不就很威风了，秦国的灭亡指日可待。大王您不南面而称帝，反而西面去事秦，这是啥意思？”
　　这位即墨大夫，显然是苏秦、张仪的学徒，把个抗秦的事说得太轻松。不过也不是全无道理，利用列国贵族的复仇情绪做文章，是抗秦的一个好主意。只是当时齐国的体制，已完全丧失了这种动员能力，它只能继续腐败下去。
　　当南下的秦军与驻历下的秦军会合后，就直扑齐国首都临淄（今属山东淄博）。由于齐国朝中卧底集团多年的影响，临淄城根本就没设防。秦军兵不血刃，“猝入临淄”，和平接管了这个东方第一城。
　　不过此时齐国还不算亡。临淄虽陷落，但齐国的广大领土尚未全部丧失，齐王建出奔在外，如果抵抗，秦军还是要费一番力气的。秦国摸透了齐国的国情，派出使者，以500里封邑诱降齐王建。
　　不死，不囚，还有封邑——这诱惑对齐王建相当有效，于是他选择了投降。可是，齐国一灭，这场交易的仲裁者又在哪儿呢？秦国抓住齐王建后，立马赖账，把他迁徙至共地（今河南辉县），囚禁在一片松柏林中，活活把他给饿毙了。
　　灭齐灭得如此之轻松，在六国中绝无仅有，可见“银弹政策”之威力，不下于金戈铁马。
　　六国既亡，春秋战国这场大戏也就宣告落幕。后世对这一段历史总是无法释怀，关于秦国为何完胜、六国为何灭亡的探讨，不绝于史，对于其具体的、技术性的原因见仁见智。当然，近世也有总括性的阐释，说这是秦国以“恶”为历史开道。
　　秦在统一战争中，确有太多的杀伐、太多的机诈，但仅用一句“人性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来概括，恐怕还不足以说透。
　　秦之胜利，是秦穆公以来400年连贯不断的扩张国策所致，更是商鞅最彻底的变法结出的果实。
　　六国抗秦，不可谓不英勇，其间也曾英雄辈出，但是他们挡不住秦军的战车，就因为他们任何一国都没有连续性的扩张国策。唯一在较长时间里力图扩张的楚国，也因楚怀王的昏庸而导致衰落。
　　秦国是这样胜出的——它一有耐心，二有办法，在400年间几乎是用了水滴石穿的工夫，打破“三晋”的强劲屏障，把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至于秦国的扩张，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君主的贪欲。一国之内，尽够他贪的，何须劳神费力地搞扩张？
　　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潜动力，那就是：一个族群，总要为自己的后代争取更大的安稳空间。春秋战国，诸侯林立，虽然文化在政治分裂中繁盛起来，但统治者和民众为了长久的安定与繁荣，却宁愿牺牲文化的繁盛，只要求稳定的大一统。
　　秦取天下，华夏族群果然就有了2200年总体的统一和繁盛，我们的祖先也因此活在了一个远高于欧洲中世纪的环境中。
　　福从何来？不能忘却了源头。
　　至于秦在统一过程中过度使用了暴力，这不用掩饰，它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短命且被后一朝代妖魔化。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秦之黑穗旗，飘扬在华夏南北西东，无论怎样也是一桩伟业。
　　这个不屈不挠的国家，在2200年前就把郡县制行政管理推广至全部中土，几乎与现代国家无异，这才是赳赳老秦最神奇的地方！
　　“大一统”的政治，其实并非嬴政君臣首先提出，它的理论最早是出现在战国儒者所着的《尚书·禹贡》与《周礼》中。
　　这个政治理想，就是由历史的潜动力所催生的。
　　有了理想，就会有实践。
　　秦国，秦的历代君王，大秦的赳赳武夫，就是这个理想的最决绝的践行者。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1）
　　
　　嬴政实现了老秦人祖祖辈辈的梦想，从西陲出发，底定天下。现在的秦王嬴政，实际的控制权远超过周天子，也超过传说中的部落首领三皇五帝。
　　这就是伟人，他的伟大就在于他惊人的前瞻意识。
　　他登基仅仅26年，就完成了统一大业，这是后世任何人无法比拟的开创之功。在他统一华夏之前，“联合国”式的东周其实已经丧亡了28年。
　　历经28年的逐鹿、28年的烽烟，分裂的华夏终于被永远连接在了一起，并将矗立万世而不倒。
　　商周两朝是分封制，是松散邦联，而现在的秦国版图覆盖整个华夏，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封国了。
　　蛹化为蝶——国号未变，但实质变了。
　　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嬴政。
　　扫平六国后，嬴政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正名”。他给丞相、御史下了一道谕令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定，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是呀，秦王还能再叫秦王吗？名不正则言不顺，再叫“秦王”岂不是将来有退回关中去的危险？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受命，与70位博士商量了几天，提出一个方案：叫“泰皇”最好。他们认为，上古有三皇，即天皇、地皇、泰皇；这“泰皇”，就是人皇。
　　对这个方案，嬴政甚不满意。他认为自己功过三皇、名超五帝，叫一个泰皇哪成？于是下令：“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皇帝”这个词，最早在《尚书》里就有过，但不是嬴政的这个概念。因此嬴政所提出的皇帝名号以及对皇帝身份的神化，都是首创。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皇帝传世怎么传？
　　第一皇帝嬴政，索性给臣下交代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今后就不要用谥法了，免去“惠文”“庄襄”之类的啰唆，“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这样，他本人当然就被叫做“始皇帝”。
　　这真是超级现代派的思维。
　　始皇帝嬴政，刚打下了天下，建立了开天辟地的大帝国，乐观得很；臣子们更不敢去细想“无穷”是怎么个无穷法。君臣的喜悦之情，从这世系的规定就可以看出来。如果秦始皇的憧憬能够实现，到清末也还是“秦三百五十世”左右，想想“万世”是什么样子，就连现代人也要犯晕！
　　谥法缘于周朝，废除谥法也是嬴政的独创。他认为，君王死后，由儿子和大臣给先王议一个尊号，带有评价的性质，是为大不敬，犯了“子议父，臣议君”的错误，今后，掰着指头数数儿就行了。
　　皇帝既然是前所未有，天下独一，那么皇帝的自称也要独尊。以前周天子或诸侯自称，说“我”的时候，就说“余一人（我一个）”、“寡人（寡德之人）”，都有点谦虚的意思在内。而秦始皇不同了，从今往后皇帝要自称为“朕”。以前这个“朕”字，也就是“我”的意思，不论贵贱谁都能用，今后它的知识产权只属于皇帝了。
　　皇帝下达命令，叫做“制”或“诏”；臣子上书，叫做“奏”。上奏文件中，凡是遇到“始皇帝”或“皇帝”一词，就要另起一行，顶格书写。为什么呢？因为古代书写是竖着写，如何能容许别的字压在“皇帝”二字头上？
　　皇帝的名字也不能再提了，嬴政的名字叫政，那么凡是叫“正”的地名，都得改名叫“端”。皇帝的父亲庄襄王名叫子楚，楚国虽然已经灭了，文献也都得改叫“荆国”。
　　这套神化皇帝的礼仪，除了谥法在秦亡以后立即被汉朝恢复外，其他的大多被汉朝承袭，传至后代。这种唯我独尊的思想甚至固化为一种文化习惯，不论衙门大小，最高的头儿都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而且潜意识里希望最好把官职传至万世。
　　秦始皇的天下是靠武力所得，但他可不是武夫，知道权力的合法性还需要有天赐依据，于是他重新修正了意识形态，开始崇尚阴阳家邹衍创立的“五德循环说”。
　　“五德”也就是金木火水土。秦始皇认为，周朝是火德，循环下来就是秦之水德，为此他下令把黄河改名叫“德水”，黄河不干，水运就长久。
　　老秦人的祖宗是颛顼高阳氏，这位神人也叫北方之帝或黑帝，北方属水属阴，这就与秦的运势相合了。于是，大秦帝国的衣服、仪仗、旗帜都尚黑。
　　按照古人的方位观念，上下东南西北为六大方位。大秦帝国既然是无所不包，那就要崇尚数字“六”，帽子高六寸、车子长六尺、拉车的马要六匹等等。
　　秦始皇搞这一套，就是为了加固皇权的“合法性”，让你敬畏、让你服——知否？我的权力来源于天命。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2）
　　
　　至于具体的统治，光玩这套虚的当然不行，他的一项大功，就是建立了完备的中央机构和官僚体系。现代的读者，往往一看这个就头疼；其实认真地想想，最高权力出自中央，官员队伍服务于国家，有没有好处？当然有，那就是增强了管理效率，中央集权总比大小诸侯、领主各自为政好。
　　一个农业国家，涵盖了那么大的地盘，没有一个有效率的中央体制不可想象，更别说想传至万世了。尽管后来的皇帝姓什么的都有，但帝国这个框架，是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了，直至转化为现代中国。
　　改制这套花样，后来也有不少君主玩过，但只有秦始皇所玩的才有决定性的意义。
　　现在，秦国升格为秦朝了，有一整套的中央政府制度，自丞相以下，各司其职。要说明的是，秦朝的丞相沿袭旧制，分左、右相，秦俗尚右，但实际上左相往往更有实权，比如李斯很受秦始皇器重，他就是左相。
　　丞相是百官之长，等于皇帝的副手。秦朝的丞相只管执行，没有决策权。丞相下面能管的也就几个办事员，没有一个庞大的中央机构。此外还有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是用来分丞相之权的；太尉，国防部长，但徒有其名，皇帝才是军队总司令。
　　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这就是权势显赫的“三公”。
　　再往下就是“九卿”了，“九”是言其多，大约有15个官职，分管其他。
　　此外还养了大批博士，专门议政，目的也是为了分丞相之权。
　　以现在的标准看，这些官儿的总数并不多。那时候的全国地域已经不小了，交通、通信和办公的工具都不发达，这样少的官员就能管理得过来，很令人吃惊。不像后世越发达，人头越多，设立官职好像不是为了办事，而是为了养人。
　　秦朝的地方政权，就是着名的“郡县制”，包括郡、县、乡三级机构。至于乡的下面，叫做“里”，就是居委会了。城里和交通要道上，还有“亭”，相当于治安队，刘邦那时就是治安队的队长。
　　秦始皇就靠着这一套体系一竿子插到底，管理全国的老百姓。他年轻狂傲，不把万民当回事，下令改“民”为“黔首”。黔首这俩字，不好看，也不好听，意思就是“黑脑袋瓜”吧。始皇帝到死也不知道，这“民”实际上有多厉害。
　　秦朝的政治、军事、财政，大事小情最后都汇总到始皇帝那儿去决断，这权力大得可怕，任何人大概都羡慕，但工作量也大得可怕。丞相、大臣只管执行，秦始皇要每一件事都说了算，他处理公文每天有规定重量（文件都是竹简），日夜往上呈递，看完一件就处理一件，不处理完就不休息。
　　秦始皇是个勤政的皇帝，深怕江山传不到万世；但他也没经验，不懂得分权给丞相。他倒是能吃得起苦，但他以后的太平皇帝都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哪能像他那样吃苦？
　　这样辛苦，他还是做了大量好事的，特别是在文化上，做了几件影响深远的事，堪称功在千秋。
　　归纳起来，就是“五统一”吧。首先是统一文字。
　　中国古代，有文字证明的历史是从商朝时起，可见文字是在商朝以后普及的。到春秋战国，文字已经从甲骨文进化到“金文”，也就是钟鼎文，刻在青铜器上。
　　这种金文，形制华美，各诸侯国在使用时，笔画也比较一致。可是其他刻或写在兵器、陶器、竹简和丝帛上的文字，就大不同了，有的字形差异很大。如果齐国人读不懂赵国的字，那太正常了。这就是《说文解字》上说的，“语言异声，文字异形”。
　　秦一统天下后，这事就显得比较麻烦，说方言咱管不了，可是皇帝的诏书发到南边的桂林郡，当地官员全不认识，那还怎么工作？秦始皇觉得这是大问题，就交代李斯他们来做统一文字的工作。
　　李斯等人领命，以老秦人习惯用的“大篆”为基础，吸收了齐鲁一带流行的蝌蚪文，创造了“小篆”，其优点就是笔画简略。为了普及，李斯用小篆写了《仓颉篇》、赵高写了《爰历篇》、胡毋敬写了《博学篇》，作为儿童识字课本，发到全国去。
　　在文字上更进一步的改革，是出现了更简单的字体“隶书”。这种新文字的创始人，是一位叫程邈的衙门小吏，因犯了罪，在监狱里待了10年，没事就琢磨文字演变，大有成就。秦始皇认为他太有才了，开恩予以释放，还把他提拔为御史。
　　秦始皇大概是批复公文批得太累了，认为写篆字跟画画一样，不科学，就命程邈发明一种更简便的新字体。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3）
　　
　　程邈这一研究，就不得了啦。他把篆字笔画转折处的圆弧形，全部改为直角转折，成为后世“方块字”的起源。从此，华夏主体文字就变得横平竖直、方方正正，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的曲里拐弯分道扬镳。
　　当时秦朝实行严刑峻法，因此征发民夫、派遣戍役、监狱断案这类事特别多，文书工作繁重。这种新字体，因为易写，深受当时抄写文书的“徒隶”欢迎，一下就流行开来，后世也就把它命名为“隶书”。到汉朝，隶书已上升为主流字体。
　　秦始皇对文字的改革，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只可惜这文字后世并未冠名为“秦字”，反而给了承袭者以冠名权，叫成了“汉字”。
　　文字的统一，有利于建设强势文化，在后世还曾影响到周边国家。华夏族群之所以有强大的凝聚力，统一文字的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至于说我们今天还在受用秦始皇的恩惠，这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
　　秦始皇的第二功，是统一度量衡。
　　度量衡，也就是计量标准，关于长短、容积、轻重什么的——也就是斤两、斗升、尺寸。这东西既跟国家税收有关，也跟老百姓过日子有关。秦国从商鞅变法起，就对计量标准进行了统一规定，官府每年都要校准一次。秦国的量制（升斗）也比较科学，是十进位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