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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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知道秋白事忙，不能刻，他知道我也能刻图章，就转求于我。此时已为举行结婚仪式之前夕，我便连夜刻了起来。第二天上午，我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差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我把那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因为郑、高二人都是福建长乐县人），每章各占一字，这是用意双关的。我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两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人意料，郑振铎和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自然，我刻的那个图章，就收起来了，瞿秋白的篆刻比我高明十倍。”
　　　　上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辑傅东华每年要犯一两次“轮盘赌”的瘾。届时他先是把家里的现金输干净，再把妻子的首饰、衣服和自己的衣服送到当铺，最后是以种种借口向同事朋友以及一切他认识的人借钱，从一元到百元不等。直输到不能再向同事朋友开口了，他在家睡上一两天，这赌瘾就算过去了。于是他开始发愤翻译书挣钱，得了钱先还债，再去当铺赎回首饰、衣物等。渐渐等到手头有点积蓄，就又到了犯赌瘾的时候。
　　　　学者罗尔纲随胡适到北平后，养成访书的爱好，自认为这“成为一个最感兴趣的生活”。初入北大时，月薪仅60元，不得不写稿挣外快贴补家用。后工资涨至130元，他仍过着90元一月的生活，囊有余钱，便去琉璃厂、隆福寺、头发胡同、东安市场等处逛书摊。
　　　　抗战前，胡适住北平米粮库时，每晚6点下班，11点回家。这段时间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光。罗尔纲说：“他不打麻将不跳舞，不看电影，不听京戏，他做什么娱乐呢？他喜欢倾谈，那他的娱乐就是倾谈吧。”
　　　　鲁迅每天抽两三盒烟。1925年的一次病后，医生给了鲁迅若干警告，鲁迅在写给友人许钦文的信中说：“医生禁喝酒，那倒没有什么；禁劳作，但还只得做一点；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11年后，鲁迅因肺病去世。
　　　　钱穆说：“余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
　　　　当年程小青和周瘦鹃相约戒烟。犯烟瘾时就用陈皮梅和五香豆替代香烟。忽一日包天笑从香港给两人各寄来两罐三五牌香烟。两人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没抵住诱惑，破戒复吸。有人事后评说：“引人入胜，是卷烟本色，包公可谓替物行道者焉。”
　　　　学者潘光旦说：“除了收藏书籍，我就只爱好旅行了。在上海是青年会约我到各地去讲演的。在云南我每一次暑假总要到外面去跑跑。”潘一生爱书，1926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下船的时候，兜里只剩一块钱，还不够付回家的交通费，因为回国前，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了。
　　　　杨杏佛喜欢骑马，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在上海大西路养了两匹马。逢星期天，他都会驾车出游，然后到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一两小时。
　　　　“五四”时期，唐山煤厂的工人在八九千上下，他们的日工资为2角，月薪6元。他们往往拼命干活，把两星期的工赶在一个星期做完，余下的一周便出去吃喝嫖赌。李大钊分析说：“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安慰他们的劳苦。”
　　　　顾颉刚在北大读书时，爱逛戏园子，有钱就去广和园、中和园、天乐园、广德楼等地听戏。他曾休学半年，其间几乎天天泡在戏园子里。
　　　　梁实秋说：“麻将一道要推太太小姐们最为擅长。”他曾听说某太太有接连三天三夜不离开牌桌的纪录，后来身心近于崩溃，吃什么吐什么。他还认识一个太太，每天午后二时一切准备就绪，然后呼朋引类，一直打到深夜。梁实秋的朋友卢冀野和她多次交手，曾说：“国民政府于各部会之外应再添设一个‘俱乐部’，其中设麻将司，司长一职非这位太太莫属。”
　　　　画家颜文樑少时喜欢吹军号，其父生性好静，对他的这个爱好颇为反感，不许他在家吹，颜便爬到屋顶上照样吹。
　　　　徐悲鸿喜欢石头。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时，常去雨花台和夫子庙淘石头。某日，友人潘稚亮到南京去徐家探访，看中了一枚雨花石，就当面向徐索讨，徐笑而不答，潘知道徐不肯割爱，也就算了。潘回乡后不久，收到了徐悲鸿的一封信：“我一生磊落，所有无不可与人共之，所不可共者，惟拙荆与此石耳！公有请，亦未能峻拒，姑以拙作《松鹤图》奉贻可乎？”徐悲鸿还在画上题诗一首：“云表藏踪迹，苍松冰雪姿。清风明月夜，一唳动人思。”
　　　　上世纪30年代，留美女学者俞庆棠曾问梁漱溟有什么爱好，梁答：我的爱好是思考问题。他曾说：“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沈钧儒喜欢石头，家中辟有“与石居”。
　　　　程瑶笙某日去上海五马路古玩市场闲逛，看见一块三四尺高的供石，玲珑剔透，爱不罢手，一时竟不肯离去。索价时，古玩商看透了程的心思，报以高价，程照价买下，雇人力车运回，自己则步行扶护。自此，程每天对着这块石头凝视出神。几天后，吴昌硕来访，问这石头的来历，程一一作答。吴说：“这好东西应当大家玩玩。”说着就到街口雇来一辆车，连人带石一起运走了。程瑶笙虽不愿割爱，却不敢在吴面前说个不字。直到吴昌硕搬家，才把石头归还，程终获完璧归赵，一再抚摸，好像久别重逢的亲人那样。
　　　　作家郑逸梅也好“玩纸”，尤喜收藏书札。他回忆说：“当时环境愈恶劣，生活愈困苦，那就爱好更酷。为衣食奔走了一天，很疲乏的回寓，总是荧然一灯，出所藏尺牍，展玩一番，这时已夜深人静，更觉精神贯注，万虑俱蠲。猛抬头见时钟已指向12时，才自己对自己说：明天一清早要赶学校上第一课，可以睡息了！才脱了衣，胡乱地往被窝里一钻，不一会，便酣然入梦了。”
　　　　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业余爱好之一是音乐。1920年，他在巴黎用随身携带的一张八开12行五线谱纸谱写了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这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曲调如曲名，低沉的主调中带着高亢的强音。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20年代，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晚会上，第一次公开演奏。它的面世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
　　　　学者和诗人刘大白是围棋高手。他是曹聚仁的老师，家里有一副日本棋子及棋盘。曹聚仁回忆：“我和他下棋，一心想多吃他几个子，在紧要关头，他偏不让我吃；有时，我的棋子快死了，他又放开我一路，让我去救活来，他不让我赢，也不让我输得太多，他是应付得有分有寸，显得他的世故很深，决不是我们所能测其高深的。”
　　　　9．做派
　　　　李叔同年轻时曾是典型的“酷男”，任职浙江第一师范后便变了个人。平时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他很少和同事来往，上课时夹着书本进教室，下课后径直回宿舍，走路很快，从不左顾右盼。
　　　　范旭东身为大老板，去世后却没给家人留下什么可观的遗产。他生前曾在天津、上海、香港、重庆等地生活，住的都是一般中等家庭所能租赁的房子，出门很少坐汽车。只是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住沙坪坝，离市区过远，才乘坐公司的汽车。他平时从不请客送礼，更不邀宴权贵，常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倓虚法师是河北人，40岁出头才出家，此前阅历丰富，经过商，当过兵，行过医，开过药铺，学过道教、基督教。因而他讲经别有一套，谈笑自如，妙趣横生，有如说书乃至说相声。有人评论说：“他的讲经，是以经文做引子，扇子数珠，花瓶香炉，辣椒茄子，葫芦西瓜，一色一香，左右逢源，随拈皆是，乘性而谈。天天讲经，却不提经中一字。”北洋政府的大员如马冀平、叶恭绰、杨麟阁等，都被其口舌说动，当了他的护法。
　　　　军阀张敬尧督湘时，想物色个安徽籍的名士当教育厅长。张的军事参议陈建谟把合肥人童茂倩介绍给张，张即派员前往礼聘。童抵达长沙后，张在督署设盛宴为童洗尘，除军政要员外，还请来名士王辏г恕５蹦昴媳币楹停�王曾拟一名联：“国犹也是，民犹也是，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这次张敬尧设宴，宾客齐集后，王辏г瞬沛╂┒�来。他头戴红顶瓜皮缎子帽，垂着红线小辫，身着八团花缎马衬，金色缎夹袍，茶青色缎裤，脚踏三道云厚底黑缎鞋，装束颇为扎眼。张敬尧上前迎王落座，王说：“承张大帅赐饭，至感！但有一要求，即我带一位不速之客——服侍人周妈来，现在门外，请准予接见。”张派左右接人。周妈约40多岁，天足，身穿平江青布袄裤，长眉秀目，仪态大方，虽半老徐娘，却风韵犹存。由于座中都是男宾，张令另设一席，让其妻女出面招待。席间，周妈引经据典，谈吐风雅，张敬尧的妻女竟瞠目不能对，只有干听着。王晚年参与各种活动，周妈都不离左右，王到北京，周妈也随同而来，名片上印着“王氏侍佣周妈”。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平时头后梳一个小髻，旗袍贴身，大衣适体，穿高跟鞋，在甬道上都是紧步走过。她见到蒋周围的工作人员，总是自然地面带微笑，平易近人。工作人员与她接触，不会感到拘谨，也不会觉得宋有任何骄矜之气。宋平时和人谈话委婉适度，蒋介石侍从室一工作人员说：“六年中我未曾见闻她和蒋有过口角。”宋美龄说话的声调，总能把握到让对方听清楚为止，从不大声叫嚷，更不颐指气使。
　　　　女作家苏雪林晚年谈到另一个女作家凌叔华时说：“叔华固容貌清秀，难得的是她居然驻颜有术。步入中年以后，当然免不了发胖，然而她还是那么好看……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史量才是中国老牌报纸《申报》的老板，虽身列风云人物，但平时衣着随便，甚至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蓝竹布长衫，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老板中，是不多见的。他走路更有特点，两脚的脚跟都不着地，看上去一跳一跳的，有如雀跃，因此得名“麻雀先生”。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体态消瘦，面如黑炭，看似一大烟鬼，因而常被误传为瘾君子。张学良就曾遣人持大包烟土相赠，被张季鸾拒绝。
　　　　段祺瑞当政时，在私人品行上有“六不总理”之称，即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
　　　　1930年5月，虞洽卿的母亲病故，虞回乡奔丧。有报社记者追踪过去，亲见他每到饭点，便拎着一个竹制小板凳，坐在灶间厨边吃，自盛自添。旁边有成堆的男女佣人，虞从不使唤。桌上的菜也极其简单，不过是一碟黄泥螺，一碗豆瓣汤之类。
　　　　抗战胜利后，胡政之到香港主持恢复港版《大公报》，等于第二次创业，条件极苦。此时的胡政之虽已跻身“报业巨头”之列，却对自己的“身份”并不介意。他单身住在报馆宿舍顶楼的一间小屋内，生活自理，上下班坐公交车。有员工曾在巴士上看到这样一幅情景：人多车挤无空坐，胡政之立于车中，一手抓着扶手，一手拿着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躯随着车行的节奏而晃动，悠然自得。这包花生米，备不住就是胡的一顿晚饭。
　　　　胡政之生活之简朴和单调是出了名的。在天津时，他就是一身布衣，从没穿过皮大衣。他不打麻将，不看电影，不抽烟。唯一的嗜好是喝酒，醉酒之后也难免闹出些笑话，他晚年身患肝病，与嗜酒大概不无关系。
　　　　冠生园老板冼冠生原名冼炳成，学徒出身，创业15年，直至而立之年仍一事无成。后与人合作创办冠生园，终于发迹，他也更名冼冠生。做大后的冼冠生仍不失本色，这在芸芸暴发户中，是难得一见的。他从不涉足歌厅舞场，唯一的爱好是听听京戏。抗战期间，他将妻子留在上海，只身在重庆八年，始终住在冠生园的楼上，从不外宿。
　　　　上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请名家黄侃去讲课，黄侃答允每周授课四小时，分两次到校，但有个附加条件：“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
　　　　1926年，郁达夫和郭沫若等去广州，行前创造社同仁在九江路一家宁波菜馆给他们饯行。席间有人谈到正准备办个叫《野火》的刊物，约郁、郭等人写稿。郁达夫要了几张纸，拿起笔就在饭桌上写了一篇杂文，取名《蛋炒饭》。
　　　　臧克家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适张宗昌督鲁，教育厅长、清末状元王寿下令大中学校学生一律读经。学校请来两个行将就木的老先生来讲经。一个据说是前清的翰林，眼睛似已失明（疑似唐文治），凭人扶着上讲台，张口“关关雎鸠”，连小注都一字不错地背下来；另一个讲《孟子》的是个结巴，头一句“孟子邹、邹、邹……人也”说了一分多钟。
　　　　湖畔诗人汪静之写的情诗打动过不少少男少女，包括作家许杰。许杰一直以为汪是个风流倜傥的帅哥。1935年，许在上海教书，夏天到杭州过暑假，住在岳坟附近的一个尼庵里。一天有客来访，告诉他隔壁住着汪静之夫妇，许不禁一惊，汪竟然是个“矮胖丑怪”的人物，许杰说：“而就是他那位夫人呢，也不见得怎样的漂亮，我们只是在每天晚上，听见她那么娇声娇气的说话时，倒使人想起是一个女人，但却也不一定是诗人所歌咏的皇后。”人诗两张皮，被汪静之演绎到了极致。
　　　　李宗仁说：“陈炯明身材魁梧，仪表非凡，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便是他总不正眼看人。和我谈话时，他远远地目光斜视，殊欠正派。孟子说‘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大概便是如此。”
　　　　1923年，李宗仁初识白崇禧。白给李留下的印象是“彬彬有礼，头脑清楚，见解卓越”。
　　　　北伐期间，蒋介石约李宗仁到前线视察。当时战况正酣。李宗仁因蒋介石没有当过下级军官，未曾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担心他会被四周的枪林弹雨吓着。他们走到城边，流弹在左右飕飕横飞。这时李宗仁默默观察，见蒋介石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
　　　　黄侃讲课时常抑扬顿挫地吟诵诗章，引得学生也跟着唱和，这声调被北大学生称为“黄调”。
　　　　冯友兰把人生哲学划为多重境界。西南联大时，某日冯去上课，路上碰见金岳霖，当时冯不过四十多岁，蓄有长髯，穿长袍，有道家风范，金笑问：“芝生（冯友兰字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黄裳曾作为记者去狱中探访，随后著文写道：“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子了的，现在看着‘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衬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消瘦，右面庞上有老人当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须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1946年，郭沫若曾出游南京。一日正和一群人逛玄武湖，见张申府独自从湖边道上走来，郭后来写道：“他显得那么孤单，但也似乎潇洒。浅蓝色的绸衫，白哔叽的西装裤，白皮鞋，白草帽，手里一把折扇，有点旧式诗人的风度。”随后又写道：“我心里暗暗佩服，他毕竟是搞哲学的人，喜欢孤独。假使是我，我决不会一个人来；一个人来，我可能跳进湖里面去淹死。但淹死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孤独。忽然又憬悟到，屈原为什么要跳进汨罗江的原因。他不是把孤独淹死了，而一直活到现在的吗？”
　　　　吴昌硕个矮，晚年成一小老头，头上盘着一个发髻，无须，有道士风貌，故自治一印曰“无须道士”。
　　　　冯友兰每次上课前，都面无表情地坐在讲台后，呆望学生数分钟后，才开始上课，脸上也逐渐露出笑容。
　　　　李叔同出家前，走路的脚步很重。他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同事和邻居姜丹书回忆说：“（李叔同）每走过余室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1932年4月27日，夏承焘去杭州顾颉刚家拜访，他对顾的印象是：“肃客殷勤，姁姁如老妪。谈吐朴讷，尤觉悃愊可亲。”
　　　　潘光旦只有一条腿，但他并不因此自卑乃至自闭，反而常以自身的缺陷逗闷子，例如他说：“对于孔老夫子，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哦，对不起，应该是四体投地。”
　　　　经亨颐任浙江第一师范校长时，曹聚仁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五四运动前后，经校长经常给学生讲时事，每提到曹汝霖，总说成“曹聚仁”，引起学生哄堂大笑。经亨颐个子很高，说话很慢。曹聚仁说：“我看到戴高乐的照片，不禁想起这位校长来。”
　　　　张宗昌督鲁时，一次到济南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这三处名胜观光游玩，在大明湖，随从为他讲了刘鹗、杜甫等对济南风光的评价，张宗昌问：“杜甫是谁？他会打炮么？”
　　　　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身上颇有些“异类”的成分，他的朋友徐碧波说：“程小青，性豪放，能言善辩，擅排难解纷，躯干很高，双目炯炯有神，不拘行迹，嗜膻腥，常在市集摊子边长凳上坐喝羊肚汤。某日到他家里，见他上装穿一件黄色制服，胸前一排黄铜纽扣，刻有铁路图案，问他往年是不是做过某车站员工？他笑答：‘昨日方从估衣店中买来的。’其边幅不修，竟是这样的。”
　　　　北大教授刘师培住北京西单大同公寓时，一次朋友去看他，他正吃饭，满嘴乌黑。原来他吃饭时看书过于专注，一手持书，一手拿着馒头。本来是用馒头蘸菜汤，却蘸上了墨汁，刘竟浑然不知。
　　　　版本学家赵万里剃光头，穿蓝布大褂、布鞋，外表木讷，看上去就像个书铺的伙计。其实一接触即能发觉他十分健谈，十分精明干练，也十分精力充沛。
　　　　蒋、冯、阎大战前，冯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握着孙殿英的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逐溥仪出宫），你干的是死的（东陵盗墓）。”
　　　　关颂涛是协和医院外科医生，满族。关在医院只说英语，不说汉语。但在生活中是一个地道的老北京，一口京腔，旗人派头。他穿着洋服见了长辈，打个千，一垂手，一屈腿，尽显京味。
　　　　梁启超居天津时，一次其夫人得病，托人从北京请来名医萧龙友，管接送并包食宿。看病后梁大笔一挥：“礼金大洋贰佰元正。”
　　　　陈寅恪在清华任教时，一次在侄子陈封雄陪伴下到西单一家西药店买胃药。药品都为洋货，店员取出几种，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陈寅恪将每种药药瓶上的说明及盒内说明书都仔细看过后，选购了一种。店员见状，以为陈寅恪是精神病患者，陈封雄忙解释：“他懂各国洋文。”店员及顾客皆抱以奇怪的目光。
　　　　抗战期间，画家陆维钊避居上海友人家，适有挂号信寄到，身边无私章，他便找了块石头用裁纸刀现刻了一枚。陆后来成为名画家，这枚印章却没有被他舍弃。
　　　　林语堂任教东吴大学时，一次给新生上课，他带着一大包花生进教室，和学生边吃边聊，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
　　　　林语堂享有“幽默”一词的发明权，鲁迅却说：“林语堂是最不懂幽默的！”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送给蒋介石一套女人衣服，以示对其不抵抗的抗议；一·二八事变后又送了一套；《何梅协定》签订后再送一套。杨虎城出洋前，去何家拜访，当时已及热天，何香凝仍穿一件长袖的旧褂子，她对杨虎城说：“我把自己的衣服都送给蒋介石了。”
　　　　臧克家成名后，一次在友人余心清家遇见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余向李介绍说：“这是新诗人臧克家。”李是个大胖子，此时坐在藤椅上闭目点头：“唔，唔，大狗叫，小狗跳跳。”臧克家心里窝火，后来对余说：“以后对不懂新诗的人，千万不要再做介绍了。”
　　　　徐曾这样描述留法归国的刘半农：“他不是有一个善笑的脸，或者是在法国太用功吧？他的表情是缺少法国人之俏皮。在北河沿畔，他常常抽着雪茄烟；黑帽子遮去了脸，静悄悄地坐着包车或者慢慢地走过。当我在黄昏遇到他的时候，我常想起康德被人叫做时钟的故事，他是像个德国式的学者。”